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科技政策的发展与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外论文,政策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国际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这些名言哲理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但是，科学技术并不能完全凭借自身发展规律而得到发展和进步。社会的组织系统及其政策对科学技术的干预是巨大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活动日益系统化、社会化和全球化的20世纪，科学技术活动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系统。纵观二战后半个世纪各国，特别是有代表性国家科技发展历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确的科技政策来源于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和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正确分析判断和把握：正确的科技政策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进而综合国力、竞争力得到提高。日本50年的技术立国，美国的科学优势保持着其强国地位等等，都是例证。
何谓科技政策？它包括哪些内容？它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些问题是科学学界经常关注和讨论的问题。简单地说科技政策是指哪些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国家或地区用来指导和管理科技活动，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法律、法规、措施。一个国家科技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明确任务、选择优先发展领域，确定发展战略，并对有关国家利益的科技活动给予投资。作为反映科学发展规律并指导科学技术活动的科技政策在各个国家是有差异的，因为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着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制约；各国的科技政策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又是不一样和发展变化的，它既受到本国发展变化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时代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前苏联阵营的瓦解，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失去了政治、军事对抗的主要对手；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微电子技术，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经济与生产，工作与生活的方式，人类社会正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和过渡。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的大调整、大变动，是这一时期各国政策的主流。科技政策是服务于国家目标的，因此，变动调整是这一时期各国科技政策的共同特征。
1 科学技术政策演变的三步曲
1.1 第一阶段（1945—1980）：建立在国防—科学二元结构上的科技政策
这一阶段很容易用两句多言加以概括：“为科学而科学”和“为国防而科学”。这一阶段始于二战末，贯串于整个冷战阶段，给人深刻印象是：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政策出炉于美国，得到欧洲盟国的采用。美国的Vannervar Bush 是提出这一政策总体概念的第一人，声称国家资金用于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以确保国家能力，应付未来的经济、军事挑战。
研究和创新的线性概念反映着这一时期的政策理论基础。各国政府在这种战略范围内以R&D 活动的主要客户起着作用。主要根据政治标准确定的国家大型研究计划用来资助公共和军事部门需要的技术开发。这种战略为工业和社会带来的利益只是基础与军事R&D 上投资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在缺乏政府措施的情况下，知识和技术的转让作用属于军事—工业部门。
西方大多数国家推崇的科研院所是在这一时期中建立起来的，体现了政府行为，国会或议会长期以来只是选择，却不具备辅助决策系统。至于研究项目的选择只有两条绝对标准，即科学优势和政治—军事利益。同行评议方法作为战后科技政策的特别工具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得到发展。开始时，科技经费主要是国家预算拨款。其第二支柱，即工业界资助，到50年代末才开始；第三支柱，即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直到1970年之后才产生。
1.2 第二阶段（1980—1990）：以工业—科研联手为基础的科技政策，即工业—研究二元结构
当时，三大因素决定着国家科技政策的转变。连续石油危机宣告30年（1945—1975）光荣年代的结束；日本和德国工业闪电般的快速发展，但是日本和德国实际上都未按美国的科技政策行事；最后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爆炸，震撼了工业投资和大众与科技的关系。
70年代末期这一背景中出现的新科技政策强调两个新的轴心并存。这种政策逐渐把对发展关键工业竞争力的贡献作为战略目标，因为这些工业（电子、计算机、航空、武器和能源）维护和保障了各国经济和政治独立，并成为发展关键技术的重要手段。面向国家目标的R&D 计划的使命正向着新的方向展开。在80年代随着经济自由化的发展，政府对这些战略工业贸易与直接或间接的国家援助上都采取积极干预的手段。
在这一时期，政府在R&D 方面行使的职能在性质上发生着根本性变化。政府逐渐成为“工业的伙伴”而不是第一阶段中的作为一个“客户”。项目的选择开始采用新的标准，如对工业的影响，对竞争力的贡献。R&D 研究计划与项目的事先评价上，好多工会技术评价办公室和预测研究所在各国诞生。事后评价上，评价组成员扩展到工业界代表。在这一时期评价技术和评价指标研究也发展很快。
1.3 第三阶段（1990—）：未来科技政策：社会—创新结合的科技政策
C.Freeman和M.Crow 定义的为提高“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政策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1990年左右。它是五个基本因素的综合效应。（1）前东欧集团瓦解，对军事R&D 过强投资政策消失；（2）1945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工业化国家中R&D 支出减少的趋势；（3 ）经济和技术日益增长的世界化；（4）结构性失业和新价值观、 社会公益（环境、生活质量、健康、退休等）的上升；（5 ）各国逐渐贫困和公众不断增长的不信任。
这种R&D 政策只能围绕创新、经济与社会变革的优先手段进行组织。社会—创新二元结构模式的政策有助于实施这些国家政策而不必排除以往的目标。工业竞争力已不再是一个目标，但是作为提高科技对发展、就业和创新成果快速扩散的贡献份额的手段。同样，在科学技术上的投资变成为提高经济创新能力的手段。人们都清楚，为实现社会目标没有别的捷径，必须从事创新的全过程。与上述其他因素相联系的R&D 对公民日常生活起着积极的社会经济影响的这种新需求，将逐步改变国家R&D 政策和国家创新系统的功能。考虑到在实践中将这种新政策转化为社会目的所面临的大量困难，各国科技政策都达到这一阶段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表1）。
表1 研究与创新国家政策演变特征
时期1950—19751975—1995
主要目标政治 经济
决定因素军事安全 工业竞争力
资助的主要技术 核技术、航空、化学电子、计算机、电信
研究方法概念线性 线性
行动选择科学为先导技术为先导
行动性质基础研究、以溢出效应 预竞争研究、 对创新
为核心的间接支持
优先权的决定与性质 政治—科学技术—工业
资助方式行政 技术—行动
评估方式同行科学评估 同行与用户评价
领域选择标准科学优势 科学优势及其对竞争
力的贡献
地理范围国家 国际
时期2000以后
主要目标 社会
决定因素 就业与生活质量
资助的主要技术混合技术
研究方法概念 非线性
行动选择 需求为先导
行动性质 直到创新商业化的最
终研究
优先权的决定与性质社会—政治
资助方式 技术—金融
评估方式 金融和社会经济影响
评价
领域选择标准 对社会与工业需求的
贡献
地理范围 世界
资料来源：Muldur Ugur：《21世纪欧洲研究与创新政策》， 欧共体内部报告，1996。
2 世界化时代的科技政策重大调整
科技政策的重要体现是对科技活动的投资。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4%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R&D ）。1992年世界上三大巨人（美国、欧盟和日本）用在R&D上的经费占世界R&D总花费83%。在90年代前后，美国、日本和瑞典在R&D 投入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近几年来美国科研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却在下降，1995年时仅为2.4%。法国、英国和德国都出现类似现象。
近十年来，两种现象多多少少改变着世界情景。第一是冷战末期连续的战略调整对国家R&D 投资的影响：军事计划及其随后与国防和空间技术有联系的研究费用自90年代以来明显下降。自1994年，美国首先发起这一行动，法国紧随其后。军事研究费用的下降极大地说明了在美国出现的R&D 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下降。第二种现象是美、欧、日以外的中国和亚洲新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研究力量的增长。中国占世界R&D总花费5.1%，亚洲新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占2.5%，合起来为日本的一半。这些国家近10 年来出现了明显的突破，其科学产出今天已占世界科学产出2.6%，而1982年时仅为0.6%。应指出的是，在同一时期，前苏联国家却出现了真正的瓦解，其科学产出占世界科学产出从1982年的8%下降为1993年的4.8%。至于非洲，其在R&D的投入仅占世界的0.5%，其科学产出占1.2%，技术产出占0.2%。
在论述世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政策时，还应看到多国公司R&D 活动的日益增长的作用。1993年，法国公司注册的16%的欧洲专利是由其设置在国外的子公司实验室发明的，德国的占9%， 荷兰和瑞士高达40%，英国达22%。同样应指出的是欧洲和日本，它们既在本国内建立外国实验室，又在美国设立实验室，其差额分别为1.5和2.5。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政策事实上遵循着一种含蓄的模式：科学知识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它们对国家具有基本的“战略”价值。人们常常将它描述为“线性”模式（它是一条科学—技术—创新的连续的链条），它创造了双重遗产：一是建立在科学发现基础上的现代工业（化学、电子等），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雷达和原子弹的大型军事研究计划及其以后的各种大型研究计划。
当今，这种模式至少由于两种原因而受到挑战。第一，经济学家如果在他们大部分研究中并未发现科学研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他们就不会对相当复杂的现象作综合分析。第二个理由，无疑是政治上的：在西方国家中人们参与对国家作用的“审议”。人们看到冷战末期和经济技术世界化所显现的背景中，各国都对其政策作出深刻重大调整。这种调整（同样出于财政上理由）导致逐步限制长期计划中的决策，而将优先权放在确保国家经济竞争力的行动领域。国家越来越缺少“战略家”谋略：满足于调节经济平衡，尽可能减少由失业引起的“社会裂痕”。这种政策对科学研究导致对大型科学技术计划（特别是军事计划和空间计划）和长期研究的投资的限制。例如，减少招聘公共研究部门的科学家。另外，地方主义的增长，使国家制定战略更加困难。地方要求在其领土上均分R&D 经费，作为其发展的宝贵资源。因此，科学研究机构面临着国际竞争与满足地方要求二者之间困难的平衡游戏。至于企业，除了少数的多国公司以外，它们同样将其研究发展力量集中于短中期目标。国家这种分散主义政策导致部分国家科研实力下降。人们发现这一政策使英国科学产出占世界的比重从1982年的9.1%下降为1993年的8.5%。这一后果西方国家无一幸免。
军事研究费用的减少和工业竞争意识增强却从另一方面导致“二元性研究”概念的出现，即是说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同时具有民用和军用两种目的（例如激光和材料研究）。
有两个因素同样起着破坏科学研究政策稳定的作用。第一是环境、健康、资源保护等领域社会需求的增加。我们的社会对避免灾害（自然灾害、技术风险、人身灾害）比以往更加关心，而新技术（新交通方式、新生物技术）往往被看作灾害因素。这种态度，通常是缺乏理性的，正如公众舆论测验指出的，一方面将导致人们对科学技术“进步”概念的怀疑，另一方面将导致人们用科学技术解决我们具体问题和提高生活条件的知识需求增加。最近，人们对英国“疯牛病”传染的反应是十分有意义的：科学家当前还不掌握疯牛病从动物传染给人的机制。尽管我们社会迫切期望在短期内获得解决办法，但这却是长期科研努力才能得到的成果。
第二个因素，技术—经济特性因素。自本世纪初出现的不断技术创新的工业实际上并未创造就业。新技术对工业就业全球影响的是全面的（日本除外），尽管高技术部门创造了就业机会。相反，服务部门在就业上却连续增长。人们发现信息技术对服务业有着极大的影响：信息技术为服务业创造了就业机会（软件和多媒体就是个例子），并为服务业提高了生产力。相反地，第三产业中的研究工作几乎不存在，或至少开展得很少。另外，人们不了解公共研究是与政府部门相联系的，与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相联系的研究计划对各部门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研究政策还未认识到采取这种转变。
3 当前国外科技政策的重点及其动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各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战略都进行了调整。作为服务于政治、经济与军事的科技政策也突出了其重点，出现了新的动向。
3.1 战略研究
战略研究既不是一种研究方法，也不是一种研究领域，而是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新的科学政策。
被喻为“生产力总统”的克林顿一上台就以“振兴美国竞争力”为目标，首先着手创立旨在全面振兴美国经济的科技政策。1993年2 月克林顿发表了一篇题为“以技术促进美国的发展——振兴经济的新方向”的政策报告，1994年2月22 日克林顿又和戈尔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技术——以美国的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策声明，1994年初克林顿在提出该年度的财政年度报告时，在关于对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拨款上首次提出战略研究的概念：明确指示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将其55%的预算用于“战略”领域的研究。1994年8月， 美国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发布了由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签署的第一个关于国家科技政策的公开报告，题目为《科学要服从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时紧紧围绕以下五点基本目标：（1 ）保持在科学知识前沿的领导地位；（2）加强基础研究与国家利益的联系，（3）鼓励社会各方面对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的投资，促进对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有效使用；（4）为21世纪培养出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5）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技术素质。
欧洲国家在逐渐统一政策的驱动下，其科技政策同样具有远大的“战略研究”眼光。欧洲委员会中负责科研的高级专员埃迪斯·克里森声称：“欧洲未来的第5个框架计划（1998—2002 年）应建立在三个基本原则上：科学技术优势；与欧盟大的政策相融合一致；欧洲增值。它不仅根据科学技术动力学，而且根据欧盟的经济与社会需求来确定。因此，该计划应集中其力量于与经济社会需求相一致的有限目标上，首先是科学研究对欧盟就业、生活质量和竞争力的影响。”
3.2 可持续发展研究
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不仅对经济发展提出了要求，更是对科技提出了挑战。各国政府都对“可持续发展”给予高度重视。科技政策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1993年5月， 美国总统克林顿成立了“总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PCSD），戈尔副总统明确要求PCSD“目光要长远，意识要创新，思维要宏观。”PCSD通过2年半时间的研究，于1996年3月7 日向克林顿提交了《可持续发展的美国》报告。报告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美国的十大目标：（1）环境健康；（2）经济繁荣；（3）社会平等；（4）保护自然；（5）管理：个人及单位对他们的活动所产生的经济、 环境和社会后果负责；（6）持续发展的社会；（7）公民参与；（8）人口稳定；（9）国防责任；争当领导角色；（10）教育：平等机会和终生学习。
日本于1993年11月和12月分别制定并开始实施《环境基本法》和《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地球环境、能源、粮食等全球性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在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上，日本宣布把五年内用于环境领域的政府开发援助资金增加一倍，达到1兆日元。为此， 日本环境厅制订了“日本行动计划”和“地方行动计划”，同年又提出20多个项目，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环境厅为资助非政府组织环保活动设立了“地球”环境基金（10亿日元）；农林水产省将实施“确立环保型畜产业对策计划”（22亿日元）；通产省实施“促进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企业行为计划”（12亿日元）等。在与环境密切相关的能源领域中，通产省从1993年起执行“能源，环境领域综合技术开发推进计划”，即“新阳光计划”。这项由原阳光计划、月光计划和地球环境技术计划组成的庞大计划，预计到2020年将耗资1.55万亿日元。
3.3 创新与竞争政策
自从40年代熊彼特提出新经济增长理论（即创新理论）以来，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竞争加剧，使人们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许多国家制订创新政策，创建创新系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其成员国的创新政策和创新系统作了大量研究。该组织在《国家创新系统》报告中指出：“国家创新系统分析方法强调个人，企业和机构之间技术与信息的流动，认为这对创新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创新与技术开发是该系统内部各方（企业、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相互作用的产物。对政策制定者来说，理解国家创新系统有助于识别加强创新活动，提高全面竞争力的杠杆作用，有助于发现系统内部阻碍技术开发与创新的不协调之处。英国贸工部在《英国国家创新系统》中指出：“创新系统是各个机构相联系所构成的体系，用以创造，存储和传播知识技能与人工制品（即新技术）。”并指出：“从政策角度来讲，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创新知识水平而是该系统的传播能力，即该系统确保技术创新者及时获得相关知识的能力。”
与创新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竞争力问题。竞争力问题是市场经济必然提出的关键问题。搞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出现竞争。国内市场有竞争，国际市场竞争就更为激烈。忽视竞争问题和竞争力的提高，就会在国内外市场上无立足之地。美国的竞争委员会于1990年发表了极具世界影响的竞争力报告——《赢得新优势——美国未来关键技术》，对美国关键技术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作出重大贡献。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IMD ）和世界经济论坛（WEF）自1980年以来， 每年都研究公布世界竞争力报告。世界竞争力的评价和公布对世界各国都是警醒。
3.4 更加重视基础研究
国外，历来重视基础研究，并把它作为创造知识，开发技术的源泉，国家政府给予大量资金支持。李政道博士曾经指出：“基础跟应用、开发的关系，可以作这样的比喻，就象是水跟鱼、鱼市场，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当然就不会有鱼市场。这是明摆着的。”
政府直属研究机构和大学是日本基础研究的基地。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的总科研经费的投入，二者是相当的。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主要是科学技术厅（对科研机构）和文部省（对大学）。最近20年，日本基础，应用和开发的投入基本上保持约15%、25%、60%的比例。正是因为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后来应用科技和企业科技的繁荣。
为了确定面向21世纪的研究开发新战略，日本加大了科技政策和体制的调整力度。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从“科技模仿立国”走向“科技创新立国”，其具体措施是，第一，增加科研经费的投入，加大基础科研经费的比例。1995年度，政府的科研预算比上年度增长9.6%，1996年度又比上年度增加10.9%。1995 年度日本实际投入的科研经费约1250万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第二， 不拘一格选拔优秀人才，提拔年青人，负责研究项目，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提高科研人员待遇以吸引更多的人才；第三，改革教育制度，加速人才培养等等。
美国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主要是在二战之后。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航天局，国家医学院，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美国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同样是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美国基础，应用与开发费用分配比例与日本差不多，基本上保持在15%、25%、60%左右。
1997年美国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关于《塑造21世纪的科学技术》科技发展战略报告中指出：创造新的知识和培养人才是掌握未来的关键，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科学就是这样个引擎的燃料。
3.5 官产学结合是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科技经济结合，实现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唯一途径
进入70年代以后，各国都对自己的科研体制进行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各国都认识到；科研不仅要在科学技术本身发展上作出贡献，发展人类的科学技术，而且要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硅谷、英国的剑桥、日本的筑波、法国的格勒诺布尔等为代表的技术开发区发展迅速，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各国纷纷效法。与此同时，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法国科研中心为代表的工业联系计划，日本的官产学研究制度都体现了科研制度改革，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科技政策新面貌。
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是改造自然，提高生产力的工具。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如果不和经济结合，不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就失去了科学技术的基本功能。以往在大学、实验室从事科研，与生产脱节的机制，完全忽视了科技发展的社会功能。无论是科学园还是技术开发区都体现了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根本原则。而官产学结合则是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一种实现过程机制，而且是最好的一种机制。
官产学结合，不是把科研成果转让置于科研活动之后，而是把科研成果，技术决窍的转移置于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过程之中。这就大大提高了科研的效益与效率。结合的关键是“产”，是产业、企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只有企业成为R&D 的投资主体，使用主体、开发主体、官产学合作才能持久有效地进行。
3.6 知识经济研究正成为当前科技政策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之一
在70年代末提出信息经济，而目前又提出知识经济。那么当前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呢？答案可能不止一个。信息经济是指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过程中所创造出的经济产业和经济价值。主要函盖的是信息产业和通信产业。知识经济则是指知识的生产、传播、使用过程中所创造出的经济产业和经济价值。知识是比信息更广泛的概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6年发表了《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我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于1997年4 月选择了其中有关知识经济的部分章节，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书公开出版发行。
早在80年代初，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就出版了《1960—1980年间美国的知识产业》一书。1996年在哥本哈根召开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的就业与增长问题研讨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的就业与增长问题》专著。1995年2月七国集团（G—7 ）部长级会议确立了各国纳入全球知识经济社会的核心原则。1996年5 月，南非主持了“信息社会与发展会议”，10个发达国家和30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与会，扩大了对话交流。1997全球知识大会在加拿大召开，约有100个国家的政府、产业和多国组织的领导人参加。虽然， 目前有关研究知识经济的专著还不多，但在80年代以来研究信息产业、研究技术创新，研究R&D 政策等等方面都涉及到知识经济问题，实际上是知识经济研究的序幕。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吉朋斯（Miohael Gibons）所表述的知识新的生产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就逐渐地显现其端霓。而知识生产新方式的出现有力地推动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经济与社会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这就向人们提出学习的要求，否则是难以生存于知识经济中的。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使科研单位关系多元化，这就迫使科技体制进行深层次改革，以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
4 借鉴与启示
我们中国当前正处于历史发展上一个关键时刻。世纪之交，如何面对世界上各种严峻挑战；科技和教育究竟应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来对待？北京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应如何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演讲报告之中，或书面文字上，而应该拿出确实的政策和办法来。国外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施，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汲取，给我们很多启示。
（1）发展中国家能否更多地投资于科技与教育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穷，经济实力弱，财政少。这是事实。但是，穷是不是穷到一分钱也没有的地步。发展中国家是各方面都待发展建设的国家，这也是事实。但是，是不是非要等到富裕的时候再来搞科技、搞教育？日本二战后，经济相当困难。但是，靠科技、教育立国，通过30年的励精图治成为第二经济大国。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也并不是一天之功。也是大量网络世界精英，对科技、教育给予大量投资，发展起来的。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1）没有教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发展发达起来？回答是否定的。非洲的长期落后、发展缓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不断缩小而是不断扩大就是个证明。2）美国人把整个经济比做一台机器，认为技术是引擎， 科学是燃料。没有科学、技术，经济是无法高速运行的。我们中国人是否也意识到这一点？3）对科学、教育的投资问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成员国国家投入到研究与发展的费用已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2.3%，教育经费平均占OECD成员国政府支出的12%，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估计达2.5%。中国对R&D 的投资一直徘徊在0.5%左右。虽然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中明确规定1.5%的指标，但是近几年没有任何表明向这一目标接近的迹象。依赖市场、依赖地方和民间、依赖科学家个人的投资政策忽视并放异了国家对教育、科技投资的责任。
国家在政策、战略安排上也有“有所为，有所不为”或轻重缓急问题。但是，作为兴国之本的教育与科技应始终放在重要的地位。
（2）基础研究问题 基础研究是创造科学知识的基本手段。 中国科学院院士路甬祥指出：“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是人类自然认识自我，拓展知识，揭示客观规律，创建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主要途径和手段；科技进步和近代产业革命的基础、源泉、先导；是奠定人类现代文明的科学支柱和基石；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园地和沃土”。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日本、法国等等国家在一开始就建立了合理的基础。应用与开发科研体制与结构，其比例为15∶25∶60左右。我们中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中应很好研究基础，应用与开发三者之间的比例结构。忽视或不重视基础研究是不利于中国成为科技大国这一目标的。不能因为发展市场经济，强调市场效益而冲击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研究工作，企业一般不愿投资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一般是由国家政府投资的。美国和日本都是将其R&D 支出的大部分用于基础研究。
（3）竞争力与技术创新问题
竞争力与创新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与研究的焦点。并成为科技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即是说，科技政策应有利于国家竞争力和创新成果的提高。
国际竞争力理论将竞争力区分为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是核心。现代经济学家从战略发展、产品开发、结构过程和技术创新等角度研究企业竞争力。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IMD ）研究公布1997年世界各国竞争力，美国从1993年开始，历年均为世界第一。 中国于1996年排名26，1997排名27；1997年科学技术方面，美国排名第一， 中国排名第20。
竞争力是与创新相联系的。竞争力反映了创新能力，开展创新活动有利于提高竞争力。现在，国家经贸委在全国开展的技术创新及其示范工程活动，正是试图通过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北京市应加强企业竞争力与技术创新这方面的研究，制定并实施有关政策措施，推动北京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4）政府的作用 政府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政府的作用：一是制定促进和有利科技活动的政策，二是向科技投资，并鼓励企业、社会、个人对科技投资。政府在制订和实施科技政策时，应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委托专家评价政策效果。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完善科研新体制，推动科技事业大发展，迎接充满挑战的21世纪。
收稿日期：1998—02—18 收到修改稿日期：1998—03—02
标签：科技政策论文; 日本科技论文; 国家创新系统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知识经济时代论文; 日本工业论文; 科技论文; 科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美国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