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政治：从分裂到融合
——托马斯·曼的“保守主义革命”思想阐释
刘忠晖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北京100048）
［摘 要］ 一战前后，托马斯·曼作为一位“民族-保守主义者”，在“1914 观念”的感召下，支持“战争即是保卫德意志文化”的论调，将战争看作是推动新一轮德国文化现代性的契机。他在其著名战斗檄文《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1918）中表达了保守主义的核心关切，即以德意志文化反对西方现代文明，以文化与政治的分裂对抗西方文明现代性的异化——“精神的政治化”。直到1921 年在《俄国文选》序言中“保守主义革命”概念的提出，他才明确表明政治与文化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统合于“人道”这一最高范畴中，文化与政治从分裂走向融合，德意志“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获得了和解。在《论德意志共和国》（1922）的演讲中，他高举民主的旗帜，为新生的魏玛共和国呐喊。曼氏所希冀的共和国不只是一种既存的政体，更是德意志民族与现代国家统一的政治有机共同体。
［关键词］ 托马斯·曼；保守主义革命；文化与政治；人道主义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首先是作为文学家而载入史册，他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的发表，被看作是20 世纪初德语文学走向世界的开端。同时，他也是一位文论家，对德意志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文化和政治问题有过深邃的思考，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托马斯·曼于一战时期发表的两部著作——“爱国宣言”《战争中的思考》（1914）和“非政治言论”《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1918，以下简称《看法》），体现了作者较强的思想张力，记载了托马斯·曼接受“民主”前后的矛盾心理和思想转变，备受德国乃至欧洲世界关注。1922 年，在《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讲中，托马斯·曼以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精神导师的身份讲道：“传统文化为了取得半壁江山，为了在新的情况下受到喜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借助于德国浪漫主义使民主散发出新的光芒。”[1]① 引文内容为笔者根据英文原文自行翻译，下同。 由此开始正式宣扬民主精神，朝着人道主义大步迈进。对于托马斯·曼的这种转变，只有理清此前作为一个民族-保守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思想发展历程，才能进行客观的阐释。
一、作为“民族-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起源
托马斯·曼作为一名“民族-保守主义者”，其思想主要来源于尼采的虚无主义论断及“1914 观念”的感召。以“文化”反对“文明”，是德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框架，坚持德意志传统，是德国保守主义自18 世纪末发生以来主要致思的两个方向之一（另一个是批判法国大革命）。托马斯·曼支持“战争即是保卫德意志文化”的论调，相信它可以重塑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使德意志民族获得新生，也为新一轮德国文化现代性的浪潮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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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采与虚无主义
“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上帝不可信了[2]323。尼采的这一宣言，标志着“基督教-柏拉图”形而上学体系的瓦解，“虚无主义”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理性祛魅的产物，虚无主义成为席卷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精神危机。尼采以“权力意志”这一先验哲学来实现整个民族的当下重整，契合了在危机关头保守革命派用行动来做政治决断的特征。当政治诉求与保守革命派的文化批判交集在一起，在政治上形成了对魏玛共和国民主议会制的瓦解，在文化上则是以审美现代性对抗机械的现代文明。尼采通过《悲剧的诞生》等一系列文字将合法化的美学移到生存论断层面，催化了凡登布鲁克、容格尔等保守革命派意欲捣毁魏玛共和国政体的行动。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也为这一论断“添砖加瓦”。海德格尔认为，“‘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了此前几个世纪并且规定着现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3]244。尼采梳理了虚无主义的发展理路，它产生于基督教——柏拉图传统之中，当时基督教和传统的形而上学，都把真理和至善置于“超感性世界”中，而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幻想出来，因此，等于把真理悬置于虚无之中，真理本身变成了虚无。尼采断言，虚无主义乃是最高价值的“自我毁灭”或者“自行贬黜”[4]400，人丧失了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变成了只受本能驱使的“末人”（der letzte Mensch，特指那些卑贱到不能再轻视自己，只能生活在自己所发明的“幸福”里的人）。然而，正在最高价值的断裂之处，出现了重整现存秩序的契机，尼采不失时机地宣布“上帝死了”，投射出一种世界末日的时间体验，断裂、毁灭、瓦解……以期以虚无对抗虚无，重估价值体系，他并不是要重设最高价值，而是在谱系学的范畴内清理并重置价值规定。列奥·施特劳斯将这种否定与毁灭界定为“德意志虚无主义”（German Nihilism），“德意志虚无主义并大器晚成非绝对的虚无主义，并不意欲包括自身在内的万物全都毁灭，它只意欲特殊某物的毁灭：西方现代文明……德国虚无主义意欲现代文明毁灭……”[5]104。西方思想史上规模宏大的“文化”与“文明”的论战再次掀起。这场论战自现代性发生以来就一直持续着，到1914 年情况更加激烈。
2.1914 观念
一战的爆发，在德国民众和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场战争曾被期待能够改变德意志污浊的政治气候，成为唤醒德意志民族奋起的契机。里尔克在诗中写道：“终于有个神，当我们常常不再感动于和平之神时，/突然那个战役之神感动了我们。”[6]348出于同一基调，托马斯·曼写下了《战争中的思考》（发表于《法兰克福报》上），专门论述了战争对德国文化和生活的有益影响，并对文化和文明做了区分，“文化是风格，形式，风度，趣味，是世界的特定精神组织形式……文明却是理性，启蒙，良顺，教化，怀疑化，分解，——精神”[7]84～85，德国是在捍卫文化。
1914 年10 月4 日，德国93 位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宣言《致文化世界》。宣言为德国的扩张辩护和正名，极力揭示被敌对国所掩盖的“真相”，这些真相包括：第一，德国从未无视过国际法，却在遭受来自东西方敌对国的暴行；第二，德国并没有侵犯中立国比利时，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比利时不受英法军队的侵犯；第三，威廉帝国一贯热爱和平，但战争的到来迫使它不得不应战[8]9。在所有战争“真相”的表述中，最关键的是德意志文化的真相，它充分代表了德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立场，推动“德意志文化现代性”的前进，重塑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在共同文化观念的感召下，文学家霍普特曼、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哲学家奥伊肯、心理学家威廉·冯特等都签署了这份宣言，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作“1914 观念”（die Ideen von 1914）[8]11。在这一观念的感召下，德国知识分子形成了统一战线。“这是一场只反对我们的所谓的军国主义的战争，而不是反对我们的文化的战争……在这片百年来别无二例地遭受强盗部队之侵略的土地上，为了保卫德意志文化，德意志军国主义才从中出现。德意志军队与德意志民族合一”[8]9～10。
在现代性进程中，德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英法的德意志之路。当英法已成功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封建制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德意志民族完成了“文化民族”（das Volk）的统一。无论在民族情感还是思想建构上，“文化”都是一个充满“德意志性”（das Deutschtum）[8]11的词汇，它维系着民族的生存与统一、创造与梦想。一战对于很多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场“文化战争”，德意志作为一个文化民族，必会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而军国主义只不过是实现民族理想的惯常同盟而已。
“精神的政治化”是异化了的文明现代性的表征，当人类的精神被分化，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世界时，关注到的只有社会利益和商业化。正义、真理、善良和美都将被扭曲为政治观点，受到社会历史的重重限制。何为善，何为恶……所有的答案都会带有政治的色彩，人的价值和精神，尊严和高贵随即被贬黜，“精神的政治化”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生命的涵义为目标所取代，精神的世界沉默了，真、善、美、真理、人性一一被放逐！一切归于虚无，跟上来的将是野蛮的时代。托马斯·曼虽对社会现实置若罔闻，但对于什么正在侵蚀人的尊严、如何捍卫尊严、人性、真理和艺术却洞若观火。
在《俄国文选》的序言中，托马斯·曼阐释了尼采思想与俄罗斯精神的统一之处。为保护资本主义免受冻结和消亡，他们都赋予时代以新的时间意义，相遇在一种有前瞻意义的宗教性的独特时刻。正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言，俄国批判主义源自于果戈理，且是对普希金“诗”的进一步深入。这种从无意识的工作向创造性意识的转变，便有一个更高级的名字——“宗教的开始”。尼采极端地反对基督教和禁欲主义思想，但他的宗教哲学并非纯粹地反对宗教，而是生成一种新的宗教，并升华为地球意识，正如戏剧界易卜生“第三帝国”的创作思路已远及世界边缘一样。这种思想在艺术上的表现融合了自由与限定、灵魂与肉体、上帝与世界，在政治批判上则表现为“保守主义的”和“革命的”[16]9～11。托马斯·曼津津乐道于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开篇：“保守主义仅仅需要在灵魂上比实证主义革命即可，这就是所谓的保守主义革命。”[16]9～11 他认为只要保守主义拥有了精神，就能够比实证主义更具革命性。尼采展现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中的思想，即是保守主义的化身。1927 年，霍夫曼斯塔尔在“作为民族精神空间的文献”中，重提并呼吁了这一概念，“保守主义革命”这一概念逐渐成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个口号[17]9。
托马斯·曼基本认同阿尔弗莱德·韦伯的观点。他虽然没有在《致文明世界》宣言上签字，但也可以被认为是署名的第94 位作家。对于德国1914 年的形势，托马斯·曼写道：“做一个德国人，并不容易，不象英国人那样舒适安逸，更不象法国人那样豪放开朗……然而，谁要是指望为了所谓‘人道’、‘理性’或英国那一套东西，德意志的特性就该从地球上消失的话，那他就是犯罪。”[11]101对他而言，德国文化的没落不仅是一个欧洲大国的道德没落，也代表着整个欧洲精神的衰退。日耳曼精神之所以与真正的欧洲精神亲密无间，是因为日耳曼一直坚守“文化”与“文明”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异性。英法的文明体现在文明、社会、选举和文学上，而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性则是在灵魂、自由和艺术上，因为德国人并不爱民主与政治。理由很简单，他们从来都没有对政治感兴趣过。如果说他们从本质上渴望一种国家形式，那恐怕是‘独裁主义’，这并非出于喜好，应该说它是最适合德国人的[12]16～17① 引文内容为笔者根据英文原文自行翻译，下同。 。于是，战争初期，一位“守纪律的梦想家”（托马斯·曼的自称）作为德意志民族的一分子，坚信自己肩负着捍卫德国文化的使命，写下了《看法》一书。
二、《看法》中曼氏“保守”思想所涉的核心关切
作为一部战斗檄文，《看法》试图弄清“战争”的相关问题，涉及文化与文明、国家与社会、艺术与道德、民主与自主等诸多方面。托马斯·曼认为西方文明导致了欧洲世界的虚无主义、政治腐败、金钱至上和民众起义，而德国文化信仰音乐、形而上学、浪漫主义伦理和人道主义理想，它探讨的是人类、人性问题。在对文化大加赞赏的同时，他轻蔑地排斥了政治。1918 年，一战即将结束，托马斯·曼已经意识到做一个非政治的文化人是德国市民阶级的一个错误认知，缺少政治本位的文化意识终将陷入危险的境地，对民主的信仰已到嘴边，只差一吐为快！但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公众人物，托马斯·曼决定尊重和忠实于自己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即使某些想法会出现转变。
1.《看法》对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作为一部教育成长小说，《看法》记录了托马斯·曼对自我精神立场的审查与反思：保守主义和怀疑立场能够在这场世界灾难中幸存吗？在对“保守-民族主义”深入探索的同时，他并未妄下定论，德国保守派的政治立场也让托马斯·曼不寒而栗，在思想和科学领域出现的以革命姿态伪装的蒙昧主义浪潮，以民族主义对抗人道主义。一言以蔽之，法西斯主义悄悄地蔓延，托马斯·曼对此十分敏感，也感到恐惧，因此，他立即告别了《看法》中自己似是而非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激情。
《看法》“以辩论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保守的民族主义阵营长期考察的结果，但思想并未最终确定”[13]212。1918 年，书稿刚刚完成，托马斯·曼就同它保持了距离，这一态度令保守派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此书太欧洲化、自由化。在《看法》中，他多次提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是由欧洲文化构成的，然而正是在德国精神欧洲化的过程中，“托马斯·曼犯下了一个堪称经典的错误，将文化保守主义（保护精神财产）等同于政治保守主义（维护现存的社会次序）”[14]55，这是一本用热情与悲痛写就的书，旨在反对英法在1904 年4 月8 日签署的《友好协议》中传达的精神，反对路德和俾斯麦的德国与之作战的那种民主……[15]28。他混淆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将文化与政治对峙，精神与民主对立。此时的托马斯·曼可能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对社会现实的回应很多都来源于思想上的“国度”，里面住的基本上只有真、善、美，尊严、人性、真理和艺术，而他一直站在形而上的精神国度里捍卫着德意志文化。
4.2 建议 1）充分利用标准舞和拉丁舞对大学生锻炼效果的差异性，应均等分配课时和锻炼要求，利于学生的综合全面发展。
作为一部“政论”作品，《看法》的真正目的是试图反驳德国文化与政治不可整合的观点，阐释文化和政治立场无法分裂的事实。尼采的思想对托马斯·曼影响甚巨：“国家的昌盛与文化的繁荣是相互排斥的……政治上强大的德国必然会反对知性和文化，知性的繁荣将永远无法与国家的昌盛联系起来。”[12]183俾斯麦的思想对托马斯·曼也起到了重要影响。1860 年，当他的权力政治和德国文化结合起来时，本质上完全实现了托马斯·曼的乌托邦理想，“如果看不出文化与政治互为因果，也是愚蠢至极，俾斯麦的政治和瓦格纳的音乐都代表了德国精神中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霸权思想，他们征服了欧洲”[12]171。1918 年《看法》刚一发表，托马斯·曼就立即放弃了对保守主义政治的天真幻想，意识到特殊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一旦失去生命力，过度修复反而会陷入蒙昧主义境地。在《论德意志共和国》（1922）演讲中，托马斯·曼作为德国战败废墟中诞生的魏玛共和国的拥护者和捍卫者，站到了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反人道思潮让他清楚地意识到，捍卫人道主义是他该做的事情，“除了捍卫人道主义外，他从未做过什么或想做什么”[13]207。
“保守革命”既是一种文化先行的思想运动，也是一战后陷入政治、经济危机的德国为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寻找的第三条道路。阿明·穆勒在其《德国保守革命：1918—1932》中用“轴心时代”（die Achsenzeit）一词来概括“保守革命”。所谓“轴心时代”，“是一个断代的标准。历史的进程被扼要概括为这样一幅图式，即在轴心时代发生之前，保守革命是向后看的，之后则把目光对准未来。轴心时代之前，保守主义努力捍卫传统，而轴心时代之后也就是觉悟的时代。从此以后，保守主义者意识到必须放眼未来”[17]19。从语义搭配上来看，“保守”和“革命”两个概念放在一起，似乎反差很大，迄今为止，学界对“保守革命”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如何来理解“保守革命”概念，来看看当事人是怎样解读的。
2.反对“精神的政治化”① “Zivisationsliteraten”，“精神的政治化”的翻译出自罗布·里曼著《精神之贵—— 一个被忘却的理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版，第52 页）一书。在沃尔夫·勒佩尼斯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脚注中（译林出版社,2010 年版，第27 页），“Zivisationsliterat”一词译为“文明的文学预言者”。沃尔特·D·莫里斯（Walter D.Morris）的英文译著《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的第三章（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83，p.37），此词译为“文明的文学人物”（Civilization’s Literary Man），托马斯·曼用这个称号指代他的哥哥享利希·曼。
左小龙差点被自己分泌的肾上腺素呛到。他镇定道：“嗯，调整一下。这个摩托车有点慢了，我觉得是空燃比有问题。”
临近年底，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终于正式亮相，标志着我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迈出关键一步，释放出更加惠民的积极信号。
阿里是不管不顾的。知道早上去不了东湖，他也只是“哦”了一声。他去东湖本来也没什么目的。他只是需要早上七点半按响他的录音机，这件事没有东湖也一样可做。
三、托马斯·曼“保守主义革命”思想意旨
1921 年在给《俄国文选》写的序言中，托马斯·曼第一次从词源学上提出了“保守主义革命”（Konservative Revolution）概念，与凡登布鲁克和容格尔等保守派的政治主张不同，托马斯·曼并不否定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他指出了保守主义的“革命性”特征和“保守主义革命”的目标：“政治上的人道”，即人道主义与政治的统一。最终的理想是达到国家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即文化与政治相融合，共同参与到国家生活中来[16]9～11。
1．“保守革命”：德国文化现代性的新一轮浪潮
不管从共时性还是历时性上来讲，“现代性”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在实践道路上，各种现代性话语在不同的历史轨迹上相互抵牾，相互碰撞，充满了紧张与挑战。英国以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与之相配套的经济革命作为现代性的起点，法国以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的政治话语体系迈开现代性的第一步，而姗姗来迟的德国现代化则以“文化革命”为脉络，以《纯粹理性批判》的哲学启蒙开启了现代性的发展路径。但这一“特殊道路”至今依然是现代性理论中的困境和难题，它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现代性逻辑：一条路是充满启蒙意义的理性批判及现代性反思话语体系，另一条路是惨绝人寰的非理性行为和无以救赎的反现代性实践道路。纵观德国近现代史，几乎每一次的现代化运动，都是以“文化革命”为起点的，18 世纪的“狂飙突进”运动解锁了德国封建社会的束缚，19 世纪的德国政治浪漫派撞响了启蒙运动的丧钟，20 世纪上半叶，兴起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则掀起了新一轮德国现代性运动的浪潮。
李栋，山西太谷县人，1969年出生，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协会员。1992年发起创办太阳谷文学会。2010年起触网写诗，组诗偶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处。
凡登布鲁克在他的《第三帝国》中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把‘革命’和‘保守’两个观念联系在一起，是想从‘革命’和‘保守’双重角度去追寻一个能够持续生存下来的理想境界。因此，这里的保守并没有‘倒退’或‘落后’的意思，而是指对待能够持久存在和值得捍卫的一切的积极态度。”[18]74～75容格尔这样定义保守主义革命：“保守主义革命，是让我们重新注意到一些基本规律和价值。因为他认为离开了这些基本规律和价值，我们将失去与自然和上帝之间的联结，无法建立起真正的社会制度。为此，我们要用内在价值来取代平等，用有机选举来取代机械选举，用内在责任制来取代官僚专制，最后，用民族共同体的权力来取代大众利益。”[18]75从两位当事人的理解来看，对于“保守革命”概念虽各有侧重和言说体系，但他们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认识基本一致：否认魏玛共和国政治体制，主张构建以“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权威国家（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政治有机体”，与传统的保守派理念不同，他们反对压制人民大众，主张把人民动员起来，进而回归恺撒式的政权类型）。
2.托马斯·曼“保守主义革命”概念内涵
18 世纪德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赫尔德通过对18 世纪启蒙哲学的元批判，从文化史角度进行了历史哲学的研究，他认为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独特精神”，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性正是体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个体性之中，从而在启蒙运动的理性文明之外确立了新的文化观念[9]459。阿尔弗雷莱德·韦伯的文化社会学（Kultursoziologie）核心内容就是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所谓文明，是指理智和实用的知识及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所谓文化，则包含了规范原则和理念的诸种价值结构，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存在和意识结构”[10]60～67。按照韦伯的理解，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文明压倒了文化，人在物质文明的大潮中丧失存在的自由本质。具体到德国现代性历史语境中，韦伯认为，西方世界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外在型的文明现代化道路，而德国走的是一种内在型的文化现代化道路。因此，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德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核：以文化反对文明。德意志精神通过文化性的本质，建构内在的、深沉的、精神有机共同体；而英法的文明则是外在的、物质性的无机社会[8]11。
在《看法》的最后一章《反讽与激进主义》中，托马斯·曼经过系统考察和深思熟虑后写道：“只有当国际理性的重心与民族感性的重心结合起来，当其中的一些民主与文学交织着构成它的本质时，保守主义才能够变得睿智而忧郁。反讽是知性的一种形式，反讽的保守主义也是知性的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保守主义在形式和效果上相互冲突，因此，在它与民主和进步对抗的道路上，反而可能成为促进民主和进步的动力。”[12]430托马斯·曼意识到保守主义如果能够满怀知性和活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思想，而一旦失去睿智和忧郁的气质，它就会成为一种简单、强硬的态度。
在保守与人道之间，托马斯·曼还专门提到一个人——列斯科夫。列斯科夫的政治观点比较保守，有关西方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和激进思想表现得要弱很多，但他的文章总是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共情于人类和动物，对农奴流淌着爱的宣言。列夫斯基的诗超越了国家的概念，作为一个正统的斯拉夫人和民族主义者，或许他理应在政治层面上避免这样的论题，避免精英与政治道德时时刻刻被绑在一起。托马斯·曼想表达的是在政治以外，人类更能在精神上获得宽容[16]9～11。伟大的法国现代诗人保罗·克罗戴尔的缺陷在于他是保皇党，但难道天主教就没有任何共和的意味吗？由此，政治和道德立场，并不一定会为人所诟病。我们看到托马斯·曼在1921 年《俄国文选》序言中的讨论，已经开始把政治、文化、社会的理解统合到人道主义的范畴中来。基于对人性的理解辩证地看待政治与道德，保守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文化与政治的分裂开始走向融合，精神世界与国家生活逐渐获得了统一。1922 年发表的《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核心意向，便是主张构建一个扎根于德意志传统的政治有机共同体，即传统民族与现代国家的统一体。
《看法》诞生于危机时代，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探讨了人道主义问题。写作《看法》时，托马斯·曼把文化与政治分而视之，而两者关联论者则认为，人类的幸福大都源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幸福的范畴不是一个宗教或形而上的精神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是至善至美的存在，社会中的人亦是完美无缺的。这些说法与托马斯·曼一直坚信的存在的本质是“死亡”以及“人类是有缺陷的”观念完全相悖，人类的种种困惑无法找到答案，政治无法回答人类意义的问题，也无法给人类带来幸福。托马斯·曼指出“精神的政治化”（zivisationsliteraten）[14]74没有给人的内在留下成长的空间，终将把人类引向更加去人性化，去道德化的生存世界，因为没有了美和真理，终将通往平均化、粗俗化和机械化的社会。在“精神的政治化”世界里，艺术也将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属品，艺术拥有道德价值，但却不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为政治服务的道德。艺术道德的唯一源泉是美学价值，表达美和真理，在内在灵魂深处深层次地洞察自我、审视这个世界。若把艺术当成道德，只会毁灭艺术。他引用歌德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本身是具有一定的道德影响力的，但以道德为标准对艺术家提出要求将毁掉他的作品。”[14]54
The number of dissected lymph nodes was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oncological clearance.
四、托马斯·曼“保守主义”思想路径与评述
托马斯·曼是20 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也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思想星丛中一位不可或缺的思想家。对他来说，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起源就是1918 年出版的《看法》一书，这部作品既是对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的回应和德国知识分子一战情绪——“1914 观念”的延续，也是德国以“文化”对抗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论战。托马斯·曼将精神（Geist）与生活（Leben）的对立嵌入到政治思考中，奠定了他保守主义思想的基调：“不问政治”，即反对革命，推崇德意志文化的内在性和深沉特征，责难政治自由主义。1921 年《俄国文选》序言中，他首次提出“保守主义革命”概念，在思想史序列中被归为保守主义阵营，政治思想史家阿明·穆勒就将托马斯·曼看作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保守主义革命”政治浪潮的“教父”，带动了凡登布鲁克、施密特和斯宾格勒等一系列思想弄潮儿。
然而，托马斯·曼“保守主义”思想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成熟的，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继承和批判之后才逐渐形成。这一思想主要经历了从“尼采”到“浪漫派”再到“歌德”三个发展路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托马斯·曼完成了自己从“酒神”爱欲论到“日神”人道主义的精神升华及从“眷注死亡”到“敬奉生命”的思想形变。自此，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德意志“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获得了和解，从“不问政治”到“政治与文化的统一”，思想中介便是对“第三帝国”的致思，而“人道”主义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拱顶石。
基于小流域河（沟）道生态监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研究借鉴欧盟水框架的理念与方法，选择典型河（沟）道开展生态监测和评价的研究探索，为摸清北京市河（沟）道生态质量、实行分类和指导治理奠定基础，服务于北京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
尼采哲学是托马斯·曼早期保守主义思想的直接来源。尼采的“超人”哲学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下，解构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从“理性动物”到“权力意志”的演绎，突显了人类生命、意志、激情的价值。权力意志论由谢林唯意志本体论衍生而来，它是西方形而上学最后的表达，也是技术统治时代来临的提示[19]252，掀起了“文化批判”的思潮。“文化批判”映射了当时“文化”与“政治”之间紧张，精神属于理智主义，意即“工具理性”范畴，最终走向了激进主义，而生活则展现了人类生命的有限性和偶然性。《看法》就是运思于这样一个语境。尼采认为激进主义是将不真实的价值置于生活之上，应当要有真理、精神或自由——哪怕毁灭世界。但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托马斯·曼则认为，真理如果无法得到生活的验证，便是无效的。实际上，托马斯·曼的观念更为保守，他坚信没有人可以拥有真理，有的只是对真理的追求和无限探寻。因此，托马斯·曼站在生活的维度上，将激进主义与虚无主义划上等号，用反讽的艺术手法重新摹写了精神与生活的关系。在托马斯·曼这里，反讽作为一种自我否定，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精神为生活做出让步（自我背叛）”。托马斯·曼的小说《特里斯坦》的主人公，一个自恃清高的艺术家在面对真正的一个市侩之徒的侮骂时抱头鼠窜，以及《魔山》的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遇到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时的落荒而逃，都是“精神让步于生活”的表现。
在接触了德国浪漫派之后，托马斯·曼重新界定艺术的本质：艺术是精神和生活的中介者，在反讽层面，艺术是对生活的肯定。而在道德批判领域，艺术则是对生活的否定，艺术界于精神和生活的中间位域。德国浪漫派之一费希特主张，通过取消“非我”的有限性而重构创造性“自我”的无限性，使得艺术家永远无法从精神与生活的巨大张力抽离出来，永远也无法达到艺术所追求的“美”的本质———精神与生活的统一。这也是托马斯·曼早期作品中一直致思的“艺术家病理学”症候，艺术家处于两难境地，生活无法为精神担保，精神又渴望生活和情感，两者始终是冲突的。这时，施勒格尔“反讽”的双重姿态给托马斯·曼带来了启示，即：兴奋与怀疑，“兴奋”，唤醒人内在的无限性，鼓励人超越自身的有限性。“怀疑”，则推翻一切幻想，让无限扩张的渴念重归于清醒。反讽表现了人类的有限性，但也激发了不断克服自身障碍的勇气。托马斯·曼认为反讽是保守主义的形而上学，作为精神和生活的中间状态，拥有了最高程度的理智，它蕴含着一个决定性的思想契机：一旦反讽的理智被激发出来，那反讽就是革命的，这就是1921年托马斯·曼提出的“保守主义革命”概念的另一个核心意义。
那保守的，如何又是革命的？在《论德意志共和国》（1922）的演讲中，一个关键的命题就是阐释浪漫派的革命性。托马斯·曼讲道：若把德国浪漫派视为反动的运动，将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误会。浪漫主义最初是作为启蒙主义的反动者登上历史舞台的，它的出现反映了德国人对启蒙理性的敌对情绪。浪漫派认为近代科学的知性体系无法抵达人性的深处，因此要到自然科学所触及不到的“暗处”寻找人类存在的根基，回到“大海、黑夜、死亡、魔性、无意识”等基本母题。在精神和生活的二元结构中，浪漫派站在了精神的维度上，强调艺术是自然、无意识和本能的对立面，因而她面向的是革命的、未来的意志，舍此无他[20]17。这是托马斯·曼“保守主义革命”概念的第三个维度，即通过浪漫主义的起源指出了保守主义的革命性。
接着，托马斯·曼在浪漫派“精神与生活”对立的结构上引入一个更高的合题——“第三帝国”[21]273～274。“第三帝国”是他取自于易卜生戏剧《皇帝与加利利人》的一个概念，描写的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来自于活的源泉：既在亚当的花园里，也在各个他山下，奠基于知识树与十字架上，但对它们是既爱又恨。托马斯·曼倾心于这一表述，虽未给其确凿的定义，但却赋予其一以贯之的命意：第三帝国即精神与生活二元对立结构的中间状态。无论是共和国后期，还是纳粹时期被用作特定的政治语义时，托马斯·曼都一直以自己的话语体系使用它。托马斯·曼的“保守主义革命”的最核心内涵正是从对“第三帝国”的解读中展开的。第三帝国的合题是启蒙与信仰、精神与肉体、上帝与世界的命题。在艺术上，是感性与批判精神的合题，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与革命的合题。只要拥有精神，保守主义要比任何一种实证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都更加革命。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马斯·曼的“保守主义革命”概念，并非传统意义上指向复辟或守旧的保守思想，而是立足于精神、批判，有着“启蒙”的意味，促成了德意志“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和解方案。
20 世纪20 年代以后，非理性思潮在新生的魏玛共和国蔓延并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尤其在1922 年外交部长特拉瑙遇刺事件发生后，托马斯·曼开始重新反思并修正自己最初的想法。在《论德意志共和国》演讲中，他开始倡导民主和人道，“我在一封关于惠特曼的公开信中……宣布人道主义和民主是一回事，因为我发现，前者只是后者古典主义的老式的名称”[13]209，在战斗中他发现民主与人道主义的一致性，立场鲜明地支持魏玛共和国，思想生涯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这个转折的发生是在他认同了歌德古典人道主义思想之后，找到了精神与生活的“中间状态”（das Pathos der Mitte）[20]23，这个“中间状态”就是“人道”，是人性之美。在现实层面上，她肯定着生活，泰然自若地接纳着一切市民秩序的现实性；在社会批判和文艺反思的视界里，她又否定着生活；在诗学层面上，她弥合了精神与生活之间的对立，既遵循历史现实性，又保持着诗性伦理和道德尺度；在政治层面上，在“人性”的拱顶石上，“第三帝国”的审美精神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理念融为一体，实现了托马斯·曼在《看法》中所关切的“文化”与“政治”的统一。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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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1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3－0143－07
［收稿日期］ 2018-10-16
［作者简介］ 刘忠晖（1976-），女，黑龙江北安人，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教师教育和教育心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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