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国内外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现状和新进展:抗日战争研究的现状及相关问题_抗日战争论文

略论国内外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现状和新进展:抗日战争研究的现状及相关问题_抗日战争论文

“国内外抗战史研究现状与新进展”笔谈——抗日战争研究的现状和有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现状论文,笔谈论文,新进展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现状分析,我已经写过不止一篇文章了,在这里我主要想从数据的角度直观地考察一下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发展与现状。通过“知网”检索,以2000年为界,前15年,自1985年到2000年,以“抗战”为篇名检索共有3740篇,以“抗日战争”为篇名检索共2634篇,两者合计共6374篇;后15年,自2000年到2015年5月止,以“抗战”为篇名检索共有8829篇,以“抗日战争”为篇名检索共有2575篇,两者合计共11404篇。最近15年间,较前增长了5030篇,篇数增长率为79%。这种现象大致可以表明,新世纪以来,抗日战争研究仍然受到学界和期刊界的重视,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现象背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会经常困扰着抗日战争研究,倒也值得重新探讨,这就是如何看待史实与真实的关系。因此不揣简陋,说几句个人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其实,史实与真实的关系问题,存在于任何门类的历史研究之中,这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了历史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恩格斯称历史学是“我们仅仅知道”的“唯一的科学”,其意义并不在于他对学科划分的表达,而在于他对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方法的表达。进一步说,就社会科学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有历史所本,但为什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无论是怎样伟大的思想家都很难在其擅长的领域内建立起科学体系,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疏于观察社会所需的史料积累,而是没有从所知的史实中找到历史的本质,即历史的真实。

       回到抗日战争研究。这个研究虽然是历史研究中古今中外广阔内容的微小部分,却特别突出地反映了史实与真实的关系问题。

       一 关于史实

       先说什么是史实。简单地说,史实就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可以被人描述,却不能被人改变。而就历史研究而言,求真则是描述史实的基本原则,偏离这个原则,历史研究便不是科学研究了。其实,求真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自古以来被史家推崇的美德。所谓“秉笔直书”,所谓“不为王者饰,不为尊者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稍微梳理一下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史,即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求真的原则不仅没有被恪守,有时甚至被有意或无意地破坏了。这种破坏有两个不同的表现。

       第一个表现是,对史实在不同程度上的歪曲。这种现象更多的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那个时候,抗日战争研究是放在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范畴内加以研究,意识形态很容易在研究中处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受到两岸长期分裂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对立难免被掺杂到研究中去,从而产生偏见,有意无意地歪曲了史实。如大陆史著,仅描述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忽略甚至否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关于正面战场作战几无叙述,经常使用的字眼是“一溃千里”“不战而逃”,而对于国民党的评价,强调的也是“消极”“妥协”“分裂”“反共”等等。即使有时提到正面战场,一般地也只是介绍和表扬国民党官兵个人,而对指挥者经常的评语则是“片面抗战”。而台湾方面,同样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相关史著极力贬低共产党的抗日活动,一般的史书并无对敌后战场的描述,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抗日还有一个敌后战场。即使提到共产党的抗日,也以所谓“游而不击”“三分应付”“七分发展”来做评语。这样的描述,不符合实际,造成了历史失真。这种现象至今仍程度不同地存在。

       第二个表现是,只描述史实的一方面,而避开史实的另一个方面。这同样会导致历史的失真。长期以来,大陆抗日战争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为研究主体,其他诸如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的抗日军事、战时外交、大后方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状况等等,普遍缺少深入研究,即使有所涉及,也是作为中共活动的背景情况加以研究。而台湾方面正好相反,是以国民党执政的法统地位自居,几乎不谈中共的抗日活动。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虽然在这些研究中,对经过挑选的史实有真实描述,但仍然无法使人看到历史的真实全貌。而实际上,中国抗日战争的发生既有极为复杂的原因,推动这段历史演进的原因也有多种因素,其中既包括日本的政策,也包括中国的内政,并且还包括国际局势的变化。以中国共产党当时所处的地位,它的活动虽然对战争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以国民党当时所处的能够主导国家决策的地位,它的活动显然对战争产生了更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同样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忽略了影响战争进程与结局的其他因素,显然会模糊历史的全貌。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毫无疑问,历史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这就牵扯到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前面说的意识形态对抗日战争研究的影响,其实也反映出了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个关系,秉公直书就很难了。经验已经告诉人们,历史研究有它独立的特性,虽然它与现实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关系却有一个限度的问题,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违反科学的现象。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现象,被描述出来的历史就不是真实的历史了,这不仅会阻碍学术研究的深入,间接地也会削弱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

       二 关于真实

       再说什么是真实。对于历史研究来说,真实就是历史的本质,它源于史实,但又不同于史实,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作为促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民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而抗日战争,被称之为中国民族复兴枢纽,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民族凝聚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所以邓小平提出了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这种政治背景对抗日战争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开始重视对国民党抗战活动的研究,并出现了大量著述。历史研究的求真原则受到了普遍重视。并且,在中国开放的大背景下,抗日战争研究的史料条件大为改善,经过实证研究去弄清一个个的史实已经不难做到。因此,实证研究不仅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至今仍为研究者所热衷。但是,似乎也正是人们对过去鲜为人知的史实有了更多的关注,却出现了忽略历史真实的倾向。具体的表现是,热衷于历史片段的描述,而忽略了这些片段之间的逻辑关联。用孤立的片段去解释历史,而不是把它们串连起来加以分析,这不仅很难弄清历史真实,还有堕入历史唯心主义陷阱的危险。

       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就特别关注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当时有4种说法,即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领导的、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史实依据,以至于争论至今仍无被普遍接受的结论。我个人比较赞成张海鹏的两个中心论,但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想以这种现象来说明什么是历史的真实。在我看来,抗日战争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单独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而是中华民族整体的反侵略战争,它的发生、坚持、推进直至最后胜利,是合力的结果。当然不能否认党派对合力的形成发生过重要影响,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民族整体与大多数民族成员的利益达到高度一致的时候,这个合力才能形成并产生巨大作用。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再如,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以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取代了国民党而夺取了全国政权,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剧。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461页)类似的话,毛泽东讲过多次。事实上,还是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共产党就没有讳言利用战争发展自己。“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共产党贯穿战争始终的政治路线,这个路线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个目标很快就实现了,这是史实。怎样从这样的史实中看到历史的真实?却有着不同的思考。费正清在他比较有影响的著作《中国:传统与变迁》里提出,共产党避开了抗日主战场,利用战争局面发展了自己。这种观点颇具影响,却没有反映出历史的真实。第一,什么是主战场?如果从战役的规模和参战的人数来看,正面战场当然是主战场。但是,中日战争的最大特点就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判别两个战场的军事作用就不能完全以作战的规模为尺度。历史的真实是,敌后战场的作战规模虽然不大,但广泛的游击战却有效地牵制与消耗了日军,发挥了巨大的战略作用,同样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第二,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实力仍然远远超过共产党。因此,导致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只能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抗日战争的到来,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空气。共产党从非法转向了事实上的合法,有了参与国是和向社会公开宣传自己主张的机会,而它的政治主张和根据地的政治气象确实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对应的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的政治气象则广泛地受到了中外指责。历史的真实是,共产党的壮大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人心向背才是决定国共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

       三 关于世界视角下的抗日战争

       这个标题与上面的两个问题不对称,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存在着史实与真实的关系问题,值得思索。这是因为,第一,历史问题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障碍,维护历史真实,不仅是对右翼的反击,也是对和平未来的追求;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着紧密联系,我们的研究能否反映出这种联系的历史真实,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具有国际意义。那么反思一下我们的研究,是否也在史实与真实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抗日战争的历史首先是中日关系史,其次才是世界史。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与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史的研究有很大不同,这个不同表现在近代日本对中国造成的灾难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一般不会受到民族虚无主义的干扰,相反的是,由于民族情感的支配而在研究中模糊史实与真实的情况却经常地存在。另外,把中国抗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野,一个史实是,中国作战时间最长、军民伤亡人数最多。这个史实经常被研究者反复强调,以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最大。而同样是受民族情感的支配,对史实的说明也经常会出现偏离历史真实的现象。

       先说抗日战争研究与日本。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反抗,是抗日战争研究的基本内容。其中针对日本,研究的视角着重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这个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个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日本的侵华政策;二是日本的战争罪行。两个研究对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和否认战争罪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日本右翼的观点,并无学术可言,很容易被驳倒。但值得注意的是,右翼观点在日本至今仍然还有一定市场,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有我们研究者描述史实方面的原因。我参加过中日两国政府主导下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也参加过中日韩三国民间的共同历史研究。在这些共同研究中,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那就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历史定性,日本学者倾向于史实考证。这就有了如何处理史实与真实的关系问题。举个例子,在讨论中,日本学者提出,在史料中根本找不出日本战时实行“三光政策”的命令文件,倒是有纠正“三光”的命令文件。我发表意见说这是史实,却不是真实。真实情况是,正是由于日军普遍地实施了“三光”,于是才有了“纠正”的命令。类似的情况,在讨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时候也出现过。由此可见,从史实中看到真实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强调真实的时候,却特别要严谨地描述史实,这是因为,你说了100件史实,其中99件是确凿的,只有一件不确凿,那么确凿的史实也会受到怀疑。举个例子,关于抗日战争损失调查,对于揭露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害非常必要。但在我看到的一些著述中,却很容易找到主观印记。比如,对大规模屠杀人员伤亡统计到个位,对省份财产损失统计到角分,貌似精确,实不可信。再比如细菌战的受害情况更为复杂,如果不考虑到医学上的因果关系,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能令人信服。这种违反科学的情况得不到纠正,将会十分严重地削弱我们对日本右翼进行回击的力量。

       再说抗日战争与世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般来说,研究两个战争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贡献;一是国际反法西斯国家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援。这样的研究有大量著述,应该说,有些著述比较客观真实地描述了这种关系,并从中找到了历史的真实。而令人遗憾的是,也有一些著述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中国抗日战争确实对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我以前在文章里分析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贡献,主要是从战略意义方面来考虑的,即中国的抗战在军事方面起到的对日本的牵制作用,阻止了日军北进与德国的会合;延缓了日军的南进以使盟国有了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而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与中国抗日军事中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关系极为类似的情况是,如果不是从战役规模来看,而是从战略意义来看,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作用表现出了巨大战略意义,使得它又有点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敌后战场。超出了这个战略意义,无限地夸大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很容易违背历史真实。事实上,中国抗日战场虽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欧洲战场同样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作战规模方面,还是从投入兵力方面来看,欧洲战场远远超过了中国战场。这是不能忽视的客观史实。但我们的有些研究受到民族情感的影响,总是把中国战场摆在决定性的位置。比如,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抗战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这个战争的序幕,并且以此为自豪。这个说法有合理的一面,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首先是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于是有了九一八事变,与此相应,有了江桥抗战、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战。这说明中国确实是最早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但这种说法也有偏颇的一面,因为它单纯以中国为视角,而忽略了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国际因素,因此得出的结论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事实上,这种局部的战争并没有改变世界格局。甚至对于中国内部,尽管政治局势由此开始发生变化,但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和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认为,关于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它们之间有交叉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又十分密切,但不能把它们简单地整齐划一起来。国际上的主流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为标志。这个战争还不能算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因为对于后一个战争来说,对立双方还没有广泛地建立自己的阵营。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争的性质才真正地发生了转变。这个时候,中国作为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顺理成章地融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又如关于中国在战时的损失与牺牲,同样是强调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贡献,有些研究者无限夸大中国的损失与牺牲,似乎只有这样才足以说明中国的贡献,因此在某些计量问题上出现了不实的现象。

       任何历史研究,无论研究者如何标榜研究的客观公正,都不能完全扫除研究中主观情感的痕迹。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研究者受民族情感影响不仅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不能予以苛求。但是,如果这种情感妨碍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结果便是在不同程度上模糊了历史真实。

       收稿日期 2015-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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