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研究涉及当代哲学所面临的前沿问题，诸如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问题，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问题，科学活动过程中的价值渗透问题，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交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科学的社会作用愈来愈大，科学被普遍地应用的同时又有被滥用危险的今天，应当说是全球范围内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等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从目前研究的状况来看，承认意识形态是一种主体性的产物，而科学又不可能成为绝对意识上的“主体”，因而，科学本身不可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认识，已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论，而人们更加关注的问题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问题，易言之，即科学向意识形态某些方面的转化迁移问题。为此，作者提出以下认识。
一、科学通过社会生活转化为社会原理
赫拉克里特把宇宙的本质和规律叫做“逻各斯”。在这里，赫拉克里特所说的“逻各斯”，不仅是对自然的本质和秩序思考的结果，而且也包含着对社会生活秩序的思考，亦即包含着人们在社会中生活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伦理意义。从赫拉克里特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把“逻各斯”规定为火的特性，是普遍的尺度，不是不变的数。他本人对这个概念作了许多规定，如“命运”、“必然性”、“以太的物体”、“创生世界的种子”等，虽然不明确，不一贯，但已包含着普遍规律、共同法则的意义。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一般把赫拉克里特的思想称为“宇宙主义”，并把他称为宇宙学派的创始人。所谓伦理学中的宇宙学派，是指从整个宇宙的本质推出道德原则，并把人的道德活动、道德目的的实现同整个宇宙的规律联系起来的一个学派。应该说，从整个宇宙秩序和本质的角度来论证人的道德活动，思考道德的本质，是希腊伦理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的类型。赫拉克里特最早把道德活动看作必须从属于普遍的世界规律逻各斯，人的道德活动的最高目的，就是与这个逻各斯不断接近。这种看法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赫拉克里特伦理思想的特点，对于理解赫拉克里特伦理思想和古代希腊伦理思想的发展，是有意义的。此外，西方有些学者把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也称为宇宙主义。在这里，毕达哥拉斯所说的“数”，并不是纯粹抽象的概念，而是与感觉的事物同一的东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它一方面是事物的质料，另一方面又是事物的性状和变化的原则，很显然，他着重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事物的本质，不如说是事物的存在秩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第一个把周围的一切叫做有秩序的宇宙。他认为，整个宇宙，一切事物都是按照数的和谐关系有秩序地建立起来的。和谐就是善，相反，就是恶。他强调城邦不能没有法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要用爱来联结，以及每个市民在国家中要有指定的地位等等，都是贯彻他的“天定和谐”的神秘主义道德原则。正是这种数的神秘主义的人生哲学，给后来的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以至整个中世纪思想意识的深刻的影响。
历史上的原子论的确定，为西方社会生活准则获得合理权利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原子主义者用原子论的方法，把社会分解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以此作为假设来论证其社会学说和政治学说。
我们知道，德谟克利特是以创立原子论而闻名的。在他看来，物质的、运动着的原子，在社会中的表现就是人的活动，独立的人格的发展，就是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每个人都是一个小世界，有其独立的意志、人格，以自己的活动参与城邦国家这个大世界的事务。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决不仅仅是对自然本质的思考，它还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的合理的基础，是同当时流行的贵族奴隶主的神秘主义目的论和传统的宗教迷信思想相对立的。
伊壁鸠鲁是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其中最宝贵的思想就是发展了德谟克利特关于原子运动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偏斜运动。伊壁鸠鲁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而且如马克思所说，“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4页）。马克思认为， 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思想，解决了原子概念中存在与本质之间的矛盾。体现出他要求打破奴隶主贵族专制统治束缚，追求自由的民主精神；它推翻了对外界必然性的宿命论，冲击了法律和命运的束缚，使人们看到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得到了精神上的拯救。正是这些思想所得出的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结论，使他的原子论思想放射出明亮的启蒙之光。
机械论世界图景的两个重要方面：过程的可还原性和行为与结果之间相互关系的线性概念，也成为论证资产阶级社会许多方面的自然性和规律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霍布斯的理论是典型的机构唯物主义。他用力学和几何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和论证物质的本质及其运动的规律性。他利用力学、几何学和自然法的理论和方法，按照资产阶级的利己原则，解决了自我保存和实现功利的关系问题，从而建立了近代第一个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思想体系。他从经验主义出发，亦即从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出发，把人类各式各样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功利关系，这是霍布斯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在霍布斯的伦理学体系中同他的机械论哲学体系一样，没有神学的地盘。他的思想体系是机械的、利己主义的，但却是现实的，在维护绝对君主权力的政治前提下，忠实地表达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正因为它给刚刚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革命胜利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生活原则，因而受到了资产者的普遍欢迎，以致在资产阶级整个近现代伦理思想史上，都反复表现出它的深刻影响。
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创立，恩格斯是这样强调科学的重要作用的。他在1844年的论文《十八世纪英国状况》中写道：“牛顿学说是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前提，科学与哲学相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他还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须改变自己的形式。（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研究过科学史，并且十分关注科学上的每一项重大发现。马克思着力于钻研数学和工艺史，而恩格斯则几十年坚持研究和整理了内容极其广泛的自然科学问题，阐述了许多关于自然科学规律的新思想。他们考察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成就，并且特别注意到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三大发现被马克思看成是为他的科学理论“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科学通过社会生活的实践，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创立提供了思想素材，而且还为验证这一科学理论创造了条件。1861年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强调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恩格斯也明确地说过：现代自然科学为辩证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列宁同样认为：“原子的可破性和不可穷尽性，物质及其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可变性，一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88页）。“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等，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同上，第422页）。 自然科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创立和证实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理论、混沌理论、协同理论、超循环理论等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科学发现，以及现代科学整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促使人们的物质观念、运动观念、时空观念、质能观念、宇宙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而极大地推动着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改变自己的形式，正如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所写到的：“科学思想的扩展对人类思想的全部形式的改造已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二、科学通过对象性存在影响精神世界
科学通过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的技术实体（工业）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工业作为科学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的技术实体，作为“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和“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不仅展示了人的本质力量，也生动地描述了科学通过技术所体现的人的意志和心理因素。因此，科学不仅体现自然法则，同时还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和期望，并且在科学活动中人的目的和价值因素不是“在后来”和“从外面”加于科学的，而是早已内化其中。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批评了他以前和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只是从“外面”和效用的角度去看待科学，而忽视了科学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马克思已经看到，科学通过技术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式更为有力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科学之于世界观的建构效应。在此我们仅以石里克的一个著名断言为例来加以论述。
奥地利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创立者石里克曾经在他的著作《哲学与自然科学概念》中有过如下断言：“在统一的科学内部，所谓的自然科学概念——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它们中的基本概念——是这样的概念，通过对它们的澄清，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才会出现。因此，哲学家只有从自然科学家的世界图景出发才能达到他的世界观。”石里克的这一断言本身虽然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其价值是：它至少鲜明地表达了自然科学对于精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这样一种意见。在人类思想史上，那些意义重大的世界观的转变，总是和那些决定科学图景的基本特征深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自然知识的进展一同发生并受到它的制约。如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转变在人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使人们认识到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宇宙的一分子。再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曾极大地震动了人的精神世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改变了人类对自身与周围世界和其他存在物的真正关系的认识——人只不过是生物进化序列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我们还会发现它（哲学）不仅始自于人们对自然的思考，而且它的每一个决定性的进展和每一个重大的转变，也总是在与对自然的解释的关系之中和数学精确性的氛围之中发生的。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关联和这种氛围之中它们才是可以理解的。举例来说，柏拉图哲学就与他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密切相关，他甚至在他的学园的大门上写下了这样的警句：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持有与柏拉图的世界观正相反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同样具有很好的数学和科学素养；而比他稍后的亚里士多德更以“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闻名于世，他科学建树也不比他的哲学逊色，现代科学的一些学科甚至就起始于他的真知灼见。当然，还可以继续举出很多例子，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等等，他们的哲学无不与自然科学密切相联。或许有人会以休谟为反例来反驳，的确，在自然科学方面，可以说他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而在哲学历史科学方面却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休谟的例子并不构成自然科学之世界观建构的真正反例。相反，恰恰是休谟的例子最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科学与世界观紧密关系的正确性。因为在休谟的哲学中，没有一处与历史的概念或历史的方法相关，休谟并不是从历史那里达到他的世界观的。作为因果性概念和自我概念的批评者，他并没有探究过历史过程的任何因果性，也没有研究过历史的个体概念，休谟的例证和思考的材料大多都取自物理学和心理学，而后二者则可以说是分别企图以精确的概念去把握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因此，作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休谟也是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获得其哲学的刺激力的。总之，作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系统的科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通过这个世界图景的意义分析我们便可以达到我们的世界观。借用石里克在《哲学与自然科学概念》中的话来说，就是“从世界图景到世界观的过渡是经由下述简单的过程而发生的：完全弄清楚世界图景的意义，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人们借助于它而传达的东西，正如对一件艺术品的‘观赏’——这不同于对它的简单的知觉——在于它的个别的颜色和形状都具有了一个特定的意义，表示了某种东西。换言之，世界图景之成为世界观并不是因为新思想的附加，而是因为它被理解了。”在这里说存在一种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人文科学的世界观是无意义的。正确说来，只存在一种世界观，它是经由如下途径而形成的：对理智借助于自然知识所描绘的世界图景进行哲学的解释。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引起了经济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革，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今天这个时代，与以往强调一致性和线性的思维方式不同，它强调的是多样性和非线性。与此相适应的思维工具、思维客体和思维主体也同以往相比有了重大的变化。当代科学的发展为思维主体提供了新的理论思维工具、反映模式和科学手段；一系列新的对象、领域、课题涌入思维活动的领域，构成了全新的思维客体；由于信息革命，科学成为世界性的活动，使得思维主体由个人、小群体发展为大群体，甚至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以至全世界的分工协作，思维主体的活动也日益显示出整体性与人体性的统一。美国的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时，曾设想过现时代的许多特征，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认为在这个社会里，理论和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并正在日益发展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和中轴，而研究机构和智力机关这些集中、整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为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显然，未来社会是以开发智力、创造知识为轴心，而这个轴心的形成是以提高人类的思维素质为前提的。
三、科学通过物质力量发挥其政治效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把科学与物质力量本质要素的规定联系起来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物质力量（生产力）的质以及制约质的诸要素进行过科学的分析，“从生产力的一般看，它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当生产力由一般走向具体时，物质力量就显现为科学的能力，也就是说，科学一旦并入生产过程，与具体物质形态的生产力各要素相结合，就成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和“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物的力量后面是科学的能力行使其扩大生产力的职能。
科学不仅对物质力量具有全面的规定性，是首要的生产力，而且还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具有强大的政治效应。关于这一点，18世纪70年代英国工人发明新型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高度评价了它的历史性意义。“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诞生。……。首先是棉纺纱业的诞生。因为随着纺纱部门的革命，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668页）。面对18世纪中叶以来蒸汽机的发明，应用以及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威力，马克思曾向李卜克内西热情地称颂道：“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恩格斯也称赞说：“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发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正是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把蒸汽技术看成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页）。
对于19世纪的发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更是深刻阐述了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效应。1850年7 月马克思在观看了电力机车的模型展览之后，曾意味深长地评价道：“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5页）。显然，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由科学引起的技术革命，必将推动人类社会的大变革；同样地，恩格斯也预见到电力革命必将迎来一场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他曾这样写道：“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不仅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且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卷，第445—446页）。为此，恩格斯特别提醒人们要认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在这个时代里，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使用在一年当中所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 37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以蒸汽、电力技术革命促成社会产生革命为例进一步深刻指出，机器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的，使一般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起点。随着一旦已经产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表现为生产关系的革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段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7页）。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也早已注意到科学对于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从控制自然、支配自然方面重视科学的作用和取得真知的方法）。以弗朗西斯·培根为例，他曾专门写过文章，用很多历史上和科学上的事例来证明自然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的吻合。在他看来，自然的规律是治世之理，社会政治的规律是治世之道。治世治国都要以自然知识提供的规律为依据。培根的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政治思想的各个方面，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政治学说带有明显的所谓自然主义、宇宙主义的特征。当然，培根这样简单地把关于自然的知识和治世的知识“吻合”起来，把自然的规律和社会政治的规律“吻合”起来，是错误的。它抹煞了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本质区别，掩盖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治世之道”的阶级本质，表现出培根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局限性。但是，培根关于科学与人类行为活动的关系，以及自然知识与社会生活密切相联的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他以鲜明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近代实验科学的态度，否定了神学和经院哲学所宣扬的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同时也否定了完全脱离科学和生活经验的基督教的虚伪说教，为资产阶级哲学和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通过以上分析，显见：科学不仅具有首要生产力功能，而且具有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由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复杂而敏感，因此有必要在此强调以下几个立场性观点：1.科学既然具有价值负荷性，因此，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和工具性的。本文只是在学理的意义上讨论科学的政治负荷性，因而反对把科学区分为诸如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这极端化的庸俗做法。在承认科学具有价值负荷性一面的同时，也当然承认科学具有价值中立的一面（如在纯粹自然法则的层面上，它的基本规律、基本事实具有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的价值观念为转移的客观内容）。2.科学就其后果来看，都是积极性与消极性、建设性与破坏性双重属性的统一体，它表现在政治、文化、伦理等各个方都是如此；科学就其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看，它也不是完全决定论的。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价值的实现，都是在科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双向互动的作用中实现的，而非完全自主决定论的。因此，科学与政治在决定论意义上的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科学与政治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实践，其目标体系和操作方式均是截然不同的，不可能相互取代。3.由科学具有意识形态某些方面功能的观点出发，进而认为科学是引起政治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并随着科学的进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能够相互“融合”、“趋同”而成为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所谓“趋同论”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科学的确可能会对传统的政治模式带来冲击，或换言之，的确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出现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的科技化趋向，但这只是表层上的。本质地看，这两种趋向并不表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完全“融合”，而只表明其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二者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因此不能合而为一或把科学本身看作意识形态。
总之，我们既不能同意西方某些学者主张科学与价值无涉，认为科学只是纯粹描述事实、测量数值大小的活动，是完全非意识形态化的，根本没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坚决反对把科学学本身看成是意识形态，是决定政治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科学是真理因素与价值因素、首要生产力功能与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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