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经济模式：中国的经验和前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前途论文,模式论文,经验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走过了50年的艰难历程，鄙人有幸参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试验的全过程，目睹了大成功与大失败，饱尝了酸甜苦乐，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受，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见解。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著文公诸于世，希望引起有益的讨论，这也许有助于我们在21世纪的工作、生活。
一、新中国50年经济运行的实证考察
新中国50年经济运行状况如何？这是一段很复杂的历史，不能笼统地说好或不好，我也不赞成用简单的算术方法（三七开或四六开）来评价。我主张用实证的方法，分阶段评论。按照经济兴衰的标准，应将新中国50年经济运行划分为三个阶段：
小繁荣阶段（1950—1952年），亦即史家通称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我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用大量的史料描述了新中国建立时的经济状况：“旧中国社会生产力大约落后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百余年。她从19世纪末开始创办近代工业，到1949年止，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最高年产量仅仅达到这样的低水平：粮食1.5亿吨、棉花84.9 万吨、纱44.5万吨、布27.9亿米、钢92.3万吨、原煤6188万吨、原油32万吨、发电量60亿千瓦小时、金属切削机床5390台。……1949年主要工农业产品同旧中国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相比，农业总产值约减少二成以上，工业总产值约降低一半。”[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增长情况
年份GDP(亿元)年增长率(%)GDP指数(以1952年为100)
1949
373 54.9
1950
457
22.5
67.3
1951
549
20.1
80.8
1952
679
23.7100
新中国建立后，依照《共同纲领》（代宪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发展多种经济成份，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主要产品的产量也有较大的增长，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上最高产量（1936年）的109.3，棉花为历史上最高产量（1936年）的153.6，钢产量为135万吨，原煤为6600万吨，原油为44万吨、发电量为73 亿千瓦小时……均超过历史上的最高产量[2]。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人均国民收入由1949年的66.1元增加到1952年的102.5元， 三年共增加了36.4元[3]。
应当指出，这个时期经济增长属于恢复性质，加之，刚刚解放，人民的热情及干部的献身精神，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虽然那时给予非公有经济发展的空间并不大，但同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相比，总还是有发展余地的。
政治随意摆弄经济时期（1953—1978年），其中包括“三大改造”、“大跃进”及“文革”等重大历史阶段。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刚刚完成，新中国开始步入有计划的建设时期，毛泽东突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路线，严厉批判了坚持《共同纲领》的刘少奇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主张，在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本来预计要花费三个五年计划办的事情，三四年就办完了，乃于1956年就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趁热打铁，借“三改”之雄威，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要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实现“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借人民公社的“金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据说已经看到天堂的桅杆了）。“大跃进”失败后，三年饥荒，使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非正常死亡。这时，毛泽东为摆脱困境，祭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背弃《共同纲领》，消灭一切私人经济；“大跃进”一类的瞎指挥；再加上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这三大政治行动，把中国经济折腾得半死不活，人民也遭受了二十几年的苦难。
难道这是危言耸听吗？请看以下事实：
经济运行高一阵子、低一阵子，完全脱离了经济活动的正常轨道。1958年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高达54.8%，而1961年的增长率为－35.6%，波峰与谷底相差90.4个百分点。最后算总帐，26年（1953—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1%[4]。人均国民收入，1952 年为102.5元，1978年为312.7元，26年只增加210.2元，平均年增8.08元[3]。 农村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二十年，粮食总产量总在2～3亿吨之间徘徊，农村人口却从1958年的5.5亿增加到1978年的7.9亿；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1958年为362公斤，1978年为381.5公斤，只增加19.5公斤[5]。
可见，26年的瞎折腾并未解决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温饱问题，老百姓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二十多年历史留下的累累创伤，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也是无法掩盖的。
经济大发展时期（1979—）
改革开放20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国力大增强。这些卓越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553亿元， 跃居世界第7 位； 1979 —1998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8%，大大高于前26年的6.1%。199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9000万吨、钢11559万吨、原煤12.5亿吨，均居世界第一位。 1998 年， 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年进出口总额仍达到324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1450亿美元。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元，是1978年的15.8 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160 元， 是1978年的16.2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998年末达到53407 亿元，是1978年的253倍[6]。
这个时期正是从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向混合经济模式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生产力大解放，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有显著提高，基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主流；但是，也有不如人意的支流，如国企改革没有多大进展，国有经济部门负债累累，大量国企职工下岗，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官僚机构及官员队伍恶性膨胀，腐败丛生，成了改革和发展的严重障碍。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去解决。
二、世纪之交的理论反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改革时代在思想领域获得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用这个标准来检验过去50年的经济活动，必然得出一个基本的经验：凡是实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制度，则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凡是推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制经济）制度，则经济衰落，人民困苦。在我们即将跨进21世纪的时候，对以上这个历史经验必须作出明确的理论分析，决不能含糊其词，文过饰非。
我在《中华民富论》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富民纲领：消灭私有制，还是节制资本？”
共产党的经典《共产党宣言》在150 年前明确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7] 《宣言》还提出了一系列消灭私有制的政策措施，其目标是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国有制的一统天下。 后来， 列宁、 斯大林在俄国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1953年以后也是这样做的，从而塑造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热战冷战时期还可以勉强维持下去，一旦进入和平发展时代，就纷纷败下阵来，不改就垮。历史作出了铁面无情的判决：国家社会主义是短命的。
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两大方针，作为他的《建国纲领》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等重要文献中，十分推崇孙先生的这些主张。1949年9月29 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代宪法），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孙中山的两大方针。
先从“耕者有其田”说起。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主要靠农民，而农民支持革命的条件是共产党承诺给他们土地。那么，有什么理由在土地改革刚刚结束又把农民的田收走了呢？官方的解释如此：“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的要求。”[8]
以“两极分化”为理由，强行搞合作化运动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薄一波指出：“土改后的农村出现两极分化是难以避免的，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两极分化的出现，虽有消极的一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主要还是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据我看到的调查材料，那时的土地买卖、租赁等现象，大部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调整生产引起的。……这类土地买卖、租赁现象，不能叫做两极分化。对真正的两极分化现象，不采用行政措施，而采用金融、税收等手段加以控制，只要工作做得好，消极的一面不致造成破坏性后果。”[9]
关于以农民占有土地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制度，与合作社、人民公社相比，哪个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力和提高农民生活，20年的改革作出了最有权威的回答。合作化、公社化闹得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家庭承包制很快就解决了七八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孰是孰非，不是很清楚了吗？如今，官方允诺农村家庭承包制再延长30年不变，我看，一百年也变不了。因为，这是农民的命根子，有田才有农民发展经济的原动力。所以，“耕者有其田”是迄今为止农民能够接受的唯一政策。
再来谈谈“节制资本”。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的方略时指出，不能仿效欧美不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他又不赞成俄国消灭资本主义的做法，他说：“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在俄国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说到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俄国还不能说是成功。俄国近日改变一种新经济政策，还在试验之中。由此便知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孙中山强调中国的国情“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孙中山倡导的“节制资本”，一方面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某些领域发展国家资本。“凡本国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要旨也。”[10]
新中国50年的经验教训，丰富、发展了孙中山的两大方针，可以概括为两条：“耕者有其田”和“业者有其本”。
何谓“业者有其本”？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多次鼓吹的“公民产权本位论”。纵观几千年的中外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两种基本的产权形式：国家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任何类型的国家都必须掌握一定范围、数量的自然资源及其他形式的财富，作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是，如果完全“聚财于国”，如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老百姓无田地无资本。这样，在大家都是无产者的基础上只能构建一个“穷社会主义”。
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展示了一种新社会主义的雏形——以公民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设计的未来理想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而且认为“个人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前提”[11]。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自由人”？无产者不是自由人，因为要靠别人吃饭；有产者，才有自由可言。据国家统计公报，1998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53407亿元，再加上手中的现金、债券、外币， 老百姓手里的金融资产已超过6万亿元。此外，居民拥有的房产、 耐用消费品、劳动力所有权、知识产权，等等，个人产权已实实在在地植根于人民之中。
公民产权，有两点须加以调控：其一，公民产权的差别性，有人财产多，有人财产少，若任其发展，可能造成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参照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通过完善的税收制度（如累进所得税、遗产税、消费税等）和社会福利制度加以调节，把收入和财产差距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其二，公民财产的分散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本积累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合作制、股份制这些企业组织形式，正可以起到“集腋成裘”的作用。
“耕者有其田”和“业者有其本”的逐步实现，必然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质变”，即从基本上是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变成了“三分天下各有一”、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局面。另据1998年国家统计公报：全年工业增加值为33541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1365亿元，仅占33.9%。这表明，改革以来，国有经济在逐渐缩小，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在加大，“三分天下有其二”。可以断言，20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靠非国有经济。
面对铁的事实，我们不必为国有经济的衰落而悲伤。因为，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基础，转入市场经济时代，必然要有一大部分国企因其素质低而被淘汰。“优胜劣汰”也是经济运行的规律。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表明，1995年末，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65.8%，负债总额为31237亿元。号称国有工业总资产有47472亿元之巨，其实2／3是借银行的钱，而银行的钱主要是城乡居民存款。既然百姓是主要债权人，何不变官办为民办，由民众自己来投资来经营呢？1998年统计公报还披露，1998年全年工业企业亏损1556 亿元，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1023亿元，占65.7%。更有甚者，1998年全部国有工业企业是“净亏损”！其实，社会主义事业要靠人民群众自己来创办，也只有人民拥有的资本、才干……方能胜任这个历史重任；官办企业、事业应限于公益事业、垄断性行业及某些高技术产业。
20年改革的最重大成果，是确认了多种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1999年修订的《宪法》第14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16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是根本大法，是长期有效的法律文件。宪法明文规定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肯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为在中国构建混合经济模式的新社会主义（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法律基础。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是新中国50年的基本经验的结晶，我们必须珍惜花费了巨大代价取得的这个成果。
三、21世纪的走向
21世纪中国走什么路？从经济上讲，只有一条富民强国之路：混合经济的道路。
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私人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这两个极端的经济制度都不成功。放任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尖锐矛盾，闹得社会不得安宁，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进行改革。我们曾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一文中，对今日资本主义之新变化作了详细的评析，指出：
第一，资本的社会化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如国有企业大量出现，股份分散化，企业员工持股，技术经理阶层取代资产者管理企业，员工广泛参加企业管理，等等。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强化宏观经济管理和健全市场机制，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本世纪末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凶猛，但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这也验证了西方国家在防范经济危机方面的抵抗力。
第三，劳动者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中产化取代两极化，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光是重视效率，也在社会公平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些“福利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大缩小了生活水平的差距，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
国家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原指望彻底消灭了私有制，把财富集中在国家手中，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弊端，大大解放生产力，迎来经济繁荣和人民富裕的好日子。可是，完全出乎导师们的预料。这种制度带来的是效率低下，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困苦。我曾经著文描绘这段历史是“懒——穷——垮”的三部曲悲剧。由于消灭了任何个人利益，吃“大锅饭”，没有竞争，大家都过着懒懒散散的穷日子。这样，经济活动也必然是低效率、低效益，结果是民穷国弱。最后，这种制度只有一个结局：垮台。
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怎样重新认识公与私的关系？我认为，纵观人类有文字记载的五六千年历史，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格局不外三种模式：“损人利己”、“舍己为人”与“平等互利”。
“损人利己”，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也将受到市场规则的纠正。从总体上看，只能通行一条法则：等价交换。古典名著《镜花缘》描写的“君子国”里，人人都想贵买贱卖，买者卖者互不相让，争吵的结果，也不得不等价交换。
“舍己为人”是一种高尚的风范，令人钦佩，值得学习，但它属于道德范畴，不能作为商品交换的原则。即使在最革命的“文革”时代，砸烂一切旧制度，就是没有否定到商店买东西要付钱的老规矩。否则，全部商店将毁于一旦，社会经济生活也就毁灭了。
现在，剩下的唯一的调节人与人利益关系的原则就是“等价交换”，或曰“平等互惠”。“君子不言利”，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其实，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要生存，就要有食衣住行等等生活资料。你用什么办法获取生活资料？唯一的办法就是等价交换。亚当·斯密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12]中国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利人利己；或如过去流行的格言（一度受到批判）：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人类社会的细胞是家庭，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农业社会、工商社会或知识社会），家庭的功能是谁也无法取代的。有家庭，就有个人利益；消灭个人利益，也就消灭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众多个体之间自然会发生矛盾，乃至集团、阶级、民族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一种协调各方面利益的机制。好的经济制度不是排斥个人利益的“公有制”，也不是排斥联合的“私有制”，而是“公中有私”的新型“共有制”。有的学者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概括为两类：一是公有制经济中人人有份；二是在私有基础上的经济联合体[13]。
现在，中国主流派的观点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不得不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存在、共同发展。如果追问一句：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否又要搞“三大改造”，恢复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呢？我估计，甚多的学者和官员会作出肯定的回答。根据之一：至今在官方文件里，对“三大改造”的评价是“走快了”，也就是说“消灭私有制”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其二，所有制“等级观念”未变，似乎私有制“最落后”，集体所有制是初级公有制，居第二级；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是高级公有制，居于所有制结构的顶端。而实践否定了这种“等级观念”。当今世界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大企业集团，都是一些股份制企业，并不是国有制企业。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表明，由于没有民主监督机制，国有制可能蜕变为官有制，孵化出来一个“官僚资本阶层”。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这是对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总结。的确，是不是社会主义，不在于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归根到底，是看能否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混合经济模式”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有什么理由“改造”它呢？
展望21世纪，人类将进入知识社会，知识将成为主要的财富，知识产权也将成为主要的产权形式。“知识，与土地、矿山、工厂、商店、金钱及各种物品等有形财产不同，它是一种无形财产；知识产权是和拥有知识的所有者人身不可分的，用法律术语来表述，即知识产权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两方面。所谓人身权是指权利与智力成果的创造人、发明人的人身不可分离。”“知识产权是无法共产的，只有归个人所有，才能调动所有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才能发挥其作用。”[15]看来，人类在知识社会至少要生活几百年，“混合经济模式”将和“知识社会”同生死、共命运。至于知识社会以后是什么社会，产权结构又将发生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留给子孙后代去探讨吧！
21世纪，我们要运用知识社会的优越条件，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求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21世纪，人类也将学会用比较理智的方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平共处”。我们怀着美好的希望迈进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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