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北部湾地区少数民族对越南的经济交流&以防城港市为例_京族论文

广西北部湾地区少数民族对越南的经济交流&以防城港市为例_京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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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环北部湾地区居住着汉族、壮族、京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个少数民族,而防城港市①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少数民族占全市人口的47.3%。其中,防城港市下辖的东兴市是我国唯一的京族聚居地;上思县的人口中86%是壮族,此外在防城区的辖区内也有不少的壮族人口;瑶族人口3.2万,约占全市总人口的4%,分布全市各区、县(市),上思县南屏瑶族乡的瑶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47%。本文主要考察建国以来防城港市壮族、京族和瑶族对越经济交往之历史、现状与特点及促进这些少数民族对越南经济交往的政策因素。

一、建国以来防城港市壮族、京族和瑶族对越南经济交往之历史与现状

壮族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据《防城县志》记载,防城县土著民族主要有两种:一是壮族,一是交趾族。前者居住在十万大山脚下和腹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后者居住在今天的东兴、松柏、江平、附城、企沙,光坡、茅岭各乡镇沿海一带,从事渔业及农业生产活动。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马援受命平定交趾两徵(徵侧、徵义)叛乱后,留下裨将黄万定等率领部卒及其林、简、梁、刘、凌、陆、韦姓等被流放的人戍守边疆。这些人被称为“马留人”。他们与当地交趾人杂居通婚。经过长期与当地人民的融合,马留人被当地交趾人同化,其生活习惯、语言等已与交趾人无异,成为新的土著或新的壮族。

京族是外来的少数民族。按照通行的说法,在明朝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7年)京族人从越南涂山等地迁入中国广西。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山心、巫头、潭吉、红坎自然村。其经济生产活动主要以近海捕捞、海产品加工、盐业为主,有少数京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瑶族也是外来的少数民族。据1982年防城县地名普查时所得的资料记载,大约从明末开始,来自广东肇庆、福建、广西大瑶山、六万山等地的瑶族先后移居十万大山上。瑶族人过着“走山”的生活,很少定居。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在解放前,居住在十万大山上的部分瑶族同胞继续迁移。他们有的来到中越边界,有的甚至迁到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地。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民族,瑶族不与他族通婚,甚至同族不同派之间也很少通婚。其经济生产活动以刀耕火种、捕鸟猎兽为主②。

自建国以来,防城港市壮族、京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情况可以从3个时期来加以考察。

1.建国以来至1978年壮族、京族和瑶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

在这一时期,壮族、京族与瑶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民族贸易公司与越南之间的间接交往;另一种是通过互市和小额边民贸易与越南边民的直接交往。

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发展中越之间的贸易,1954年2月,中国和越南签订了《两国边境贸易议定书》。之后又签订了《边境货币兑换议定书》、《两国边境地方国营贸易公司进行货物交换的议定书》。1960年两国还签订了边境省份贸易协定。此外,为了加强管理,两国边境县人民政府建立了边贸办事处。边境贸易口岸市场还设立了边贸购销组。这些议定书的签订促进了少数民族同胞对越南的经济交往。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即在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在民族贸易方面,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了“不赔不赚,有赔有赚,以赚补赔”的民族贸易方针,并通过在民族地区建立国营民族贸易公司来承担加速民族地区物资交流的任务。1952年底,民族贸易公司在十万大山壮族、瑶族人民杂居的地区仅八角一项,就收购了22万斤,使壮族、瑶族同胞的收入增加了12万元③。

由于地处边境地带,壮族、京族和瑶族同胞与越南边民之间有着互市的传统。壮族、京族和瑶族人民与越南边民之间的互市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仅没有被中断,反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东兴各族自治县新志》曾对这种互市贸易和小额边民贸易的情况做了生动的描述:“每逢乡节,壮、汉、京、瑶各族人民,从四面八方到这里来欢聚。英武剽悍的京族渔民,驾着满载鱼、煤、虾、蟹等海味的帆船,从北部湾破浪而来,在这里登岸。山区放下的木筏与拉滩船,则带来了玉桂、八角、砂仁等山珍和特产。有的壮胞和瑶胞,沿着山间小径,从云遮雾绕的森林里下来;他们有的雄赳赳地荷着猎枪,挑着山鸡、黄猄或穿山甲,有的带来了祖代相传的草药……在这五光十色的边城街市上,人群熙攘,笑脸如花。”④

尽管这一时期壮族、京族和瑶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比之解放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相关的资料表明其规模不大、水平不高。

2.1979~1989年壮族、京族和瑶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

这是对越南交往的特殊时期。由于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化状态,壮族、京族和瑶族同胞的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对越南经济交往活动也受到极大的影响,互市贸易和边民小额贸易基本停顿下来。

3.1989年以来壮族、京族和瑶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

从1989年开始,壮族、京族和瑶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的对越南经济交往无论是在交往的内容、范围还是规模上都今非昔比。

首先,原有的经济交往活动得以恢复和扩大。自1989年中国与越南恢复贸易以来,边境贸易发展得相当迅速。在此环境中,防城港市少数民族对越南的经济交往活动也在不断扩大。京族人民的捕捞业从1994年以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改变传统的近海拖网作业的捕捞方式,购置500多张机动竹排,成立了村民联合体渔业队,从而使捕捞业收入直线上升。1997年,京族三岛捕捞业产值近500万元⑤。京族人民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业。一方面他们聘请台湾海产技术专家和防城区技师到岛上开办了38期培训班,受训人数达3000人次;另一方面,他们还陆续选送村科技骨干到其他沿海地区取经。1997年全岛仅海产养殖一项产值就超1000万元⑥。京族人民的海产品加工也得到了发展。每年5月,京族人把出海捕捞的海蜇(更多的是收购越南运来的海蜇)就地在海滨上加工,再交老板运往广东、香港等地。在万尾海滨3-4月份海蜇上来的时候,从越南运海蜇的小船每天有3000多只,少则5000~6000人。仅一个加工点每年加工海蜇150万~200万只,税收达70万~80万元⑦。

生活在丘陵、山区的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因地制宜,大做山的文章,开始进行经济转型。他们大力种植包括甘蔗、玉桂、八角和金花茶在内的经济作物。随着香料在国内外市场的畅销,八角、玉桂苗木市场一片火爆,经嫁接的良种苗区内销往北海、玉林、梧州、百色,区外运往广东、福建,国外销往越南。

其次,壮族、京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借着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防城港市的少数民族利用自己的旅游资源从事旅游业的活动。京族人居住的京族三岛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京族三岛上有长达13公里的万尾金滩,还有万鹤翔飞的鹤山和有“南国雪原”之誉的、宛如皑皑白雪的沙洲。此外,京族三岛是我国京族唯一聚居地。京族的“哈节”和服饰等成为发展京族三岛旅游的人文旅游资源。在旅游业的牵引下,京族三岛的餐饮服务业、娱乐业等也得到了发展。1997年到金滩旅游的游客达35万人次。1998年1~6月的旅游淡季接待来宾的人数已突破18万人⑧。

壮族人口占86%的上思县也充分利用自己的旅游资源,以十万大山的原始森林公园为依托,利用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绿色植物迷宫、布透温泉、南平法国村来打造十万大山一园、一宫、一泉、一村的景点布局。而瑶族同胞的经济交往活动也在发生变化,位于防城港那垌乡西南面的高林村就是一个典型。高林村是一个瑶族同胞聚居的村。它辖7个村民小组,166户803人,其中劳动力420人。全村有大板瑶110人,细板瑶170人,花头瑶523人。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沿边公路尚未修建之前,高林村没有公路交通。玉桂、八角要靠人背肩扛才能外运,村民也没有外出打工的。自兴建了沿边公路后,高林村的公路交通有了较大的改善,每天有8趟班车到东兴。全村年龄在20~30多岁的年轻人中有100人左右到东兴、珠海等地打工。高林村的瑶族村民建立起了瑶族新村,并成立瑶族风情表演队,利用独特的瑶族民族风情发展旅游业。高林瑶族新村自建立起来之后,吸引了许多外来的游客。在靠近边境线的地方也有因从事边贸和旅游业而富起来的瑶族同胞,峒中板典村那棒组村民李松生就是这样的代表。自1994年以来他通过做边贸生意和经营旅社增加了收入,成为当地有名的经济能人。

壮族、京族和瑶族同胞所从事的旅游业活动已成为防城港市“上山下海又出国”旅游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京族人还扮演了经纪人的角色。在日益兴起的东兴边境贸易中,京族人利用自己的地缘、语言优势做起了被当地人称为“猪头”、“算头”的跨国经纪人。距越南万柱岛1海里的巫头村有100多名京族人做经纪人,每年经他们撮合成的期货交易近100多宗,成交额达1000万多元⑨。何玲是其中的突出代表。1992年她从镇上的信用社贷款1万元做螃蟹生意。第一笔生意是从一个越南人手中买了两百斤螃蟹再转手卖给一个广东人,何玲从中赚了两百多元的利润。之后从螃蟹生意到煤炭生意,她的生意越做越大。作为京族中的优秀一员,何玲1998年3月当选为全国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唯一的京族代表⑩。

二、建国以来防城港市壮族、京族和瑶族对越南经济交往之特点

建国以来,防城港市壮族、京族和瑶族人民的对越南经济交往活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对越南经济交往的规模和领域在不断扩大。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工作重心并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8年之前,壮族、京族和瑶族人民的对越南经济交往主要是在商品流通领域,而且交换的种类、数量和规模都十分有限。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1989年以来中越恢复边境贸易,壮族、京族和瑶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水平不断提高,不仅交换的商品种类、数量增加,由原来的圩日贸易走向日常贸易,而且交往的领域也由过去简单的商品交换拓展到了以旅游业、经纪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第二,对越南经济交往的水平较低。防城港市的壮族、京族和瑶族的经济生产活动主要还是以种植业、捕捞业、养殖业以及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经济结构单一,没有重工制造业,轻工业底子也很薄弱,以旅游业和经纪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少数民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还主要以互市贸易和小额边民贸易为主。

第三,广西沿海地区壮族、京族和瑶族对越南经济交往呈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这种不平衡的态势主要从两个层面反映出来。一个层面是,即便在壮族、京族和瑶族的内部,也因为自然条件不同而交往的程度不同。以瑶族为例,位于沿边公路附近的瑶族同胞的对越南经济交往要好于那些远离沿边公路、交通通讯落后地区的瑶族同胞。另一个层面是,京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程度要明显高于壮族和瑶族。京族主要从事捕捞业、海产品养殖和加工,其经济生产活动的类型决定了京族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更为迫切,因此,京族人很早就有对越南经济交往的传统。从清末以来,京族地区的商品交换市场就较为活跃。不仅有广东、福建和越南的商人来东兴与京族人做生意,也有不少京族人从事商业活动,做小商贩。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京族商贩在江平镇购置房屋经营小本生意。如当时江平镇有5家经营鱼汁的商店,其中有4家就是由京族的小商贩经营的。有的京族小商贩还利用他们的优势经常跑到越南经商(11)。

地处边境线的壮族主要从事的是农业生产,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期,壮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有限;居住在十万大山脚的壮族还受到交通不便因素的影响。尽管在恢复边境贸易后,政府采取了大力扶持壮族发展农业、改善基础设施的举措,但是壮族对越南经济交往的程度仍不如京族。

瑶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在3个少数民族中是最弱的。瑶族多居住在交通不便、通信落后的村屯。根据一份《瑶族聚居状况调查报告》的记载,防城港市人口300人以上的自然村屯尚未开通机耕路的有145个,仅防城区、上思县瑶族聚居区就有50个行政村屯未开通公路,交通运输还停留在肩挑背驮的原始方式上。到2002年,南屏乡还有巴马、常隆两个行政村未能真正通路,未能通公路或机耕路的自然屯共29个,分别占全乡的22%和39%,该乡9个行政村有5个(米强、江坡、常隆、巴乃和乔贡村)未通电话,占55.6%(12)。可以说,不利的交通位置、亟待提高的基础设施是制约瑶族、壮族同胞对越南经济交往、造成各民族间出现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影响防城港市壮族、京族和瑶族对越南经济交往的政策因素

应当承认,少数民族对越南经济交往长期以来受到许多因素影响,诸如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周边经济发展水平、当地基础设施、人们思想认识状况、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等。而近一阶段,由于政策面方面出现了显著变化,发挥了积极的影响,给人们带来了更加乐观的期待。

(一)国内方面

首先,国家进一步开放沿海沿边城市的政策。1992年国务院批准东兴为沿海开放城镇,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批准设立东兴边境经济合作区;1993年5月防城港市成立,防城港市下辖防城港区、防城区、东兴市和上思县等;1996年4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东兴市(县级)。这些举措揭开了防城港市少数民族对越南经济交往新的一页。

其次,中央“兴边富民”政策和广西“边境地区建设大会战”的决策。从2002年,防城港市委、市政府组织“兴边富民工作队”到贫困的25个少数民族村庄帮助那里的人民发展经济。在此之前,这25个少数民族村原来的集体经济相当薄弱,部分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只有1000~3000元。经过“兴边富民工作队”的辛勤工作,到2004年,“25个行政村共上马村级集体经济项目129个,村级集体经济新增收入152.75万元,平均每村增收6万元。楠木山村、松柏村年集体收入达到12万元以上;大坑村招商引资建水电站,一年就使村集体经济增收8.8万元。”在那桐乡里火村,工作队“帮助农民加强科学管理玉桂、八角,提高产量和质量,搞好退耕还林,大力发展家禽养殖,调整产业结构,种植蔬菜、水果,特别是发动500人参加边境互市贸易、开店经商、修理、运输、劳务输出等增加农民收入和壮大村集体经济”(13)。

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国与东盟合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决策。防城港市的区位优势不断得到提升,并迎来了进一步开发防城港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新高潮。边境公路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到2001年,防城港市下辖的边境地区有37个村委会通了村级公路,4个乡镇通了油路,3个中越边民互市点修通了三级油路,101公里的沿边三级公路实现全线路基通车(14)。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通讯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到2003年防城港市少数民族地区完成架电工程项目3个,架设输电线路13000米,解决了3个自然屯321户1250人用电难的问题(15)

(二)国际方面

其一,中越两国正常关系的重新恢复和发展。在中越正常关系中断了13年之后,1991年9月,越南外长阮孟琴访问中国,阮孟琴称这次访问是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端。1991年11月5~10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邀请,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双方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处理两国边界事务的临时协定》。1991年11月10日,中越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越双方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根据四项原则恢复中越两党的正常关系。1999年2月,中越两党总书记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新世纪两党两国关系。同年1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成功访问越南,与越南领导人共商包括经贸合作在内的全面合作。1999年12月30日中越双方签署了《中国和越南陆地边界条约》。2001年12月27日中越代表在中国的东兴和越南的芒街之间竖起第一个宽50厘米、高2.2米的花岗岩界碑。中越关系的改善、两国领导人历史性的握手以及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越边贸的发展提供了和平安宁的环境。

其二,越南的改革开放政策。1986年7月召开的越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扩大对外经济关系、积极参加国际分工的方针。会后,越南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外贸出口,大力吸引外资,积极发展旅游业。在北方,越南把河内—海防—广宁作为重点开放的“金三角”。而与广西东兴接壤的越南广宁省海宁县的芒街被定为口岸经济区和越南最为开放、政策最为优惠的经济特区。进入21世纪之后,借着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东风,中国与越南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2004年,中国与越南之间开始考虑建立环北部湾经济圈。2006年10月31日,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在南宁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广西主要媒体的联合采访中强调指出,越南将加大与广西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经贸和投资领导的合作(16)。越南的上述做法无疑为防城港市壮族、京族和瑶族的对越南经济交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

应该承认,目前防城港市少数民族对越南经济交往的水平、内容和规模都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尽管恢复中越边贸以来,防城港市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还是远远落后于对越交往的需要。例如,防城区边境地区相当大部分的瑶族聚居点对外通道只是一条山间小路。由于交通不便,生产的八角、玉桂价格一直卖不出好价钱,收购价与公路沿线的村庄相比,每市斤差价0.5~1元。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地区的瑶族群众每年损失的农产品价值40万~50万元。板八乡板沟村的区亚、大录镇那排村的朝阳、那峒乡板蒙村的长岭、里林等聚居点到公路要走2个小时的路程,群众只能肩挑马驮农产品到外面换生产生活资料,来回需要一天时间,就是离公路最近的瑶族聚居点也要走1个小时左右的山路(17)。此外,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壮族、京族和瑶族同胞的经济多以种植、养殖、捕捞和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经济结构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调整,技术含量亟待提高。进入新世纪后,正在建立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越共同建立“两廊一圈”的努力对防城港市少数民族对越南的经济交往既是一个新机遇,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为防城港市少数民族扩大对越南经济交往提供良好的条件、促进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深思的问题。

注释:

①防城港市虽于1993年建市,但其下辖的防城区(原防城县)、东兴市(原东兴县)和上思县等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与越南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故本文对防城港市壮族、京族和瑶族对越南经济交往的考察并不仅局限于建市以后的时段。

②曾灿整理:《防城各族自治县各民族的来源及分布》,《防城文史资料》第二辑。

③④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图书馆印:《东兴各族自治县新志》,1976年。

⑤⑥廖汝奋、吴明德:《“京族三岛”在崛起》,《经济参考报》,1998年6月19日。

⑦李秋洪、李培主编:《潮头此处观澎湃——防城港市创建10周年媒体文章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⑧廖汝奋、吴明德:《日新月异话万尾》,《广西日报》1998年8月8日。

⑨赵子荣:《崛起的江平》,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

⑩李秋洪、李培主编:《潮头此处观澎湃——防城港市创建10周年媒体文章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韩肇明:《京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

(12)李培主编:《西部开发与防城港发展——广西防城港市政府系统调查研究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13)防城港市“兴边富民”两年工作总结(2002.6~2004.6)。

(14)《抓住机遇加快交通建设步伐,为实现富民兴市提供保障》,《经济日报》2002年3月 13日。

(15)防城港市民族事务委员会:《防城港市10年民族工作回眸》(2003年10月28日)。

(16)http://news.sina.com.cn/c/2006-11-01/

(17)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防城区边境地区交通设施现状和面临问题及建议》(200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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