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传统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史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历史学家，是我国传统史学的奠基人。他修《春秋》、编《尚书》，在我国史学史上是两件了不起的大事，通过这两件事以及孔子编次的其它经书，发表的其它史论，对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孔子对我国传统史学无疑有相当大的贡献，这首先表现在搜集和保存上古历史文献方面。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特别是孔子有没有整理、编订过“六经”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笔者以为还是周予同的观点比较妥当：“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又那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毫无疑问，对于第一所私立学校来说，现成的教本是没有的。《论语》记载孔子十分留心三代典章，指导学生学习《诗》、《书》及礼乐制度。因此，我以为，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01页）。
“六经”系经过孔子而传授下来，是无可怀疑的。旧有“六经”史皆说，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持之尤力（《文史通义·易教上》）。从“六经”的性质看，《诗》是一部诗歌总集，属于文学的范畴；《易》是占卜的书，发挥其义理则属于哲学的范畴；《礼》、《乐》的政治性比较强，应列于政治学的范畴；惟《书》与《春秋》，分别为记言和记事的史书。但文学书也好，哲学书也好，政治学书也好，在后世都是很重要的史料，所以“六经”皆史应正确地说是“六经皆史料，或古代的史书已经包括在六经之中”。清代的崔述有两句话说得最分明：“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洙泗考信余录》卷三）所以传授“六经”，也就是传授了古代历史。当然要按照史学的观点看待“六经”，不能盲从后世经学家的说法，这是首先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
孔子传授“六经”，有其政治思想的现实意义，关于政治思想意义，日后形成为儒家的理论中心，今可暂不具论。其现实意义，则是用“六经”为教材以教授生徒。在孔子以前，古代的文化知识都为贵族统治者所垄断，即所谓学在官府，或称之为王官之学，人民是被统治者，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自春秋后期奴隶制逐渐崩坏，周王室衰微，王侯贵族的地位日渐没落，士阶层地位上升，王官之学因此开始流入民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即此情况。孔子便生活在这种学术下移的时代，由于敏而好学，他成为博学多识而又受人尊敬的学者，并收徒讲学，担负起了传播文化的重任，所以采用官府故有的书籍为教材是很自然的事情。史书既为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史学自然成为孔子所重要的一项重要内容了。
当时流传的古代文献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在辗转流传中，自有损坏、错乱和丢失。孔子在为推行仁政而周游列国时，就有意识地与弟子们做过搜求征集工作。晚年返鲁后，又尽全力做了整理与编辑工作。他所以这样重视古代文献，不仅仅是教材建设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他以传播文化为己任，以推行仁政为急务，以立名后世为人生价值，集以上诸因素于整理编辑工作中，便给这一工作赋予了一种鲜明的时代责任感。这一点，在编纂《春秋》中体现得最突出。
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现仅存“五经”），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夏、商、周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史、政治社会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六经”不仅是我国的珍贵史料，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富有学术价值的古代文化瑰宝。孔子对被贵族长期垄断的、又被贵族践踏的古代文献，进行了抢救、整理，传于后世。所以说“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的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就连严厉批判孔子的吴虞，在这方面也称道“孔子自当时之伟人”（转引自陈独秀《独秀文存》第3卷第29页）。
2.孔子以个人身份整理文献的伟大实践，否定了“周礼”所规定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规定（《礼记·中庸》），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首开私人著史之先河。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揭示了孔子修《春秋》的初衷：自汉政治主张未能推行，个人事业未能如愿，从失意的痛苦中萌发了修史以现志的想法。他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现于后世哉。”于是，他大胆地以布衣身份，担当起史官修史的重任：“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远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招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孟子等亦有类似说明。可见，《春秋》的修订，是孔子出于“绳当世”的政治斗争需要，依据自己的设计构思撰写的。虽沿用了鲁之旧史料，却赋予这一工作以全新的意义。私人著史，在史学发展史上堪称革命，其意义有三：
第一，更便于发挥史学的鉴诫作用。史官严守“君举必书”的成规，将记载集中于帝王言行及军国大事上。私人无官职约束，摆脱了机械记事的劳苦与限制，可自由地选取扬善抑恶的史料，在更大范围内体现鉴诫意义。在孔子之后，私人史家辈出，形成私人著史的传统。而私人史著比之官修史书，总是内容更丰富，思路更开阔，其鉴诫的意义也就更大。司马迁之《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的气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总结了古今一切人间社会的史事，其鉴诫的意义十分明确，这种体大思精的作品，是受层层限制的史官难以企及的。
第二，更便于形成一家之言。孔子修《春秋》，自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说明其著史已在原有的史料中，灌注了自己的义理观点，也就是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汉书·司马迁传》）来“绳当世”的儒家仁政学说的义理。发展到司马迁，便公开声明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书宗旨，这就使著史工作，如同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一样，具有了鲜明的个人学说的特点，变附属于政事的录史工作，成为史家发表个人史学观点的学术活动，是形成真正的历史科学的必备条件。
第三，便于形成实录著作。摆脱政权干预的私人史家，相对来说，可以凭借个人的史识、史德，裁量人物，褒贬政事，写出较为客观的实录著作，如司马迁之《史记》，便被公认为文直事核的实录之作。纵观我国古代私人史家之著史，往往所冒风险较少，而获得成功者为多，被称作实录者更多，纪传体之前四史便是其例。
私人著史，可以充分发挥作者的自由意志和远见卓识。由于它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在我国史学的发展繁荣、健康成长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孔子的开启之功，是其成为我国传统史学之祖的原因之一。
3.我国古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这只说了《春秋》与《尚书》的表面区别。就史学著作的体裁来说，二者基本一致，都是以时间为主线。《春秋》是正式的编年体，编年体有利于知人论世。编年体的出现，在中外史学史上都是个创举。
在我国，至少在春秋时代，编年体史著据说达到“百二十国宝书”（《公羊传》徐彦疏）之多，但后世均失传，究竟是何面目，现已不可得知。但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便是孔子修订的《春秋》。孔子在修《春秋》时，选鲁史为依据，显然鲁史较他书为优，一是史料记载久远，二是体例较完备。其它史书面貌虽然难以确说，但从《史记·六国年表序》的一段话中，似可略窥端倪，司马迁说秦灭之后，“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又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表”。说明当时仅有《秦记》、《春秋》可供参考，而《秦记》“不载日月”，“文略不具”，与《春秋》之时间连贯、史料完备、文字严谨又有书法意旨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司马迁对《秦记》只是依用史料，而对《春秋》则是仿效遵循。就此可见，经过孔子修订后的《春秋》与未作修订的《秦记》相比，差距是很大的。尽管各国间文化发展不一，肯定存在差距，但差距不至如此之大。司马迁看到的这种差距，显然是孔子加工的结果。司马迁“踵”之，正是对孔子修订的尊重与肯定，这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说得更清楚：“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说明孔子详细订正年月日之时间顺序，是修订的重要内容。
就现传《春秋》看，所记242年间诸侯之访聘、会盟、 战争等事以及自然界发生的日食、地震、山崩、大水、大旱等现象，虽然很简单，但都按明确的年月日顺序记载，已具备了编年史的主要特征，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序》）。它与甲骨文的零碎，金文的篇目孤立，《秦记》的“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相比，已由史料发展为系统描模、评断历史发展的史书了，因此被肯定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孔子对这一体例的厘定，使他成了可考的编年体宗师，在我国史学史上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孔子之后的战国前期，传统史学有一次突破性的发展，不仅打破了历史学为统治者所专有的旧格局，而且冲破了史书的国界，就全中国境内列国之重要事件作统一的记述，同时也完善了编年体的史书体例。传统史学的这一成就是以《左传》的成书为标志的。《左传》的作者是谁？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今可暂不具论，但就其与孔子及《春秋》的关系而言，《春秋》为编年体之初创，粗糙原始，只以提纲形式记载史事，难明因果。而《左传》增广史事，注意文采，创新史论，遂为独立之作，但体例格局一如《春秋》，仅为完善改进而已。这一改进完善，使此体大行于战国时代。
两汉时，纪传体争胜于史坛，但就其体例辨析，实为综编年记事、人物传记、制度专史、年表谱录于一炉的综合体。其中的本纪便是编年形式，以时间为序载录史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成为全书的总纲。而其余列传、表、志书，无不据以为归，显然取法《春秋》、《左传》之体式，而又有所丰富与发展罢了。因此章学诚说：“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变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又说：“编年、纪传，同出《春秋》。”
实际上，这二体发展的趋势是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这种趋势在《资治通鉴》的体例完善中体现得最清楚。它以编年统领大事，中心突出，保持了编年体一目了然的特点，又吸收了纪传体包罗万象的长处，将人物传记、典章制度、经济发展、民间习俗等穿插其间，统而不分，形成了主干材料与辅翼材料交相为用的述史体制，既便于展现历史纵的发展趋势，又便于展示社会横向的概貌，遂使编年体进入成熟期，并从中孕育出纪事本末体。但究其体式，并未离以时间为序的编年体，只是在原有的直观性、容纳性的基础上，平添了一层灵活性而已。而这种灵活性，在孔子汇辑《尚书》时早有体现，其中《金縢》、《顾命》等篇，便具有一人一事之本末性质。因此，溯源追根，我国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均有孔子之史功在，而厘定编年体例是形成上述三体的基础。
4.孔子作《春秋》已经意识到史学是由史义、史事、史文三要素构成的，《春秋》一书已具备了这三大要素，并朦胧地意识到这三大要素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就史义而言，《春秋》之义实为我国史学史上经世史学思想的滥觞。自孔夫子始，迄今垂2000余年，我国史学始终贯穿着经世的优良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色。《春秋》的方法是通过遣词用句的感情色彩，寄寓褒贬之义，以达到讨伐乱臣贼子，推行王道的史学目的。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创举显得幼稚单薄。司马迁著《史记》，立意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使用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方法，立足于现实，通古今之变，把历史事件通过全过程的考察，寻求其因果关系，寻求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预测未来，是以“通变”来反映他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以“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政治思想为指导，以求真求实的方法撰史，旨在“善可为法，恶可为戒”，“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资鉴”为现实政治服务。虽说“资鉴”的观念不是司马光首创，但他资鉴的理论是我国政治借鉴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高度的结合，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总之，无论是“褒贬”、“通变”，还是“资鉴”，史学的功能不外乎道德垂训和政治借鉴，进行道德垂训和政治借鉴构成了传统史学价值选择的两大趋向。可以说，自孔子始，我国传统史学的基因上就编入了以史为鉴的遗传密码，这使我国几千年的史学都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许凌云主编《儒学与中国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就史事而言，《春秋》“属辞比事”。所谓“比事”，即通过选材寄寓褒贬之意。孔子编修《春秋》，无关紧要之事虽大不书，有关名分者虽小必书。如赐齐桓公胙、策名晋文公为侯伯之事皆不书；而于隐公元年书“天王使宰晅来归惠公、仲子之賵”，这是件小事却作了记录，因为仲子为惠公妾，天子赠之賵，实属失体。其他如家父求车（桓公十五年）、毛伯求金（文公元年），都属君不君、臣不臣的表现。孔子选记，善恶自现。孔子也在遣词用字上表现褒贬，即传统所说之“属辞”的原则，也称作“一字褒贬”。其实孔子未必字字有用意，但有些用辞确有其用心所在，如改吴楚之“王”为“子”，以纠正名称的混乱，贬斥诸侯之僭越：践土之会晋文公召天子一事，改写为“天王狩于河阳”，对双方有失君臣之礼的做法委婉地纠正，讥刺之意自现。以“属辞比事”表现史家褒贬态度的做法，被后世史家所继承，又进而发展为独立于史文之外的论赞形式，如《左传》之“君子曰”、《史记》之“太史公曰”等等，但无论如何变化，其反映史家之政治态度、忧患意识的实质不变，均能使史著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来，这一传统也是由孔子首开其端。
就史文而言，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对“述”与“作”的解释历来不一，一般“述”指述说、编次；而“作”指创立学说的撰著活动。前面已讲过孔子著《春秋》自言“其义则丘窃取之”，这便清楚地说明他已将个人见解注入了《春秋》之中，实属撰著活动。所以称“述而不作”，除自谦外，主要是强调自己的谨慎态度。当时，在著述活动中显然有“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汉书·艺文志》）的轻率做法，孔子就说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表示了对“不知而作”的反感，提出的办法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他强调的仍是“多闻”、“多见”、“择善而从”。对《尚书》与《春秋》的编著，正是以此态度进行的。因此，《春秋》、《尚书》所载史事，比之于先秦诸子、诸史都要信实得多，他绝少荒诞无稽之谈，又无占卦卜筮之虚玄，所记之人之事多能核对，日月历法相当准确。仅以日食记载看，37次中就有36次准确。这样的信史，没有审慎的态度是绝对编不出来的。我国凡是成名的史家、著名的史著，无不继承这一传统，从中又生发出考证、辨伪、校勘等学术活动，使我国的史学著述和研究，在“多闻阙疑”的优良传统中发展，体现出相当的科学性与严肃性，此一审慎风气的形成固有其时代诸多因素，但开端亦当溯源于孔子。
5.一部《春秋》，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的中国近现代史。公羊学派说孔子把春秋历史分作三世，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分别相当于自己和父辈一代，祖父辈一代和高祖、曾祖辈一代。（《春秋》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公羊传》同年：“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祖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撇开后人穿凿附会的那些神秘解释不谈，那么，这三世的区分便大致相当于如今所说的现代和近代，而近代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孔子修《春秋》，不单是为了整理编纂史料，如一般史官所做的那样，而是为了阐明治乱兴衰的消息。因此尽管孔子留下的只是一部提纲式的著作，记事简约，难以反映事情面目，然而说到以非史官身份去对号称“天子之事”的近现代史进行独立研究，从现有史料看，总不能不说孔子是开风气之先。自此以后，对于正在变化的现代史寄予密切注意，对告一段落的近代史进行及时的总结，在我国古代史学中便逐渐形成了传统。
一部《尚书》，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古代史。我们完全可将《尚书》、《春秋》视作孔子编纂的当时的通史。《尚书》记虞夏商周事，《春秋》记近现代事，时间衔接，可作一部通史的上下册看。由于原始材料不同，故二者体例有异，一为史料汇编，一为编年体史书。但就疏通知远的会通思想看，则一脉相承。先看《尚书》之取材，既有上通，即将虞夏商周四代典籍作纵向贯穿；又有旁通，即西到秦，东到鲁，将不同地域的史料做横向联贯，这样上下左右地反映古往今来的世势发展，基本上概括了历史的流变与全貌，只是由于“文献不足征”，才以文献汇编成书。在史料较为完备的情况下，孔子写成了近现代史——《春秋》，它虽以鲁史旧文为依据，但所记内容，就时间地域看，已大大超过鲁之史地了。所说“亲周”，不仅是尊奉周天子，还有遍记周之史事的用心。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只有全部记载，方可为一代周史，故此，《春秋》处处“亲周”，实含有旁通的意义；“运之三代”，有上通的意义，二者配合，便是接续《尚书》，完成周朝近现代史事的写作而已。由于文献较完备，年月衔接，故取编年体例。形式与《尚书》不同，但从疏通知远的用心来看，确实可视为一部通史的上下册。
司马迁著《史记》，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达“通古今之变”的著书宗旨，显然是对孔子“疏通知远”的思想的继承。其断限，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贯通三千年，可谓上通；其体例由五方面构成，增强了叙史的广度，可谓旁通。所以，后世研究会通思想的史家总是将二人相提并论，“修书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郑樵《夹漈遗稿·上宰相书》），便是一种代表说法。
继孔子、司马迁后，我国史著中的会通之作各具特色。刘知几之《史通》侧重研究史书著述的古今之变；杜佑的《通典》总结了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郑樵的《通志》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做了历史文献方面的汇辑工作；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古来学术文化作了通盘研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成为“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通贯古今的政治教科书。他们不论取何形式，全都贯穿了疏通知远的历史借鉴思想，形成了我国史学的通史家风，此风实由孔子首开。
6.如果不抱偏见，正视上述事实，那就不能否认孔子在我国史学史上留下过积极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地位。然而孔子毕竟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其时代、阶级都给他的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孔子在我国史学史上留下的消极影响同样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首先，开了用主观成见任意褒贬历史人物的先例。孟子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说明孔子是利用批评历史人物来抨击当代人物。因为着眼点在于使活着的“乱臣贼子”感到恐惧，而划定“乱臣贼子”的尺度，又只是孔子本人所定的纲常名教准则，这就必然造成改铸古人面目来代替“乱臣贼子”画像的情形，也必然造成用主观成见去改铸古人面目的问题。但是，这样以今律古，其结果也必然是古人与今人都受到了歪曲。自从孔子开了这个先例，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借古非今和以古颂今的风气都很盛行，对历史研究的危害很大。
其次，做了按主观需要宰割剪裁历史事实的样板。孔子把《春秋》当做“道名分”的工具，就势必使他的历史研究从概念出发，而不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因此，他的治史方法就是把统治阶级的“名分”观念当作框架，拿来去套历史事实，凡不合这个框架的，便割裂、剪裁、拼凑，即所谓“笔则笔，削则削”。如此处理，就很难使读史者看到历史的真相，只能误把史观当史实。由于孔子编定的著作在封建时代都被尊为“经”，所以他那一套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后世的史学便成了不容变更的样板。其危害之大，也是十分分明的。
再次，当了据统治阶级利益禁锢史学家头脑的始作俑者。孔子用修《春秋》、编《尚书》的实际活动，提倡在历史研究中必须“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既束缚了他自己，使《春秋》不能据史直书，《尚书》不能照实直录，又捆住了后来许多史学家的手脚，使他们修史唯恐触忌犯讳，因而大量采用曲笔，对封建统治者的罪恶，不是隐晦其词，便是索性瞒掉。其对后世的危害，首先是隐瞒历史的真实性，造成史实的淆乱；其次是助长了特权思想，使统治者欺世盗名而肆无忌惮；第三是为史家运用曲笔提供借口，使史德沦丧；第四是统治者根据《春秋》笔法，给修史者规定了无数清规戒律，对史学的控制日益加深，使史学日益成为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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