荜路开山 功在其后——梁启超戊戌评议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山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文章就戊戌维新的改革起源、变法实情、失败缘由及成败论等进行了述评。关于改革起源问题，作者着重引述了梁启超的观点，将戊戌变法前60年间中国社会改革分为“四界”；关于变法实情，则着重论述了变法的时代背景，康有为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及所起的重要作用；关于失败缘由，不主张用后世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和框架去套以往的历史事件，并作为评价准则，否则，那是苛求古人。文章最后引用梁启超的话：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为成乎？君子曰成也。
发生于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运动，至今将百年矣。这是19～20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场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运动，重在变法维新，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及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目的在于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变法中途夭折。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的梁启超于痛定思痛之际，先后写了《戊戌政变记》、《政变近闻》、《爱国论》、《傀儡说》、《尊皇论》、《国家论》、《中国积弱溯源论》及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传记，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这场颇具时代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现仅就其中几个主要问题略述如下。
一、改革起源
梁启超在所著《戊戌政变记》中，从审视历史的角度，回顾和总结了自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之间中国社会改革的历程，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所谓“四界”。
第一界，为变法的萌芽时期。这个时期，自鸦片战争开始，林则徐为实行有效的禁烟和抵御外国武力侵略，开始创译西报，研究夷情。继之，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实为变法之萌芽时期。然而，林、魏之功，既不为朝廷重视，亦不为国人所知，此后20余年间，虽迭经大患，国中仍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
第二界，为学习西方技艺时期。这个时期始于二次鸦片战争后，即从60年代开始，由于英法联军侵华和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濒临覆亡。同治初年，中国创钜痛深，曾国藩等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于是，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习西方文字；创招商局，以开利源；派幼童出洋留学，以培养人才。又议选翰林部曹入同文馆学习，但为军机大臣倭仁等所阻，败此大局。其时，举国守“攘夷”之说，不明时局，在此20余年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虽有习者，而习尚深恶。
第三界，为渐知西学时期。这个时期，始于中法战争后。马江之败，识者渐知西法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斥，盖制造局译出之书，30余年，而销售仅13000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盖此时期，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
第四界，为变法时期。这个时期，始于甲午战后，自甲午东事之败，朝野乃知旧法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纷纷。枢臣翁同龢，首先讲求，辅导皇上，决意变法。然变法之举明于下而未行于上，新旧相争，大臣多不以为然。未几，西后复收大权，皇上几被废，新政遂止。然而，强学会《时务报》大呼于天下，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①]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变法历程的分析及阶段的划分，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原则上被后来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也不乏异议。梁启超的分析虽属简略，确也明了。他以简洁的文字，勾划出“四界”的大致轮廓，并着重指出不同时期的特点。说明鸦片战争后60年间中国社会的改革，尽管步履艰辛，但总还是在缓慢地行进中，亦说明其阻力是巨大的。其阻力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主要来自传统文化观的影响，即所谓“夷夏之辨”旧说，视西洋之物为“奇技淫巧”，学则“用夷变夏”；外在因素，是西方文化伴随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而来，人们由于反对外来侵略，并将西方文化混同视之。即便少数开明的人士，所能接受者也主要在“用”。因此，梁启超说：“尽此六十年中，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②]不过，梁氏所言亦不尽然，80年代之后，早期维新派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郑观应等，已开始讲求西学、西政，只不过限于著书立说、报刊宣传，未能付诸行动。
二、变法实情
资产阶级维新派将变法付诸行动，则是甲午战后之事。梁启超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③]甲午之役，中国败给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举国哗然。但在朝臣中则有“签约后可保十年无事”的幻想。然而，为时未久，列强各国已纷纷乘机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大借款和路矿权益，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致使辽阔的中国大地，几乎无处不被帝国主义所染指；中国的万里海疆，竟没有一处可以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中国，这个号称东方大国，至此已是体无完肤，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维新志士谭嗣同于悲痛之中，用血和泪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④]
面对这样的时局，康有为亟切上书，认为，当今之世，乃中国4000年20朝未有之巨变，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并指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⑤]继而，康有为在上书中，特以引证中外历史上因守旧而亡国的历史教训，并以激烈的言词警告光绪皇帝：“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并强调指出：“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康自知此为“罪言”，但为了变法事业，“虽以狂言获罪，虽死之言，犹生之年也”[⑥]。上书递至工部，工部大臣恶其伉直不为代呈。但因其言词激烈，京师一时遍为传抄，后经给事中高燮曾抗疏举荐，方得上闻，此事已在半年之后。当光绪皇帝看到这份上书时，肃然动容，并指对军机大臣说“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语之，叹息良久[⑦]。
光绪皇帝于甲午战后，鉴于时势危迫，加之与太后矛盾日益加深，确有振作之心。后由翁同龢劝导，决意实行变法。为此，他曾让奕劻转告太后：“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假我权，我宁逊位。”[⑧]太后迫于形势，勉为其允。于是，遂命康有为具折统筹全局。
康有为在所上统筹全局折中，提出三项具体主张：（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制度局下设12局，分理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并说：“国是定，则议论一”；“下情通，而群才辐辏”；“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⑨]。
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意见，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询问对策，康有为在应对时，鉴于朝臣阻力，建议“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以专折奏事足矣”[⑩]。康先后进呈《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波兰分灭记》、《法国革命记》、《列国统计比较表》等。继而，光绪帝擢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四品京卿入值军机章京。变法事宜渐有头绪，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变法失败。
三、失败缘由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论者颇多。或曰，因其阶级局限，没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维新派改的是封建之制，而用的却是封建旧经，即所谓“托古改制”；或曰，缺乏正确的组织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维新派所依靠的仅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强学会、保国会只是一个成份复杂组织松懈的政治团体，起不到领导和组织作用；或曰，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为帝国主义支持变法的假象所蒙蔽，对帝国主义缺乏本质的认识；或曰，他们执行的路线是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只限于少数人的活动，没有群众基础，等等。这些论评，似乎无可非议，因为大都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作为尺度去衡量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同时，人们也用同样的原则去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这就显得公式化了，缺乏针对性和实在性。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于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梁启超是局中人，他对变法的失败感受最深，其评议亦更具针对性。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一些他的评述，对这次变法的失败作一具体审视。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提到，当变法失败后，世人认为，此次改革“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为此，梁氏专门写了一章《政变原因答客难》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凡改革之事，“不除弊而不能布新，而除弊之一事，最易犯重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并指出，自同治之后30余年间，所谓改革者，仍仅袭西人皮毛，可谓温和矣，然而，犹且以此负天下之重谤。“而今外患急迫，月异而岁不同，又安得数十年之从容岁月者！即使岁月从容，现今满朝皆守旧庸耄盈廷，遇事除束手待亡外别无他计，何言改革乎！无改革亦自无急激之论矣。”[(11)]
所谓“急激”论，只是事物的表象。梁启超认为，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数千年累积而成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此制度下，历代王朝视国家为一姓之私产。为保其产业，其治理之术有三：“曰愚其民，曰柔其民，曰涣其民是也。”[(12)]因此，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13)]。这就是说，在封建制度之下，人民向来无资格也绝对不允许有关于国事改革之言行，这是就总体而言。至于变法失败的具体原因，梁启超认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倾向于变法的皇帝没有实权，而掌握用人行政实权之人（西后）反对变法；二是满朝文武皆昏昧守旧，虚骄而唯利是图，为保其禄位，唯仰西后之鼻息而行事，岂顾国家存亡。二者表里为一，共置变法于死地，这从变法进程的每一个步骤都得以证明。
变法初始，西后迫于形势，假意允帝所请。但当定国是诏颁布第四天，西后就强迫光绪皇帝于一日之内连发四道诏谕：（一）将翁同龢开缺回籍。（二）凡二品以上官员授职，皆须到皇太后前谢恩。（三）命王文韶、裕禄来京，命张之洞毋庸来京。（四）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这四道诏谕，其用意全在巩固太后的统治地位打击变法势力。荣禄为西后亲信，握北洋实权控制京畿陷帝于困境。翁同龢是朝臣中唯一助帝变法者，逐其回籍陷帝于孤立。二、三条在于重申太后用人行政之权。造成这种逼人气势，欲使皇帝不能有所作为。因此，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虽然先后颁发了几十道维新诏谕，实际上形同空文，内外大臣视同无物，甚而予以刁难。仅举几例如下。
1、关于设立京师大学堂。7月3日（五月十五日）诏下，命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同议奏。然而，四烦上谕，谆谆催逼，而大臣犹视同无物，最后迫不得已，把梁启超找去起草章程83条应付了事。
2、关于裁汰禄营节用饷需问题。光绪帝数下诏谕，而各省毫无动静，致使上谕中言：“朕……每待臣下以诚，而竟不以诚相应，仍复掩饰支吾苟且塞责耶！”对此，梁启超评曰：“惟裁兵之权在督抚，而督抚用舍之权在西后，督抚知上之无权，故无所畏，诏旨频下，玩视如故。”[(14)]
3、关于议开经济特科之事。先是翁同龢倡议，后由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诏令总理衙门会同礼部议奏。但诏下数月，而大臣迁延观望，蓄意阻挠，复经屡次下诏催逼，才有个别大臣举荐数人虚以应付。
4、七月十日，严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谕：“刘坤一、谭钟麟身任封圻，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适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到，一味塞责；谭钟麟且并电旨未复，置若罔闻，……倘再借词虚延，定必予以严惩。”[(15)]
5、七月十一日，严责廷臣谕：“部院官本应常川进署，不得无故请假，议奏事件不准延搁逾期，皆经再三训诫，而犹阳奉阴违。似此蒙蔽因循，国事何所依赖。兹特重加申儆，所有在廷大小臣工，务当洗心革面，力任其艰，于应办各事明定限期，不准稍涉迟玩。倘仍畏难苟且，自便身图，经朕查知，定必严加惩处。”[(16)]
对上述两谕，梁启超评曰：“数月以来，新政之诏多矣，督责大臣之旨多矣，乃日日降旨严催，而诸臣藐然，日云必加严惩，而未闻一惩。盖皇上无权既久，大臣所共闻知，彼等有深宫之简畀，有宦侍之奥援，岂畏此守府之君，空文之诏哉！”[(17)]
6、谕令：凡臣工条陈，即日进呈，不许阻格。此谕六月十五日下发，后又多次重申。但大臣阻格之事时有发生。于是，七月二十七日上谕：令各部院将此有关上谕悬挂大堂，“俾得寓目警心，不致复萌故态，以示朕力除雍蔽之至意”[(18)]。这种做法，实在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作为一国之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申斥不予理睬，惩处亦属空话，即使将谕旨悬挂大堂又有何用！此恐为古来罕见之事，如此情状，变法岂能有成！
至于下层情况，其阻力主要来自地方士绅及科举士子中的守旧势力。这里仅举二例可见一斑。
湖南是维新运动期间唯一能推行新政的省份，亦是新旧势力斗争比较激烈的地区。守旧势力以王先谦、叶德辉等为代表，攻击维新派的言行是“假忠义之名，以阴行其邪说”，诬指其“离经叛道，惑世诬民”[(19)]。并纷上条陈，肆意诋毁。为此，光绪皇帝特于六月二十三日上谕：“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搢绅，倘仍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20)]皇帝为此专发上谕，可见有其典型的代表性。
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是维新运动期间呼声最高、维新派主张最坚决、守旧派反对最强烈的一个问题。这不单单是改除旧的教育制度，它关系到新政人才的培养，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及思想观念的更新，关系到国家吏制的改革，亦是关系到民族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所以，这一项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度深，是变法大计中的关键环节。诚如梁启超所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21)]康有为在召对时曾向光绪帝面陈：“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22)]数日后，光绪皇帝即发特谕：“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23)]诏下之后，立即引起举国愚陋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中间，有朝廷大臣，有封疆大吏，有地方士绅，而更多的则是醉心科场追逐功名利禄的科举士子。当时，全国的举人秀才约数百万之多，八股既废，顿失其安身立命之业。因此，日夜相聚，誓与新政为敌，至有欲殴打和行刺康有为者。
由上所述，可见变法之阻力是非常大的，这些阻力来自各个方面、各色人等，但主要来自官僚阶层。清制，官员唯正途出身，以资格累进。督抚须经累数十年资格而后至，御史位卑亦须十数年，故朝中一品大员皆昏聩老耄之故。由于官制之难，为官者将其主要精力皆用于钻营、贿赂，职任之事多为应付，时务则更鲜有讲究者。梁启超将当时的官员分为三类：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危言耸听耳；其二，虽亦知外患之可忧，然自顾已七八十老翁，风烛残年，但求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所及矣；其三，以为即使吾身及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借，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用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全国握政柄之人，无一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而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24)]
鉴于上述原由，戊戌变法之失败，亦属历史之必然。谭嗣同临就义前，发出悲愤之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25)]确是变法失败后维新派真实心情之流露。但亦有抱幻想者，此后保皇党人即属此类。
四、败乎？成乎？
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写道：“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木植之始见萌坼也。当时举国人士，能知欧美政治大原者，既无几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动者，亦未能游西域读西书，故其措置不能尽得其当，殆势使然，不足为讳也。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盖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虽有不备，不忧其后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维新之真相也。”[(26)]
梁启超所言，质朴而实在，没有过分之处。评价一个政治运动，不是看它比它的后者少作了些什么，而是看它比它的前者多作了些什么。戊戌维新运动，比起此前的洋务运动要深刻得多，进步得多。尽管其形式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但它是发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刚刚登上政治舞台，当时的革命尚在起步阶段，还未能在国人中产生大的影响，而“变法维新”的旗帜就颇具号召力。且变法的目的，在于打破旧的束缚，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农工商业，改革旧的体制，培养新的人才，使社会有所进步，使国家趋于富强。这无论在解放人的思想，或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确是戊戌精神所表现出来的价值。
所谓戊戌精神，同时表现为维新志士们为变法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康有为上书不达，继至再三再四再五；《中外纪闻》、《强学报》被封，再创《时务报》和其他报刊；强学会被查禁，再组保国会、南学会等其他学会；《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被毁版，再著其他有关变法的著作，其精神和毅力难能可贵。
所谓戊戌精神，亦表现在他们敢于反传统的大无畏气概。他们甘冒“离经悖道”、“非圣无法”之罪名，敢于批“新”学，变成法，指斥时弊，公然树一壁垒，与2000年之劲敌相抗，解2000年人心之束缚。面对群顽痛诋环攻，他们理直气壮，从不退缩。他们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敢于言别人不敢言之言，敢于做别人不敢做之事，将私人一切利害置之度外。
所谓戊戌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为国事的献身精神。他们从事变法事业，非为功名利禄，“视荣华如幻梦，视死辱为常事”[(27)]。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本可以避难，当时友人劝谭逃走，他不走，劝至再三，谭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8)]六君子血染京城，为变法事业而捐躯，后人评说：此乃“中国精神的表现”[(29)]。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其价值并不限于当时。梁启超认为：“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凡物必有原动力以起其端，由原动力生反动力，由反动力复生反动力，反反相衔，动动不已，而新世界成焉。……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此事理所必至然也。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为成乎？君子曰成也。”[(30)]
在梁启超看来，戊戌维新运动就形式而言是失败了，但就它的价值和实际意义而言，则有荜路开山之功，应视为新世纪改革的起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虽然摧残了这次变法运动，但却更加暴露了它的反动面目。因此，反对封建专制的力量日益壮大，最终要把这个封建王朝推翻。梁氏的分析，含有辩证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把这个运动视为原动力，认为此后的义和团、辛亥革命皆因此而产生，则未免失于史实。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发端于1894年，即以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为标志。而义和团运动则是60年代之后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不断发展，至19世纪末达到高潮。尽管如此，但由于戊戌政变，尤其是六君子因变法而被砍了头，其社会影响确实很大，此后有不少人由原来主张改良转而倾向革命，或直接进入革命队伍的行列，这自然与变法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维新时期的思想启蒙工作，尤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此而言，戊戌维新运动有其成功的一面，即梁氏所言：“君子曰成也”。
注释：
①上述大意，见于《戊戌政变记》，第21～22页。
② ③ ⑦ ⑧ ⑩ (11) (13) (14) (17) (2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22、1、10、147、16、81～84、113、33、41、69～70页。
④ (25) (27) (29)《谭嗣同全集》，第488、278、530、537页。
⑤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二），第140页。
⑥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二），第196～197页。
⑨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二），第199～200页。
(12)《中国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
(15) (16) (18) (20) (23)《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64、4168、4190、4154、4102页。
(19)《翼教丛编》卷4。
(21)《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0页。
(22)《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46页。
(26) (30)《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第11页。
(28)《课嗣同传》《戊戌政变记》，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