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研究中的一个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悖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0)06-0122-04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发生了上千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广大农民为主力军的新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重视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毋庸讳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潮影响下，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的问题或掩饰或回避，连鲁迅说张献忠杀人太多的话都不敢引用。与此同时，对以宋江起义为题材的《水浒传》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农民革命的伟大史诗”，对它的局限和存在的问题也不敢正视。
改革开放以后，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给予了更科学、更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农民起义一般都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还不曾把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抗；农民起义的结局一是被镇压或投降，二是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不可能建立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权；农民起义大多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劫富济贫”，要求将一切财富平分后据为己有；农民战争同样有“残酷性”和“破坏性”等等。
史学界的看法也为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所接受，本来对《水浒传》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得到理解和正确评价，但是，有的学者为了否定《水浒传》，却走了另一条路，就是一方面贬低农民起义，指出它的许多局限和错误，甚至认为它不但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且是破坏社会的力量；另一方面又用极高的标准来要求《水浒传》和他所描写的英雄人物，用超过农民起义可能达到的要求来批判《水浒传》。这就成了《水浒传》研究中的一个悖论。
改革开放以来，对《水浒传》的主题，除农民起义说以外，还有“忠奸斗争说”、“市民说”、“游民说”等，但都是在肯定水浒英雄斗争的正义性的基础上提出的。近来，颠覆经典成为时尚，出现了以吴越《品水浒》为代表的彻底否定《水浒传》正义性的观点。他所著的《品水浒》一书，开宗明义，用一首《水龙吟·我评水浒》宣布全书的基本观点：“堪称天下奇书，四成杜撰三分造。常人误读，书生误解，专家误导。啥叫英雄？谁是豪杰？是非颠倒！叹古今往事，云遮雾罩，真面目，谁知晓？胡作非为强盗，上梁山，替天行道？杀人放火，无情无义，不忠不孝。祸害平民，进攻州县，除良安暴。扫前人腐见，拨开云雾，显它原貌。”[1](P8)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水浒传》。因此，明辨是非，正确评价《水浒传》，是十分必要的，是有现实意义的。
吴越先生的大作涉及很多问题，我在这篇文章里主要谈谈《水浒传》是否反映和表现了农民起义的问题。
我们分析《水浒传》的思想内容要看到：一是它确实是以农民起义为题材，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感情；二是水浒故事长期在城市流传，由说书艺人、戏曲作家孕育而成；三是由进步作家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重新创作而成。起初流传的水浒故事既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闪光，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伟大作家在此基础上把它写成长篇巨制时，又用忠奸斗争的思想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因而，现存《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呈现出多元融合的趋势。我们既要看到施耐庵等人表现忠奸斗争的创作意图，又要看到作品实际展示了歌颂农民起义的客观意义；既要看到忠奸斗争的思想是全书串连在一起的线索，又要看到串连在这一条线索上的英雄人物小传和相对独立的故事，有着农民革命思想和市民道德理想的闪光。所以，我们认为《水浒传》是民间文学与作家创作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思想内容是农民阶级、市民阶层和封建社会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的多层次融合，是既矛盾又统一的艺术整体。也许这样的认识比较符合《水浒传》的实际。
中国古代发生过无数次农民起义，但是，在小说里很少有反映，写王则起义的《平妖传》、写白莲教的《归莲梦》、写唐赛儿起义的《女仙外史.》等都不成功。因而，《水浒传》实在是弥足珍贵的。它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它反映了被压迫人民从分散、自发的反抗发展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的历史进程。他们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像攻打大名府、青州那样大规模的奔袭，像两赢童贯、三败高俅那样的“反围剿”战争，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农民战争的基本形式，沉重打击了封建朝廷。“蓼儿洼内，前后摆数千只战舰艨艟；水浒寨中，左右列百个英雄好汉。搅扰得道君皇帝，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水浒传》第10回)。如果能让皇帝“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的队伍，还不算农民起义，那历史还有农民起义吗？同时，梁山义军不断流窜，没有不断扩大根据地，而是打一块丢一块，这正是我国农民战争中常见的保守主义和流寇主义。作品也写到某些英雄人物的过度的复仇情绪和嗜杀行为，表现了农民起义的落后性和破坏性。作品还描写了梁山义军后来由于内部妥协思想占上风而投降，被利用去征方腊，最终被残酷镇压，真实地反映了农民革命失败的悲剧，从客观上说明投降是没有出路的。从以上几个方面看，虽然作者主观上并不理解农民起义，是想把梁山泊的义军写成忠义之师，但在客观上，《水浒传》的确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
在研究《水浒传》时，要注意两个区别：一是把作者创作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意义区别开来；二是把当时的行为与在现代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区别开来。
否定《水浒传》是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有如下的理由：
首先，认为《水浒传》没有几个农民，怎么是农民起义？在水浒108将里确实没有几个农民，但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被压迫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用武装斗争与封建国家机器相对抗，不论其参加者的成分多复杂，也不论其反对封建统治的自觉程度如何，都属于农民革命的范围。其实，中国历次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多不是农民。如隋末瓦岗寨起义的领袖翟让是洛阳的“法曹”(和宋江差不多的小吏)，李密是北周大官李弼的后代，当过杨玄感的参谋；唐末黄巢出身于贩盐的富商家庭，本人是落第的举子；北宋的李顺、王小波是贩茶的商人；南宋的钟相是巫教教主等。梁山108将只是领袖和骨干，梁山义军有千军万马，没有农民就没有那么大的队伍，有诗为证：“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水浒传》第6回)这说明，梁山起义的参加者主要是农民和渔民。更重要的是，《水浒传》把历史上一次并不出色的农民起义写得波澜壮阔，具有排山倒海之势，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少有的。
第二，认为梁山泊的好汉们只为“自己快活”，没有代表农民利益。吴越先生说：“梁山泊的‘好汉们’，包括李逵在内，多次提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这样的强盗，实质上大都是没有一点儿民族自尊心、只想到自己的糊涂蛋子强盗！”[1](P66)周思源先生也说：“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一世快活而已，丝毫没有为了贫苦大众的打算。”[2](P10)看来，吴越先生和周思源先生是要求李逵等要喊出“解放全人类”的口号才算是农民起义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正是挣扎在饥饿线上老百姓的朴实的愿望，达官贵人和富贵之家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才不想“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他们追求的是饮食的精致化。对于八百年前参加起义的贫苦百姓来说，《水浒传》这样的描写不是很真实吗？
有的论者认为，梁山泊没有代表农民利益，没有提出对土地的要求。农民起义一般都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还不曾自觉到把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抗；农民起义大多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宋代钟相起义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但并不是要求平分土地，而“主要体现了农民阶级对人身和财产地位的不平等，对赋役负担的不均的不满，对土地问题并没有深刻的认识”[3]。代表农民起义最高水平的太平天国，虽然公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没有真正实行，甚至后来由于急需钱粮不得不支持地主收租。
第三，认为梁山义军没有“劫富济贫”；内部也不平等；领袖人物成为“腰缠万贯”的财主，腐化变质。
他们说梁山泊没有“劫富济贫”，举出晁盖上梁山后第一次“打劫”，得来的财物头领们分一份，小喽啰们分一份，算出他们之间的比例是1：60。于是由此类推，得出结论是宋江等人是“腰缠万贯”的财主。“所谓‘劫富济贫’，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再分配行为，并没有实现财产性质的改变，不义之财并没有改变为正义之财，只是从一些掠夺者——贪官污吏手里转移到另外一些掠夺者即各个山头的头领手中而已。‘劫富’而没有‘济贫’，极少数头领将不义之财据为己有，腐败变质，正是古代许多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2](P11)。周思源先生一方面否认《水浒传》是反映农民起义的，而另一方面却说“这正是古代许多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的确，在农民起义军里，不可能一律平等，必然头领多分，喽啰少分，而且许多农民起义领袖腐败变质。陈胜、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概莫能外。但是，梁山泊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腐化堕落的。他们没有买田置地，没有娶妾蓄婢，即使上山前要抢民女做“压寨夫人”的周通、王矮虎等，上山后也没有再犯；“李逵负荆”一回，在于证明抢夺民女决非梁山好汉所为；小偷时迁上山前，恶习难改，偷吃了小店的报晓鸡，上梁山泊时，晁盖为维护山寨的纪律要杀了他；他参加义军后用偷盗的本领、飞檐走壁的功夫为义军建功立业，如到徐宁家“偷甲”、“火烧翠云楼”等，而再没有为自己去盗窃。所以，《水浒传》所描写的比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更好，实际上是把他们理想化了。
有的学者为了说明梁山泊并不平等，举出第47回杨雄、石秀上山后，晁盖就给分了房子，“每人拨十个小喽啰伏侍。《红楼梦》中尤二姐一家主子三口人，也只有四个仆人、丫鬟侍候”[2](P11)。这实在是找不到梁山泊不平等的事例，而“鸡蛋里挑骨头”。请问在现代军队里那个军官没有勤务兵(或叫通信员)？难道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必须自己做饭、喂马才算是农民起义军吗？
梁山泊有没有“劫富济贫”，他们夺来的财产和粮食到哪里去了？他们夺来的财产和粮食主要是用于山寨的需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官军是靠政府供应军粮，“先于各路差官供送粮草，沿途交割”，但是官军还是要抢劫，“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而农民军没有人给他供应粮草，他们本身也处在紧张、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靠打下一个城镇，打开官府的粮仓；或“吃大户”，夺取地主富豪的粮食。在保证军队需要之余，分一点给百姓，赈济灾民。这就是农民起义的真实情况，《水浒传》对此有如实的描写。打下青州，“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天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把府库金帛，仓廒米粮，装载五六百车”押回山寨去(《水浒传》第58回)。打下祝家庄，“所有各家，赐粮米一担”，“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得粮五千万担”(《水浒传》第50回)。
和历史上不少的农民起义军相比，作者是把梁山泊理想化了，写成了一个用“义”作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平等社会。“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鲁，曰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每个人物都是英雄，但任何个体又离不开英雄的群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特长，但在集体中都能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梁山泊内部没有压迫、没有歧视，没有惩罚过一个人，哪怕是小喽啰。正如宋江所说：“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过一个。”(《水浒传》第83回)只有到招安后，征辽时“陈桥驿滴泪斩小卒”，这时已经离开梁山泊的乐土，到了奸臣当道的黑暗世界了。
第四，认为梁山泊没有提出打倒皇帝，建立政权的要求，因此不是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这样几种结局：被统治阶级武力镇压，起义失败，这是多数；投降，这在农民起义中是时常发生的，如唐王仙芝，就曾和尚君长一起向朝廷“请罪“，后来被镇压。南宋杨幺起义队伍中，王佐叛变，导致杨幺起义失败；建立新王朝，如朱元璋，虽然后来当了皇帝，建立了封建王朝，但没有人否认他是农民起义。总之，不管是什么结局，都不能否定梁山泊起义是农民起义。《水浒传》描写的是受招安，然后征辽、征方腊。为什么《水浒传》选择这个结局？一是受历史记载和《宣和遗事》的影响。《宋史·侯蒙列传》提到侯蒙曾建议招降宋江，以征方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埴《皇宋十朝纲要》简略地记载了宋江从征方腊事，虽然史料有抵牾处，还有争论。《宣和遗事》：“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二是李逵等人喊出“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反映了水浒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有过打倒皇帝，建立政权的呼声，但是《水浒传》的作者在小本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创作成《水浒传》时，是用“忠奸斗争”的思想贯穿全书的，所以，如果写梁山泊义军夺取政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合作者的思想，李逵的话，只能被认为是“疯话”。三是水浒故事在南宋、元代这样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时代流传、发展，用“忠君”“护国”作为梁山泊的结局与此有关。但可贵的是，作者写出梁山义军投降后的悲剧，客观上说明投降是没有出路的。
第五，《水浒传》写到了战争的残酷，如梁山义军打入大名府时，“被杀死五千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梁山好汉复仇时滥杀无辜，如武松“血溅鸳鸯楼”等，其实，这也是农民起义的真实写照。作者没有谴责，反而作为英雄行为来歌颂，因此，在现在，特别对青少年是有负面影响的。
综上所述，《水浒传》的确是一部在客观上反映和描写了农民起义的作品，当然，它所反映和描写得并不完全正确和真实。
首先，施耐庵等人是封建社会里的进步文人，他们并不理解也不赞成农民起义，并没有把梁山泊起义理解为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看作“善与恶”、“义与不义”、“忠与奸”的斗争。因此，小说中忠奸斗争贯穿了全书，竭力歌颂忠义思想，这都表现在对方腊起义的态度，在宋江受招安等问题上。其次，水浒故事长期在城市流传，市民群众和艺人是主要创作者，他们并不熟悉农村生活，也并不真正了解农民，他们是用市井细民的眼光来观察农民起义的。因此，《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广大农村而是一个市井社会。在作者笔下，既看不见田野庄稼，也看不见男耕女织，看不见农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劳动，而只有酒楼妓院，瓦舍勾栏，以及开茶馆、卖炊饼之类，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市井社会生活的画卷。
《水浒传》虽然还有很多局限和问题，但它的思想、艺术成就是不可否定的，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是不可能被颠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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