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笔者拟对此进行概略探讨。
一、政治方面的准备
大体说来，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方面的抗战准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通过多种渠道沟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长时间的国内战争，国共两党结冤甚深。如何消除隔阂，改变敌对状态，实现国内的团结和统一，一致对外，为此，共产党作了不懈的努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而国民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也花费了一定的精力，做了一定的工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蒋介石认为剿共已初告成功，初步完成了“安内”部署。从1935年秋冬开始，蒋介石便着手以政治方式来解决中共问题，以达解散或收编红军的目的。为改善与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大致通过以下几种渠道寻找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1）1935年11月，在蒋介石指派下，由陈立夫主持、谌小岑出面，通过翦伯赞和吕振羽与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联系。周小舟按照北方局的指示，于次年1月亲自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谈判。（2）同年11月底，谌小岑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左恭与上海中共代表张子华取得联系，此后，张子华数次来往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而奔走。（3）希望苏联政府出面促进国共两党团结合作。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亲自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国共）达到团结，我将感到高兴。”一个多月之后，蒋介石又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①]（4）1935年12月，蒋介石指示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派人回国牵线搭桥，促成国共两党直接谈判。（5）1935年底，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到达陕北，转达南京方面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两党代表就合作抗日问题开始了近一年的秘密接触，奠定了国共两党正式谈判和合作抗日的基础。
总的看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继续以军事围攻红军的政策，但已改变了过去坚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沟通关系，这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二）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精神总动员的方法唤起国民觉悟。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反蒋声浪不断高涨。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于1934年春天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历时15年之久，而最初的3年（从1934年到1937年）是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最为认真和努力的时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之发展成为一场遍布全国城乡的社会运动。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准，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开展起来。运动中又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为追求目标。蒋介石曾私下向蒋梦麟、张伯苓等人表示：“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②]他希望通过新生活运动来激发中国人的思想觉悟和民族意识，摆脱“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以达到复兴民族、建设新国家的目的。
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新生活运动也日益与抗日救亡联系起来，并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民军训等抗战准备工作紧密配合。1935年11月，为增强国力，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使经济建设速见成效，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行，相辅相行”。[③]又讲“实行国民劳动服务，是从事于国民经济建设一个最急要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贫穷，没有充分的财力来完成各种建设事业，……只要我们全国同胞能竭尽所能来劳动，便可以完成一切福国利民自救救国的新建设事业”。[④]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地纷纷借助新生活运动，组织新生活劳动服务团，服务于地方建设事业。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巧妙结合，不仅使国民经济建设速见成效，对国民也是较好的战前动员方式。
南京国民政府还借助新生活运动加强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要义》中表示其提倡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当时不仅在全国大多省份以及一些铁路干线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开展国民军训，甚至连中、小学生也组织起童子军，施以军事训练，并取得显著成效。这种与新生活运动紧密结合的国民军训，提高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军事素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国民军训是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两项重要的抗战准备工作，这两项工作与新生活运动有机地融为一体，产生了相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直接服务于后来的抗日战争。虽然它有服务于国民党“安内”政策的一面，但也为全民族进入抗日战争奠定了心理基础。
二、军事方面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和不堪一击的国防，国民党军政要员连连向政府呼吁“巩固国防，长期抗战”[⑤]。在内外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便逐步着手从军事上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
（一）筹划、整建江海防要塞。
从1932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制定国防计划大纲。同年12月成立了军委会城塞组，具体负责修建各要塞及国防工事。但在1935年之前仅对要塞作了一些修整，国防计划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6年1月31日，蒋介石急令“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星夜赶修”；次年3月18日，蒋介石又令检查各地国防工事修筑情况。[⑥]到1937年上半年，南京、镇江、江阴、宁波、厦门等9个要塞区基本整建完毕，共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⑦]要塞的整建，加强了国防防御能力。
（二）划分防区、构筑防御工事。
为便于构筑防御工事，1934年3月，蒋介石在批示本年度国防计划大纲时，将全国划为10个国防区，并规定：“各区陆军应努力侦察本区内之地形，利用演习构筑必要阵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积物资，完成作战之种种准备”。[⑧]《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又进一步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4个大区，并以军委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立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一个总预备军指挥部。在这一基础上，军委会又将全国划为5个战区，进一步完善了战区的划分。
防御工事的大规模沟筑是从1935年底开始的。“一·二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在江浙、山东、冀察、晋绥、河南、广东、福建、广西8个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并确定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⑨]，分期分区进行。计划制定之后，即进行了零星构筑，但进展十分缓慢。至抗战爆发前夕，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约计构筑工事3342座[⑩]。这些工事有些较为坚固，有些因人力、物力、经费之短绌，未能全按预定计划实施，质量较差，难以承受日军重武器的反复轰击。
（三）整编军队，扩充军备。
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制度一直比较混乱，装备也相当陈旧，军队之间矛盾重重，不能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1934年底，蒋介石着于制定整军计划，将全国军队编成60个师，暂定3至4年编练完成。在整编陆军的同时，对特种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整编之后的军队，都统一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民党军队派系众多，编制混乱，武器种类混杂，训练、管理杂乱无章的状况。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扩建了空军和海军。又整修了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兵工厂，使部队装备有所改观，为迎击日军的进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改革兵役制度，推行国民军训。
1936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一改过去的募兵制，下令实行征募并行的兵役法。之后，又颁布了多项有关实施兵役的法规。同年11月，成立了兵役科，具体负责征兵事宜，当年便征集新兵5万人。
南京国民政府也比较重视进行国民军训，提高国民的军事素质。1933年8月，蒋介石致电军委会主任朱培德、唐生智称：“高中及中学大学生毕业时，应先习军事教育3个月，方给文凭”，中央应设一国民军事训练处，“将全国优秀者轮流军训”。(11)迄抗战爆发，全国已训练高中学生22.4万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万人。《1936年壮丁训练实施纲领》颁布后，当年便训练完毕壮丁50余万人，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人。(12)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国民军训的推行，为战争爆发后兵源的及时补充做了一定的准备。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准备很不完善、很不充分，有些防御工事质量也比较差，但它毕竟进行了抗战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军队抵御日军进攻的能力，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幻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保证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和沿海沿江工业的内迁。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三、经济方面的准备
为奠定抗日战争的物质基础，从1936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逐步加快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步伐。是年3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称，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机，必须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表明蒋介石已注意到挽救民族危机与进行国民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规定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并决定增设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又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28条。(13)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较明确地把国民经济建设同抗日救亡联系起来，使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制定重工业发展计划。
重工业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尤为重视。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为资源委员会，作为领导重工业建设的主要机构。1935年该会拟就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预算计需经费2.712万元。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拨款1000万元；1937年又拨款2000万元，作为筹建重工业的经费。1936年度筹建的企业主要有10家；1937年度又陆续增设了11家企业或筹备机构(15)。同时从国防考虑和准备应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出发，这些企业均远离海口，大部分设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陕西等内地省份。这些企业大部分在抗战前已动工兴建。有些企业取得了较好成效，后来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资金短缺，整个计划受到重大影响，有些厂矿也因此而停产。
总的来讲，抗战前夕，中国工业的发展是缓慢的。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认真地付诸实施的大规模建设计划，它的制定和部分实施，不仅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为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提供了一定的军需。
（二）整修交通。
交通运输在抗日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如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家璈所说：“抗战与交通，相为表里，不可或分。”(16)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十分重视交通建设。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曾明确指出：“交通运输之建设应使其适合经济建设及国际形势之需要。”(17)要进一步整理旧路，修筑新路。国民党五全大会还通过了《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该案指出：“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18)五全大会之后，加快了铁路建设的步伐，且进展顺利，取得的成绩也较显著。到1937年7月，已建成铁路13000公里(19)，其中从1936年到1937年7月的一年半中，筑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20)，为旧中国历史之最。
公路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七·七”事变前夕，中国公路总长度已由1927年的1000公里增加到109500公里(21)，计有干线21条，支线15条(22)，初步形成了全国公路网络。交通建设步伐的加快，对于抗战初期中国在较短时间内集结众多兵力和军用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三）改革币制。
改革币制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进行抗战准备的重要项目。自从美国实施白银政策后，中国经济遭到极大打击，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934年共外流白银356160958元，比1933年多流出2.6亿余元(23)，造成中国银根紧缩，动摇了中国货币的基础，还引起了一系列严重恶果。为稳定中国金融，增加对抗日本的经济实力，1935年11月初，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改革币制布告，规定以中、中、交三行（后又加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币，在全国各地流通，不得使用银币，并实行白银国有，凡持有银币者，照面额兑换法币。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统一了全国货币，防止了白银外流，使中国5亿盎斯的白银(24)得以集中保存，对缓解中国当时的金融危机、复苏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为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作了物质准备，对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有较重大的意义。但也不能否认，因法币与英镑和美元紧密联系在一起，又有其依附性。
（四）发展农业。
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对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采取了相应措施。1934年召开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颁布了《合作社法》，并决定在实业部设立合作司，以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到1936年全国合作社已发展到3.7万余所，社员达160余万人。(25)合作事业的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易名为中国农民银行。此行虽然是国民党垄断农业金融、为“安内”筹措经费的机构，但它在“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26)，促进农业生产的改良与进步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还在制肥、选种、改良农作方法、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运销等方面加以指导，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到1936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2844亿斤，人均600斤，(27)创历史最高记录。农业产值约为1989万元，比1935年增加5.9%，比1934年增加16.1%(28)。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必需的食粮和资金。
总之，抗日战争前夕，南京国民政府比较重视经济建设，取得的成效也较显著。据统计，仅1936年一年的建设成果就超过了1931年至1935年间的建设成果，而1931年至1935年的建设成果又相当于民国以来20年的总和。(29)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取得的这些成绩，虽然难以和强大的日本的经济实力相比，但它却增强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实力，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
四、外交方面的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抗战准备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外交方面的工作。
（一）力图改善中苏关系，极力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
“九·一八”事变后，鉴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利益所在，南京国民政府力图改善自中东路事件后断绝的中苏关系，以取得苏联对中国抗日活动的支持。经多方努力，1932年12月12日，中国出席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向苏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复交照会，一度断绝的中苏关系开始复交。中苏复交后，就建立中苏对日同盟问题进行多次接触和磋商。1934年3月，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10月，蒋介石又派蒋廷黻访苏，探讨建立中苏对日同盟的可能性，还就中苏关系问题同苏副外长斯托莫尼雅科夫交换了意见。蒋廷黻向苏方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反对苏联。1935年5月，蒋介石又指示颜惠庆向苏方表示，一旦苏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支持苏联。10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进一步作出对苏友好的表示。1936年10月，蒋介石派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以便进一步寻求与苏合作的方式。在中苏关系改善的基础上，1937年4月，南京 国民政府又指派孙科与鲍格莫洛夫就苏联援华方式进行会谈，其结果苏联以战争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且利率优惠。中苏关系的改善，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苏联以武器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对南京国民政府备战抗日具有促进作用。
（二）谋取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
争取外援，也是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准备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拮据，难以进行充分的抗战准备。正如蒋介石所说：“就是日本人让我们尽量来设备国防，我们的人力和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30)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便利用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及在华利益的冲突，积极地寻求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
在热河沦陷、长城抗战失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1935年，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企图谋取美国财政上的资助。华北事变后，中国银行董事陈光甫等人再次抵美，以谋取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其结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加强了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扩大了美国的对华投资。
1935年12月，铁道部长张家璈奉南京国民政府之命与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从1936年起，先后与德国、英国、比利时、捷克、法国等国家签订了数笔铁路贷款协定。据统计，从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与欧洲各国签订的铁路贷款达157260535美元，约值法币529105966元，其中470127511元用于铁路建设。(31)
南京国民政府还与欧洲各国达成多笔其他借款协定。1937年春，孔祥熙访欧期间，除与英国达成广梅、浦襄等铁路贷款协定外，还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国银行信用借款1000万荷币；与法国银行团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郎、购置军用飞机信贷1.2亿法郎；与捷克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飞机、工业材料借款1000万镑等多笔借款协定。(32)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些成约未能全部兑现。
在外患日甚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与欧美国家的经济联系，谋取其经济上的援助，获得了大批外汇和多笔铁路贷款，虽然造成英美等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中国的财政金融也进一步受到外国的控制，但也应该看到，外汇和铁路贷款的获得，不仅增加了中国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直接充实了法币的外汇保证，有利于调整战时经济，而且加速了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建设，这在客观上都增强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实力。正如宋子文所说：虽然这些贷款不能公开用于预算项目（指直接弥补增加军费而导致的赤字），但却有助于中国当局的“预算”局势。(33)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南京国民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较积极措施，从多方面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来讲，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存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经济力量不足以及国民党自身的阶级局限性等都严重影响了抗战准备的进行，造成抗战准备不及时、不充分，致使有些备战项目半途而废，有些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计划上，根本无法落实。这无疑削弱了中国抗日的力量，在日军向中国大举进攻的情况下，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从而增强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
注释：
①[苏]尼基伏洛夫：《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远东问题》1977年第3期。
②蒋梦麟：《新生活运动之基本精神》，《新运导报》第121期。
③ ④《全国新生活运动》，第624、668页。
⑤《国民党历届全会关于巩固国防、整理军制问题的建议》，中国第二档案馆藏。
⑥ 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00、365页。
⑦《全国要塞现况一览表》（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⑧《蒋介石对国防计划及各地工事设施指示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⑩根据台北出版的《近代中国》第47期《抗战前的国防区划与工事、要塞之整建》中所列数字而得出。由地方拨款构筑的防御工事未统计在内。
(11)《抗战前的国防建设史料选辑》，台北《近代中国》第47期。
(12) (25) (27)刘健清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414、414页。
(13) (19)蒋纬国：《抗日御侮》（1），台北1979年版，第101—104、95页。
(14)钱昌照：《两年内创办重工业的经过及其感想》，《新经济》第1卷第1期。
(15)孙拯：《资源委员会经过述略》，《资源委员会月刊》第1卷第1期。
(16)公权：《抗战与交通》，《抗战与交通》1938年第1期。
(17)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史概要》（2），台北1979年版，第762页。
(18)罗家伦：《革命文献》第75辑，台北1976年版。
(20) (31)张家璈著、杨湘年译：《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7月版，第97、93页。
(21) (29)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台北1973年版，第296、345页。
(22) (26)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319页。
(23)许达生：《中国金融恐慌之开展》，《东方杂志》第32卷第5号，1935年3月1日。
(24)5亿盎斯白银的来源是：中、中、交农四行原存1.3亿盎斯，从各银行收受2亿盎斯，从人民手中收受1.7亿盎斯。
(28)[美]杨格：《1927年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页。
(30)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1），台北1974年版，第793页。
(32)《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3)[英]《外交与企业：1933年—1937年英国对华政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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