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国力结构性增长及其发展水平的系统分析与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综合国力论文,结构性论文,系统分析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随着高科技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全面渗透，国内外现今研究综合国力的一些传统模式与方法，已日益同时代发展不相合拍，尤其在综合国力的增长方式及评估、预测途径上明显表现出一系列偏差和贻误，需要重新探讨综合国力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的当代演进对于各国力量对比乃至整个国际关系转换带来的深刻变革与影响。
[关键词] 综合国力 结构性增长 系统分析与评估
未来几十年世界将进入高科技时代。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对90年代的后续几年乃至下世纪初这一时期，都莫不寄予重望。不仅发达国家正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大力推进高科技产业，而且众多发展中国家亦期望参与高科技行列，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便在世界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能够赢得对本国较为有利的条件和位势。所谓综合国力，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以高科技为导向的全面科技实力。随着高科技对各国经济、政治的加紧渗透，不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在自然物产、人文地理、政治地缘和劳动力方面的传统优势已在渐次跌落，代之而起的是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主导的多种能动要素有机组合的协同国力结构。在综合国力研究中，二次大战以前，西方国家看重的大都为人口数量、领土面积以及军事实力等要素。及至70年代，虽然经济要素开始受到重视，但由于当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像今天这样突出，所以还未能列为整个综合国力的重点。80年代以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变得一天比一天深刻和强烈，由此才促使一些国家不能不考虑科技因素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占有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及采取何种方法对其进行定性定量评价和预测。值得指出的是，关于科技要素同综合国力的种种关系，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固然从概括、涵义上做过某些框定，而真正深入、扎实的要素结构研究和量化理论分析却未曾太多涉足。面对高科技及其产业化对当前国际格局的猛烈冲击和巨大推动，利用定性定量集成手段，全方位地探讨高科技与综合国力的协同共适发展，确已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现今的综合国力研究无论在科技方面，还是在经济及其他领域，都存在着大量与现实情况乃至形势发展不相符合的偏差和失误，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从综合国力的发展目标和战略看，世界经济在近十几年已逐步从以产值增长为主转变为以社会经济的质量增进为主，长时期内各国综合国力研究总习惯把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当作衡量国家进步与强盛的头等指标，这显然不大合理，需要重新界定国家力量发展指标的构成体系；第二，现有综合国力理论并列要素过于庞杂，往往主次混淆，特别是层次结构的有序性和相互关联梯度显得松散不严，难以突出科技力其中包括高科技及其产业化的高势能和强辐射作用，需要较准确地把握综合国力中各要素的比例关系及其组合方式；第三，当前，高科技正日益成为各国国力竞争的主攻目标，但高科技及其产业化发展对国力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呈线性单向递进，在其实际运作中必然体现科技与经济、资源、生态、文化、社会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机制。就本质上说，综合国力增长其实完全是一种结构递变的动态累积，而如今资源衰减、生态失衡引起全球人类生存危机的逆向趋势竟未从综合国力任何要素的变更和重组中得到反映。根据综合国力的系统结构及其增长规律，其定量指标体系除了应显示以经济、科技要素为主的正向测度外，同样还需包括资源转换和生态控制等多种相关性量值。直到目前，经济和科技与综合国力增长的结构互动研究始终都是个未被充分认识的领域。客观地看，如果不了解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主导的综合国力各要素结构配置关系及其实际测算方法，那么对一个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制订和实施则势必会造成重大影响，无疑也会降低该国社会经济预测的可检验效果。
综合国力的要素结构历来分布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两大领域。这样，对其进行分析和预测，就必须在明确系统及其内在关系前提下，使用恰当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从系统整体与各个部分、各种要素的深刻关联，全面弄清综合国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功能、机制与规律。综合国力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特征，决定了研究综合国力的方法也势必要体现系统分析的原则。系统分析的着眼点一般都放在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三个等级，有时又称作宏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微观系统。宏观系统的研究往往是把所研究的事物、现象和过程看作是一个整体，或者是确定给定系统的边界范围，将其从周围系统中划分出来，从而开展定性、定量的分析。中观系统的研究则是基于宏观系统的分析框架，鉴定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要时逐级递阶。每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是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通常来说，这种组成均为非线性耦合。而关于子系统的种种具体分析便属于微观系统研究。人们进行宏观系统的研究，总是首先提出问题，并加以系统的合乎逻辑的叙述，在此基础上再恰当地划定问题的范围和边界条件，同时确定目标，明确要求。其次是对系统内的要素及其构成进行周密考察，搜集定性、定量资料，决定分析方法。再次是通过分析运算和方案设计，直至利用各种相关模型，积极提出解答设想。其四是检验所提供的解答，用测验或试验方法来鉴定已经获得的初步结论。其五是解答问题，即利用模型进行预测，做出判断，从而得到决策过程所需要的种种理论依据，以便为决策实施服务。上述各个步骤，其实都有着自身的特殊方法，特别是针对不同对象所使用的因素分析、总体分析、成因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加权分析等，往往总贯穿于一些具体环节。即使是研究模型，也绝不能企图通过某种单一的选择而解决多项问题。在这里，经常用到的模型便有网络模型、辨识模型、解释结构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和仿真模型等，而系统分析正是借助于模型的推理、计算，才一步步做出接近现实的描述与评估。至于中观系统和微观系统的研究，除了以上步骤外，其各层次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圈层递进，即又得采取更为精确、随机的处理办法。
近几十年来，在综合国力宏观系统的研究中，虽然正在避免一种过于倚重资源和军事实力的偏向，但另一新的缺陷却仍在造成严重迷误。这种缺陷就是人们在衡量一国发展水平和能力时，总习惯用经济的表面产值来划分，把不同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事实表明，仅仅以经济作为标准衡量一国的发展，很容易发生迷惘和弊端，如造成资源短缺、生态失调及社会伦理跌落等。因为综合国力是其各要素紧密耦合的大系统，必须强调多侧面、多目标、多因素的综合发展，所以发展是把经济、科技、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精神等融归为一体的统合，也可以说包括着自然运动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而在任何一国的发展中，教育又往往居于核心地位，教育必须同步或者超前于经济，更确切地说，经济的发展只有同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合理搭配与统一，才会卓有成效。在某种意义上，应当使经济切实适应于教育的可能性和要求，而不能在经济社会计划制订之后再来安排教育发展。从经济系统指标本身来看，一国的经济发展并不能仅仅归结为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国内生产总值，更不能仅仅归结为金融货币拥有量。经济的发展就经济范围分析，也照样是个涵括多方面因素的复杂过程，比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相互作用，单一的发展同综合的发展的关系，大起大落的发展与持续协调的发展的比较等。经济发展除了要依靠教育、科技、文化作为重要支撑条件，而且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同样存在一种消长制约的关系。即使拿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依然要考虑由于历史和现实造成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及种种计算口径等。因此，无论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容易掩盖财产和收入极端不公的现实，难以充分反映一个国家诸多方面总体发展的能力。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社会发展，过去的理论曾一直认为只要经济富强，就能带动社会进步。根据近几年的研究结果却发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即某些非常富有的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竟远远落在别国后面，说明单一的经济实力并不能代表一国的社会发达程度。所以，对于综合国力宏观系统的研究，一定要立足于多目标、深层次的交叉分析，运用多维全息的思维模式，力求摸索到事物内在、客观的运动规律。
在综合国力系统中，从宏观层次向中观层次、微观层次的逐步深入研究，就更得要涉及多个自高维到低阶的变量因素。这些变量因素大都自成体系，并按照一定的功能和机制进行运作，相互产生约束与影响。所谓宏观层次的研究，当然是指整个社会或全国范围的分析，象一国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的总体发展即属于此项内容。而中观层次则指的是宏观层次下的亚系统，如经济系统中的工业、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内外贸及财政金融保险等产业部门，科技系统中的一般科技、高科技及与二者相关的机械、电子、通信、仪表、生物、新材料、新能源和空间海洋开发等知识行业。微观层次是指具体的生产、经营和研究单位，如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的各种实际业务。综合国力的宏观系统与中观系统、微观系统的联系十分密切。这种联系寻常都通称为系统的组织秩序。拿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来说，用全息律研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其实就是从系统角度分析某一单项技术向具体生产过程转化的微观过程或某一组合技术群体向某一行业生产转化的中观过程与科技（硬科技和软科技）作为整体系统向经济系统转化的宏观过程及其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看，每一微观转化过程或中观转化过程，都会向外全方位地辐射转化过程每一环节的信息，即全方位地作用于宏观转化过程，同时其本身又受到宏观转化过程的影响。因此，着眼经济、科技、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建立微观、中观、宏观系统过程相互促进的和谐机制，的确是加速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过程的根本要害。这三大转化过程如果细加分析，则可以说微观与中观的转化过程是宏观过程的反映，是宏观过程中条件、政策、体制、法规的显化和凝聚。微观、中观转化过程及其特性无疑是宏观转化在具体、单项或者组合技术转化过程中的嵌化。以上三大系统既然能相互转化，说明总存在有异质或同质的共构趋势。在这当中，尤其是高科技的融合同化作用已经最为明显。微观转化的目的，通常都是要使宏观转化过程中科技、经济及其他要素的发展在系统内达到同步增进的有序状态。一旦旧的有序状态被打破，便又会发生新的微观转化过程，使得宏观转化过程重新组合与归序，如此反复，推动经济、社会乃至一国国力不断达到更高水平。正因为这些原因，当今许多国家才十分重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在宏观系统特别注意科技、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侧重在战略思想、组织体制、资源配置、经营决策和管理方法上下大功夫。而在微观系统，又相当抓紧产学研、科工贸结合，并积极建立科学工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企业技术经济活动的接口方面创造了一系列新型管理理论与方法，如价值工程、全面质量管理、技术评价、决策支持系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等，有效地推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科技能力的提高。由此不难看出，综合国力的系统分析不单是要善于掌握基本的定性、定量手段，而且在其要素指标体系的界定中同样必须清楚地鉴别复杂多变的层次结构。由于由众多指标构成的多层次指标体系各指标间的关系错综交织，直观的常规分析极容易造成混乱，特别对新形势下科技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如何壮大一国国力，就更有必要依据其系统结构与功能找到诸要素在不同层次进行良性转化的动因和条件。
首先，综合国力庞大系统的结构固然包含着纵横交错、范围广阔的众多领域，但是就系统的层次性而言，又都体现出一定的组织秩序。在其总体运动中往往是有序与无序伴生，相互交叉并存。有序意味着稳定的程序，自身带有较大的排他性和刚性。而要进入新的更高层次，取得质的飞跃，就得要突破前者，获得新的活力。只有当事物处于开放系统，形成一个与外界条件不断进行交换的结构时，才可能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深化。这个过程有时是显现的，只要人们意识到便可以进行调整；而有时却可能处于隐形状态，要等新的秩序建立、新的联络开通，才会以现实的形式展现出来。所以，研究一个系统，不仅要有要素，还得有相应的结构。特别是综合国力的运行，光有要素方面的优势并不足以保证其整个系统的优势。以平时人们注意较多的经济、科技实力评价为例，究竟何为优势、何为劣势，曾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议题。其实，科技与经济实力的关系已为许多国家国力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靠4个因素，即：第一，劳动者的技能；第二，工艺和装备水平；第三，高科技数量与质量；第四，管理决策水平。而这4个因素并不是隶属同一层次，往往上下贯通，多向交接。在此种情况下，就得借助系统分析的种种模型。进行科技能力评估最根本的是要抓住科技基础、经营开发和总体动员3个环节，而这些环节又可以当作衡量一国科技发展能力计量模型的数据框架。待基本结构框架确定之后，整个评估模型还必须有相对应的子模块给以衬垫和验证。在这里，以科技能力评估的结构体系及其子模块组成为例，可简要列举如下[①a]：
1.科技基础能力。（1）人力资源：数量、质量、技术熟练程度、文化素养；（2）群体构成：创新能力、竞争意识、合作协调精神；（3）投资强度：投资总额、投资时序、投资速度、投资分配；（4）设施条件：基础设施、装备革新、运行状态；（5）科技前景：转化机制、发展趋势、成功概率、经济贡献。
2.经营开发能力。（1）财政信贷：销售、税务、利润、资金回笼；（2）竞争位势：商业渠道、产品价值、技术含量、企业信誉；（3）市场分析：产销行情、市场份额、市场拓展及萎缩动向。
3.总体动员能力。（1）产品战略：目标、重点、决策、步骤；（2）资源动员：生产要素集结、动员项目的时空分布、人力的调动与配备发挥；（3）计划协调：新老产品衔接、生产能力利用、投入市场时序、效益状况优化；（4）组织管理：计划实施、跟踪监控、信息反馈、调度调整。
其次，科技开发能力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从国家范围来说，当然属于宏观系统的评价目标，而企业级别的科技创新则属于微观系统的评价对象。事实上，宏观系统与微观系统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研究微观领域的科技进步即是为探索宏观领域的科技发展进行量的积累和质的鉴别。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定义，上述科技基础能力又可称之为投入指标，经营开发能力为产出指标，总体动员能力为过程指标。科技能力评价体系中的投入指标所反映的是评价对象所拥有或投入的科技发展资源，是衡量评价对象所具有的科技发展潜力的量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期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政策趋向及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产出指标所反映的是评价对象的科技发展实力（产出能力或显力）和科技投入带来的效果等。过程指标往往反映出评价对象的发展水平以及科技运行的动力机制和自适应能力等特征。根据这三类指标，将能从总体上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及企业（或产业部门）科技发展的综合实力与状况。至于科技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进一步具体细化，则是综合国力以及科技、经济定量研究必须逐项弄清，并且花大力气给以测算、评估的重要工作。
再次，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既要依靠科技进步，又离不开相应的经济背景支持，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固然是项重要指标，但是要细致比较某一国家从发展到发达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还要看：第一，科技进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第二，产业结构转换的速度或者各自产业的分布比重。因为科技进步份额是设备、技术、产品、人才素质等水平的综合反映，也是社会生产依赖科技进步状况的生动体现。在高科技迅猛推进和知识大幅度增值的今天，这个指标尤其显得重要。再说，产业结构分布比重则突出地反映着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平。随同经济的日益发展，产业结构比重首先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经过经济继续发展后，便表现为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换，这样，在全局上即呈现出一种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梯度转移的趋势。道理十分清楚，科技进步份额的提高无疑会加快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增长，然而科技进步份额并不是凭空产生，其重要前提是必须扩大科技投入，增加技术改造、技术创新资金，完善技术开发体系，实现管理科学化等。实施这些任务，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在于人才资源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国外学者依据大量历史统计数据，得出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与人才资源系数成正比的公式[①b]，这里的人才资源系数＝中学文化程度人数+5×大学程度人数，公式对大学文化人才给以5倍的加权，充分表明了高智力人才群体对国家经济长期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人才资源的形成肯定需要较多的投资，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必须偏高于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递增率，才会有效促进经济和科技的稳定、持续发展，否则，将必然受到拖累。当然，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并不单是要以足够的经济财力作支撑，重要的还得有适宜的文化类型作为制订政策的规范。如果一味听任教育规模的盲目扩大，又反而会迷失前进方向和目标。正是这些原因，说明教育确实是综合国力最关键的要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有没有后劲，科技进步有没有应变力，主要是看教育所起的作用。当今世界在由旧格局向新格局的交替中，国际间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将更是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的竞争，而最终则仍然是教育和人才的竞争。哪个国家教育真正发展，哪个国家就有人才，也即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主动权。倘若教育一直落后，则意味着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难得有坚固的立足之地。
根据对经济、科技、教育的这些不同侧面及各种关系分析，人们不难看到，以往的综合国力研究多数都是注重大量传统因素的比较，以致容易出现部门分割、显力突出的状况，往往是静态分析的内容多，动态变化的评估少，其结果既造成理论与事实的较大差距，也使国力决策和政策的实施常会发生偏误。对于综合国力的结构体系来说，不仅容纳着显力与隐力的多重要素，而且硬实力与软实力兼备，如果仅仅为了某种暂时需要，唯独侧重显力和硬实力的统计、预测，而忽视隐力和软实力评估，那么，这样的研究结果终究会经受不起实践的检验。有关硬实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人们倒是便于熟悉。但是以近些年所出现的生态环境维护、社会文化控制和教育预测国际比较等，却有待通过深入探索力求从新的理论途径加以解决。目前，软科学方法尽管对经济、科技、管理等问题的分析和决策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综合国力毕竟领域广阔，不是平常学科的现成经验所能替代。综合国力是一种由众多指标组合而成的多层次、多关联指标体系，各指标间的内涵纷繁复杂，直观的线性分析肯定十分困难，必须选择一套科学、有效的综合评价方法，一步步使分析和预测既具有严格的系统性，又在宏观和微观领域的应用方面切实达到可控、可调、可操作状态。
注释：
①a邓寿鹏：《国际产品开发的选择与评估》，载《科技进步与对策》，1991年第5期。
①b黄宗成：《跨世纪经济发展目标对科技人才素质的新需求》，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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