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史论文,史研究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 （2000）01—0034—08
一
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学术大师之一，他所倡立的“文史互证”研究方法，是其治学的精华成分之一，也是陈先生对我国史学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所谓“文史互证”，从本质上乃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若以传统治学之法譬之，其中当含有“通训诂”与“明义理”两层工夫。从内涵上分析，“文史互证”方法主要包含了侧重不同的两层意义：其一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浅解、误解的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层面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其二即是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历史之眼光”’（注：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51页。（下同））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份，分析诗中的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与了解。
陈先生曾经指出，“一时代之新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注：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下同））而如何运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又常常有赖于一种新方法的使用。陈先生的“文史互证”之法，正是由他真正创立并用于更新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注：此法之提出，学者一般认为不始于陈先生，然而却只是在陈先生手中，此方法才得以推陈出新，成为一种全新而独具精彩的研究方法并垂范后人，因此说此法乃创于陈先生，其实并不为过。）换言之，古今学者中，陈先生是能真正通文史两境，以史学家之历史感及文学家之敏锐心灵，利用诗文为史料，对历史文化作出卓有建树之胜解者。其方法对于本世纪史学研究发展之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陈先生能够总结出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首先与他特别的学术渊源背景有关。近有学者将先生的学术渊源归为六端：即清代经学考据学、西方之东方学、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学、梵佛之学、传统诗学。其中诗学造诣启自其家庭传统，而陈先生“运用其文学素养治于史”，“以诗解史，既透过诗篇考证史事，又藉以探索心态思绪的隐微”。（注：陈弱水：《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学术渊源与治学大要》，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新学术之路》上册，1998年刊印，第105～108页。）但只言此六种渊源，并不足以真正解答陈先生倡立和成功运用此研究法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新材料，新眼光加上合适的语境，是本世纪以来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注：罗志田、葛小佳：《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载《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第130页。）关于这一点， 当年王国维之弟在为其兄文集所作序中的一段话，或可移作参考：
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兄可也。（注：《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陈先生治学与王氏路径相近，此序所言王国维治学之要，有两点或可窥知陈先生文史互证之法创立和运用的肯綮所在。其一是和王国维以史治经，并以地下材料相印证，亦即从材料到方法上都有突破一样，陈先生的文史互证亦可视为以史学的眼光和方法证诗，（注 ：胡守为先生指出：“陈先生的考证主要不依靠版本的校勘或章句的训诂，而是着眼于事物的相互联系，找出事物发展的过程，使考证立于更为可靠的基础。”见《略谈陈寅恪先生的诗文证史》，载《学林漫录》第五集，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下同）；又台湾严耕望先生在《治史答问·史学二陈》中亦指出“考证之术，有述证和辩证两类别，两层次。……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见其《冶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下同），第178页。两先生所言， 皆涉及陈先生在考证上突破了传统的朴学方法问题。）并以诗作时代的制度、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材料与诗中描述相印证，不仅在治史方面开辟新材料来源，而且和以史治经本身也包括用传统史学方法来解经学一样，以史学眼光解诗自然也有从考源流、求通变的史学方法角度理解传统诗歌的成分，由此而创立了新的研究范式。其二是王国维之学本有得于西欧学术之助，（注：西学本以逻辑谨严，精邃周缜见长，王氏得其影响，不仅启发新见，治学上更能“摆脱传统之束缚，能言时人之所不能言，其论述经史，方法精密，态度客观”。详缪彦威师《诗词散论·王静安与叔本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16页。 ）而陈先生不仅在此点上与王国维相类，且西学造诣较王国维更复精深。多年游学欧美的经历，陈先生对西方思想学术理论及思维方式等了解非浅。除西方古典哲学、美学、神学、文艺学外，许多学者特别指出，19世纪西方史学中，赫德、尼布尔、洪堡得、兰克至阿克顿诸名家，均对陈先生史学方法和史学思想有潜在影响。（注：参见汪荣祖：《史学陈寅恪传》第54～56页、刘健明《论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方法》，《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32～23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个人认为，在来自19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中，还有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成为陈先生终生所坚持的原则，如兰克对历史中人的因素的高度重视、阿克顿所强调的对自由精神的追求等。）这些影响造就了陈先生与众不同的认识问题视角。罗志田先生曾指出，有时“新的‘眼光’对学术研究的推进，或更胜于新材料的发现，而新‘眼光’本身也意味着新材料的发现”，陈先生的成就，“更主要的还是以新眼光看旧史籍，从常见书中读出了大量别人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这无疑是精辟之见。（注：罗志田、葛小佳：《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载《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第130页。）
陈先生运用“文史互证”方法考证历史，在实践上可分为相互联系而各有侧重的前后两期。前期重点在唐代历史研究，主要是引诗文中材料补充、考证史实，以探求古代的名物、制度、地理、风俗等，胡守为先生归纳为“纠正历史上记载的错误”、“说明历史的真相”、“别备异说”、“互相证发”、“增补阙漏”五端。（注：胡守为：《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及其在史学中的运用》，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4 期。）后期对明末社会的研究，则更多地表现在借诗中材料对士大夫生活的各层面进行探索，通过对诗中古典和今典分析阐释，以一种“了解之同情”，深入古人的思想、情感与精神世界，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人类心灵史这一历史最为隐秘的角落，方法上则从对本事的考据和词句的通释，进一步发展为通解性诠释。（注：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诠释学”的研究方法，参见李玉梅：《陈寅恪先生之史学》，第162～167页；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其间，陈先生利用他深湛的学问根底，卓越的史识和非凡的学术洞察力，通过从辨识真伪、考据字词典故、直到最后的文化阐释这样一个全面的理解过程，使一条条仿佛孤立存在的文史材料之间，不仅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更具有了说明历史真相的重大史料意义。（注：胡守为先生特别指出“以诗文证史是史料完备和史料鉴别的一种为人们所忽视的研究方法”。见其《略谈陈寅恪先生的诗文证史》，载《学林漫录》第五集。）而在此中，陈先生并投入他对文化的深挚感情和高明的判断想象能力，设身处地，神游冥想，与古人达到交流，使他所考之历史成为立体的、生动丰满的、“有血有肉”（注：余英时先生语，见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出版。（下同））的完整世界。
尤其要看到的是，陈先生从诗文中所开掘的史料价值，不仅表现在从制度名物诸方面的史源补充，而且还在于通过对诗中表达的情感、心灵的探索，凸现历史活动的真正主角——人。从而把物质、观念、制度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人类在心灵上追求自由独立的历史。这就使得他的“文史互证”方法在境界上远远超越以往的考据史学，而具有一种深厚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在所研究问题的内容上，也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现代学术气息。
二
陈先生用“文史互证”法对魏晋南北朝史进行研究方面留给我们的范例，数量不多，仔细揣摩其精微所在，对我们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无疑大有裨益。正如“材料”与“阐释”是我们理解“文史互证”方法的两大关键一样，欲认识这种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亦当从史料的拓展和解读的深入这两方面着眼。
从史料重新发现的层面而言，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今天所能见到有关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记述其实相当有限。不仅如此，受正统的史学观影响，历代官修正史记事本身亦有其局限性，如陈先生所说，“通论吾国史料，……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注：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金明馆丛稿二编》第74页。）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复杂交织，以致禁网严密。各易代之际，黑幕重重，统治集团之作为，更是不可告人。史家秉笔直书，每每得祸。因此对当时政治中的许多隐秘，故用曲笔；对封建统治者的恶行，也常有回护之处。这种加工过的历史资料流传下来，固然有助于后人对历史的脉络梗概的了解，但在某种意义上，又妨碍对历史某些真相的探索。当代法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勒高夫即言：“资料本身不是纯粹客观的，它不仅要经过史学家的选择，而且其本身也部分受产生它的时代和地点的制约，它是以往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既是为了说出‘事实’，也是为了把过去的形象强加于人。”（注：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见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第37页。）显然，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深入，某种意义上正有赖于对这一时期新史料之开掘。然而，傅斯年早就说过，“敦煌的巨藏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注：傅斯年：《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见《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史料的拓展开掘，不能完全依靠地下新材料的发现。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文作品，可视作一种无须经过地下发掘出土便可获得的“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史料资源，弥足宝贵。
中国古代诗作以抒情言志为主，与史相比，自有其不同的功能作用。尽管如此，古诗中仍含有一些与史相通之处，潜在的史料价值不可忽视。儒家传统诗教之说认为诗有“兴”“观”“群”“怨”之功用，所谓“观”者，或曰“观风俗之盛衰”（郑玄说），或曰“考见得失”（朱熹说），本身即要求诗人在诗中反映社会现实，使读者藉以观察了解各地风俗民情，时运之隆汙盛衰。以后《汉书·艺文志》言乐府诗创作，亦强调其可以“观风俗，知厚薄”的作用。（而汉乐府之传统，正是魏晋南北朝诗歌最重要的源头之一）所谓“兴”者“怨”者，或曰“感发表意”（朱熹说），或曰“怨刺上政”（孔安国说），总之是在诗中写出对统治者的怨刺及反映诗人内心的哀愁喜怒之情，是诗人情感心理的最直接表述。这些功用具体反映在诗作里，遂使诗与史之间有了一种特别的关联。在三百篇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后世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诗文创作中，将自己所历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以及社会风习的状况连同自己的襟怀抱负精神情感生活一齐写入，实际上是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现实包括时代心灵史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未经史家取舍改造的材料，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感性色彩，有助于治史者感知古代社会的真实原貌。而诗文中所见时代文化精神的价值意义，更非官修正史所能表现。清人论杜诗尝言：“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注：浦起龙：《读杜心解》卷首《读杜提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3页。）良有见也。
傅斯年分史料为“直接”与“间接”两种，以为“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注：傅斯年：《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见《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按其标准，魏晋南北朝之诗文，相对于正史， 似更有资格被称为“直接之史料”。这一时期，文学事业藉文士对身名不朽的追求，确立了不依其它任何事物的自身独立价值。诗文创作不再被视为雕虫小技而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加之五言甫兴，文笔初分，诗文表现的领域愈加拓宽，广泛涉及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乃至于个人的情感心态。所折射的时代内容，远远超出传统政治史、军事史、王朝更替史或帝王家史。其史料价值，大致体现为两方面：其一是其中所涉及的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内容，直接可补正史之阙。其二是借抒情言志或隐或显表露出来的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就后者而言，诗文的史料价值，尤其显得重要。缪彦威师曾指出：“各种古书所记载的多是史人活动的表面事迹，至于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在史书中是不易找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寻出来。所以文学作品是心声，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则代表着这一个时代的心声。”（注：缪彦威：《治学补谈》，载《文史哲》1983年第3期。 ）这一时期作者在诗文中表现出的思想情感，让我们触及了历史最隐密的角落——人的心灵，而这却是构成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因素。文士诗文所反映的，不仅是个人对其时代政治、社会、文化的感受，也不仅为我们研究理解该文士精神心理、个性人格的第一手资料，还正如当代西方史学心态史学一派所认为的，个人心态中，包含了整个时代的集体心态成份。“分析一种心态就是分析一种集体性，一种心态不仅是指众多个人在想同样的东西这一现象，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身上，这种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打有‘其他人也在想同样的东西’这样一种印记”。（注：保罗·韦纳：《概念化史学》，见姚蒙编译：《新史学》，第97页。）作为这一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文士在诗文中表露出来的那些苦闷、哀伤、忧惧、感愤的复杂情感，对我们深入认识这一时期历史有重要价值。它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整个社会和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基本精神人格特质，能象汪中所言，“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的史料价值从总体上可以确认，但是要充分对其加以发掘利用，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这一时期的作者虽然开始注重在诗文中表现个人之情感、意志和个性，但由于处在战乱不绝，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错综复杂的乱世，造成他们在复杂环境中的种种复杂心情。这些心情只能通过诗歌等形式，以比兴用典的方法隐微曲折地表现，其作每呈现“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注：钟嵘：《诗品》上《晋步兵阮籍诗》。）的风格特点，一篇之中，往往隐有两重以上内涵意蕴。这些含义多重的诗文作品，其深旨当然非一般意义上的释读所能揭示。只有对其“探河穷源，剥蕉至心”（注：《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始可“钩沉索隐，发现真相”。（注：《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82页。）另外从文体演变的角度，尽管魏晋时的一些赋体之作，受到当时“综核名实”思想风气的影响，模绘事物较注重不失本实，凡“其山川城邑，则嵇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注：左思《三都赋序》，见《文选》卷4。 ）其文或较便于用以考释当时一些典章名物，风土人情。但此时期之诗歌，尤其是文人之五言诗，基本上尚属古体，以抒情为主，尚筒古浑融，与唐以后近体诗注重名物对偶，状物徵实，多叙事且每包含时、地、人诸因素不同，颇难藉以考据具体制度事件，故作为史料，利用上和唐诗有较大不同。唯有遵从陈先生“文史互证”的原则方法，才可能获得真正理解这些诗文作品及其背后之时代社会的钥匙。
三
有人曾提出所谓“诗史”有明暗两面，前者用直笔，后者用隐笔、曲笔。（注：见《高阳说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 ～222页。）同样，可用于证史的魏晋南北朝诗文，大致也有两类。 一类是以白描写实方式直接表现当时社会风貌、民情习俗、生活方式、观念信仰、民族关系状况，甚至真实记述一些亲历之历史事件，如建安中被称为汉未“诗史”，之作的曹操《薤露》、《蒿里》、《苦寒行》、曹植《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到陶渊明《形影神》、谢灵运《述祖德》、《山居赋》南朝宫体诗中咏器物服饰之诗、南北朝民间乐府诗等等。其中描述，或可和正史所记相印证，或可作今日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来源。陈先生以其杰出史家之眼光，对这类材料一向十分重视。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文中，即博引这一类材料，以论证当时思想、社会之史。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仅以这类诗文材料作为史书内容平面之补充，其实并非“文史互证”方法所属意。深谙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陈先生，于此类诗文材料，真正更重视的，是其与正史不同的观察与叙事角度，因此在采用这类材料考证历史时，亦往往使用辩证的方式，“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注：严耕望：《治史答问·史学二陈》，见《治史三书》第178页。 ）其撰《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即是用当时新兴之佚事（或曰志人）小说之材料，以及陶、谢诗中材料，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历史并与正史中的记载相映证，从微至著，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魏晋清谈的历史。其谓《世说》一书为“清谈之全集”，正与先生以唐代小说证唐史一样，亦属以新兴文体佐证历史之例。且陈先生于陶渊明的传世诗文，不取影响甚大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而独取《形影神》诗以证陶渊明的思想，尤可看出陈先生独具只眼之处，而此种不凡眼光，亦是陈先生文史互证的特点之一。其文证史而外，复多通阐，其阐释为建立在“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基础上的一种高层次理解，故多出胜义，表现出高超的史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类可以证史的诗文，属于并非从寻常可视角度而是从某些正史不载的方面，用隐晦曲折，比兴用典的笔法，深刻揭示时代社会本质，反映士人心态，透露历史真相的作品，或可称为用隐笔曲笔的诗史之作。其中以阮籍的《咏怀诗》、部分陶诗、庾信的部分诗赋最为典型。这类诗文创作的时代，往往是在易代之际或政治、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时期。作为一个黑暗时代仅可能有的真实记录，这些诗文多以廋词隐语，“用古典以述今事。……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注：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在迷离恍瀁，桅橘幽丽的风格下面，隐藏某些当时不可明言的历史事件，以及作者对所发生事件的强烈感情。用这一类诗文材料认识当时士人心灵世界，意义最为不凡，但解读上也最为困难。个人体会，利用这类最不易索解的诗文证史，至少要求治史者在解读时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如陈先生所言，对作品有所感，即治史者要具有相当的欣赏感悟能力，以深挚的情杯去感受古人的文学作品，“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应当指出，此实为陈先生“文史互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特点。综观先生所有以诗文证史之文，其中都俨然有先生个人之一份情感关怀在，从较早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到晚年的《柳如是别传》，莫不如此。借用王国维论词之语，其文史互证方法，乃是一“有我之境”’，故能以已心而“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注：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1986年版自序《明明直照吾家路》。）其次，要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在明了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前提下，求得同情之真了解。如是考析其诗文，庶可免隔阂肤廓或主观臆说之病。《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文中，论及陶渊明的政治主张时，尝批评那种“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的作法，以为唯沈约《宋令·陶渊明传》所言最为可信，其判断即是建立在详知陶渊明家世及宗教信仰之基础上。其三，对诗文所含典故，要按陈先生所提出的“解释词句，徵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益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注：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原则， 仔细而审慎地考辨其中之古典今典。窃谓古、今典在诗文中，乃表里相维，相互朴充。其中古典是“文”，解读中务求考得其最切近和最为可能的出处；今典则是“史”，必须要考知其发生的时、地、人诸因素及其与作者的关系，即“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分辨作者本人接近所涉史事的条件以及是否有可能将其事写入诗文之中，以判断该诗文材料所反映史实的价值大小，兼以得知有关史事在当时社会中影响的程度范圄。在此基础上，始可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或曰“阐释这同一‘符号’的两重意义，从两个或多个层面上阐明其背后的文化关系”。（注：姜伯勤：《唐令舞考——兼论陈寅恪先生〈元白诗证史〉的文化阐释》，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00页。）否则不免南辕北辙，郢书燕说之病。例如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多数篇章甚难确切系年，只能推断其整体的创作时间大致是从魏正始末年到景元四年。然而这一时段，正是魏晋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多事之秋，此时期的阮籍，无论以其散骑常侍的内臣地位，还是以步兵校尉的京城禁卫长官身份，均难以真正远离时事。作为朝廷巨变与屠杀事件的见证者，其《咏怀》诗中强烈的忧生忧世之感，实可视为整个魏晋易代之际、黑暗政治之下士人心史的表露，总体上具有诗史的价值。只是若用具体某篇释证当时某史事，就必须认真察考诗中今典之时间断限等问题，不然极易流于穿凿附会，触处舛误。最后，欲作到以上诸端，特需治史者具各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学及西方哲学、史学、文学、铨释学等多方面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修养工夫，难度不言而喻。
需加以说明的是，并非所有涉及史事的诗文都可用于证史。不可否认，作为抒情言志之作，古人的诗文作品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或主观倾向，作者忠于客观事实的品质如何，直接影响其诗文的史料价值高低。文士出于党派集团之私，在诗文中隐恶虚美，违背真实的情形，古今均不罕见；亦有文人，将道听途说的第二、三手材料写入诗文，常令后世读者真假莫辨，用以证史，亦可能谬以千里。（注：按此点曾蒙周一良先生提醒。1991年周先生来川大主持我的博士论文《魏晋诗人与政治》答辩时，尝提及现代史中名噪一时马君武《哀沈阳》诗，所咏史事全不信一事，说明诗人之作反映历史未必全部真实，故以诗证史必须谨慎。此为老一辈学者见道之言，谨铭记之。）
总之，“文史互证”方法体现了陈先生在中西学术方面的深湛素养，其创立、使用和成为治学经典，最充分地表现了陈先生作为史学大师的不同凡响之处。然而严格说来，欲以此法治史，非广博深厚的学术功力不辩，套用陈先生《读〈哀江南赋〉》结尾之言，正所谓“文史互证岂易为哉”？然而作为一种境界很高的史学研究方法，“文史互证”仍然为后学者所推崇企慕，冀望运用此方法，在现今史学研究的方法与问题的困境中，独辟出一条真正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乃至于整个古代社会思想文化历史的路径。
收稿日期：199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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