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发展历程。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中国近现代诸多思潮中的一种，而从此时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其他思潮的变革和发展。由于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的这种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性质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臣属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成为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由这一性质所决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而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功转型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具有不同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内在机制。正是这样，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有了十分特殊的意义。首先，它能使我们把握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不至于随意地、碎片化地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其次，它能使我们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入地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内在机制，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本文以这两重意义为基本点，探讨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点，提出自己关于书写这一断代史的一些看法。
一、书写方式的选择
对于一个哲学流派的形成和演变、一种哲学传统的内在变革，人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书写。如果作一个归纳，我们可把已有的哲学史书写方式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按照人物思想出现的时间顺序去书写；第二种是按照范畴的提出和重新阐释的内在逻辑去书写；第三种是按照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方式的变化去书写；第四种是按照学术结构的转移及其走向去书写。在这些不同的书写方式中，人们很难说哪一种书写方式是最好的，只能说哪一种书写方式更适合研究者的需要，更能够解答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这就是说，人们选择什么样的书写方式与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方式密切相关，而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方式又都是在一定的研究范式中展开的，因此，哲学史的书写问题首先有一个研究范式的选择问题。这一点，对于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说，也不例外。
严格地说，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加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结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结果。当我们肯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为本课题的研究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分属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对其书写方式的选择也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进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究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才有意义，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中就没有意义呢？这是我们选择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方式必须首先面对和解答的问题。
“研究范式”的概念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来的。库恩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重建科学史观。库恩认为，在以往的科学史研究中，科学史家们常常满足于收集事实、理论和方法，这就把科学变成了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把科学的发展“变成一个累积的过程”①，把科学史“变成一门编年史学科”②。然而，一系列的科学革命证明，科学并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而是由一定的科学研究范式构成的；科学的发展绝不是理论的累积过程，而是在一系列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实现的。所谓科学研究范式，即是由许多科学家对某一科学成就的共同信念和由其公认的问题、方法和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构成。这里所说的共同信念，是科学研究范式的价值系统，而公认的问题、方法和范例则是科学研究范式的知识系统。可见，一定的科学研究范式，是由一定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构成的历史整体，而这个历史整体就是一种科学研究传统；在这个传统内的研究，是“常规科学”，打破这个传统的研究便是“科学革命”了。库恩如此规定科学研究范式，意在阐明这样一种科学史观：决定科学和科学革命的东西，不是科学的理论或内容，而是科学的结构或形式。库恩的这一科学史观也适合于哲学史的研究，尤其适合于我们有效地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中国的研究必然包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也必然要论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但不能由此而把这一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等同起来，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归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之中，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有着不同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任务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变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任务是解答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传统更新的问题。这一点，曾乐山先生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中就已经阐明了。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本书是拙著《中西哲学的汇合——中国近代进化论传播史》、《中西文化和哲学争论史》的姊妹篇。除第六章的第二节作了较大的修改外，本书的其他章节均陆续脱稿于1988年秋天以前。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首先是由于我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深切地感到要提高这两个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的水平，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问题；其次是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断了中国的启蒙运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封建主义化等谬论，甚嚣尘上。为了明辨是非，澄清思想，以及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我也觉得十分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学习、探索和研究。”③曾乐山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是最早提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著作之一，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归于思考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结果，无疑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中国背景和中国内容。由于研究任务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的区别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重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在学术理路上，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重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变革的问题，在学术理路上，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变革中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思潮之间的关系，总之，是沿着思考中国问题的方向发展的。根据库恩的研究范式，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是研究范式的核心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在研究问题和学术理路上的不同，实质上就是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区别，也就是研究范式的区别。这一区别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之间的区别不在内容上，而在形式上，准确地说，是在理论框架上。如果对这种理论框架上的区别作一个概括，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它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它所突出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背景。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理论框架决定着理论内容的意义。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内的一个流派或一种哲学形态，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的内容和意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过程中的一种。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框架中，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而是中国近现代哲学诸思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转折点，它的理论内容的意义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及其发展，是中国人的新精神、新的价值理念和新思维。由于这一区别，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课题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提出，而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提出。
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自21世纪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就已经把1949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其中了。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修订本中的第七卷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49年至1992年的历史；201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叙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49年以后的发展，但是，这些叙述都是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发展阶段④，而没有把它当作中国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因而始终没有提出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断代史进行专门研究的任务。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一开始就逼近了这一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学界提出这一课题，是为了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创造中的合法性。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国学界开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的研究，其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把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各种学术论争中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意义和中国背景，进而对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了充分的研究，完整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风貌。进入新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主题发生了变化，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探讨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关系问题的关注，与之相应地，在研究的时段上，也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研究转向了对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断代史研究。这一研究在2008年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的学术成就中得以系统化。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学术空前繁荣的30年。在这30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起点，在学理上、在学科建设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在学理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突破了原有的认识论研究范式和教科书式的书写方式，开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历史观、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在学科建设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发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多个研究领域。但是，在总结这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中国学者并不满足于罗列这些事实，而是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高度反思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之路。我们知道，哲学理论建设离不开理论创造的形式，而理论创造的形式，说到底，就是研究范式的选择和创造的问题。中国学界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及其转换的课题。孙正聿在他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哲学)》中专门总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及其转换方面取得的成就：“学者们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中国日益深入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现实生活以及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和生存状态的特点进行理论反思和概括，为此就需要转换旧的哲学范式并探求新的哲学范式。学者们提出，哲学范式的转换与创新是一个综合的、需多方面努力的理论任务，需要多种工作方式和理论路径的相互协作和配合。既需要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实践活动以及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度把握，也需要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返本开新’，同时也需要与包括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学术思潮深入广泛的对话与融合。哲学范式转换与创新最为根本的目标和方向是建构中华民族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⑤我认为，这一总结概括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三个特点：其一，研究的重心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移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经从对历史的反思转向了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其二，理论形式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上的理性自觉；其三，提出了在当今世界变化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张力中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突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性。这三个特点实际上已经以隐蔽的形式提出了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任务，因为要说明研究范式的更新就必然要进行新旧研究范式的对比，而要对比新旧研究范式，就必须返回到以往的研究范式。这里所说的以往的研究范式，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就把近30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扩大到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课题。
中国学界不仅在反思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提出了研究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任务，而且还蕴涵了撰写这一断代史的书写方式。这个书写方式就是学术结构的转移及其走向。近年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及其转换的所有研究，集中到一点，就是强调：在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更新已经迫在眉睫，而这种形式的更新在研究1949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就是探求这一断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转移及其走向。实际上，提出并研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为对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件和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中都已经有了，现在重提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绝不是要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已经论述的内容，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去重组这些内容，以此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转化机制，阐发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念、新理论。可见，提出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新意不在于内容的更新，而在于书写方式的更新。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
要以学术结构的转移及其走向为书写方式，先要弄清何谓学术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是怎样的？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具有哪些特点？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就知道如何清理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主线，如何处理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料，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了。
所谓学术结构，就是凝结于学术成果中的理性，亦可称之为学术理性。通常，学术成果总是以一种或一系列的理论形式出现的。学术思想以理论的形式来表达，这本身就需要知识；理论的变化即是知识结构的变化，于是，一定的知识结构就构成了学术理性的理智，这是学术理性的认识论功能。但是，任何知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都是理论创造者有目的的思想创造活动的结果，而理论创造者的目的总要受一定的价值判断引导，由此决定，一定的知识结构必然负载着一定的价值判断，于是，这些价值判断就成为了学术理性的价值系统，这是学术理性的价值功能。除此之外，一定的理论，尤其是哲学的理论，无论创造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它都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或者是好的影响，或者是坏的影响。这种社会影响，就是学术理性的社会职能。在这三者中，学术理性的价值体系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它是学术理性的精髓，体现着学术的自由精神；理论创造者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创造什么样的理论，受着他的价值判断的引导，同样地，他所创造的理论是否有意义，知识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前瞻性，是否能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其社会作用的好与坏、大与小，也都是由其价值判断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莱布尼茨曾经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莱布尼茨认为，价值对于人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它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合理的、有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那些表面上很完善，实际上并不完善、没有意义的东西。“就好比一个人如果毕生精力就完全用来向针尖上丢豌豆，以便学会能万无一失地使针尖刺穿这豌豆，就学那个人的榜样，他曾使亚历山大大帝让人赏了他一斗豌豆作酬报，这个人也会达到某种完善性，但那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是值不得来和他将会忽视了的其它许许多多很必要的完善性作比较的。”⑥学术理性的价值体系的这一作用表明，学术理性的价值不是学术理性外在的东西，而是学术理性的内核，学术理性就是由其价值、理智(知识结构)和社会职能三个方面构成的。不论理论创造者的主观意愿如何，是否对此有明确的意识，这三个方面都会渗透到他的理论创造活动中，而他所创造的理论，只要能称得上是学术的成果，也都必然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一点也体现在我们对一定理论的询问中。比如，我们在传播和研究一种理论的时候，总会询问这个理论是什么，它有什么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在这里，询问这个理论是什么，就是对这个理论的学术理智的提问；询问这个理论有什么理论价值，就是对这个理论的学术价值的探究；询问这个理论有什么实用价值，就是对这个理论的社会职能的说明。可见，学术结构作为学术理性，绝不是单一的知识体系，也不是理论的汇编或堆积，而是一定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和社会职能构成的有机整体。
我们上面所说的学术结构的构成，只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学术结构是很具体的，其中有自然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结构之分，也有个体的、时代的、民族的学术结构之分；就哲学而言，有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的学术结构之分；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还有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之分。因此，我们要以学术结构及其走向为书写方式，还必须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区别于其他哲学的学术结构的根本点在于，它不是把意识形态排除于知识结构之外，否定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意义，而是把意识形态纳入学术理性的知识结构之中，力图给意识形态以认识论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们抛弃了意识形态，而在于他们发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以这个原理论证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说明了意识形态的认识论起源。列宁在批评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时，发展并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他指出，马克思《资本论》所阐发的唯物史观绝不是经济唯物主义，而是社会形态的学说，在这个社会形态中，“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⑦显然，他以对社会形态内涵的阐释，把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紧紧地锁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结构之中。他认为，是否承认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对于历史进程的作用，是否把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因素纳入到历史过程之中加以考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水岭。合法马克思主义想把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当作主观因素排除于历史进程之外，以为经济因素是衡量历史过程必然性的唯一尺度，强调只有坚持经济唯物主义的立场，才是客观主义者。而在事实上，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对抗和意识形态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内容，如果把这个内容排除于历史过程之外，只讲经济的过程，就看不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就会陷入主观主义。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时，“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⑧，这就对历史过程作了比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的说明，是真正的客观主义。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又进一步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就是哲学党性原则的认识论基础，彻底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认识论基础，唯心主义是马赫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认识论基础。这里所说的哲学的党性原则就是哲学的意识形态表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是不同哲学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根据。自列宁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以葛兰西、卢卡奇为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于意识形态，并以重新阐发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揭示意识形态的内在机制，从而创造了以上层建筑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主张探究意识形态背后的“总问题”，创造了具有认识论特征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倾向虽然学术理路不同，但其目的是同一的，即把意识形态作为哲学科学的对象加以研究。经过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列宁，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不断研究和论证，意识形态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结构中不可消解的部分。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一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也重视意识形态的研究。但是，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历史背景各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的最重要方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教育和思想领域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与基础理论并列的部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教育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固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来支撑，但是，它毕竟不是基础理论本身，而是基础理论的应用。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知识结构上的差别就出现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同一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结构是单一的，准确地说，它的认识论的方面和意识形态的方面是一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所展开的争论，无非是在认识论和意识形态之间二者择一：那些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优先的学者，创造的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那些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优先的学者，创造的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之不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被划为应用哲学领域，而被排除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之外，这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结构分裂为两个领域：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哲学。由于这种分裂，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知识结构中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也分离开来了：认识论的研究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领域展开，而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在应用哲学领域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结构的这两个方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臣属阶级地位的时候，自动地统一起来了，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运动得以发生的理论基础，然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时候，即从1949年开始，两者变得越来越不统一了，甚至常常会发生矛盾。这种矛盾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脱节，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形成了学院派与讲坛派的相互背离；另一种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与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脱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有意识地规避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一味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本身的逻辑严密性和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文本解读，越来越成为书斋的学问，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的研究而成为了实际的操纵技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党的机构，如宣传部门和党校、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通过组织申报科研课题、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课程体系等方法来统一和协调这两个方面的关系。由于党的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这种介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结构的创造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个人的创造活动了，而成为了一种社会化的生产活动。这就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结构与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变革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变得分外复杂。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知识结构的复杂化又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结构中的价值体系和社会职能起作用的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由于其知识结构是单一的，所以，它的价值体系只是以主观的形式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活动中，其社会职能也只是通过这些创造者自己创办的报刊、杂志、书籍、讲座、学术会议等形式对社会起作用，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由于知识结构的复杂化，所以，它的价值体系是以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等社会的、客观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其社会职能也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的运作和协调而对社会起作用。由于党和政府机关的这种介入，中国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变革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创造的激活器，离开了这个激活器，就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的深层蕴涵。由此决定，我们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绝不能舍弃了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变革运动，必须把政治的因素纳入其中，在学术和政治的张力中探究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变化。
三、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分期
我们提出以学术结构的转移及其走向为书写方式，主要是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事实：1978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确引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结构的变化，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脱离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创造的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实现了由科学理性而历史理性的转变⑨。这一事实要求我们在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时，必须对这一断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分期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对于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学术界已经有过讨论，任俊明主编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一书把这一讨论的观点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以“文革”为界，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之为“文革”前、“文革”期和“文革”后，其中，“文革”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折和危机阶段，其他两个阶段为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阶段；第二种是以哲学基本样式和内容为标准，以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形成和重构为主线，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教科书改革哲学阶段和90年代以原教科书为背景提出问题的后教科书哲学阶段；第三种是以哲学范式为标准，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描述为从实体性范式到主体性范式，再到人类学范式的发展过程；第四种是以哲学研究的一般特征为标准，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致分为构造传统教科书体系阶段和突出“问题意识”阶段。该书将自己的观点归为第五种，即以学术发展为主线，依照时间顺序，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从“确立指导地位”、“初步发展”、“有所创新”、“陷入困境”到“繁荣发展”的历程⑩。综合地看，这五种观点有三个共同点：第一，这五种观点都承认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且把对这个过程的分期看作是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第二，这五种观点无论是以中国政治变化为标准，如第一种观点，还是以学术为标准，如第二至第五种观点，都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谈问题，因而，都没能概括这一断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殊背景和中国文化环境，并进而揭示出其中的学术结构和变化的内在机制；第三，由前两个特点所决定，这五种观点都对1978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或多或少的否定态度，否定这一时期有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把它简单地看作是模仿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时代。这显然不符合1949年至1978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以这种观点为出发点书写出来的这一断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必然是平面化的、线性的和非历史的。比如，按照第二种观点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们只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体系的变化，而看不到哲学思维理性的变化；按照第三至第五种观点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们只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结构在认识论方面的变化，而看不到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更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结构及其转换的内在机制；若看不到这些变化，也就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无法解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设问题，等等。如果我们不能解答这些问题，那么，我们提出和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变得没有价值了。为了克服这些不足，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以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为标准，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分期作明确的规定和说明。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转换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区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至1978年；第二个时期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个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现在。这三个时期各有其特点。
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相关，可以说，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续和变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把这个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个时期。因此，我们要把握这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就需要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个对比研究。
从总体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可能的问题展开的，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任务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也不相同。这一点在1949年前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在1949年以前，中国还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这一阶段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集中在解决中国共产党如何赢得反对国外侵略和国内反革命的战争胜利，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等问题上，而在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这时，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理论战线上，要在广大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中开展思想教育运动，打破旧思想、旧文化在中国文化领域的统治。为着实现这一任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有了不同于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同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内容上，主要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确处理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矛盾关系问题。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提出了“双百方针”，开启了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问题的研究。
第二，在理论思想的研究上，毛泽东思想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1949年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传播以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创造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学者逐渐摆脱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转向了对自己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上，以阐释毛泽东思想为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第二个方面是以毛泽东思想为蓝本，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间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中国学界开始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的确借鉴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但绝没有照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而是融入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比如在对立统一规律和实践认识论等章节中，都采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结构；在哲学观点的阐述上，也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第三个方面是以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容。早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运动，当时人们也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等著作，但更为普遍和主要的，还是一些阐发一般原理的著作。这些著作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学者米丁、罗森塔尔、康士坦丁洛夫、亚历山大洛夫等人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著作的译本；第二类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著作，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第三类是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读本。与之不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运动则是以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为基本读本(11)。上述三个方面表明，这一时期是开展毛泽东思想全面研究的时期，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不仅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文本，引导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而且还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运动，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力量，领导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是从1949年开始，中国人才开始系统地反思和研究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第三，在学术的知识结构上，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结构的重心发生了转移，意识形态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认识论方面的研究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研究。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这一格局：在知识结构的认识论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取得大的理论突破，尤其在哲学的学术理性上，依然保持着1949年以前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结构，但是，在如何争取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方面，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四，在理论成果的形式上，以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主体。为要掌握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就需要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要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为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而展开的，无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著作，还是解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著作，都是按照教科书的规范撰写。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成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形式。1978年以后，国内学术界在反思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也就由此而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教科书体系的时代。
这四个特点既体现了这一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就，也造成了这一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足。从所取得的成就看，这一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新领域：一个是系统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开辟了研究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学术理路，后来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研究，实际上都是这一学术理路的扩展；另一个是开辟了应用哲学研究的方向，突出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价值观念的主导和社会职能发挥方面的作用，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与社会主义政治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造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从不足之处看，这一时段由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结构的认识论层面并没有取得大的突破，在学术理性上，依然坚持的是科学理性，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论述上，在总体上保留了1949年以前形成的以自然本体论为出发点，以认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这一不足决定了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哲学研究格局：一方面，中国学界要突破先前的哲学理论框架，必须以认识论为起点，开展认识论研究；另一方面，这种认识论的研究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的契机，中国学界很快就通过对认识主体的批判性反思进入到了对人的价值问题的研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超出了认识论的框架，深化到本体论、历史观的研究之中。
自1978年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发展的总方向是批判科学理性，创造历史理性，在时间上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两个时段：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发动期，也是从1978年之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过渡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现在为历史理性的创造期。这两个时期的划分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学术结构的变化为根据的。
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运动。这场运动首先是在思想领域爆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这场运动的起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就是这个无可争议的基本原理，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起了一场大的理论讨论，这场讨论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解放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不“唯书”，不“唯上”，要面对中国和当今世界的现实，立志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破除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创造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念。由此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引发了一系列的哲学争论，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突破：首先，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中国学界对认识主体性和价值问题的研究，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冲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科学主义思维和认知范式，进到了对实践的本体论和历史观的阐释。其次，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揭露了科学理性的弊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了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最后，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开启了对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研究。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了由科学理性到历史理性的转向。然而，这一转向在当时并没有完成。这是由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现状决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从农村开始的，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只限制在农村。在中国，农村虽然在人口的数量和土地的使用上占了绝大多数，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却始终处于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相反，城市的人口虽不占多数，占地面积有限，却始终处于中国社会的中心地带，主导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型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国家机关、大学教育、新闻出版单位等控制了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由于农村和城市在国家所处的地位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并未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中国社会实际上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没有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界开展的认识主体和价值问题的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只能是批判以往社会的弊端，而不可能对市场社会的发展有所作为。相比之下，“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讨论因为适合了当时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科学与生产力相结合的需要，而受到了重视，得到了发展。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论证生产力的第一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始终是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不仅赋予生产力第一性的地位，而且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有了实践和理论上的这些需要，中国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就借助于对“生产力标准”的研究战胜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保持了自己的主流地位。这就注定认识主体的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不能实现建构历史理性的任务，从而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成为一个过渡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开放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大型国有企事业股份制化、城市的住房体系、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的改革、新闻出版单位的事业化等等，从不同方面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走上了全面市场化的道路，最终形成了中国的市场社会。市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刺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复兴。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市场社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一点应该归功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但是，由于缺乏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发展，市场社会的建设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片面理性的困境：首先是片面地强调技术生产力而引发出生态环境问题；其次是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没有建立起来；再次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带来的社会贫富差别扩大，提出了建构和谐社会的问题；最后是文化的产业化推动了消费社会的形成，提出了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人文精神的建构等一系列有关文化建设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片面地运用科学主义的思维范式造成的，当然不可能在科学主义的思维范式中得到解决。这就在客观上提出了建构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三件工作：一是大量地翻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思想，从中汲取思想资源；二是开展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讨论，反思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身份合法性，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三是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借助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文化产业、消费社会、生态学等方面的成果，思考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问题。通过做这三件工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了主题的转换，即由对生产力的技术性论证转向了对微观的日常生活的批判，于是，个体的发展、消费社会、资本的批判等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其次，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意义凸显，其文本解读的范围不断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专一解读，扩展到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晚年人类学笔记等多种文本的解读，其研究视域也由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拓展到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理论、东方社会理论、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等；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开展起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最后，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这些思想资源反思中国市场社会的发展，开发出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建设。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这一系列的工作以及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变化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而这种学术繁荣又是围绕着构建历史理性展开的。这就使这一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知识结构上，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而是以其认识论研究的深刻性主导着意识形态的变化；在价值系统上，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崇尚科学理性，而是崇尚历史理性；在社会职能上，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也多样化了，它不仅通过教育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通过理论的批判切入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推动社会的变革。这些表明，在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人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作用不是越来越小了，而是越来越大了，并且，这种影响力不是通过强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段，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性。这其中就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要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学术结构，要说明这个结构的起源和发展，从中反思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和不足，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
注释：
①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②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页。
③曾乐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
④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⑤孙正聿：《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221页。
⑥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7页。
⑦《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
⑧《列宁全集》第1卷，第363页。
⑨所谓科学理性，是指那种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基础，重在揭示外部自然存在及其规律的哲学，它所体现的是哲学的科学主义精神；所谓历史理性，亦即文化理性，是指以修辞学、伦理道德和政治学等方法为基础，重在揭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自由本性的哲学，它所体现的是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两种哲学理性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那种强调自然本体论和生产力的第一性的哲学，遵循的是科学理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主义传统；那种强调实践本体论和以人的自由、意志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遵循的是历史理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型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主要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创造的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传统直到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受到质疑，而1978年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沿着批判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创造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路向发展，这一过程就其学术理性而言，即是由科学理性而历史理性的转换。
⑩见任俊明等编：《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1～512页。
(11)见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形态、前景》，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204～208页；中共大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大庆“两论”起家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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