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消费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消费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进步。这些进步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追踪国外消费理论最新发展，并运用其理论解释中国消费问题；二是对西方非主流的消费理论作进一步研究，并用来解释中国消费现象；三是建立具原创性的中国式消费理论。本文将分别对这三类研究做简要评述，以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运用国外最新消费理论对中国消费问题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西方主流消费理论被初步引入中国经济学界，其中主要有绝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随机行走假说。这时期对国外消费理论的运用，也主要限于以上理论。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预防性储蓄理论、行为消费理论等更加前沿的西方消费理论的引入，国内学者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消费时，有了新的工具，从而也得出了一些新结论。
预防性储蓄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之一。概括地说，预防性储蓄主要研究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储蓄。宋铮(1999)是国内较早的运用预防性储蓄理论研究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学者。他使用城市居民收入的标准差作为衡量不确定性的指标，对1985-1997年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原因。龙志和、周浩明(2000)则用消费变化的方差来衡量不确定性，使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和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结果发现1991-1998每间中国城镇居民储蓄中存在着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臧旭恒(2001)也运用预防性储蓄理论研究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他发现，1978-1991年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开始具有跨时预算的特征，而1992-1998年间中国居民已经真正形成了跨时替代的消费-储蓄行为，从而变成了生命周期假说中的“前瞻”的消费者。但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增长率连续多年高于GDP和人均收入增长率，这又是生命周期假说难以解释的。臧旭恒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这主要是由于预防性储蓄在城乡居民的总储蓄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造成的。
万广华等(2001)则运用规范的经济计量模型检验了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可以包容各个理论的计量经济模型。该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消费增长(Δc[，t])，解释变量包括收入增长(Δy[，t]，其系数反映了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占消费者比例的大小)、利率(y[，t])、消费增长的方差(Var(Δc[，t])，用于反映不确定性因素)、消费增长的滞后变量(Δc[，t-1]，用于反映消费调整成本、消费习惯以及攀比效应)、误差修正项(y[，t-1]-c[，t-1]，反映y和c之间存在的长期整合关系)。通过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他们发现改革以来不确定性因素对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同时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的比重较高，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增加了一倍以上。这导致了现期消费水平和预期消费增长率的下降。
上述研究均发现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他们并没有对不确定性进行进一步分解，或者只考虑了收入的不确定性。罗楚亮(2004)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住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解。他认为，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收入、医疗与教育。他运用暂时性收入的平方项、收入的对数方差、预测失业概率来反映收入的不确定性，以随机医疗费用(实际医疗支出与预测医疗支出的差额)的平方项、高医疗支出概率来反映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用随机教育费用的平方项及大学生和高中生的在校人数来反映教育费用的不确定性。通过回归分析发现，2002年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居民消费下降了40％，其中收入、医疗、教育的不确定性分别导致居民消费下降9.19％、22.38％、8.01％。
行为消费理论也是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陈利平(2005)对行为消费理论中的“攀比效应”进行了研究。从高增长导致高储蓄的角度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的特点是引入了消费者之间的“攀比效应”。陈利平证明，在可行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和一定程度的消费攀比下，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将导致较高的储蓄率，这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增长率高而居民消费率却偏低的问题。但由于该模型难以求出解析解，因此作者没有进行经验检验。
黄少安和孙涛(2005)则把行为消费理论和传统的生命周期假说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消费理论模型。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广义的生命周期假说，即假定在消费者的代际交叠效用模型中，消费者会从对后代的遗赠中获得效用，这就是王朝效用函数。但黄少安等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模型进行了扩展：一是从单方向的收入转移扩展为双向的收入转移，即消费者的总效用水平既包括对下代人的遗赠，又包括对上代人的赠予(或赡养)；二是引入了行为经济学中常用的财富偏好动机，这一偏好意味着消费者并不只是关注财富用于物质消费带来的满足感，而且把财富积累本身当作目的，也就是具有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两位作者把这种动机理解为通过财富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基于上述扩展，黄少安等得出了两个直接解释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命题。一是认为在足够大的财富偏好γ和遗赠动机β的情况下，即使利率较低，储蓄率也会较高。这就为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圈的高储蓄率提供了解释，因为他们判断东方人的效用函数中遗赠和财富偏好占有较大权重。二是认为高储蓄率的原因是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消费者是非常节俭和耐心的，即贴现因子很小。依据上述命题，黄少安等认为，由于收入再分配不能改变上述消费者的动机，因此难以起到扩张消费的作用。
黄少安等人的研究考虑了更多的实际因素，但也因此使模型过于复杂，因此他们没有进行计量检验，这使得该模型的可检验性值得怀疑。特别是，收入再分配难以扩张消费的结论依赖于他们对各参数大小的主观判断，而这个判断若无法验证，则他们的这个结论也缺乏可靠性。
袁志刚和宋铮(2000)在一般均衡框架内，研究了我国最优储蓄率的决定问题。他们首先用一个两期迭代模型推导出了两大命题：当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小于(大于)1时，最优储蓄与第2期青年人的数量负(正)相关；当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小于(大于)1时，最优储蓄与利率负(正)相关。通过这两个命题可以看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通过影响利率和青年人的数量来影响最优储蓄。这个现象的经济含义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城镇居民将来的养老问题都不得不依靠数量较少的劳动力来解决，这就要求通过增加储蓄、提高资本积累来提高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袁志刚和宋铮所作的数值模拟表明，人口老龄化大大提高了个人最优储蓄率。他们判断，由于中国的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个人最优储蓄率很可能偏离了黄金率。这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个人最优储蓄率。根据他们的数值模拟，10％的技术进步可以至少把个人最优储蓄率降低1.3个百分点。
袁志刚和宋铮试图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考虑消费问题，这个尝试是很大胆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他们的实证分析完全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而这种方法需要主观假定许多参数值，这有可能使结果不可靠；第二，为了降低技术难度，他们没有把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动机引入一般均衡框架，这使得他们的理论缺乏完备的微观基础。而这将产生严重的偏差。比如，他们得出了技术进步可以降低最优储蓄率的结论，但如果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引入预防性储蓄等因素，则这个结论是否还能成立就令人怀疑了。
二、运用西方非主流消费理论对中国消费问题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非主流消费理论，主要是指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以及后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放弃“代表性消费者”假设，从分析社会各阶层消费行为差异的角度去研究消费。这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各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国情，有相当的解释力。因此，有很多学者试图运用非主流消费理论解释中国消费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显著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所以，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差异是运用非主流消费理论的重点领域。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范剑平(2000)引用了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以1990年4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建立的回归模型，利用中国1978-1997年数据计算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自然差距和非自然差距，然后再将其代入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回归方程中，得出的结论是，城乡居民收入的非自然差距造成的消费水平差距，与居民消费率高度负相关。这个结论符合我们的直觉，但范剑平没有在理论上作出说明。陈南岳(2004)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基础上，根据1978-2002年城乡居民的消费、收入数据，计算了有利于消费需求扩张的城乡最优收入差距。他得出的结论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优比例应保持在1.6∶1-1.1∶1之间，而2002年现实的城乡收入差距已达3.1∶1，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率有负面影响。虽然陈南岳的模型有微观基础，但他的模型简单地将边际消费倾向作为被积函数，完全没有考虑其他因素，这实际上是绝对收入假说的动态化。由于忽视了影响效用函数的其他因素，因此该模型仍是不全面的。
非主流消费理论的特点之一就是分析社会各阶层的消费行为差异，而在这方面，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大有用武之地，因为它隐含着收入分配会影响消费需求的思想。李军(2003)对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进行了扩展。他运用简单的代数式论证了收入差距变动和收入总量变动对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弹性系数为负，而且收入差距变动效应对收入总量变动效应的替代弹性系数较大。这说明收入差距尚不是构成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可以通过提高收入总量(而不是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扩张消费。这个模型的主要问题是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为基础，因此必须隐含地假定各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是稳定的，这就需要忽略收入的增减是否会对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本身产生影响的问题。一旦放弃此假定，则其论证难以成立。该模型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缺乏微观基础，即没有对各阶层消费动机进行具体分析。
虽说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在解释中国现实的过程中有了一定进展，但也不乏批评的声音。王朝阳(2002)就对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为基础来研究收入分配、居民消费的关系这一思路提出了质疑。他的质疑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是针对同一个消费者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不同消费者而言的。如果要把这个规律从同一个消费者扩大为不同的消费者，那就需要一个非常强的假定：所有消费者的消费函数都是一样的形式。这种“消费者齐步走”的结论未必符合事实。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边际消费倾向的“纵向递减”扩展为“横向递减”，从而得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的结论。第二，时间序列分析不能用于证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原因是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仅仅是短期的消费函数，而时间序列分析却需要较长时间跨度的历史数据，这违反了凯恩斯消费函数应用的前提条件。第三，也不能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简单推论出各收入群体之间消费率不同的结论，因为在不同消费者存在不同形式消费函数的前提下，边际消费率与消费率并不一定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比如，如果消费者A的消费率高于消费者B，但A的消费曲线斜率却低于B，此时将出现A的消费率高但边际消费率低的现象。所以这种论证方式是错误的。应该承认，王朝阳的这些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他的研究实际上证明，要研究收入分配、消费需求的关系，不能以简单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为基础，而要具体考察各个不同阶层消费者的微观消费行为。
三、创立中国式消费理论的尝试性研究
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消费理论研究中，大多数都是追踪西方消费理论的“模仿式”研究。但也有少数学者试图根据中国制度、文化背景的特点，以及中国特殊的消费现象，建立原创性的中国式消费理论。
余永定和李军(2000)最先构建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消费函数模型。他们认为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中国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有明显的阶段性，一般可划分为婚前、婚后、供养子女和退休几个阶段。消费者一般集中力量实现当期阶段效用最大化，较少考虑未来阶段效用最大化，即“短视”行为。二是中国居民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一般都存在一个特定的支出高峰和相应的储蓄目标。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在每个阶段为迎接相应的支出高峰而储蓄。根据这种思想，余永定等人建立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模型和计量方程，并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实际工资与实际消费呈正向关系变动，但系数与西方国家相比相当小；而且实际消费与利息率呈负相关关系，但系数也很小。余永定和李军认为，这是因为不管收入和利息率如何变化，储蓄目标是一定要实现的，因此证实了他们的假说。
余永定和李军的模型确实具有一定的创新，但它的缺陷也不少，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四种：第一，他们在构建消费函数时只考虑到了企业内的工人，这就忽视了不同群体消费行为差异对消费函数的影响；第二，储蓄目标本身是外生给定的，而且在计量时仅作为参变量而不是自变量出现；第三，将微分方程形式的消费函数直接假定为对数线性的，虽然降低了模型的复杂程度，但缺乏理论依据；第四，该模型设定的效用函数没有反映消费支出的阶段性，换句话说，消费支出的阶段性在该模型中是没有微观基础的。
叶海云(2000)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短视消费模型，与余永定等人不同的是，他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二次型函数，同时没有把消费者限定为企业内的工人，而是假定消费者为全体居民中的代表性消费者。这两点表明叶海云的模型更加规范。通过求解消费者的最优化问题，叶海云得出以下四个命题：(1)存在消费信贷条件下的全国人均消费水平大于和等于不存在消费信贷条件下的全国人均消费水平；(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均短期储蓄目标上升，则人均现期消费水平下降；(3)消费者的平均净短期储蓄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呈反方向变化；(4)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平均净短期储蓄速度提高，则边际消费倾向减少。从这四个命题可以看出，叶海云的结论与余永定等人的结论并没有本质区别。不过，由于该模型比较复杂，难以求出解析解，因此叶海云没有对自己的模型进行计量验证。此外，叶海云认为，在没有私人消费信贷市场的条件下，消费者要增加耐用消费品的唯一途径是提高短期净储蓄速度，而根据上述第四个命题，这将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这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振。这个结论在20世纪末也许还具有解释力。但目前我国消费信贷发展迅速，规模已经比20世纪末增加了数十倍，但消费不振依然没有缓解。因此，这个结论似乎也已经过时了。
朱国林等(2002)也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国收入分配和总消费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与遗赠倾向正相关，与平均预防性储蓄倾向负相关，因此总储蓄倾向曲线将不是单调上升或下降的，而是呈“马鞍状”。可以把消费者按收入的从高到低分为四个层次：(1)Y≤Y[，0]，该阶层的消费者必须把几乎所有收入用于购买维持基本生存的消费品，因此消费倾向很高，他们属于贫困人口，可以通过直接的社会福利援助提高其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消费。(2)Y[，0]＜Y≤Y[，1]，该阶层的消费者具有较高的储蓄倾向和较低的消费倾向，表明其额外收入中的大部分将用于预防性储蓄以回避风险，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转移支付对刺激其消费的作用不大，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增加就业机会等降低其所承受的收入风险，以降低其预防性储蓄倾向。(3)Y[，1]＜Y≤Y[，2]，该阶层主要是城镇中具有中等收入的居民，他们的预防性动机和遗赠动机都不太强，所以总消费倾向较高。但由于能刺激其消费欲望的新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可以通过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把这个阶层的购买力转化为消费。(4)Y＞Y[，2]阶层的人属于富裕阶层，虽然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较低，但遗赠动机很强，所以平均消费倾向较低。收入再分配可以减少其储蓄，并转化为低收入者的消费。同时需要出台政策，给他们的储蓄以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为Y[，0]＜Y≤Y[，1]的居民创造就业机会。
朱国林等人的研究把居民的平均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的关系解释为非单调的“马鞍形”关系，这是一个创见。但这个创见的基础并不稳固。首先，尽管他们的理论支柱是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动机，但他们的消费函数却没有建立在消费者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出于他们的主观判断。其次，他们没有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规范的计量验证，只是举出了一些逸闻式的数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由于这两个缺陷，其结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比如，Y[，1]＜Y≤Y[，2]阶层在该模型中应属于总消费倾向最高的阶层，但如果我们去翻阅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可以发现正是国家统计局所定义的城镇中等收入阶层，其总消费倾向低于城镇低收入阶层，这个现象是该模型难以解释的。事实很有可能是，由于城镇中等收入阶层受到各种改革的冲击，所以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比该模型的预言要大。
四、总结和评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消费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1.“模仿式”研究仍然占主要地位。这一时期我国的消费理论研究，真正占主流的仍然是以引进西方消费理论为主的“模仿式”研究。由于西方消费理论本身正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模仿式”消费理论研究只能处于落后和定期被淘汰的状态。这从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对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的“模仿式”研究的命运可以看得很清楚。随着新一代消费理论的引入，此类研究多数过时了。可见，要使中国的消费理论研究留下有生命力的成果，就必须及早实现由“模仿式”研究向“原创性研究”的跨越。
2.对“微观基础”的研究进步很快，但缺乏与中国国情的契合。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的消费理论研究以计量为主，很少考虑计量模型是否建立在消费者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而90年代后随着理性预期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引入，中国学者在解释消费者行为时也普遍开始关注微观基础问题，越来越多的模型都建立在了消费者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它意味着我国的消费理论研究至少在研究方法上已经与国际接轨了。但中国学者设定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基本上就是西方教科书里的那几种效用函数。至于这些效用函数是否能够完全反映中国国情，研究者并没有作出说明。对于一个不能体现东西方差异的消费者效用函数，研究者又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忽略这种差异，这种做法很难令人信服。
3.对中国特有问题的研究受到关注，但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上一个问题相对应，确有些学者考虑到了东西方的国情差异，并试图从消费者行为上论证这种差异，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消费。例如对中国居民消费“短视”行为的研究，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关系的研究等。这些问题在西方并不很受关注，但在中国却是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大问题。但这些研究的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正好相反，他们恰恰忽略了研究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微观基础。从我们的综述可以看出，此类研究或者是假定一个极为简单的效用函数，或者是干脆忽略了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当然，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降低技术难度，因为上述中国特有问题都需要放弃“代表性消费者”假设，这在技术上是相当困难的。但是，由于理论基础不牢固，此类对中国特有问题的研究也因此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难以与引进的“舶来品”消费理论相抗衡，因此实际上也缺乏生命力。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消费理论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没有出现既有生命力又符合国情的“原创性”理论，这说明中国消费理论与西方的差距还很大。要缩小这种差距，需要我国学者进行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以中国国情为研究背景的“原创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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