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及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意义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时期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60年代初期，我党把三个方面作为调整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其一，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其二，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其三，大力倡导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并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这在领导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服务保证作用。其成功经验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王炎，1963年生，198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任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管理系讲师。
调整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就其积极意义和成功经验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在领导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克服前进道路中的失误，以高昂的革命精神战胜困难，迅速实现国民经济好转，它在完成党在调整时期各项任务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服务和保证作用，对于今天改革开放形势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实事求是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思想路线，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1957年后、特别是“大跃进”期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严重脱离实际，夸大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打击压制不同意见和批评，唯上是从、虚报浮夸等“左”倾错误急剧泛滥。“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①a]，“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②a]，使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因此，从60年代初期开始，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成为调整时期思想政治战线的当务之急。
首先，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讲真话作为这项工作的突破口。早在1959年4月，毛泽东就针对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不敢如实反映情况的问题，提出学习海瑞直言忠谏的精神，并专门写信给全国生产小队以上各级干部，指出讲假话“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③a]要求各级干部一定要讲真话。不久，周恩来也提出：“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客观的可能性要与主观的能动性结合起来。”[④a]
为全面纠正“大跃进”中泛滥的浮夸风和讲假话等严重脱离实际、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恶劣现象，从1960年11月开始，中央连续制定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和条例，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按照实际情况办事”[①b]，“必须向党如实地反映情况”，“不准虚报成绩，不准隐瞒缺点”，[②b]反对不说真话、弄虚作假作为对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的党纪政纪要求，指出对于违反纪律造成党和国家严重损失的，必须按照党纪国法予以坚决处理。这标志着思想政治战线恢复实事求是工作的开始。
1962年上半年，中央以讲真话、反映实情、正视严峻困难、澄清“左”倾错误造成的思想混乱为主要议题，召开一系列会议。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集体绝大多数成员，不仅一再强调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呼吁“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③b]的作风；而且带头讲缺点，说问题，摆困难，亲自承认工作中的失误，为调整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榜样，奠定了良好的开局。
其次，以调查研究为关键环节，改变多年来“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以感想代政策”[④b]的工作方法。1960年底，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在他的倡导下，全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央专就此项工作致信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要求县以上党委领导成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使之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⑤b]在《工作方法六十要（草案）》中，进一步明确规定，省以上各级党委委员每年必须有四个月时间到下面调查研究。一时间，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第一线，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改变和纠正了以往“单凭政治热情和浮夸不实的材料所构想的许多错误观念和做法”，[⑥b]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朝着实事求是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为我党60年代前期转变工作作风，重新掌握工作主动权的思想先导”，[⑦b]有力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导思想和作风的转变。
第三，着手纠正思想政治工作中“左”的错误，贯彻执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恢复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政策。根据毛泽东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对1957年以来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⑧b]并对“大跃进”中提出的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反对‘唯条件’论”，“左”比右好等错误口号进行清理，澄清干部群众中存在的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与此同时，对党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统战工作、侨务工作和民族工作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扭转了党内外思想政治工作中一度出现的紧张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尽管上述工作还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但我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使思想政治工作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实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再次得以恢复和确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不讲真话、弄虚作假、脱离实际、虚报浮夸等现象并未得到彻底根除，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此绝不能予以低估，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思想政治战线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调整时期纠正说假话和浮夸风的经验告诫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是正确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和思想保证，而讲真话又是实事求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要求。只有从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出发，从高级领导干部自身做起，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完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健全干部任用、考核、监督、约束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说假话的风气，确保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
随着调整方针的确立，各级领导干部成为调整任务顺利实现的决定因素。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违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不正常现象，以及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加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目前时期具有重大的意义。”[①c]把加强党的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了突出位置。
首先，把提高干部思想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同各项具体工作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纠正“左”倾思想错误和脱离群众的作风。从1960年10月开始的整社工作中，以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工作同时开展。中央要求以此作为“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②c]并郑重、系统地提出了整风的具体任务、方法和要求。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宣布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八字方针”的同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进行整风，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作风，初步带动各级干部思想工作方法的转变。七千人大会在总结经济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了党内民主生活的新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我党本着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善于总结正反面经验的原则，在调整中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以整风推动调整任务的实现，从而使广大干部“从两种经验的比较中更深切地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③c]，增强免疫力，更快地学好建设的本领。
其次，通过制定各项条例和制度，明确规定对干部的职责要求，保证干部队伍建设有章可循。1960年11月，先后以中央指示信和指示形式出台的十二条政策和八项指示，对调整时期干部思想和工作作风提出了具体要求。不久，毛泽东指示借鉴红军的历史经验，起草新形势下适用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参加劳动，以平等态度对人，办事公道，不特殊化，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提高政治水平”作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并写进《农业60条》和《工业70条》中有关干部规定的条文中。七千人大会除重申这一纪律外，又提出了加强全局观念，维护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实事求是，执行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等八项要求。使党对干部的各项要求制度化、条例化，有了可以操作执行的纪律作保证和监督。
第三，进行干部轮训，开展党内学习教育运动。1961年5月，毛泽东针对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建议用长期整风运动的方式，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此，中央决定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法，对全党及各方面领导干部普遍地轮训一次。9月，《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公布，对干部教育的对象、内容、方法、组织管理等具体工作作出详细规定，要求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县以上15万名干部进行每期一个半月的轮训，并在今后若干年内每隔一两年举办一次，形成制度。通过轮训，本着发扬民主、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着的问题，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着重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到1962年10月止，全党共11.4万干部参加了轮训。经过轮训，广大干部在提高思想觉悟、改进工作作风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加强对各级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我党高级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模范执行调整时期各项方针政策，为全国人民和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树立了榜样和示范作用。
首先，带头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在“大跃进”高潮的1959年，毛泽东就承认“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①d]在这之后的很多场合，他多次申明自己也犯了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②d]七千人大会上，他郑重表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③d]。刘少奇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周恩来、邓小平等也都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并主动要求与会同志对自己负责的工作提出批评。作为执政党的领导集体公开诚恳地开展自我批评、承认错误，这恐怕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为调整时期我党民主生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其次，带头深入基层第一线，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初中央工作会议作出调查研究决定后，毛泽东不仅直接组织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三省农村进行调查，而且率先身体力行。八届五中全会结束第八天，他便开始了对冀、鲁、苏等七省将近一个月的调研工作。刘少奇也于同年4、5月赴湖南调查44天，其中32天深入农村进行蹲点，有18天住在农民家中，先后召开了11次座谈会。随后又于7、8月再度前往东北和内蒙林区进行25天实地考察。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则分别到河北、四川、北京等地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倾听群众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各级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谱写了我党调查研究史上的新篇章。”[④d]
再次，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自觉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与群众患难与共，共渡难关。毛泽东、周恩来节衣缩食，不吃肉、不喝茶、不超定量；刘少奇外出调查期间特别叮嘱“不住招待所，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一切轻装简行”[⑤d]。他们所表现出的高度自律精神和不搞特殊化的行动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⑥d]因此，尽管从1957年以后，党在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和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损失和痛苦，但建立在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基础之上的党的崇高威信又对困难局面的迅速扭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60年代初期我们党能经受严重困难考验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①e]
80年代初期，邓小平曾多次深情地回忆这一时期党与人民的密切关系，认为党风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有战斗力。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身传胜于言教的精神仍然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抵估的作用。否则，正如江泽民所说“你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台上讲反腐败，台下搞不正之风，群众怎么会信任你呢？”[②e]因此，对于肩负历史重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我们的困难在这里，我们的希望也在这里”。[③e]
三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实现调整时期各项任务的重要环节，立足于把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以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同解决群众面临的实际困难相结合，充分显示和实现了自身的能动作用。
（一）倡导英雄主义精神，提高全党全国人民的战斗力。面对困难和压力，毛泽东提出要以不怕“鬼”的精神迎接挑战。七千人大会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挺直腰杆，发扬我党有理想、有志气的光荣传统，以革命家的气概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对待困难，坚定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为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全国人民斗志，我党高度重视运用榜样的力量和先进典型事迹进行英雄主义教育，大力宣传困难时期各条战线涌现出的模范人物和集体。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树立了雷锋、焦裕禄、解放军、大庆、大寨等英雄形象，并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总结推广其先进经验，焕发起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开创了和平建设时期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新篇章。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所表现的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是应当载入史册的。”[④e]
（二）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增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党在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时特别强调不能把曾一度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同集体经济和对集体主义的宣传教育混淆起来，并以条例形式把对社员进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为农村党组织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常性工作。要求农民懂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和只有依靠集体经济发展才是唯一正确出路的意义；教育农民自觉履行对集体应尽的义务，发扬爱国热情，提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支援国家建设。在城市，结合精减压缩人口，对干部职工进行以国家大局为重，体谅国家困难，自觉服从国家调动和分配，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教育。事实证明：集体主义教育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导向和思想保证作用。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严重困难面前，全国人民“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⑤e]。创造了社会秩序保持稳定和顺利实现精减两千万城镇人口的罕见奇迹。
（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激发全国人民的创造力。调整时期，我党十分重视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艰苦奋斗和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革命传统的教育，指出战胜困难的“办法不是别的，就是艰苦奋斗”。[①f]七千人大会把勤俭建国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要求全国人民作“艰苦奋斗几十年”[②f]的准备。党和政府一方面带头执行勤俭节约方针，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制定有关规定，提倡厉行节俭，明令禁止各种形式的铺张浪费；另一方面，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延安精神现实意义的大讨论等活动，宣传雷锋、大庆、大寨等艰苦创业的事迹，树立艰苦奋斗的时代风尚。全国人民变困难压力为动力，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以惊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③f]
（四）关心群众生活，解决实际问题，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围绕调整时期加强农村工作和精简城市人口两项中心任务，1962年5、6月，中央分别发出向职工和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通知，要求中央至地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亲自出马，深入工矿企业的基层单位，同职工见面，同他们座谈，向他们报告，解答他们的问题”[④f]，讲清国家面临的困难，承认工作中的失误，取得群众谅解和支持，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关心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在农村，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保护农民合法利益，解决农民关心的生产、分配、财务以及供给制、食堂等具体问题，“绝对不允许把群众（尤其是生活困难的群众）丢下不管”[⑤f]。在城市，要求“对于被减下来的职工，人民政府采取负责到底的态度，尽一切可能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妥善地予以安置”[⑥f]。中央为此专门下发一系列指示通知，特别对精减对象、政策、步骤、安置办法、生活待遇等具体事项作出详细周密安排。由于较好地贯彻了思想政治教育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方针，各项调整措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的两年半中，共精简职工2000万，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充分显示了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威力，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
经过40多年的艰苦创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比调整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应客观地看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势必会遇到无数艰难险阻和曲折坎坷，突出表现为对外开放条件下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较量的日趋激烈复杂以及国内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冲突的大量增多。因此，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强化国人的精神支柱，激发亿万人民的干劲，正确处理改革中各种矛盾，无一不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艰奋奋斗教育将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永恒主题。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尤为迫切和突出，只有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否收到实效的标准，坚持为群众办实事，把热情服务和耐心教育结合起来，才能“使群众从切身利益的小事中领悟某些大道理，增进对集体对社会主义的亲近感，从而在生产、工作中迸发出积极性、创造性”[⑦f]，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职能和作用。这是调整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对于现实的又一重要启示。
注释：
①a《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284页。
②a《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96页。
③a《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2页。
④a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59.5.3）。
①b《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1.3）。
②b《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1961.9.15）。
③b《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0页。
④b⑤b《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1961.3.22）。
⑥b⑦b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00页；第908页。
⑧b《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1962.4.27）。
①c《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1961.1）。
②c《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11.3）。
③c《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61页。
①d《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2页。
②d《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15页。
③d《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2页。
④d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00页。
⑤d王光美：《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6期。
⑥d《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5页。
①e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89页。
②e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1995.1.23）。
③e李瑞环：《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上的讲话》（1990.5）。
④e《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⑤e《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3页。
①f《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61.11.13）。
②f《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66页。
③f《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6）。
④f《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1962.5.21）。
⑤f《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1961.3.22）。
⑥f《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1962.5.21）。
⑦f李瑞环：《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上的讲话》（1990.5）。
WW冯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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