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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迄今已整整20年了。20年来，本着友好、合作、互利的精神，双方在贸易、投资、技术和资金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中欧贸易关系的发展与特点
中欧建交前，中国与当时欧共体成员国均已建立外交关系，并有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中国同大多数成员国签订有贸易协定或经贸合作协定。自60年代起，欧共体国家还是中国进口成套设备的最主要来源地。在六七十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里，欧共体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由于上述良好的基础，建交后双方的贸易合作不仅扩展到欧共体各层次，而且很快步入正规化、契约化，并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不断得到扩大。
首先，双方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1978年4月正式签订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与中国贸易协定是双方贸易合作实现正规化的标志。它确立了双方应努力促进相互间贸易发展的基本精神，对以后双方经贸合作的扩大起了重大推动作用。1984年9月，双方又续签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把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发展援助、人员培训等正式纳入合作轨道，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由此进入一个更富有活力的阶段。
根据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的原则，中欧双方在1979年7月、1984年3月、1988年12月和1992年12月先后达成四个纺织品贸易协定，对相互间纺织品贸易及其管理制度作出安排。
其次，双方建立了定期磋商制度，检查有关协定的执行情况，协商解决贸易中的问题，并探讨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途径。这方面主要有根据1978年贸易协定建立的混合委员会，以及1984年9月建立的欧共体与中国经贸部有关经济贸易事务的部长级定期会晤制度。
第三，在经贸关系正规化的同时，与贸易有关的合作也日益扩大和深入。这类合作主要有：(1)技术转让的扩大。自1979年至1994年9月，中国从欧共体成员国引进1985项重大技术和设备，合作金额达184亿美元，是中国引进技术设备的首要伙伴。欧共体以技贸结合的方式，实施技术转让。(2)促进贸易援助。欧共体从1983年起提供这类资金，资助为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提供技术帮助的欧方专家。(3)财政援助。一类是欧共体从1984年起每年向中国提供600百万欧洲货币单位的财政技术援助，用于资助贸易协定合作项目的执行；另一类是成员国政府提供的长期优惠的政府贷款或混合贷款，主要用于双边合作项目的“外币部分”，购买欧方的技术设备。(4)贸易交流活动。20年来，中国、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已派出难以计数的贸易代表团进行互访，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91年中国派出建国以来第一个大型采购团赴欧，次年再度派出大型采购团、招商团和贸易促进团，访问了欧共体委员会和各成员国。此外，自1981年以来，双方还多次安排举办了贸易周等大型贸易交流活动。
良好的贸易合作使双方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1993年双边贸易额比建交时的1975年增长了11倍多，其中中国对欧出口增长了16倍，自欧进口增长了近10倍（见下表第2、3、4列）。另据海关统计，1994年中国对欧出口为145.8亿美元，进口为169.4亿美元，总额达315.2亿美元，比上年又有大幅度增加。
1975-1993年中国欧共体双边贸易单位：100万美元
①1975-1980年欧共体9国；1981-1985年欧共体10国；1986-1993年欧共体12国。②中国出口(FOB)、进口(CIF)。③中国、欧共体各自出口(FOB)、进口(CIF)。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统计指南》，载1980、1986、1993年《国际金融统计年鉴》。
20年来，中欧贸易的增长呈现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双方贸易增长的相对速度比较平稳。从上表第7、9列可以看到，除少数年份外，中欧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历年比例保持在11-15%左右；占欧共体贸易总额的比例则保持在0.4-0.6%左右。双方贸易的增长与中欧各自贸易总额的增长基本同步，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第二，双方贸易增长的绝对速度却是不稳定的。从上表第5列可以看出，比较明显地分为1975-1979年、1980-1985年、1987-1993年3次陡降接剧升的大波动。
中欧贸易上述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经济和中欧双方的政治经济背景。
1975-1979年的第一次波动。1976年中欧贸易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以欧共体（以及日本）为主要对象的“43方案”（成套技术设备项目引进）在1974、1975年已基本实施完毕。但从整体世界经济形势看，70年代后半期，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受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后，“滞胀”状态下仍然获得了低速增长，欧共体对外贸易增长率持续攀升。同时，中国在结束10年动乱后，开始实施对外开放，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日趋活跃，对外贸易出现迅猛增长；1978-1979年中欧贸易额增长率明显高于中国贸易额增长率，则与中欧第一个贸易协定的签订和生效有关。
1980-1986年第二次波动。进入8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先后陷入经济危机，程度上又以欧美为甚。1980-1983年欧共体对外贸易连续几年下降，中欧贸易也不景气。1983年，欧美经济相继回升。德、英、法、意的经济状况有明显改善，欧共体对外贸易也连续4年保持增长率的递增。但中欧贸易在1985年（上年中欧签订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大幅度增长后，1986、1987年又大幅度回落，同期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率也有大的下降。可以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进行经济调整的缘故。
1987-1993年的第三次波动。8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再次陷入衰退。欧共体内，除英国情况稍好外，德、法、意等国经济的增长由于不同的原因而下降，1993年整个欧共体经济甚至出现0.3%的负增长，对外贸易也呈现不稳定（上表第8列），也影响到中欧贸易。但另一方面，这些年中国经济出现持续的高速增长，对外贸易（包括中东贸易）在1987、1988年已开始出现新的增长势头。但随后1989、1990年再次下降。无须讳言，这是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制裁”引起的。
从1990年底起，欧共体开始逐步取消“制裁”。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体制也进行了突破性改革，包括1991年取消出口补贴，出口企业实行自负盈亏；1992年大幅度减少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取消了进口调节税，两次降低进口关税（涉及3596种商品），关税总水平降低了7.3%，同时取消全部进口替代商品清单。这些改革为进出口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上述背景下，尽管最近几年欧共体经济及其对外贸易的增长仍然不稳定，但中国对外贸易恢复了较高的增长，与欧共体贸易的增幅1993年高达50%，中欧贸易占欧共体对外贸易的比重也前所未有地超过了1%。
综上所述，20年来影响中欧贸易规模变动的因素，主要是：(1)欧共体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进程；(2)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3)包括贸易合作在内的双边政治经济关系。
诚然，中欧贸易在较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周期的制约。但是，应当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增长，尤其双方良好的贸易合作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补周期因素的消极影响。前一点不言自明；我们更想强调的是贸易合作的积极作用。
再以几个年份的贸易情况为例来加以说明。1980-1982年，在周期因素影响下，欧共体对外贸易及其对中国的出口出现绝对下降，但中国对欧出口的情况相对却明显较好，主要原因在于欧共体自1980年起对中国实施普惠制待遇。
1983年，欧共体对中国出口比上年猛增了55%，不仅使当年中欧贸易出现一个特异点，增长了36%，而且对于不景气的欧共体对外贸易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这种情况也显著地出现在1993年。当年欧共体对外贸易比上年下降12.5%，但中欧贸易却上升了50%，前已述及的1991和1992年中国对欧两次大型采购活动（成交额分别达到20亿和60亿美元）无疑起了推动作用。1993年德国西部钢铁生产下降约7%，比预计要好，主要原因是出口实际增长了约5%，而又主要归因于对中国出口的增加。
二、现阶段中欧贸易合作中的主要问题
如前所述，建交20年来，中欧双方卓有成效的贸易合作，推动着双边贸易在起伏中不断发展。然而贸易合作中也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
（一）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关系
它们虽然属于贸易领域以外的问题，但对双方贸易合作却有着深刻影响。
在意识形态和经济贸易关系方面，中国政府自建国以来多次重申，愿意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经济贸易往来，说明中国不希望意识形态差异阻碍与其他国家（包括欧共体）经贸关系的发展。但欧共体却没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1989-1990年的“制裁”致使双方贸易出现不应有的低潮。最近几年，欧共体在人权问题（包括西藏问题）上屡屡向中国发难。至于欧共体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待遇问题，也带有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这些都对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在国家政治关系方面，中国与欧共体及其成员国总的说来一直比较友好。这也是双方贸易发展比较平稳，贸易合作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曲折主要是近几年发生在中国与少数欧共体成员国之间。例如，法国对台军售问题曾一度影响了双方的经贸合作；中英之间也还存在着香港问题。
（二）贸易摩擦
随着贸易经济关系广泛深入的发展，中欧相互间的贸易摩擦和矛盾也在日渐增多，但其主要表现则是最近几年欧共体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在升级。可以说是老问题，新发作。
在特定保护方面，焦点仍在于“非市场经济”待遇问题。长期以来，欧共体一直坚持把中国划为“国营贸易”国家。建交后，尤其第一个贸易协定签订后，欧共体承认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但实际中，在关税、进口管理等方面仍与对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政策基本一致，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
乌拉圭回合后，欧共体理事会对贸易法规作了一系列修改，1994年3月陆续公布了一批政策法规，并开始生效。其中理事会第517/94号法规和第519/94号法规，前一个是关于从“某些第三国”进口双边协议外的纺织品的“共同进口法规”，后一个是关于从“某些第三国”进口（其他商品）的“共同进口法规”。所谓“第三国”即指“非市场经济”国家。引人注目的是，共同法规所列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仅限于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已视为“过渡经济”国家），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欧方不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进展和中方的多次交涉，继续把中国归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说明欧共体仍对中国实行歧视性的贸易政策。
由于“非市场经济”待遇问题的存在，欧共体在一般保护方面，对中国事实上也采取了特定的政策。矛盾趋深主要表现在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进口管理也更为严厉。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欧共体第一个在1979年对中国提出反倾销案。到1994年7月初，欧共体在外国对中国172起反倾销案中占了54起，居首位，而且主要集中在最近几年。在反倾销调查中，由于欧方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因而在价格比较上不以中国而另选第三国的价格进行比较。乌拉圭回合新的反倾销守则把衡量倾销的方法由国内销售价格与出口价格的比较实际上已改为成本与出口价格的比较。这样，对于拥有成本及价格竞争优势但来自“非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来说，在反倾销中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反倾销已成为影响中国对欧正常出口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进口管理方面，1993年以前，根据双方各项贸易协定，欧共体在配额、进口许可证管理以及协定外进口设限方面曾趋松动。但自欧洲大市场开始运作和乌拉圭回合结束以来，有关的限制反而严厉起来。以纺织品为例，“共同法规”对来自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协定外进口明确订立了设限品种和数量（对市场经济国家未作此类规定）。中国有15种纺织品被列入数量限制，19种被暂时禁止进口。被列入限制的品种中，包括以往不受限的丝麻制品等。以上产品过去曾被某些南部成员国限制进口，而现在则扩大到了整个市场。即使是协定内进口，中欧第四个纺织品协定在配额产品出口年增长率的安排、配额的年度借用率（指某种纺织品配额不够时，在一定限度内，可借用另一种纺织品尚有富余的当年配额）、类别结转率等指标上都严于前几个纺织品协定。
中欧贸易摩擦的增多，也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双边政治经济背景。首先，冷战结束后国际间经济利益更为突出。就中欧而言，苏联解体使欧共体在地缘政治与安全利益上对中国的需要下降，经济矛盾上升；与此同时，欧共体对亚太地区崛起的意义，尤其中国所具有的地位和影响缺乏充分的认识，反应迟钝，目光也就过于盯在经济利益上。其次，欧共体内部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在发达国家中相对迟缓，使之被迫在缺乏竞争力的行业（例如纺织业）加强贸易保护。再次，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功，使中国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也大大激发了中国的贸易比较优势。不仅传统贸易商品出口迅速增长，而且附加值较高的轻工业与机电产品的出口近年来也有明显增长，在国际市场上已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这是中国通过引进外资，使先进技术设备、科学管理与富裕劳动力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这种变动也反映在中欧贸易中。例如，轻工机电产品占中国对欧出口商品的比重，由1988年6.5%，上升到1991年9.6%，1992年12.6%，1993年也仍达9.6%。欧方则利用反倾销和进口管理来加以限制。1988年以来，欧共体对中国的反倾销单上，除某些传统商品外，又列入彩色电视机、聚脂纱、录像带、电脑磁盘、自行车等机电、轻工纺织产品。
在上述背景下，中欧贸易摩擦还会继续下去，尤其在“非市场经济”待遇这个核心问题得到解决以前，还可能会加剧。“钥匙”主要在欧盟方面。
三、面向21世纪的中国——欧盟贸易合作
面向21世纪，中欧贸易发展与贸易合作的前景如何？从总体上说，可以持乐观态度。下面从双方战略利益与合作可能性两个层次来作一分析和基本估计。
在战略层次上，中欧贸易合作的发展既有制约的因素，也有促进的因素。
中欧双方各自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重心都在各自所在的地区，或者说，双方彼此都不处于对方的核心利益地位。显然，这对于双方贸易合作的发展是一种制约。中国的战略利益重心在亚太地区。积极全面地参与亚太事务，进而发挥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是中国理所当然的战略逻辑。亚太经合组织的成立，也为中国提供了必要的舞台。欧盟战略利益的重心，不言而喻是在欧洲地区。一方面，欧盟自身的政治、经济货币和防务一体化领域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必须加以协调解决。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欧盟利用冷战后欧洲局势的变化，更加注重在欧洲扩大其影响，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要巩固这些进展，继续扩大在欧洲的影响，欧盟还有很多事要做。
然而，中欧双方在地缘政治经济乃至安全利益上仍然需要互为倚重；加强和发展相互间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仍然是双方各自战略利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点，在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后愈益明显。欧盟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其亚洲政策作了相应调整。这显然有助于克服双方贸易合作中的障碍，把中欧贸易关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还可以预料，这种积极因素将起主导作用， 并大于制约因素的作用。
对于中国，一方面经济建设仍然需要继续发展与欧盟的经贸合作，获得所需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在反对台独、实现港澳顺利回归及其未来稳定与繁荣等问题上，在“复关”问题上都需要得到欧盟以及相关成员的合作与支持。
对于欧盟，中国作为其战略伙伴的意义越来越重要。首先，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前途的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余地极大。中国以其迅速增长的经济、12亿人口及其巨大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其次，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将推动形成一个包括中国、美国、日本或俄罗斯（它已申请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在内的东亚—北美、大洋洲—拉美—部分的广阔合作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中国在经济合作、政治对话和安全均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亚太地区的发展趋势，对于欧盟极富挑战性。这不仅是由于同美日相比，欧盟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中地缘地位相对下降，而且还由于多年来欧盟过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事务上，以致它在亚太地区没有与其国际地位相应的战略存在。对此欧盟无法无动于衷，必须做出战略反应。而欧盟要获得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中国是其不可忽略的战略伙伴。
最近一年多来，欧盟对亚太地区，尤其中国的战略地位终于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以1993年10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其“新亚洲政策”为标志，欧盟开始对亚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1994年7月，欧盟通过了“走向亚洲的新战略”；不久前，欧方又宣布再次对其“亚洲新战略”作出调整，其指导思想是要把亚洲放到新的优先地位，其主要内容包括把中国作为调整后亚洲政策的一个重点，在进行政治对话的同时，要消除贸易与投资障碍，加强经济合作。欧盟亚洲政策的调整，无疑为中欧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中欧双方在贸易领域中的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
首先，中欧贸易发展到今天，其绝对规模依然不大，占双方各自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尤其占欧盟贸易总额的比重还很小。这与双方的经济实力和世界贸易地位，尤其双方的市场规模是很不相称的。何况双方在贸易结构上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双边贸易完全可以有更大的发展。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进出口能力必将随之增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将进一步调动中国潜在的比较优势。一旦“复关”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的对外贸易，尤其同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再次，欧洲大市场已经建立，并且将随欧盟成员国和联系国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另一方面，1992年中国就已同意中美关于市场准入的协议原则上也适用于欧盟。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市场的彼此开放，将为双方的商品、技术、服务贸易及相关的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欧盟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切实地消除双方贸易发展中的障碍，特别是“非市场经济”待遇问题。
在进一步发展中欧贸易合作的途径方面，我们认为，以投资带动贸易比较符合双方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利益。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1)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阶段。机器制造、电气电子、化工等重要工业部门需要以现代化技术进行改造；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生产（钢铁、化工中间产品等）部门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需要大力发展。欧盟在上述领域拥有世界领先地位，完全有能力参与。由于中国进口能力还比较有限，欧盟以其先进技术设备，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参与就更为可行。(2)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尤其最近几年，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不断发展。1979-1987年投资额为17.6亿美元，1988-1991年分别为2.8亿、2.4亿、2.15亿和7.5亿美元，1993年一跃为30.4亿美元。投资项目1988-1991年分别为79项、70项、77项和143项，1993年剧增至1543项。这些项目大部分是生产性项目，符合中国发展需要。但是，同港澳、美国、日本相比，欧盟对华投资还有很大差距，未能反映它的投资能力。(3)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在政策法规、服务设施等投资环境方面在不断努力，加以改善。中国与多数欧盟成员国签订有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欧方在中国的合资合作项目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诸如上海大众汽车厂、耀华玻璃厂等项目，已连续几年位于优秀合资企业的前列。另外，还有中比（比利时）贝尔电话有限公司也名列前茅。(4)对于欧盟来说，目前正在调整的一些工业部门（如钢铁、化工）是中国尚需发展的领域，对中国进行相关的投资也有利于欧盟产业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直接投资是一种经济存在，欧盟要真正进入中国，进入亚太地区，则扩大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中国与欧盟建交20年来贸易关系的发展说明，良好的贸易合作可以部分抵消经济周期波动等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双方经济和贸易的稳定增长。欧盟要在亚太地区获得相应的战略存在，就需要同中国积极发展包括贸易合作在内的政治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中欧双方的贸易合作，不仅具有战略上的前景，而且也具有广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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