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发生论的渊源探析_主体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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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和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同时又是人类区别于动物、形成所谓“人”的本质和文化的本质基础。因此,揭开实践之谜,乃是人类认识自我的必由之路。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实践的理性认识,仅仅停留在实践的浅层的功能,形式和特征等的揭示层次①。近些年来,哲学界兴起的对“实践问题”以及“主体性”问题等的探讨,可谓是这种认识已经不能说明人类自身如何看待实践活动的一种证明,同时也说明,深化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又是人类认识自我和人类理性更深层次的内在要求。

探讨人与自然之间实践的发生之源,是揭示人类实践之谜的一个必然环节。透过繁纷复杂的实践现象,揭示实践的“一般本质”,尤其是人类现实实践活动发生的逻辑起点,是揭示人类实践奥秘的关键。本文拟就此及其展开形态作一初略的探讨。

一、人类实践发生的两大前提

人类祖先从动物式的活动转变为人的、或者作为“类”的本性的实践活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转变的产生必然有其客观的前提。对这种前提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即是揭示实践的“一般本质”的可靠逻辑出发点。因为人类实践的前提本身就是实践发生的事实起点。

历史研究表明,在距今约三万五千年时,人类的祖先终于完成了自身整个的进化过程,转变为具有符号化思维的人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史里阿诺斯在他深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一书中这样指出:“这一转变可视作地球上事态发展的第二个大转折点,而生命从无机物中脱胎而出则是第一个大转折点。在完成极其重要的第一个大转折点之后,各种生物的进化是在通过突变和自然选择而适应各自环境的过程中实现的;这在更新世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进化过程转向相反的方面。不再是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是人类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②。

所谓遗传因子,据我们的理解,事实上指的是人类思维着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遗传因子与外部环境存在着矛盾,以及由这个矛盾而引起的人类改变环境的需要和环境决不会自动满足人这一现实之间的矛盾。从唯物论的观点看,这种矛盾是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它也就是人类实践发生的动力基础和客观前提。没有这种矛盾就无所谓实践。可以说,正是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而产生的实践活动,人类才真正地把自己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为行文或后面叙述的方便,我们借助经济学上“短缺”的概念,就姑且把人类思维着的需要与环境现实之间的矛盾称为主体性短缺。

人类改变环境的需要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主体性短缺最原始的现象,同时也是人类与环境之间发生实践的最本质的现象。而满足这个最初的主体性短缺的过程,就构成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第一个实践活动。而且,主体性短缺并不是单一的,或凝固不变的,它既有目的性短缺(各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短缺),又有手段性短缺(工具的短缺,人类改变环境的方式方法的短缺)。并且,主体性短缺决不会停止不前,在满足第一个目的性短缺的过程中,又会引起第一个手段性短缺,而第一个手段性短缺又会再引起新的手段性短缺……

主体性短缺就其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由于人与环境的矛盾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走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人类群体走到社会集团,再到具体的个人,是一种立体性的结构,主体性短缺也就从食物短缺到穿的短缺和住的短缺,走向土地和劳动力的短缺,走向资本的短缺;从物质的短缺走向精神的短缺、权力短缺以及声望短缺等等,表现得十分丰富多彩。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主体性短缺不断发展变化以及不断满足这种短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史。由于主体性短缺的满足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主体性短缺的不能满足性却是绝对的、不断发生的和无条件的,因此,主体性短缺是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也正是这种存在才使得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地持续和发展。

“主体性短缺”一词与“主体性需要”一词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性短缺是思维着的主体性需要,即已经上升到意识领域,并不得不去解决或满足的需要,否则,就将影响人类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而主体性需要则是意义更为广泛的一个概念,它除了主体思维着的需要,还包括主体潜意识中的需要,甚至包括一定历史条件下无法满足的,但已被主体有所意识的需要。主体性短缺以主体性需要为基础,是人类发生实践的更为直接的动因。自然或环境不会赐给人类没有短缺的社会,而自身就是作为主体性短缺的产物的实践活动也不可能创造出永恒地满足主体性短缺的社会。因为没有短缺就不需要也不可能存在着实践。

主体性短缺是人类实践活动发生的前提,这是无可置疑的经验事实和逻辑事实。但是,如果认为只要有了主体性短缺就会有人类实践,那也是极端片面的。人类实践活动作为满足人类主体性短缺的手段出现,之所以与动物式的活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还存在着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这就是人类的符号化思维及其能力。众所周知,人的智力是人类之所以在地球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奥秘。远古代史研究表明,在四次大冰期和三次间冰期的更新世时代,急剧变化的环境迫使所有的动物都必须能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对人类祖先来说,适应新的环境不取决于蛮力,也不取决于耐寒的能力,而是取决于智力的增长以及如何较好地运用智力③。正是智力的良好运用才使人类祖先能够适应多种不同的环境,也正是智力的增长才使人类祖先能够顺利地完成自己的进化或转化过程。但是,当人类祖先还处在进化的过程中,他的智力尽管比其他动物高出一筹,却也还是反应式的智慧,与其他动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层次上的高低而已。因此,人类祖先与这种反应式的智慧相应的活动,其功能也只表现为适应环境,而不是使环境适应自己。这就是早期猿人虽然也能够制造石具,但“它”的活动却还不能称为实践的原因。人类祖先彻底完成自己整个的进化过程,是以人类形成了一种具有符号化思维的智慧为标志的。正是这种智慧才使人类社会真正与动物完全区别开来。

人类祖先从反应式智慧向符号化思维的转变,是人类祖先从动物式活动向人的实践活动质的转变过程,反应式智慧只是有机体的机能,至多拥有知觉的时空世界,对外界或环境刺激的回答是直接而迅速的,这是大多数动物都能够具备的;符号思维则是人类祖先从动物式的活动转变为“类”的实践活动之后,作为主体所具有的一种精神的技能,它拥有一个由抽象物体组成的符号世界,能够表现“为自然立法”的强烈的主体性,对外界或环境刺激所作出的回答常被“思想”或“理性”的复杂过程所打断、所延缓。人类祖先随着符号化思维的出现,“(与动物的功能相比)人的功能圈不仅仅在量上有所扩大,而且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使自己适应于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之外,在人那里还可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④。可以断言,正是符号化思维这个新的获得物才使人类具有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改变环境的能力,没有符号化思维也就无所谓主体性的实践活动。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符号化思维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要前提。

我们从历史的事实中可以看到,人类祖先第一种符号化思维的表现形态--原始宗教,也是在距今约35000年时才定型化、系统化的⑤。这一事实表明: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前提是在同一个过程即人类祖先进化的过程中同时形成的。因此,这两个前提在历史和逻辑的事实上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符号化思维就没有人类作为主体性的短缺,因为没有符号化思维,人类就不可能有主体性的表现或“内在尺度”的确立,也就不可能有改变环境,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的需要。可以说,主体性短缺是活动中人类(包括人类祖先)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符号化思维则是人类主体性的表现能力及其创造性的技能,没有主体性短缺就不会有主体实践,没有符号化思维则不能完成实践。所以,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发生及其完成过程的意义上,主体性短缺和符号化思维是人类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两个一般的前提。

二、实践主体的两个宇宙和两种存在形式

人类祖先最初和其他动物一样,仅仅是作为一种有机体而存在的,“它”的世界也同样只是一个物理的世界。但是,当人的主体性短缺和符号化思维形成之后,人类祖先的活动的世界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首先,由于主体性短缺的存在,人类为了满足短缺,就必须与自然发生关系并进而与人发生关系,由此而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构成自然与人相统一的社会。作为社会的人,“他”决不单纯地生活在一个物理的世界中,而是同时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的宇宙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其次,对已经具备符号化思维的“人”来说,纯粹物理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呈现在人面前的一切都被符号化了。这一点在刚从动物中脱胎出来的原始人那里,表现得也十分明显⑦。在原始人那里,尽管社会分工仅局限于男女之间,但那时已经出现巫术师,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那时巫师或术士便是最早的神;依据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巫师、术士和僧侣的出现,即是最初形式的思想家和“纯粹”意识的生产者⑧。可以说,人类自一开始就同符号化思维结伴而行。由于具有符号化思维的能力,人类自一开始,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宗教的仪式以及知识的框架之中。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人类又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中。

要理解人类的这两种宇宙的存在是困难的。因为它们在一切物理的和心理的形式中没有任何相应之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几何学上的点与线,既不是物理的存在形式,也不是心理的存在形式,但它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无法也不应否认它们各自存在的真实性。可以说,人类祖先正是在拥有了这两个特殊的宇宙之后才之所以成为人,才真正成为实践的主体。作为实践的主体,人类已经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有机体而存在,而且是关系宇宙和符号宇宙之中的存在。这两个特殊的宇宙仅仅是实践主体的、人的宇宙。

所谓关系宇宙,具体地说,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实践活动中的时空世界,具有系统性、强制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它的形成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人类还处在食物采集与狩猎时代,这个关系宇宙是十分简单的,因为当时的实践本身还非常狭窄,它是直接的、单一的原始过程。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那时还未充分地展开⑨。在当时,实践主体的关系状态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关系宇宙的胎胚。但到了农业社会,尤其是社会三次大分工之后,人类食物的短缺转变为土地和劳动力的短缺,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势力。这种势力因为具有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权而拥有控制群体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产生了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社会势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强制性权力的出现,标志着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协作、平等关系的结束以及人与人之间对立关系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必然同时引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这双重对立的秩序化和制动化就构成了成熟的关系宇宙。工业社会是农业社会的继续,随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主体的实践活动成为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活动,甚至个人的活动也成了历史活动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由农业社会时部分的、小范围的对立扩展为全面的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也由农业社会时势力之间的小范围的对立,个人与势力之间的对立扩展为一切势力互相之间的对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在这里,主体性短缺集中地表现为发展的需要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这时的短缺是主体发展的短缺,一切势力、一切个人,要生存就只有发展,实践活动在这时已不再仅仅是作为主体生存的手段而存在的,并且是一种主体“发展”的工具。

无论生活在哪种形态关系宇宙中的人,都不能理解为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只能是一种关系对象化的存在。社会学把人的这种关系对象化的存在称为身份。但在实践活动中,身份不是静止的、被动的,而是处在劳作中或活动中的能动的工具。一般认为,工具的类型有两种:势力的工具和被势力统治的工具,但不管处在具体关系中的身份属于哪种工具,它只有不断地完成作为工具的职能,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在历史的经验事实和逻辑事实中,凡是取得“成功”的人都被称为最优质的工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关系宇宙是一种异化的存在。这种异化的存在在资本主义时期得到最为直接和最为突出的表现。

所谓符号宇宙,是指由符号或符号化的抽象“实体”构成的理论的时空世界,具有普遍性、逻辑性和适用性等特点。语言、神话、宗教、知识、艺术等等是符号宇宙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象卡西尔那样把它们看成具有同等的地位,那就错了。构成符号宇宙的核心是宗教和知识。在历史上,符号宇宙大致经历了两种形态:宗教独占的时代和宗教与知识并存的时代。宗教独占存在于采集、狩猎时代;宗教与知识并存存在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不过,在农业文明时代,宗教占主导地位,而在工业文明时代,知识占据主导地位。从原始宗教到现代科学,表现为一个“进化”的历史过程,但不能把这一过程单纯地理解为符号自身的纯粹运动,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而应理解为在实践--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进化的过程。主体性是人类精神的表现,认识能力、符号化能力以及知识的获得是人类精神特有的功能,因此,所谓主体性进化,实质上也就是精神的进化。对于符号系统,我们也不能直观地理解为外在于人的存在,而应把它理解为本身就是主体性或人类精神的一部分,是人的一个“器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活在符号宇宙中就是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之中。当然,这里的人决不单纯是一个肉体组织的存在,而是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符号化。就基本质而言,这种客观存在的符号化就是客观的自我、或者普遍的人类意志、精神形态的抽象形式。因此,在符号宇宙之中,人、自我、意志、精神都是同一的、一致的。如果说,关系宇宙是外部环境规划、制约人的产物,那么,符号宇宙就是人类规划、创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和结果。

三、人类实践的二个过程和二大原则

实践的前提、实践主体的存在形式和实践的过程以及过程中所体现的主体性原则,是完整的实践活动中互相联系的四个方面。实践的前提和实践主体的存在形式,决定着实践活动的过程展开及其所体现的原则。与人类实践活动发生的两大前提和实践主体存在的两种形式相对应、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也就表现为两个过程的统一和两大原则的统一:一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和价值原则,二是人类自我的确证过程和意志原则。

我们首先来看创造价值的过程与价值原则。

因主体性短缺而产生的主体实践活动,无疑是一个满足短缺的过程。但是,在经验的事实中,由于短缺是通过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满足短缺的过程也同样表现为创造价值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对短缺与价值的关系也作出解释。

毫无疑问,价值是人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价值。主体性短缺是价值的基础也是价值的本质。没有主体性短缺,没有人的活动,就无 所谓价值。但是,结果把价值描述为一种主体的需要与客体的属性之间是否满足的关系,仍然是很肤浅的(但这种观点还颇为流行)⑩。首先,“需要”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在现实中,“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主体性需要和非主体性需要交织在一起,很难分别清楚;其次,对具体的、历史的主体而言,它的需要有时是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对立的,缺乏价值评断的统一标准;再次,“需要”的存在尽管是客观的,但它的内容却是主观的、是通过人的思维而表现的,是易变的、单方面的。用“需要”和“属性”很难揭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样的“价值”与非价值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只有“主体性短缺”这个本身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矛盾关系的产物,这个物质性的存在,才是价值一般的物质承提者。就价值的本质而言,价值就是主体性短缺的外化和对象化,它反映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矛盾关系。因此,是否满足于主体性短缺,是衡量价值的一般标准或尺度。

由于存在着主体性短缺,与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关系的一切对象性实在和手段性实在,那么就不再是毫无意义的东西,而是以价值形式表现在人的面前。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主体性短缺必定会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也必定要价值化。可以说,社会关系在本质上也是价值的,因为主体性短缺是产生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价值的基础。价值化的社会关系与原始的人类血缘关系之间有着质的区别:社会关系是由于满足主体性短缺而产生的,因而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最初的差异就是分工);血缘关系则仅仅是延续种族的手段,因而个体之间都是同一的。社会关系发生质变的同时,又引起了人的活动的质变:人的活动不再是有机体的反应式的过程,而是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主体的这个创造价值的过程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由这样两个具体的过程所构成:即人作用于自然的过程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或对立的过程。换言之,主体创造价值的过程包括人作用于自然的过程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或对立的过程两个方面。当然,在人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协作或对立的过程,反过来一样。因为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包容的。

体现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实践原则就是价值原则。所谓价值原则,就是主 休的实践必须满足主体性短缺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满足主体性短缺、追求最佳效益是这一原则的具体内容,价值原则,是由主体性短缺以及由主体性短缺而产生的价值关系的客观本性所决定的人的实践活动的根本准则,创造最大的价值,是人类实践追求的目标。由于存在主体性短缺,人的实践活动如果不尊重价值原则,那么,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也由于价值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没有这个关系就没有人和社会”(11),所以,“人们必然把实现价值、把处理价值关系问题的基本的历史的经验作为自已行为的根本准则、规准”(12)。

但是,创造价值只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一个过程,一个方面。人类的实践活动同时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过程或方面,即人类自我的确证过程。我们现在来分析主体实践的这一过程,或这一方面。

人类实践活动作为创造价值的过程,为何同时又是人类自我实现和确证的过程?这同人类特有的符号化思维、精神与自我的意志三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前文已经指出,人类的出现是地球上事态发展的一件大事,而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标志是符号化思维的形成。但是,不能把人类的这种符号化思维简单地、直观地理解为肉体组织的机能,因为用肉体组织的机能无法解释人为何又生活在一符号的宇宙世界中,以及这种符号宇宙又如何能够一代一代地继承和发展。我们只能认为,人既是一种肉体组织的存在,同时又是一种主体性精神的存在,符号化思维就是人类主体性精神特有的技能或功能。人类的出现之所以是世界进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根本的原因就是物质世界中出现了与物质有着本质区别的精神。没有精神就无所谓人,也不可能产生当今灿烂的人类文明。那么,人类这种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历来构成了哲学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的一大焦点。这里,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哲学史上关于精神定义的纷纭众说展开讨论,但需要明确表述我们所说的精神的具体意义。所谓精神,在我们看来,它既不是一种藏匿于肉体组织中的幽灵,也不是一种先于肉体组织甚至先于物质而存在的万物本源,而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人类实践主体的一种由符号化思维、普遍意志、认识能力以及包括语言、神话、宗教、知识、艺术在内的符号系统构成的动力系统。普遍意志是人类精神的核心和动力源,符号化思维、认识能力是精神的技能,符号系统是精神的“器官”,肉体组织和群体社会是精神的物质承提者。精神也是一个集体或集合概念,个体的精神或者说精神的个体化就是自我。

精神是物质进化的结果,但精神一旦产生,就绝不会仅仅满足于纯意识的,或纯观念的运动,它反过来也会要求转化为物质。作为一个动力系统,作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的存在,人类精神也决意在客观中实现自己,而且也只有把自己对象化于客观中才能证明自己是一种真实性的存在。而精神要转变为物质,只有把自己付诸实践。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实践也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客观对象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人类的自我实现和确证的过程。所谓自我实现和确证,不是说人类自我或精神能从“无”中创造“有”,而是指实践主体的符号化思维、普遍意志和符号系统三者客观化和对象化的过程,一切实践的产物都是一种凝固的思维、客观对象化了的符号,以及客观对象化了的人类意志的统一体。

体现在人类自我实现和确证过程中的原则就是意志原则。所谓意志原则,是指实践主体为了追求满足主体性短缺,为设定的自我或精神而决意征服和改变外部世界,表现人类主体性的原则。从自我出发、服从自我、追求意志的客观对象化是意志原则的基本内容。意志原则是由实践主体的主体性所决定的原则,由于实践主体是一种生活在符号宇宙中的自我,它无法摆脱、也离不开符号化思维、意志和符号宇宙的控制及其内在要求;同时也由于意志是人类精神或自我的核心和动力源,因此,没有意志的实践是不可想象的。

与价值原则不同,意志原则既不是外部世界强加于实践主体的,也不是实践主体从经验的事实中体会、总结出来的,而是一种本能的、先验的、自为的存在形态。按照斯宾若莎的观点,“凡是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就叫做自由的。反之,凡是存在及行为均按一定的方式为别的事实所决定的东西,则叫做必然的或制约的”(13),那么,意志原则也就是实践主体的自由原则,价值原则则是实践主体受外界制约的原则。这无疑是人类实践的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可以说,正是这个矛盾才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既有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又有客体反主体化的过程?(14)为什么实践活动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为什么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为什么人类总是处于一种希望与绝望、欢乐与痛苦、幻觉与醒悟、梦境与现实并存的状况之中。

综上所述,在我们看来,所谓实践,是由实践发生的两大前提逻辑地展开,由价值原则和意志原则,实践主体作用于自然创造价值的过程,人与人之间对立或协作的过程以及人类自我实现和确证的过程构成的一种统一的结构。创造价值与实现自我和确证自我是它的主要内容。可以用图式表示为:

依我们之见,人类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质性活动,不断地体现人的主体性,不断地促进外部世界和人类精神的统一,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二元的、矛盾的运动形式。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经指出:“物质和意识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16),实际上就已经指出了人类实践的二元论特征,或矛盾特征。如果实践自身不存在着这个矛盾,只是某种单一的过程,或者只体现某种单一的原则,那么,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历史,也就可能会十分简单,历史也就不会存在各种各样的涌流和挫折,也就不会有诸如十字军东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十年文革之类的复杂而可笑、“高尚”而残酷的故事。历史是复杂的、矛盾的,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也是充满差异的,所以这一切,都可以从矛盾的、复杂的实践结构的多要素、多过程以及多原则中找到原因。

注释:

①这主要是针对目前我国的哲学教科书而言的。

②③参见(美)斯塔史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66-67页;第64页。

④参见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3页。

⑤参见(苏)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1页。

⑥(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第17页。

⑦参阅(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一章。

⑧参阅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单行本第25页及其脚注。

⑨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三联书店,第5页。

⑩(11)(12)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07-108页,第347页。

(13)《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第244页。

(14)参阅戴木才:《论实践结构》,《争鸣》1990年第4期;

吴仁平、戴木才:《实践过程中客体反主体化初探》,《山东医科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

(15)列宁:《哲学笔记》,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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