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通俗文学的机遇和挑战——’95当代通俗文学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俗论文,纪要论文,文学论文,研讨会论文,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初夏，万物萌生后成长的时节，由《中国故事》杂志社与连云港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95当代通俗文学研讨会，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策划和紧张的组织筹备，在风景秀丽的滨海开放城市连云港市隆重召开。《中国故事》杂志社社长陈仁梁、主编王春桂、编辑孙丹作为东道主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故事》主编王春桂和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任蒯天共同主持了这次研讨会。
通俗文学从70年代末的勃兴，80年代中期的火爆，到90年代初的回落；从兴起时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鼎盛时期的褒贬不一，到90年代获得了生存空间，其间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在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日益丰富的今天，通俗文学的读者、作者、编者日益躁动不安。失去了浮华的通俗文学在世纪之交如何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个质的飞跃是理论界，也是包括《中国故事》杂志社在内的众多刊社思索不已的课题。来自全国各地二十几位专家、学者、作家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深层次的探讨。涉及范围之广、层次之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通俗文学经过十几年的发育，已到了成长的临界点。在90年代，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通俗文学应以更开放的姿态沉着应对！
一
“精神文明建设的要领在于建设。”
这是著名哲学家、科学家于光远先生对文化建设的真知灼见。应邀与会的八十高龄的于老在哲学范畴论述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主要、次要矛盾不是个普遍的范畴，在一定的范围适用，在经济和文化的范畴内就不适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经济和文化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因此，于老提出通俗文学的发展也重在建设并引申出阵地意识，主张“用积极的文学与消极的文学作斗争，用积极的文学抵制消极的文学，建设积极的文学扼制消极的文学”。
于老在会上介绍了他的短文《上帝厌恶真空》：“这是古代物理学家作出的一个概括：你只能使容器内的物质越来越稀薄，却永远达不到完全的真空。其实这也是空间物质特性的一种表述。自然界如此，社会生活中何尝不如此？在精神世界，如果只靠禁止和批判，则某些野蛮的、丑陋的、愚昧的东西即使被排除，另外的坏东西也有可能取代它们而占领精神空间。只有创造更多文明的、美好的、科学的精神产品并作好传播，传联文化的工作，才能有真正的进步。精神文明建设的要领在于建设。”
通俗文学十几年来的曲折发展似乎是对于老这段话的印证。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今后，通俗文学面临的课题仍是建设。
二
通俗文学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读者需要。通俗文学已不必再在“合法”与否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通俗文学期刊湖北有三大家，《中国故事》是其中之一。
王春桂（《中国故事》杂志主编）：召集理论研讨会是《中国故事》的传统。一般每两年左右就召开一次。形式多样，邀请过不少专家学者献计献策。这次，有连云港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有连云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积极努力，使我们四面八方的新老朋友聚会在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连云港，探讨我们共同关心的通俗文学，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代表，我非常感谢！
通俗文学在过去被称为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是相对的。当代通俗文学发展的大致经历是70年代末兴起，80年代中期形成热潮，在全国形成了一股通俗文学期刊热。《中国故事》就是这时创刊的。这个高潮的到来与我国当时的政治气候的转变——改革开放有关系。到1989年开始回落，90年代走入平稳发展时期，各刊社都在注意提高作品质量、整顿自己的作家队伍，把刊物办得更精致一些，使各方面的读者都满意一些。目前我们感到，现在无论是办刊物也好、写作品也好、评论也好，首要问题已不是80年代对雅俗孰优孰劣，谁打倒谁的论争，而是如于老所言，是到了建设时期：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作家队伍、创作出一批高质量的作品、把刊物质量提高。
湖北是全国通俗文学的基地。大型通俗文学刊物就有三家，《中国故事》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通俗文学评论》在湖北创办的原因。《中国故事》从10年前创办始，就一直在追求一种文化品味，追求体现独特风格的目标。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也是追求吧，叫做“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曲高和众、雅俗共赏”。
现在通俗文学已是无处不在，大家身在文化界，从事研究或创作，每天都会主动、被动地接触大量的通俗文学，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给我刊提些诊断性的意见，也想听听各位对中国通俗文学发展的见解。
吴芝麟（《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副总编）：通俗文学的话题谈了好多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通俗文学不必再在存在合法与否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现在各地的报纸，包括党报都有小说连载。上海的《解放日报》是较早搞连载的，后来还创办了杂志《连载小说》（现更名为《上海小说》——笔者注），这基本上是二、三十年代上海小报连载的继续。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是因为读者需要这些，读者需要这些故事性的作品。山东齐鲁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系列，几十套，包括《西游记》、《三国演义》、《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三言二拍》等等。只要是中国人，识点字或不识字的人都接触过这类东西，我们的土壤有这种丰富的渊源，百姓也有这个需求。纯粹的文学提供的层次要高一些，而通俗文学则是提供一个好的故事。所以对通俗文学来说，故事性更重要。《廊桥遗梦》虽然在美国畅销，但它更注重的是一种感觉、体验，读者很多，但每个读者的感觉并不一样。它在美国畅销，反映了美国普遍的文化层次。因此，本土的土壤、文化是很重要的。
高宁（文学评论家）：我认为通俗文学在中国的存在确是读者的需要。就有这么一批文化不高的读者需要这么一些故事。在西方，文学雅俗的分野并不这么明显，因为那里普遍的文化素质比较高。
三
《通俗文学评论》的创办是通俗文学的幸事。通俗文学理论的建设对通俗文学的界定和规范仍是当务之急。
钱文亮（《通俗文学评论》杂志编辑）：前几年，通俗文学的概念界线模糊，不少作者也不清楚。为此，《通俗文学评论》创办（1992年创办——笔者注）之初，就进行了通俗文学现代化的专题讨论，从理论上引导，对通俗文学的理论界定才慢慢清晰起来。1993年，青年评论家李洁非发表了《通俗文学的艺术规范初探》一文，对通俗文学艺术规律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对90年代通俗文学怎样建立自己的规则做了比较科学的阐释，以期培养大陆自己的如金庸那样的大师级通俗文学作家。
目前，通俗文学的概念主要有这样两种解释：一是冯骥才提出的。他认为文学有三种形态，一种是探索性文学，一种是过去常提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一种是通俗文学；二是北京潘凯雄提出的，将文学分为两大类：凡是在思想上有所探索、对人类和某个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独到见解，在艺术有所创新的文学叫纯文学。除此之外则统统属于通俗文学。也有的人认为凭感觉，如果作品的叙事语言、结构套路、人物塑造大家都看得懂，提出的思想、探索、价值判断都不深奥复杂，就是通俗文学，并以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理论是探索性的、毛泽东思想是它的一种通俗化进行类比。
我个人认为冯骥才提出的文学形态三分法是比较科学的。80年代以来探索文学主要在思想上、艺术手法上进行探索，不要说一般老百姓，就是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一定看得懂。这肯定不是通俗文学。第二种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如刘心武的小说，带有历史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经过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读者也大都能懂，似乎可以划归通俗文学。但通俗文学是市民文化的产物，是与大市民文化相伴而生的。刘心武的作品显然与此不同。除开以上两种形态的文学，剩下的就是通俗文学，如民国时的鸳鸯蝴蝶派和张恨水，50年代以后的港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其价值观念，表现手法一般百姓都能懂、能接受，很受欢迎。
吴芝麟。我在这里看到《通俗文学评论》这本杂志很激动。这本杂志成本不低，在今天还有人在搞这样的理论刊物，这是通俗文学的幸事。现在关心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也未尝不是好事。（钱文亮：剩下的就是真正关注文学的人了。）这种理论刊物，搞创作的人不一定看，看了的人不一定就会立刻提高创作水平，但这是一种文化积累、文化建设。通俗文学创作也一样，《三言二拍》是经过多年沉淀下来的，通俗文学只要认真经营，若干年后也会留下一批能流传后世的作品。
张宝林（《中国物资报》副总编）：通俗文学的概念宽泛了一点，通俗文学的体裁是特指小说故事的。在文学作品中，很难说哪些诗歌、散文是通俗的，有些非常流行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根本就是朦胧诗，比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是因为曲调而流行开来。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故事》刊名取的非常好，只有故事才易通俗，才能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现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人们都感到很累，尤想看消遣性的作品——看完后不需要沉重的思考，因而伸张正义的作品、爱情故事就会受欢迎。如好莱坞电影《真实的谎言》，运用高科技手段制作，情节、画面都非常刺激人的感官，上座率达到70—100%，这是通俗电影； 好莱坞另一部大片《阿甘正传》表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它的上座率是35—45%。
钱文亮：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另一方面越来越综合。对通俗文学的界分也是很困难，因为通俗文学和纯文学都在汲取对方的优长，有互相融合的趋势。国外有一种归类叫间性文学，象王朔的作品，很难将他的作品划归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或通俗文学。
四
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张恨水。目前通俗文学创作偶有佳作，但整体质量有待提高。通俗文学界呼唤大手笔。
严建平（《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主任）：“夜光杯”是《新民晚报》的副刊，这里所发的作品有时很难界定范围。雅、俗是从读者方面界定的。有时同一篇文章一般读者认为好读、可读，其深层的含义就不一定注意到，但是另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就会注意到。这就是雅俗共赏吧！
现在文学界对通俗文学态度已有很大转变。其实早在1988年我去北京拜访夏（衍）公时，他就提出对张恨水的评价是不公正的。姜德明也是这个意见。作家孙犁在《文江读书周报》和通信中多次谈到“礼拜六”派，他说“礼拜六”就是现在的周末版。
现在通俗文学创作存在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就是文学素养比较高的作家写通俗文学的较少。金庸、张恨水都是功底深厚的作家，作品也耐看。现在通俗文学创作水平上不去还是跟作家素养高低有很大关系。
伍立扬（《人民日报》社记者、作家）：的确如此。张恨水深厚的文史哲修养决定了他作品的高度和地位。他的长篇小说《文君》中写骈体文的起源，完全可以移到文学史中作教材。
五
通俗文学应该更关注平民生活，拓宽题材，增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山谷（《雨花》杂志副主编）：雅俗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这种命题本身就是灰色的。好的作家实际上都是大俗大雅的。有识之士对文学现状已提出了新的想法，如在许多影视文学作品热衷于表现中产阶级生活时，张承志提出了“作家的使命意识”问题。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的作品对普遍人民关注的深度、高度现在的一些作家也难企及。
目前影视走红的都是30年代题材的作品如《红粉》等。3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很特殊的时代，既不同于20年代，也不同于40年代。30年代出了一批大作家、大艺术家。夏公（衍）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包身公》。《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两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可现在对打工仔、打工妹的生活作家就关注太少，其使命感、责任感与30年代作家比就淡漠多了，通俗文学的思想欠缺也就在这里。
周维先（连云港市文联主席、《连云港文学》主编、剧作家）：《江湖十八年》（发表于《雨花》杂志）写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写知识分子成为右派后怎样与底层民众融合、相濡以沫，有些场景很感人，也有可读性。如果通俗文学中多一点这样的作品，是可以提高人的思想素质的。而现在的通俗文学缺少平民意识、人文精神，对底层的关注太少。写性、暴力几近于一种技术操作，赤裸裸的令人起鸡皮疙瘩。而一部分影视则出现贵族化倾向，如《住别墅的女人》，《外国洋行里的中国小姐》，看了让人气馁——普通知识分子一辈子也过不上这种生活。这次江苏电视评奖中，《病房浪漫曲》是视角很独特的作品，写精神病院患者的互助、友爱，这些心理、精神不健康的人反而比正常人更有爱心、有人情味，很深刻，很有平民意识。这是值得提倡的创作路子，启示我们通俗文学创作要贴近平民并不是题材问题、生活范围问题，而在于作者是否把心与广大读者贴在一起。人性、人道主义、平民意识，这应该是通俗文学最基础的东西，没有这个底蕴，写什么都是脱离群众的。
钱文亮：《连云港文学》出了一期下海作家专辑。文人下海也是时代特色，梁凤仪小说就是抓住了社会生活的中心——经济，塑造了经济界强人。《胡雪岩》的畅销启示我们应该寻找这个时代的英雄，就是经济英雄。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全，价值观念混乱，需要确立英雄做为一种价值的载体，作为大众跟随的偶像。《中国故事》编发的长篇小说《商骗》也是令人兴奋的作品。下海文人里也许会产生大师级作家。
六
增强包装意识，追求深刻的内容与精美的艺术包装的统一。
在谈到张恨水的同时，大家也多次谈及《廊桥遗梦》，谈到《廊桥遗梦》以及好莱坞的商业化的艺术包装。
高宁：美国畅销小说《廊桥遗梦》，写的是平民生活，但充满了“贵族”精神，各个阶层的人都爱看。小说女主人公是个农妇，男主人公是个事业不算成功的摄影师，穷困潦倒，但精神追求绝对高贵。作品写得非常细腻，结构也很妙，男女主人公只见了4天就永远不再相见， 使作品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读者便急切地要看下去。小说的畅销连作者也没想到。
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也令人回味无穷。影片通过弱智人阿甘反映了二战前的美国历史，内容是相当严肃的，有很多哲理思考。同《廊桥遗梦》一样，艺术包装精美之至，又完全是商业化的，一般人都爱看，票房收入达4个亿，仅次于《侏罗纪公园》，充分体现了好莱坞风格。 好莱坞的成功经验就是用完全商业化的手段来包装非常严肃、深刻的社会内容。因此，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分析就很难说是通俗的还是高雅的，国外其他艺术领域也如此，帕瓦罗蒂和摇滚歌星有同样的巨额收入，而影、视演员的收入和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的，电影明星绝不会去演电视剧。这说明，在中国雅俗的分野、通俗文学的大受欢迎，是与中国百姓现时的文化层次相关。
实际上，雅和俗应该是能很好地结合的，因为雅和俗都有很严肃的东西。在中国，通俗文学和雅文学的结合需要走漫长的道路。整个社会文化水准提高到一定程度，这些东西才有可能融合，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与不畅销的区别，而不是俗与雅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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