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的初步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建设论文,思想论文,领导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研究领域里，刘少奇的建党思想特别是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被称为“重要的建树和贡献”（注：《〈刘少奇选集〉下卷学习研究论文集》，第2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然而所涉及的刘少奇建国后的著作，如《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八大”政治报告等等，虽然一再强调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面临着新的考验，但内容仍是改造世界观、密切联系群众、加强民主集中制等这些未超出战争年代“修养论”的传统思想。而实际上，刘少奇的建党思想在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大挫折的1956年开始了转折，提出了以政治体制的某些改革加强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观点；但反映这一思想的文章全文或部分未被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研究成果也少见。本文就较新的材料对刘少奇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作些探讨。
一
与马克思所设想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在封闭落后、文盲众多的农村；革命的主力军是贫苦农民和立志反抗旧世界的小知识分子。这便要求共产党的领袖必须把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制度理想、革命学说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中国革命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以“打土豪，分田地”号召农民起来革命，并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建党实践中指出对农民必须“给以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此后的革命运动中逐渐形成了“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的建党路线（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其内涵就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造和统一革命者的思想，并把他们组织成为党领导下的、服从纪律的战斗集体。这样，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毛泽东不但在实践上解决了党的群众性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也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或共产国际对主要成分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的中国党所要求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这一时期，刘少奇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把毛泽东的建党路线作了全面的阐释和生动的表达。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92 ～1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他根据马克思主义把人划分为阶级，但又引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话，得出了任何人经过党性修养都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的结论。他把毛泽东思想所要求人们的政治理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工作作风、文化知识等等，统统划进党性之中，要求革命者进行自觉的修养。反观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倡导人们实践把道德学问从外在规范内化为心性自觉的“修养”，然后才有可能得仁政与治世。这种把理想人格作为实现理想政治的前提、道德与政治一体化的人治思想的基础在于科学的落后和普遍的文盲；而这一基础在共产党出世以后并没有改变。所以，在照抄马列主义教条、照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一再给革命带来挫折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口号的提出并落实于“党性修养”理论和整风运动实践就是必然的了；因为它们是现代思想信仰、政党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融合。可以说，党性修养和整风运动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实践的中国形式。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内修”，有强烈的“入世”向往，更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消级“出世”的思想（注：《四书集注》第103 页（论语卷之三），岳麓书社，1985年版。）。而刘少奇的“党性修养”理论则与革命运动的实践紧密结合，是为着共产主义理想积极斗争的理论。因此，实践党性修养的人必然受着个人内心自觉和外在组织纪律的复合约束，一定是特别能战斗的分子。那推动中华民族独立、打垮国民党政权的伟大力量正是无比高尚的党性的物化。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顺利地指导着恢复国民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相应地，刘少奇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号召（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5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要求党员在执政的新形势下进行更艰深的党性修养。但从1956年2 月苏共“二十大”全面揭露斯大林开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发生了剧烈的动荡；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内矛盾却渐渐复杂、尖锐起来了。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和严峻形势，一直忧心如焚地关注着建国后党政干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特权行为的刘少奇对“群众闹事”作出了自己坦率的判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进行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建设的观点。
（一）官僚主义源于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处理不当会引起“群众闹事”。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承认，“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此前后，东欧和中国发生了不同规模的“群众闹事”。刘少奇不断警告：“脱离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官僚主义越来越多，脱离群众的危险也越来越严重。”（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51页，651～672页，653页，713～7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在1957年4月27日的上海市委党员干部大会上（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51页，651～672 页，653页，713～7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他指责有的领导人把群众“看作属于自己管的手下人”，“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这个观点，不是无产阶级观点，不是群众观点，而是剥削阶级观点，官僚主义观点。”他引用恩格斯“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话批评说：“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究其根缘，是因为无意之中“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之下“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波、匈事件就是脱离群众的结果。”（注：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51页，651～653页，653页，713～716 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他揭露有些地方“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压服，而不是用道理说服，”导致矛盾激化。“有些同志一遇到这些问题，什么群众路线、人民民主都没有了，就只有老爷。”（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51页，651～653页，653页， 713～71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刘少奇以对共产主义事业强烈的责任感向全党呼吁：革除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
（二）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鉴，进行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1956年9 月的中共“八大”比以往更强调健全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防止个人专断；但没有规定具体可操作的措施与制度。同年10月，波兰、匈牙利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造成严重的后果，尤其是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导致了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大悲剧。至此，刘少奇显然已不满足于“八大”关于领导制度的一般原则性提法了，在11月10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已确立了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质疑和改革意见：
“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为了防止产生“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要进行教育，“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3～648页，6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制定监督制度。要认真研究如何实行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报纸的监督，以使领导机关更接近人民群众。
2.规定权力限制，对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必须作出“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的限制；否则就会出现“一说我们要控制局面，就要实行专政，对群众也实行专政”这种“脱离群众、违反党内民主、违反人民民主”的错误。
3.取消特权。“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应该取消特殊待遇、警卫制度和特殊供应。
4.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列举了华盛顿、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等人担任过领导者又作平民的例子；并指明“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
5.要有“反对派”——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十余年的曲折发展之后，刘少奇提出了这一更尖锐的观点，在1962年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严肃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方针的错误和政治生活中的独断专行，使得实事求是和扩大民主的呼声占了上风。进一步地， 在2月8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对政治体制提出了空前激烈的批评：“过去的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党代表大会可能是形式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可能是形式主义的。”这是因为“不听反面意见，不能有反面意见的表示。”所以，必须“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党内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即使是错误的反对派，只要他不违反纪律，不搞秘密的阴谋活动，而是抱着不同意见的反对派，”就要允许（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51页，651～672页，653页，713～7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很明显，这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的前提下建立以不同意见破除个人权威、以“反对派”约束个人专断的体制的设想；而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轮流做庄”、“三权鼎立”的反对党。
三
建国后，执政的共产党中一些党员在权力、利益面前表现出的党性堕落使刘少奇的建党思想由“修养论”转变为寻求加强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这是在坚持整风、思想教育等传统观点的同时所作的大担探索。但党内存在不同意见。所以尽管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提出制定监督制度、规定权力限制时小心地申明其思考是对列宁同官僚主义斗争思想的继承，并引了“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的话（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3～648页，6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但还是受到了一些间接的批评。对群众闹事，党内也有偏重于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的意见，使如何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敏感、复杂的问题。而刘少奇则着重检讨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错误。他说，“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利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3～648页，6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不久阶级斗争又被重提，并渐渐规定了历史的进程。从此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一批批人受到批判和迫害，到文化大革命时，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终于被打倒了。这不幸的历史事实或许正反衬了他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理性光辉。
在既成的苏式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刘少奇对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探索如昙花一现，更没有结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之果实。其后刘少奇和全中国人民一起亲历了一场场经济、政治灾难。这使得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明悉了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建党思想中存在的某些结构性缺陷和传统体制的弊端，——尤其在夺取政权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这些缺陷和弊端有时使得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无所依附，不得实行，甚至被消灭。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对历史灾难的反思，新时期改革的浪潮涌起，邓小平于1980年8 月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任务，他承认领导人的责任，但肯定“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注：《邓小平文选》（1974～1982）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可以看得出来，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的制度改革思想与夭折了的刘少奇制度建设思想有着某些继承关系。但毕竟时代不同了，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何评价刘少奇的制度建设思想和中国现时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实施，将与中国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自然也是研究者所关注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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