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曾 斌 阳立高 冯 博 龚世豪 赵常青
摘 要： 本文运用2000～2013年教育质量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数据，实证检验了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是具体到教育质量内部，则发现我国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生师比不断下降却反而不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教育侧重于量的积累而忽视质的提高所致。因此，当前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改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现状，并通过缩小区域教育质量差距来缩小区域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差距。
关键词： 教育质量；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人均受教育年限；生师比
1 引 言
自加入WTO之后，中国出口规模快速扩张，2018年全年货物出口总额2.48万亿美元，相比2001年0.27万亿美元已提升9.19倍，然而产品出口数量优势并不意味着在世界上也具有质量优势。许明（2016）［1］指出中国企业目前的出口产品质量远未达到消费者主观可以接受的产品质量标准，余淼杰和张睿（2017）［2］进一步指出我国企业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主要依托于低劳动力成本支撑的低价优势，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必将导致出口产品低价优势逐渐削弱。所以十九大指出要建设教育强国并培养高素质人才，这是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关键。
为了提高春季鸡病防治质量，应加强春季养鸡管理。在饲养过程中，应不断调整饲料的配置，确保鸡舍通风，注意鸡舍的清洁保湿。通过这些工作，可以提高饲料的综合质量，减少疾病的发生，提高养鸡质量，确保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自科教兴国战略设施以来，教育质量得到了长足发展，统计局数据显示，教育经费已由2000年的0.46万亿元提升至2018年的4.61万亿元，提升10倍左右；生师比① 其值越高意味着每个老师所带学生越多，教育质量相对越低。 a从2000年的19.98下降至2017年15.66，下降了21.62%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59年提升至2017年的9.21年，提升近3年，尤其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12.5%提升至2017年的45.7%，提升近3倍，可见我国教育质量的确得到较大的提高，但是这为什么没有形成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快速提升新的比较优势呢？这是因为教育质量提高虽然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途径，而目前我国高质教育资源短缺且供给不均衡（张川川，2015）［3］，以至于我国目前人均受教育年限虽得到快速提高，但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创新水平不高，尤其是行业拔尖和领军型人才缺乏，这可能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大而不强的根源（阳立高等，2018）［4］。
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判定教育质量提升是否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理清其作用机制和评估其影响效应，将有利于破解“我国教育质量提高，而企业出口产品却量大而质不高”的困局。本文将运用中国教育质量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相关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旨在分析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并为破解上述“困局”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是文献综述，第三节是机制研究，第四节是研究设计，第五节是实证检验，第六节是机制检验，第七节是主要结论与启示。
阅人无数的秦铁崖，一句话就让乔十二郎心神安稳下来。乔十二郎默想：江云飞？表姐心中、口中念念不忘的那位大英雄？虽说从未谋面，却是景仰已久。表姐罗香无数次说起，江云飞是何等神勇，何等潇洒，一柄长剑能完美演绎“巫山十二剑”，看遍江湖，唯其一人。
2 文献综述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而人才创新能力不高的问题正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其常被学者们用来作为解释制造业地位和产品质量低端锁定现状的原因。随着我国逐渐进入从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增长转型的关键期，这个问题正成为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热点。
关于教育质量的研究，由于教育质量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测度方法难以达到精确，故学术界对教育质量的定义测度以及研究结果尚未完全形成共识，但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对教育质量进行界定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围绕教育的目标和结果进行界定；第二种是确定能反映教育投入与产出进行界定（孙锦，2018）［5］，其中第二种界定方法在近年来被广泛使用，原因在于这种方法可以用具体的数据支撑。例如：政府教育投入（陈斌开等，2010）［6］，平均生师比、人均受教育年限（张海峰等，2010）［7］，教育质量问卷所反映的分值（叶晓阳等，2015）［8］，高等教育入学率（张欢等，2018）［9］。而关于教育质量的差异带来的经济结果，学者们得出了很多不同的结论。陈斌开等（2010）［6］研究结果表明教育质量的高低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最为重要的因素，张海峰等（2010）［7］发现教育投入不仅能够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能通过促进各行业生产效率提高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教育质量越高地区受教育年限增加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越大，但国外学者Blanchard et al.（2017）［10］在分析51个发展中国家1970-2010年的教育情况后，发现教育投资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叶晓阳等（2015）［8］指出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毕业生面临就业选择时追求更高的工资起薪和更积极向上的创业创新态度，而且肖小勇等（2019）［11］也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相对来说，关于教育质量的界定尚未完全形成共识，而关于教育质量经济效应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就业、创新水平、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收入分配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关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目前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使用最普遍的是“事后推理法”（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12］，因为这个方法弥补了“单价法”Schott（2004）［13］仅用单位价格代表产品质量的缺陷，即单位价格不仅包含质量信息也包括成本信息，除此以外还有余淼杰和张睿（2017）［2］对“事后推理法”的改进方法“需求供给法”等。国内外关于探讨企业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不胜枚举。汪建新等（2015）［14］指出信贷约束使得企业无法得到充足的资金而显著地降低了企业投资高质量产品的行为动力；Bas and Strauss-Kahn（2015）［15］研究发现随着贸易自由化深入，我国企业进口关税不断下降，让中国企业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进口更多高质量的中间品，因而使得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不断提高；张杰等（2015）［16］探讨了政府和市场二者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指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时更多的是促进效应，而政府补贴这只“看得见的手”更多的是抑制效应；赖永剑等（2017）［17］认为深化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将能更好地提升双重成长环境对本土企业的正向作用，从而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余淼杰和张睿（2017）［2］表明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加剧，出口企业会通过选择提高自身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来应对这种竞争压力；Anwar and Sun（2018）［18］研究发现外资在中国制造业的增加，有助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显著提高。近些年来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界定和测度的文献卷帙浩繁，其测度方法也日趋成熟，影响因素的分析范围也很广泛。
关于研究教育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文献尚未发现，但很多文献表明教育质量可以间接地影响出口产品质量。从文献中可以发现优质教育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Hoffmann（2003）［19］强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背景下，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增加高技能劳动力人数来提升企业的生产力水平；Benos and Karagiannis（2016）［20］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的溢出效应以及一些教育质量指标与生产力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Muhamm and Shahbaz等（2019）［21］指出教育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因为它鼓励社会进行更多的创新，加快生产流程的改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文献从其他角度考察，间接表明了教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崔远淼等（2016）［22］认为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教育红利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又对产品质量有推动作用（张杰，2015）［16］。许家云（2018）［23］表示资源优化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海外留学生在产品质量升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也间接反映了学习环境和教学方式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所影响。李方静等（2018）［24］发现高收入城市的要素禀赋优势和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对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结合陈斌开等（2010）［6］提出教育水平的差异对收入水平有正效应可知，教育质量能通过影响收入水平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何菊莲等（2013）［25］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明显正向关系，而产业结构优化能够促使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阮建青，2014）［26］。
多进行舞台表演，对演员心理素质的培养以及整体能力的提升是非常有利的。例如，多参加各种晚会、歌唱比赛等活动，多上台进行实践，这样有助于提升声乐演唱中的舞台表演能力，以下两方面的训练是非常必要的。
从文献中可以发现，一方面教育质量变化会影响地区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创新水平、就业、劳动生产率，从而会影响其生产力水平、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出口产品质量又会受到贸易壁垒、汇率、FDI、政府行为、市场竞争、人力资本、信贷约束等因素影响。因此可以发现虽未有学者建立教育质量和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直接联系，但能通过影响路径传递效应可以建立二者的间接联系。本文旨在探讨教育质量和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理清教育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和效应，并结合所得结论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3 机制研究
省级层面控制变量。①人均GDP (lnPGDP )，用GDP/年末人口数并取对数计算得出；②劳动力数量（lnlabor ），用15-64周岁的人口数取对数表示。③技术进步（lnpatent ），用专利申请量取对数表示；上述控制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值如表1所示。
4 研究设计
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各级省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等数据库中，收集并整理了2000-2013年教育质量、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企业层面和省级层面的各种相关变量数据，并构建计量模型和阐述各个变量具体情况。
4.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1）模型构建。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发现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直接影响，结合已有文献中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可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表示企业；d表示企业所在省份；t表示年份。lnqualityidt为取对数后的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α为常数项，edundt为取对数后的各省份每个年份的教育数量，βn为其系数，下标n=1,2（1代表教育质量的数量方面edu1dt和2代表代表教育质量的质量方面edu2dt），C为控制变量集，μi、δd、φt分别为企业、省份、年份虚拟变量，用以控制无法观测的企业、省份固定效应和整体宏观经济形势，εidt为误差项。
（2）数据来源。本文样本为2000-2013年细分出口产品质量企业数据，样本总数为648,465个，其中企业层级的变量是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按海关代码从产品层级加总到企业层级的数据（共648,465个样本），然后再利用省份代码将企业层级的数据与省级层面的数据（共434个样本）相匹配得到最终的面板数据。
4.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quality)。本文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12］的“需求函数法”来计算产品质量，公式如下：
其中，i为企业，p为产品，m为目的国，t为年份，φmt为“国家-年份”固定效应，控制目的国价格指数和收入水平；φp为产品固定效应。lnqipmt和lnpipmt为出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ξipmt为包含出口产品质量信息的残差项。本文参照Fan et al.（2015）［30］的做法，估计出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将其加总到HS2位码，作为式（5-2）中的σ的替代值，采用OLS方法对式（5-2）进行回归，估计的产品质量lnqualityipmt=ξipmt/（σ-1）。为了获得企业层面的质量，我们同样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12］的做法，通过对产品层面产品质量标准化，再加总到企业层面。上述被解释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4年的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罗爹爹忙说：“好，细婆再下一碗。”说罢又叹：“唉。刚才四强打电话来说，巴嫂子怕是没得救了。屋里出这么大的事，这伢将来怎么办呀？”
（2）核心解释变量
其中ST 1-7分别表示小学至博士7个学历层次当年的入学人数，所乘数字为当年相应学历的年数；N为6岁及以上人口数。
Utterback是对创新过程建模的开拓者，把创新过程看作一个单独的管理过程，包括创意生成、问题解决（输出是原创的技术方案或发明）、实现执行（市场介绍）、扩散（造成重大的经济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在这个模型之上研究其他活动，Clark等提出了一个创新过程的关于重量级经理及贡献的组织框架，Wheel等介绍了创意的开发漏斗，Cooper重点阐述了“从创意到实施”的过程，暗示了创新过程从创意产生开始，到实施投放市场结束。还提出了产品开发过程可以描述为阶段－关卡顺序，门径管理系统（Stage-Gate System，SGS），这对之后的创新管理模型产生很大影响。
Development of real-time test system for rotating vibration of EFEAD system
本文参照张海峰（2010）［7］的做法，将教育质量指标分解为教育质量的数量方面和教育质量的质量方面，分别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取对数衡量教育质量的数量方面，使用生师比衡量教育质量的质量方面。
生师比（edu 2）：在对教育质量进行量度时，一般分为两种方法，一是成本收益分析；二是价值功能分析。由于价值功能分析法的起点是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务后的结果状态，涉及到受教育者的主观感受无法准确衡量，所以本文选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具体参照张海峰（2010）的做法，使用生师比来衡量，即通过汇总各级各类学校的在校总人数和专任教师总数，计算其比值得出生师比，其值越小说明教育质量越高。
上述核心解释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推荐理由: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乡英模辈出，新乡这片热土涌现出10多位全国先进、100多位省级先进、1000多位市县先进，更有5位先进人物被党中央号召学习。人民日报河南分社、河南商报，对新乡先进群体现象进行了全方位调查走访，重新诠释这一独特现象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
乡村旅游不仅是一种旅游形式，更是保护和更新乡村社会和文化的有利方式[5]，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作为支撑。杜江和向萍提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同时包括生态、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6]。何景明等以成都发展乡村旅游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起点，依据乡村旅游的规划顺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指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应该适应市场需求[7]。Doohyun Hwang等学者指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制度层面的保障，也离不开乡村居民和外部开发商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8]。
（5）扇体的中扇—内扇相带、异常高压带和构造应力集中带是油气富集的有利区带，“三带”重合部位是最有利的钻勘目标。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①融资约束（f i nance ），用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②企业规模（size ），用企业职工人数（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规模。③企业存续年限（age ），用企业检验期当年年份减去成立年份的差（取对数）来衡量。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其估计方程为：tfp =ln(y/l )－sln(k/l) ，y 、l 、k 、s 分别为工业总产值、从业人员数、固定资产规模、资本的贡献度（假定为1/3）。⑤竞争程度（HHI ），其估计方程为：HHI=∑ N1(xi/x )2，N 、Xi 、X 分别表示3位码产业内的企业数量、第i 个企业的规模、市场出口总规模。赫芬达尔指数HHI的值越小，竞争程度越高。⑥加工贸易方式虚拟变量（shipment ），用0-1变量表示，其中加工贸易方式取值为1，其他为0；⑦所有制方式虚拟变量（ownership ），也用0-1变量表示，外资企业取值为1，其他为0。上述控制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4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总体而言，教育质量是影响劳动力选择是否接受教育的一个主要因素，其水平的变化决定着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Castello-Climent and Hidalgo-Cabrillana，2012）［27］。而通过之前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又会通过企业内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变化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体而言，一是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高质量产品要求工人有较高技能，而教育质量的提升能促进知识与技能传播，使得工人有获取高技能培训的渠道；不仅如此，教育质量尤其是普通高等教育质量提高，能在短期内使得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以及高技能劳动力比例提升，从而促进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技能溢价。这有利于引导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提高其出口产品质量；长期来看，当教育质量越过某一门槛值时，即高技能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占比持续增长，这种偏向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技能溢价则会随之降低，但却实现了整体行业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李平，2014）［28］。二是从产业升级角度来看，产业升级也依赖于教育质量的提高，即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技术结构和就业结构随之升级，从而需要更高层次的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而这些人才在很大程度上需通过高质量的教育培养出来（阳立高，2018）［4］。而且何菊莲等（2013）［25］进一步指出在高级人力资本逐步替换初级人力资本的过程中，它能够推动以低端技术向高端技术演进为特征的技术结构升级，从而使产业逐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并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跨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三是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Benos and Karagiannis（2016）［20］指出高等教育的溢出效应与劳动生产效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校师生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也是从事科研工作的主要群体，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产学研结合模式不断创新，其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条件日益成熟，高校的科研成果正不断走出校门进入市场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随着科研成果不断进入市场，其产生的技术外溢与知识传播的效应，能够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四是从收入和消费结构升级角度来看，教育对收入和消费结构有调节作用。一方面教育不仅会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收入群体供给人数增加，而且会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收入群体内部竞争提升，进而导致各类群体的总体收入水平上升（陈斌开等，2010）［6］。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能提升人们的消费观念，从而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加，进而优化消费结构（闵维方，2017）［29］。而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又会使得出口企业为了迎合高收入人群的高端消费需求增加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人均受教育年限（edu 1）。即edu 1=lnEduyears 。一般认为，人均受教育年限越长，劳动力所受的教育质量越高，其计算公式如下：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值
续表
5 实证检验
根据前文建立的计量模型，本节实证检验了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一是检验了全样本回归结果并进行了相关稳健性检验，二是考虑其企业异质性进行了分样本回归。
（3）控制变量集C
5.1 全样本回归结果及分析
（1）核心解释变量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一是人均受教育年限(edu1)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正效应。第(1)列结果表示在控制年份、企业和省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只考虑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其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第(2)列回归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控制了省份层面变量后，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但影响程度大幅度减弱。第(3)列是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特征变量后，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显著正向效应稍微减弱。第(4)列是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控制省份及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后，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企业产品品质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各项结果都显示，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机制分析结果一致。二是生师比(edu2)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正效应。第(5)列回归结果表示在控制年份、企业和省份效应的情况下，只考虑生师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生师比对其的影响显著为正。第(6)列回归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控制了省份层面变量后，发现生师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但其系数增大。第(7)列是在第(5)列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特征变量后，生师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但其系数也增大。第(8)列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控制了省份和企业特征变量后，生师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影响程度增强），然而目前我国生师比的值是持续下降的，这意味专职老师投入增大且单个老师所带学生数量的减少，而在这样的教育质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反而总体上不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本文接下来将从区域、行业、所有制层面，考察教育质量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群体差异性，并据此进行样本划分旨在期望得到更为细化的结论。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续表
（3）稳健性检验结果。一是借鉴Fan et al.［30］（2015）的方法，将σ取5和10并重新计算企业出口质量后进行回归计算（见表3列(1)-(4)），其检验结果也和基本回归结果一致。二是对可能出现的异常值做了进一步处理［31］，即分别对lnquality进行了1%水平的双边缩尾处理和双边截尾处理，检验结果和基本回归结果一致。
表3 稳健性检验
5.2 分样本回归结果及分析
（2）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人均GDP（lnPGDP ）越高说明该地区的企业资本和技术更加充裕，有利于其企业进行高质量产品的研发投入。劳动力数量（lnlabor ）越多，企业员工结构和用工组合越优化，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从而出口产品质量越高。专利数量（lnpatent ）越多，企业的研发水平越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越高。融资约束（f i nance ）越强，企业越会选择生产较高质量的产品来应对风险较高的投资。企业规模（size ）越大，其资金越充足、技术越先进、人力资源越丰富，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越有促进作用。企业存续年限（age ）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抑制作用，一般企业存续过长，内部机制会出现较大问题，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全要素生产率（tfp ）越高，在市场竞争下，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在管理技术、生产技术方面都高于其他企业，更有能力生产高品质的产品。市场集中程度（HHI ）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为负，这是因为市场同质竞争激烈，导致企业利润被压缩而缺乏资金和动力去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加工贸易虚拟变量（shipmen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加工贸易方式比其他贸易方式使用了更多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所有制方式虚拟变量（ownership ）的回归系数显著也为正，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的生产率、市场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而且外部资金十分充足，更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高。
（1）总的来说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edu1)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着地区、行业、所有制之间的差异，但仍支持基本回归结果，即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科教兴国战略背景下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体来说，一是从分地区角度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内陆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沿海地区的显著为正，这可能得益于沿海地区经济水平远高于内陆，相比内陆在教育投入非常大从而快速提升了沿海人力资本的结果；二是从要素密集度角度来看，相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受过高质量教育的劳动力需求更多，因而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为正而对劳动密集型为负不显著。三是从所有制角度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对内外资企业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但外资要高些，这说明外资在技术创新方面比内资更愿意吸收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才。
表4 按地区、要素密集度和所有制样本划分回归结果
（2）生师比(edu 2)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虽在地区、行业、所有制方面存在细微差异，但基本回归结果一致。这同样说明虽然国家在教育投入尤其是专职教师数量投入虽然在不断增大，但在这样的教育质量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人才总体上却不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6 主要结论与启示
6.1 主要结论
本文先通过文献梳理建立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而后设定计量模型，进行全样本回归、稳健型检验以及分样本回归来深入研究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通过机制分析发现，教育质量的变化会直接引致人力资本水平发生变化，并且通过它作用于企业内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和消费结构变化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一是基本回归分析指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生师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经过稳健型检验后，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二是分样本回归分析指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生师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虽然存在区域、要素密集度、所有制方式的差异性，但其影响结果与基本回归一致。（3）目前我们教育质量更多的侧重于量的积累而忽视质的提高，故导致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有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而生师比减少反而不利于其提高，这可能与我们高校的“千篇一律”模式化学生培养方式有关，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虽然总体提高了民众的素质，但是无法培养出高创新水平尤其是行业拔尖和领军型人才，这可能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大而不强的根源。
6.2 启示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启示：虽然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但却侧重于量的积累而忽视质的提高，以至于生师比的下降反而不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1）当前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改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现状。一是需要探索各级各类教育体系的创新，提升教育内部管理运行的效率。尤其是普通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为实现教育培养的人才与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精准对接，即通过高质量教育培育产业结构转型优化需要的专业人才，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二是是除了政府部门需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外，要增加优质教育资源还应当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让社会资本能够资助需要帮助的优秀学生或者投资开展科研项目，不仅可以发掘和培养企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而且可以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2）教育发展除了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区域教育水平发展不均衡也愈发突显。一是政府应该统筹区域间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要重点关注内地和沿边地区的教育投入。二是通过教育信息化实现内地和沿边地区共享沿海优质教育资源。三是推进高考录取制度改革，减少地区差距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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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 l uence of Educational Quality on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ZENG Bin, YANG Li-gao, FENG Bo, GONG Shi-hao, ZHAO Chang-qing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s'export products from 2000 to 2013 to test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quality on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empir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quality on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is signif i cantly positive. But within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average educational years in China has been extended,which has promoted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the constant decline of the ratio of students to teacher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that China's education focuse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quantity but neglects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Therefore, the main problem of curren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suff i cient supply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to reduce the gap of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by narrowing the gap in regional education quality.
Keyword: education quality； qual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average educational years；ratio of students to teachers
DOI： 10.3773/j.issn.1006-4885.2019.10.073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9753（2019）10-0073-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8AJL008）。
作者简介：
曾 斌（1985-），湖南邵东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
阳立高（1978-），湖南隆回人，经济学博士、博士后，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键合紫杉醇和姜黄素的金纳米棒的制备及体外抗肿瘤多药耐药研究 ……………………………………… 徐绍辉等（15）：2031
冯 博（1997-），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南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产业发展与产品质量。
龚世豪（1986-），湖南汉寿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人口结构转变与产业发展。
赵常青（1997-），河南信阳人，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教育发展与产品质量。
（本文责编：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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