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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就是颓放与虔诚、绝望与希望、死亡与新生并生共存的时代。
如今，命运又把我们这一代人抛进了“世纪末”的境况。在这世纪之交，我们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是在欲海中嬉戏浮沉，还是勇敢地在黑夜里燃起火把，照亮前程？每个人都必须作出选择，必须为自己建造自救之舟。我们盼望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它威猛而坚定，以其光和热与黑暗和寒冷搏斗，努力创造一个新时代。我们要寻找点燃这火焰的火种，它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洋溢着刚健清新气息的新文化。
一
让我们把目光暂时拉回到本世纪初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那时的中国徘徊在西方文明的巨大阴影里，无边的郁闷与焦灼贮满了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人的心田。思想在暗夜里积蓄着力量，等待着喷薄而出的那一刻。于是，我们终于拥有了“五·四”这样一个中国现代历史的伟大起点。
回顾“五·四”，我们不难发现那个时代最本质的精神特征：刚健清新的思想气质，冲决一切的勇气，以及批判、反省的理性精神。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五·四”新文化自然也难免有其不足之处。比如：它对中国社会及传统文化的批判虽然很锋利，但未免太情绪化，缺少冷静的、鞭辟入里的剖析，尤其是对所使用的批判武器本身未加批判，从而滋长了思想上的极端与盲目，给其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埋下了隐忧；但是，“五·四”的精神却永远都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它那种敢于揭批自身精神文化之朽烂的思想锐气以及行动的勇气，是每一个文化发展时代都必须具备的。
在这个世纪的头与尾，生存的处境和肩负的任务当然大不相同。90年代的中国人不会再有世纪初的悲愤和沉重，这是一种幸运，同时也是一种不幸。当生命变得越来越轻飘时，需要有某种东西来拴住它，使它重新落到厚实的大地上。“五·四”的精神——不息的思考、探索和批判，恰恰是我们在今天可以借鉴、援用的精神资源。
一个听不到批判声音的时代，是一个死寂的时代；一种缺乏自我反省能力的文化，是一种没有未来的文化；一个社会倘若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机制，将必然踏上没落之途。
该是睁开眼看的时候了。我们眼中除了用幻想编织成的未来图景之外，是否还应该有别的东西，一种冷峻、深邃的光芒？中国在飞速发展，社会在急剧变化，市场化激发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也制造了无数的充满诱惑的陷阱，以及一些可能会使驶向未来的航船倾覆的暗礁。生活不可能完美无缺，一个社会、一种文明也同样如此。当我们怡然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时，有没有想到这是以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的？在社会繁荣、发展的华丽帷幕后，你有没有察觉那潜滋暗长的毒菌，闻到糜烂的腐臭？当你为国力的增强欢欣鼓舞时，有没有想到那些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普通民众？有没有想过这种分配的巨大悬殊是建立在对资源的不公正的占有之上的？这些都是每一个当代中国人所无法回避的现象，它们背后所隐藏着的一系列问题正是我们必须严肃地探讨、分析的。
一旦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你会发现竟有那么多的问题和弊端同时冒出来，而事实上它们一直就躲在你的鼻子底下，隐藏在你平庸、乐观、迟钝的目光里。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一种义无反顾、无所畏惧的勇气，探寻潜伏在社会肌体里的病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一代人应该自觉负起的责任。
应该首先消除对批判的误解。批判决非吹毛求疵、玩世不恭，当然也非情绪化的指摘和攻击。真正的批判无不出于一种对更美、更善、更真的事物的热爱，这种爱又经过了理智的淬炼，因而能出之以冷静、平和。这种批判在冷峻中显现热情，在锋利中包含宽容，在节制中达到了高度的平衡。我们总是不太欢迎批判，认为批判宽泛不着边际，而且又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甚至认为对于发展中的事物更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大度地谅解其间发生的一切错误和弊端，还天真地相信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自我完善的机能。这是过于美好的一厢情愿。可以肯定地说，不经过批判的洗礼，所谓的发展将只能是病态、畸形的发展，在纵容、庇护下长成的东西也决无生命力可言。当然，希望批判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批判从来都只提供解决问题的希望，而非实际的解决。
我们的时代亟需一种批判性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对整个社会来说构成了不可或缺的批判的力量和资源，而且它本身也具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能力。惟其如此，这种文化才能永久地保持其新鲜的活力。不致丧失批判的锐利锋芒。
二
揭举批判的旗帜并不困难，难就难在你必须找到批判的依据，即你最终的立场在何处？“为何批判？”“何以批判？”不能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就意味着无法坚守批判的立场。
“后现代”也会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强有力的批判力量，而且是一切批判的终点。应该承认，作为“后现代”法宝的解构主义确实是一种极具威力的批判武器，它有效地解构了一切虚妄的主体性命题，从而颠覆了整个人类文明史。在解构主义的宫殿里，你能看到的只是一些被肢解了的碎片，一些游移不定的能指的踪迹。在解构主义者眼中，一切都难以逃脱被解构的命运。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当解构完了一切之后，它是否还要解构自身？倘若解构也难逃被解构的命运，那么，在解构的尽头，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些解构主义者声称已彻底解构而实际上却未能解构的东西。
因此，解构终究只是一种策略，其有效范围仍然是可以勘测的。
在“五·四”时代，“国家”尤其是“民族”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极为神圣的概念，它们通常未经质疑就成为那一代人的立身之本，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崛起而奋斗，是他们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也是他们生存的意义所在。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会遭逢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惑。在一个解构的时代，诸如“国家”、“民族”、“历史”这样一些概念都已被视为“宏大叙事”而遭到解构，在理论的层面上讲，它们已丧失了原先那种毋庸置疑的有效性。在言说诸如“国家”、“民族”、“历史”这些概念时，首先必须考虑言说的对象是谁，因为对于不同的对象来说，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学术共识。就此而言，解构也不乏积极的作用，对那些企图以个别阶层的声音冒充全体民众呼声的虚假意识形态，解构是一种革命性的颠覆力量，它至少可以提醒我们去加倍注意现实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和裂缝。但是，必须看到，解构的效力还难以从根本上动摇现实的政治运作。比如以“国家”来说，全球化的浪潮已席卷当代世界，国际跨国公司的资本渗透日益加剧，而且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和本土官僚资本联结为一体，从而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跨国集团事实上已成为当今世界一种超越地域乃至国家界限的经济——政治实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尽管如此，民族国家仍然还是国际政治运作的基本单位，在涉及到具体的利益之争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更分明。这表明“国家”作为一个概念范畴仍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当然，“国家”在今天已不再是某种超验理念的化身，它仅仅是一个政治实体。对普通国民来说，“国家”给予他们一种身份，而身份就是一种资源——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的文化批判中，所谓真、美、善、自由、公正，都不能看成是绝对的超验价值，将它们绝对化，实质上就是把某一种理解和判断标准置于不容质疑的权威地位，这不仅是肆意的僭越，而且更是一种思想的暴力与专制，这恰好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事实上，对于真、美、善、自由、公正，每个阶层、每个个人的理解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在不同的境况下，面对不同的对象时，即便是同一个人的理解也都会发生细微的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无法走出相对主义的迷宫呢？当然不是。就以目前最令人关注的“公正”来说，虽然我们无法在绝对的意义上确定何谓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就不存在公正。对公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多半不一致。但毋庸置疑，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关于公正的尺子，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周围的现实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还相信，对于公正的不同理解必定包含有某些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使我们确信世上还有公正，这尽管是一个未经完全验证的假设，但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假设。
一旦将批判的依据落实到个人精神追求的层面，自然会引发这样的问题：即批判倘若只是个体行为，它又如何得以上升为一种共同的文化精神呢？个体行为与群体认同之间的联结点究竟在什么地方？答案恐怕还得到批判本身中去寻找。如前所述，批判虽然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其包含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范围，其指涉面已撒播到整个社会，其指涉的问题与对象也是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关心的。因此，批判实际上超出了个人的狭隘天地，而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群体行为方式。真正的批判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不能引起共鸣的批判也绝非真正的批判。这大概就是批判得以升华为一种文化精神的内在根据。从另一方面看，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个人的创造。个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精神的创造者。当一批拥有共同的精神追求的个人崛起时，一种崭新的文化精神也就露出了熹微的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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