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改革论文,优化配置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资源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是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因素。从长期来看，资源是无限的。因为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可以开发和利用资源范围和深度的能力是无穷的，资源的总量不会受到限制。但以静态的观点，人类所面对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甚至这一资源总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随着资源的消耗而不断减少、枯竭、消亡。这是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前提，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获得生活不断富裕的成就是经济管理研究的基本内容。
提高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受多种因素和多个层次影响。它既要受存量性因素影响，也受到调节性因素影响；既要受到体制因素影响，也要受到非体制因素影响。一般地说，存量性因素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客观性，是无法选择和相对静止的，存量性因素是调节性因素发挥作用的前提，存量多而质量高，调节性因素容易发挥作用；存量多而质量差，调节因素发挥作用难度较大。调节性因素是后生性因素，具有积极的、运动的性质，它是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的主要力量。体制因素包括资本与资源拥有制度（制度性因素）、资本与资源的运行和调控方式（调节性因素）。当然，它还要涉及到政治等诸方面的因素；非体制因素，最重要的是科技、心理、文化传统等因素，以及资源构成、产业基础、财富存量和人力资源基础等因素。
显然，调节性的体制因素是调节性非体制性因素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科技、心理、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与发展无不受到人们积极性或关切度的影响，而人们的积极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因素。在体制因素之中，资本和资源的拥有方式又决定了资本与资源的调节与运行效果。在不同的资本和资源的拥有方式下，相同的运行与调节方式由于拥有者的利益关系不同，受到调节的方向和程度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其运行结果也必然会呈现很大的差异，甚至结果完全相反。这就是说，资源的配置效率受到体制性影响，特别是其中的资源拥有方式，即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极大，即制度性因素是资源配置手段的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体制调节性因素的变动来改变存量性因素，实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
图1 经济体制改革动力传导机制
资源的配置是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的，最基础层次是微观层次，它完成资源的具体使用、组合和消耗，并通过资源的使用生产出具体的产品和劳务。这一层次的资源直接拥有者和使用者对资源的使用效率起决定作用。资源拥有有效，资源利用就会充分合理，它要求要使资源的拥有者关心资源的使用效果，要能够体现出资源的拥有者利益，可见，唯有制度存量性因素才可能保证资源拥有者对资源有效配置的积极性。在这里，我们并非只讲资源拥有就是资源所有，而是包括资源的占有和所有两种形式，特别是占有，因为占有者才是资源的使用者，才是发挥资源潜能的直接指挥者。
资源配置的中间层次是中观层次，即部门层次和地区层次。这一层次在较大范围内发挥着对资源的调节作用，如能力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人才发展政策、部门和地区发展战略等。这一层次的调节往往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它常常是国民经济宏观调节与微观调节的桥梁和中间环节，同时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微观层次的配置效率要受到中观层次调控效果的影响。这一层次受国情影响较大，就我国而言，资源种类品种较齐全，储量总量较高，但分布不匀、且人均占有数量多居于世界中下水平；地区和部门间的文化水平差异大，存在着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经济运行阻碍，地区分工不明确、经济趋同化的现象。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中观经济层次调控的特殊性。
资源配置的最高层次是国民经济宏观调节。这一层次起着把握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它通过法律、法令和市场参数以及行政命令将宏观调节的指令和信息注入于国民经济其它的两个层次之中，并对它们进行方向性调节。
资源配置的三个层次密不可分，各自完成其任务并构成一个运行的有机整体。微观层次是决定资源配置方式的基础，中观和宏观层次则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合理的配置手段和调控方式对微观层次基础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方向性与保证性作用。在中观和宏观层次中，中观层次所具有的调控常常是技术性的，受微观层次因素的制约影响较大；宏观层次所具有的调控常常是政策法律性的，受微观层次配置方式的制约影响较小，独立性较强，宏观调节既要影响中观调节，也要对微观层次直接发挥作用。中观调节具有非完全独立性，为方便分析，我们常常把经济运行调控过程的中观层次忽略掉。
可见，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它们都是可以变动、调节的。一个是基础层次中制度存量性因素，另一个是宏观层次的调控性因素（制度性因素要服从于微观层次的制度性因素）。这两个层次中的因素就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
二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是经济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是以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制度存量性因素和宏观层次的调节性因素为主要对象和设计变量，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最终目的的国民经济运行方式和组织关系的总和。
资源的拥有方式是制度性问题的核心，不同的拥有方式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资源拥有方式反映社会制度的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是对资源被利用之后产生成果的分配方式。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自然资源统一为国家所有，微观层次上只有有限的资源使用权，对资源的使用效果没有权力、当然也没有责任过问。这种资源的配置方式优化的动力只能借助于人们的工作热情，最后带来结果是资源的大量损失、浪费、破坏和低效率的使用。实践证明，微观层次上对资源的不负责任是资源低效配置的根源。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提高微观层次对资源使用、增值的关切度和责任感。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已被众多国家发展实践所证实了的一种原始的、也是比较有效的资源拥有方式。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民营企业无论是它的发展速度、对目前国民经济的影响与贡献都与国有企业形成鲜明的对照，其根源就在于它的资源配置效率，或对资源的关心程度远高于国有企业。建国以来，国家以巨大的财政开支所形成的庞大的国有企业却不曾有任何投入的民营企业有如此显著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拉大，不能不令我们得出这样的基本认识：在微观层上资产所有权的人格化或资本拥有方式的个量化是较优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一种。
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私有形式的资源拥有方式正在被另一种本质上私有、但形式上已经众有化的方式所代替。这也应成为我们进一步改革的参考。大型企业的股份分散于众多小股东，几乎没有任何股东能有与经理相抗衡的影响能力。持股者尽管以私有的身份对企业持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但在股市上他们随时都可以离企业而去，过去那种由资本家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形式，已经被这种评价干预所代替，企业的经营热情主要来自于这种评价和职工的切身利益。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使经理阶层专业化与身份特殊化，以经营成就证明其能力和社会地位，并成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可见，随着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强化经理阶层的社会特殊地位是这种方式产生资源优化配置的十分重要的前提和基本条件。然而，经理阶层并非是指定的，而是由社会评价形成的，其前提一是舆论公开、真实、可靠，形成有足够能力的社会评价系统；二是有形成企业家阶层的社会条件，要有充分的锻炼机会和施展才能的社会条件；三是企业家要能充分流动，即能使企业选择企业家，也要能企业家选择企业，同时，未进入企业家阶层的可有进入的可能，进入者也可能因其绩效恶劣，而被淘汰。
我们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初期，指望从过去的体制中找到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家是不现实的。我们应集中精力做好两件事，以优化微观层次资源配置制度性因素。第一是继续发展私营经济，通过它积累财富、增强国力、培养企业家，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鼓励私人企业家向国有企业流动；第二是利用舆论工具发育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的评价系统，使其的社会地位和自身的荣誉感增强。在这些工作完成并已见成效后，可视我国的国力分布和市场化的成熟程度，实现全民股份化。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第二个方面是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方式、工具和程序重新进行设计。自工业化革命以后，有效的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方式有以下几种工具：计划行政调节、法律调节和市场利益调节。计划调节与行政方法的结合构成了计划经济基本特点，使计划蒙上了一层对微观经济调节刚性的阴影，似乎计划调节是经济发展迟缓的根本，因而对计划进行彻底的否定，这是不可取的。从本质上说，计划不是一种独立的调节工具，它只是依据客观规律对经济发展所做出的主观规定，其发挥作用，必须要依靠行政或利益机制来进行。当计划与行政调节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计划可能是强制性或近于强制性，这就难免出现调节低效。因为，计划已经成为人们每一个具体行动的标准，如果计划不能对某一方面做出规定，则这一方面就要出现混乱；如果计划要对某一方面作出规定，则由于计划制定所要求的上下结合的制定程序也必定带来短缺和屯积并存现象。然而，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通过预见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指标及活动的基本过程作出论证，使有限资源在未使用之前得到优化，确实为经济运行提供了一个方面和发展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称为是一种国民经济运行的事前调节工具。计划最便捷的调节是与行政方法相结合，但这不是其全部，它也可以与其它调节方法结合。在西方，这种非强制的利益指引性计划常常是宏观经济调控最有效的工具，也是日本等国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同时，计划所规定的发展目标也需要通过其它调控手段来保证，也就是说计划应是所有调节手段的灵魂、出发点与标准。
微观层次经济利益是保证微观层次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这除了有微观层次的资源拥有制度保证，还要有获得经济利益的宏观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资源配置方式都具备了这一特点。价格、利息率、汇率、工资、税率都是在发挥个人经济利益前提下有效地资源配置的宏观调节工具，应该说只要有相应的微观基础，这些参数的调节都会发生作用。但是，虽然这些工具在性质上都有调节经济运行的功能，其作用范围的程度以及发挥作用的条件都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些市场运行参数的变化必须要通过人们的决策去产生行为，而人们的决策要受到心理状态的影响。没有心理反应的调节是失败的调节，而不能根据本民族的文化和心理去考虑本国居民的现实的心理特征、不预测调节对人们心理产生的作用，只是依据宏观运行的数据，对其它国家的经验照搬照抄，不能不导至调节失误。应该说这是我们改革以来宏观经济调节的误区之一。利益调节发挥作用的宏观条件，第一是建立和健全市场体系，使这些市场参数能够按正常的经济规律运行；其次是宏观调控部门应建立灵敏而完整的市场运行预报系统；三是建立调节这些市场参数的必要资源，能够根据计划的要求和经济运行的实际对经济运行做出最有利的调节。这些调节所需必要的资源，可以是一些物资储备，但这里更多地是指国家的调控能力，如中央银行、税务、立法机关等。宏观层次的调节在市场发育成熟时可以适当以这一调控工具为主，在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还要以财政调节手段为重要的调节工具。
财政支出的调节也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动力的调节，也与它前面所提出利益调节性质有所不同，比如，用于公共事业投资的财政开支与微观经济利益之间关系就不象利率调节那样紧密，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它具有行政性，且与计划联系得更为密切一些。财政支出在经济运行的调节中的作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调节手段。伴随着再生产过程，财政支出中投资的增加或减少都会对经济运行起成倍放大或缩小的作用，也就是说财政支出的变动并不仅是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本身，而它所能导致的一系列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影响总和（即乘数效应）。财政支出也可以为长期宏观经济、外部规模效益、工业布局、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提供资金支持，使得它既能调节当前的经济运行，又能为以后的经济更好地运转建立一定的物质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财政对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它并不十分甚至完全不依赖微观经济基础对利益的追求，它可以通过财政开支的改变直接影响经济运行。我们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影响经济的经验是比较成熟的。但是，由于微观基础调控的刚性乘数作用是不明显的，因此，财政调节的有效性一般仅限于对经济的直接影响。近年来，以微观经济利益调节为前提的财政收入调节（主要是税收调节）的地位有所增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居民所经受的市场经济过程才刚刚开始，接受市场信息的反应迟钝，使经济利益调节缓慢，有时甚至无效。因此，在目前强调金融等经济利益调节为主所带来的调控效果完全有可能不尽人意，应该主张仍以财政支出调节为主，在廉政、节约政府财政开支的前提下，以计划目标和框架为基准，合理调节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微观改革进度，辅之以经济利益调节并逐步向财政与信贷调节并重过渡。
结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微观层次上制度存量逐步调节为资源全民股份化（包括国家掌握）；宏观层次上，逐步调节为以国民经济规划为中心，在完善市场体系的前提下，使多种形式的利益调控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法律调节为保证、行政调节为补充的总体调控格局。
三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宏观经济调控体制也会逐步得到完善和为全社会的认可。目前尚存在一些暂时的困难：由于微观改革目标体制没有运转正常；新的调控手段发挥的效果不好，使得相当一批传统思维和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还在迷恋传统的体制，甚至还有意无意用地用新的形式来强化旧的调控体制，造成改革的新的困难。这是经济改革需要警惕的。
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仅从经济领域内作文章是不够的。首先必须明确，改革也是经济运行的目标之一，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体制调节来改变体制存量，再通过优化的体制存量使资源配置的外部条件得到优化，调节资源流量，进而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制度存量的影响是长期的，只有改革才能实现制度存量优化。制度存量调整与物质存量调整有时会产生冲突，例如，制度调整损害一些人的利益，造成了部分经济发展的短期困难，这时，应该把改革的目标看得更重一些，以免走改革的回头路。反之，不仅目前的困难不能解决，还会因为民众的适应性期望心理，否定改革，给后人改革造成心理障碍，经济也不会得到根本的发展。
其次，建立有效监督机制需要法律、新闻体制的保证。微观经济层次的改革需要公开、公正的舆论和法律监督环境，一方面通过舆论来形成培养企业家的必不可少的评价系统，另一方面舆论和法律来克服经济体制改革的来自传统意识和部分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设置的改革障碍。为此，目前不仅要在法律体系上完成制度存量建设，更重要的是在建立更完善的法律实施有效性制度存量方面和对舆论的发挥作用影响最大的公正性制度存量方面的制度存量建设。
第三，形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土壤。虽然小平同志已经在总体上对未来的我国的经济体制作出了钩画，许多经济工作者也为此进行了说明，但是，这毕竟不是科学研究。我们的失误就在于反右与文革后遗症尚存，使经济学的研究总是受政策指导而不是相反。因此，应该在学术空气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让百家齐放，研究中国的事情、特别是中国居民的心理这一国情之根本，从而形成指导政府的实践的理论，而不是上自政府、下至学者都来向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