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族社会发展史上的四次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四次论文,发展史上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大地九州方圆。华夏四夷——南蛮、西羌、东夷、北狄，民族多元，形成一体。以夏为轴心向外辐射，以夏为向心力向内凝聚。纵观藏族社会发展的轨迹，也不外乎这一规律。近年来因研读藏史典籍，偶悟得一理，兹以前人研究的成果和文献记载来阐明之。因不求甚解，仅从宏观视角审视藏族社会发展史上的四条线索，即四次飞跃，试图探求藏族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宾伏诸羌 回归母体
自公元629年松赞干布即位起，统一邻近诸邦，迁都拉萨，建立吐蕃王朝，向外扩张，宾服诸羌，到达磨被杀，王朝崩溃二百余年间，是吐蕃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和藏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阶段。
研究藏族历史，必然要涉及其族源问题。谈到族源可上溯至吐蕃乃至西羌。“吐蕃在吐谷浑之西，本西羌别种，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以秃发为国，音讹，故曰吐蕃。利鹿孤初有子曰樊尼，奔沮渠蒙逊（/hbru/t
hu/smad/gsum——金沙江下三部——作者），署临松郡丞，蒙逊灭，建国西土，改为勃窣野”。[1]这里我们不论秃发利鹿孤之后，更不论“吐蕃”二字的本意如何，只求吐蕃与西羌之渊源关系。言及西羌，当必了解无弋爰剑，“无弋爰剑（/bu/giog——男奴）者，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西羌自爰剑后，子孙支分九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疑即河源，原郡名，治所在今青海兴海县东南）以西，及在蜀汉徼北”。[2]至此西羌别种百出，有参狼种武都羌——参狼氐，白马种广汉羌，发羌（唐旄）——吐蕃，牦牛种（越嶲羌——/gjag/rgjud）及先零、宕昌、拓跋、烧当、白兰羌、附国、东女国等均为西羌分支或由其分支建立的部落联盟。其地尽跨甘肃南部，四川西北，云南等西南部及青藏高原，包括今藏民族集居的主要省区。学术界已形成基本一致的观点，藏民族的先祖——吐蕃源自发羌，发羌乃西羌之别种。尽管他们均以不同的动物或地名为号，这是一种原始氏族的古典形式。摩尔根以易洛魁人的塞讷卡部落的氏族为例。这个部落内有8个氏族，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狼、熊、龟、海狸、鹿等。[3]如此，从一个母体裂变出来的氏族部落，由于生产力及社会分工（土地、草场、农牧分工、手工业出现）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别人”[4]。彼此作为客体，久而久之，从政治、经济上的隔阂，引发出语言诸方面的差异。比如说“方言的数目之多有如其部落，因为部落的分割直到语言上发生差异时如告完成”[5]。恩格斯说：“事实上，部落和方言本质上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的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还在美洲发生，即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内说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6]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诸羌均起源于一个原始的人群——西羌，包括唐旄在内的吐蕃。诸羌只是西羌这一原始人群分出的部落及部落联盟而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医学专家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多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藏民族的白细胞抗原(HLA)分布特征，完全符合中华民族人种血液普遍遗传因子概貌，并且计算推证出藏族属于中国北方人民的一部分，而与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居民有极大差异。”[7]这进一步证明藏族先民——吐蕃为西羌分流之别种，属西羌的一支，兴起于雅隆部落的勃悉野则可看作是唐旄羌较大的一个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以占有单独的地域的各独立部落之存在为前提；虽然按照氏族和部落的地方性的分离倾向继续存在，但是合并作用是一种更高的过程，能将诸部落在一个共同地域内联合起来。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8]就吐蕃而言，这种合并自聂赤赞普经32代部落酋长的努力，到松赞干布才得以完成这一更高的过程。
松赞干布（公元581—650）兼并邻邦（部落联盟），于公元583年迁都拉萨，建立王宫，“四邻邦主，皆知当今吐蕃之王。”[9]并以拉萨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积极推行新政，创制文字，制定法律，与尼泊尔和唐朝通婚，引进佛教，吸收汉文化，丰富了吐蕃本土文化的内涵；提高奴隶地位，保护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扶植地主庄园经济，促进了吐蕃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有机的结合。这是吐蕃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
随着吐蕃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和殷实，扩张之心不断膨胀，于唐高宗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起“先后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谿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10]随之灭东女、附国，逐吐谷浑，尽霸西羌古地，遂又使军事力量延伸到陕、甘、宁、青、新、滇等中心腹地。唐初设置诸羌羁糜州共168个，从党项羁糜州和诸羌羁糜州的分布情况来看，大体上在唐初时期住在今西北地区的甘、川、青边区一带。这些羁糜州的党项和诸羌，至中唐以后，随着陇右、河西、剑南诸州郡的失守大部分又为吐蕃役属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自然也接受了吐蕃宗教、文化的影响。[11]这时的吐蕃和被其以武力宾服的诸羌则在内部经历着一种最高的阶段——融合——回归母体的过程。例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所论述的：“雅典的四个部落由于混居在一地及彼此间地理界线之逐步消失，而在阿提喀融合为一个民族。部落的名称及组织还是有生机地存在着，但是各部落的独立领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了。……全体居民不论其属于哪个氏族和部落都成为一个政治整体时，融合就完成了。”[12]而且这种融合一直进行到吐蕃王朝的崩溃，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当然这种融合是有其先决条件的，吐蕃属西羌别种，虽然它与诸羌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等形态，而在文化形态上的共同点则占主要成份。就语言而言“从一个基本部落所分裂而成的各部落，包含有几个共同的氏族，并使用同一语言，即令分裂之后已经历几个世纪之久，各部落依然保持着几个共同的氏族。”“一种口语虽然在其辞汇的组成上是非常稳定的，尤其是在语法的形式上更加稳定，但是不可能保持不起变化”[13]，但是合并为一个民族的诸羌部落之集中于一个政治高度统一的地域内“必将使方言的差异为之消灭，而后来文学语言的产生更加促进了这一点。”[14]除语言之外还有风俗习惯、原始宗教信仰、服饰及心理素质等等，变化是相对的，稳定是绝对的，因而在吐蕃王朝管辖下，以前由各部落（诸羌）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视为共同性事务，而移交给设在拉萨的吐蕃王朝这个政治中心处理。过去相邻各部落之间单纯的联盟关系已由这些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吐蕃代替了，这就预示着藏民族这个共同体的形成与产生，而且它融诸羌回归分离千余年的母体，以“吐蕃”这个全新的共同体概念构成的新民族所替代，加速和促进了藏民族的发展与壮大，这是藏族社会发展史上一次重大飞跃，当然不能排除吐蕃王朝的建立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稳定与发展。
二、纳入版图 回归本源
自朗达磨（玛）被杀，吐蕃王室内部争权，致王朝分裂，形成世俗和宗教的封建割据局面，这一时期是从唐末公元842年达玛死至元初八思巴封为帝师，受供13万户，建总制院以前，即公元1270年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部落意识强于民族意识，教派意识渐露苗头，吐蕃内部的世俗、宗教势力已无回天之力来恢复王朝统一的局面，也无力协调各种世俗、宗教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吐蕃自松赞干布起，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加速了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然而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也难免有潜在的危机和冲突。由于松赞干布提倡佛教，故引起后来的苯佛斗争以及贵族专权、穷兵黩武，使政治、经济乃至宗教方面危机四伏，终于在公元839年发生弑君灭佛事件。朗达玛死后，吐蕃政权旁落大妃琳氏手里，发生其子云丹、哦松争夺王位的斗争，各自称王，相互混战，达28年之久。以上诸种因素酿成了（公元869—877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彻底摧毁了雅隆鹘提悉勃野家族建立的吐蕃王朝。至此“其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既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15]在藏文史书《贤者喜宴》第七品中对此段历史也有较详的记载：“吐蕃本土经历两个派系彼此火并内讧，日趋支离破碎，境内各处每每分割为二，形成了大政权与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各自为政，不相统属”。[16]吐蕃王朝崩溃之后，随之出现了以云丹和哦松两大派系，即：云丹后裔——拉萨王系；哦松后裔——拉达克、亚泽、阿里三个王系。继之角厮罗（公元998——1068）又在今安多地区建立地方政权。但是在角厮罗政权与夏（党项——弭药）的争夺战争中进一步强化了与甘、青诸羌的融合，并与宋朝保持臣属关系。总之，从五代到南宋（公元907—1127年）间西藏社会处于各自称王、四分五裂的大混乱状态。藏史称为“分裂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大分裂，这时在吐蕃时期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则表现出部落意识强于民族意识的个体心态。当吐蕃社会在政治上处于彻底分裂的时期，与之相适应的宗教派别应运而生，并在精神上占主导和统治地位，促进了佛教的再度兴起，史称佛教“后弘期”。其间，由“拉萨王系察那意希嘉参所支持的鲁梅等人及门徒在拉萨、彭域、墨竹等地修寺传法，逐发展，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之后，又复各据一方，形成四个大的宗教集团‘鲁梅集团’、‘巴集团’、‘惹集团’、‘征集团’。”[17]接着在各割据势力培植下先后又出现了萨迦、噶举，噶举又分四系八支，形成了宁玛及其他小宗派。这样不复统一的部落意识加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意识的分歧，“宗教首领乘机参预军政，自号法王，排斥异己，骄奢淫纵，万民诅咒。”[18]然而没有哪一个王系或宗派能解决或协调西藏社会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地处吐蕃本土的那些裂地自封的王系、各地方势力中断或很少于中原地区的政府发生联系。然而在本土以外的甘、青、川、滇等地的藏族聚居区则归顺或与中央王朝发生某种关系，在文化方面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星火从这里开始点燃，以此为纽带，将吐蕃与中原地区联系起来。吐蕃内部的裂变及时代的孕育，藏族社会必将有一个更大的核心政体来维系。到了公元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凉王阔端（窝阔台之子）派大将多达那波进军西藏，深感武力不敌或征服高原游牧民族有很大困难，于是采取利用宗教势力施行羁糜政策，以便进一步控制西藏。是时在诸教派中唯萨迦较有势力，故于1244年邀请萨迦班智达贡噶坚参及其侄子八思巴携同弟子前往凉州会晤阔端。萨班则审时度势，并以洋洋万言发出《告吐蕃人民书》，接受了元朝的要求，使西藏归入祖国版图。接着于1264年在元朝中央设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方行政事务机关——总制院，使藏族的内部事务置于元中央集权的管辖之下。并于1268年核查人口，设立驿站，在萨迦设本钦一名，由中央任命了卫藏地方的十三万户，于是“万户”则成为中央王朝的命官。西藏地方建制就这样确定延袭下来了。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宣政院以下管理全国各藏区事务的由中央任命的高级管员是“宣慰使”，机构之名为“宣慰使司”或“宣慰司”，其中兼摄军权者则称“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设有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甘、青、四川阿坝及甘孜的部分地方）；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四川、甘孜、西康、昌都等地）；乌斯藏、纳里速、古鲁逊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前后藏、阿里三卫等地）。其次还设宣慰司、万户、千户、百户等基层政权组织。[19]使元朝中央的权威辐射到各基层政权。
西藏归入祖国版图是西羌（西戎）自华夏外夷分裂之后的民族、地域、政治上的首次大统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构成过程中的最后一次大结集大融合。
三、众派归一 求同意识
在萨迦政权期间，西藏虽然实现了与祖国的大统一，但又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教派之争，加之蒙古各政治势力的介入，教派之争日趋严重。如噶举派支系繁多，其势力范围基本上控制了前藏和西康地方，与萨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随萨迦政权的日趋衰落，到13世纪90年代(1293)教派斗争达到白热化，首次利用外力进行内战。这时的部落意识，教派意识随其斗争而不断升华，超越了民族的整体利益。噶举派中帕木竹巴乘机于公元1349年攻取萨迦占领前藏，1354年占领后藏推翻萨迦政权，建立了帕竹地方政权，得到元朝的承认。帕竹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强其经济实力，注意发展生产力，设立谿卡，维修寺院，厘定法律条规，确立以“宗”为单位的基层政权组织，使封建农奴制更精制化。但它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上层建筑的问题，仅仅是政权形式上的更替。
在西藏当政治和宗教教派的兴衰更替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危机时，总有应时而生的新的宗教势力的维持。格鲁派也正是在帕木竹巴建立的新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上产生的。
公元14世纪，当萨迦政权渐趋衰落之际，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也依附各封建割据势力，披上政教合一的合法外衣，政治上更加腐化，经济上强取豪夺，生活上荒淫无度、无戒自持。这样藏传佛教在后弘期，因自身出现的新问题又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
格鲁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自我完善兼容并收，为当时藏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建构了一套较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为封建农奴制加固了摇摇欲坠的精神支柱。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提倡并实践的显密并重，由显入密的修习次第是在集众派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新佛学体系。他积极进行宗教改革，倡导僧人严守戒律，修复寺院，振兴佛法；创办法会，使佛法教育从经院走向社会，扩大了教化的社会范围；撰写出大量阐释他的宗教思想体系的重要佛学理论著作，随明朝以后藏族印刷业的兴旺与发达，大量佛经之出版并广泛地流向民间。从文化传播学的功能去考察，对藏民族宗教意识统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之功用，是部落意识、教派意识向民族意识上升的开端。另外宗喀巴及其弟子先后创建了甘丹、色拉、哲蚌及后藏的札什伦布寺、阿里的达摩寺、西康的只都寺，并在宗喀巴的故乡安多也相继建立了以塔尔寺为主的诸多格鲁派寺院，构成了以卫藏、康、安多为主的三大宗教文化中心。于是在整个藏区形成了三点一线，点面结合的宗教文化辐射源和较稳定的社会结构。
随着格鲁派“在卫藏、康及安多地区几大道场之兴起，进一步将经堂教育系统化、体系化，随之出现了以“五明”为主的宗教学院，对藏文化的整体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继宗喀巴之后，其弟子不遗余力地以拉萨为中心，将格鲁派的势力向东西方向发展，西至阿里、东抵康巴、北及安多和蒙古地区，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全藏性的政治、经济实力之雄厚远远超过其他教派的黄教寺庙集团。”[21]
“格鲁派各寺庙之间的关系，是以宗喀巴及其著名弟子新建的四大寺为中心建立的隶属关系，形成母子寺制度。把全藏区的大小黄教寺庙网联结为一个严密的整体，组成一个庞大的教团体系，控制着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上层建筑。格鲁派寺院经济和世俗封建经济因僧俗严格界分而不结合为一。然而各地方势力敞开门户，所有封建主都可以做它的施主。”[22]故有其广泛的社会性。因显密并重，博采众长，使得持显或密为主的其他教派也能容忍，不致于极力反对，久而久之融于其中，达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高度统一。进而宗喀巴两大弟子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不但巩固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并控制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统一的宗教意识凝结强化了民族意识。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教派史上形成最晚、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教派别，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很大程度地促进了藏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它有机地掌握和控制了藏族社会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统一，这是继松赞干布宾服邻邦融合诸羌促进藏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归入祖国版图之后的一次思想大统一。
四、伟大深刻的历史变革
西藏自元朝起就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以后一直处于历代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元明两代由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施政措施，加之西藏地方政教集团内部矛盾与斗争的不断调整，藏族社会处于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阶段，即使后来固始汗等其他蒙古地方势力的介入，也仅仅是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斗争而已。但是，自18世纪后期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侵略我国东南沿海及内地的同时，先后将魔爪伸向我国西藏地区，鸦片战争爆发后公然武装入侵西藏。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两次公开武装侵略西藏，强迫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掠取了大量的侵略权益。英帝国主义采取一箭双雕的侵略手段：1.把西藏作为阻止它在亚洲争霸的最大对手沙俄南下扩张的屏障，确保它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2.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把西藏与它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势力范围’联为一气。日俄战争后，沙俄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势头严重受挫，已无力顾及西藏，表示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利益’。此后，英国采取更为阴险毒辣的政策，用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等手段在西藏上层集团中积极培植亲英分裂主义势力，策划‘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23]从此，藏族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转化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的民族矛盾。从而围绕西藏问题，藏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及政教各界爱国人士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分裂势力展开了长期的殊死的斗争。
然而，无论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如何调和，宗教体系如何完备，但是从未触及到奴役人民的社会基础——封建农奴制度，人民根本无从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彻底解脱，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内忧外患使藏族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人民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建立了新型的民族关系，与各族人民一道展开建设西藏、发展西藏、繁荣西藏的各项事业。当人民政权在西藏人民群众中牢牢扎根之后，则顺应人民的意愿遂于1959年下半年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从此，彻底推翻了奴役西藏各族人民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人民从农奴主的土地上摆脱残酷的压迫、剥削而获得新生、获得人权，成为西藏的主人。这是雪域高原几千年来发生的最伟大、最深刻的历史变革，逾越了时空、逾越了落后的社会形态，使藏族人民彻底从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下得到解放，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跻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给封闭、落后、沉睡千百年的西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通讯等事业带来了空前的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西藏和平解放尤其是自治区成立以来的30余年间农牧业经济稳步发展，现代工业迅速崛起。旧西藏现代工业几乎是空白，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先后建起了轻工、食品、纺织、电力、采矿、建材、机械、化工等方面的工业企业，工业产品达500余种。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提高。1994年工业产值相当于1964年的12倍。同时民族传统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全区集体、个体民族手工业企业达到2000余户，产品达1300多种。
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显著，突飞猛进。国家和自治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旧西藏的交通十分落后，50年代川藏、青藏公路通车，结束了西藏历史上没有一条正式公路以马代步的历史。经过20多年的建设，目前已形成了以青藏、川藏、中尼公路为干线，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交通运输网，通车里程达2万多公里，全区80%的乡镇均通了公路。此外，铺设了从格尔木至拉萨长达1080公里的输油管道。民航事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现已开通国内直达航线三条，国际航线一条，通航里程达1万多公里，从而为西藏的腾飞接通了空陆运输及能源输入的经济大动脉。
邮电通讯业发展迅速。邮电队伍不断壮大，通讯手段不断改进，邮电网点遍布全区，已初步形成以拉萨为中心连接祖国各地的邮电通讯和邮政通信网。还建成60多座卫星通信地面站，长途电话已与国际国内自动电话联网，电话交换容量4.6万门。
能源工业初具规模。建成各类电站433座，装机容量逾17万千瓦，年发电量4.3亿千瓦小时，46%的地区、32%的乡和22%的村用上了电。
教育事业已成体系。初步形成幼儿教育、基础教育、中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等现代教育的规模与模式。[24]
总之，西藏及整个藏族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创造了藏族社会发展史上的亘古奇迹，是藏族社会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腾飞。
注释：
[1]《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第28页，11250下。
[2]同上，第22页，11248上。
[3][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83、107页。
[5][6]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89页。
[7]《人民日报》海外版，第3版，新华社拉萨1994年9月11日电，通讯员甘耀忠。
[8]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96页。
[9]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西藏人民出版社，第15页。
[10]《册府元龟》，卷九五八，外臣部，国邑二，第20页，11276下。
[11]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25页。
[12][13][14]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115页。
[15]《宋史》卷九四二（列传第251，外国八）。
[16][17][18]黄奋生：《藏族史略》，第153、154、166页。
[19]参阅《藏族史略》
[20][21][22]丁汉儒等《藏传佛教源流及其社会影响》，民族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7、59、60页。
[23]黄奋生：《藏族史略》，第283页。
[24]多杰才旦：《毛泽东与西藏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