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理论的起源与发展_传统农业论文

二元结构理论的起源与发展_传统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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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发展经济学家、现代化理论家、区域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注重研究经济增长模式和现代化道路,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现代化道路。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最初提出的二元结构,主要是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后来,研究的重点完全转向了二元经济结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70年代以后,二元结构研究延伸并且拓展到经济以外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扩大了的二元结构概念和理论脱颖而出,很快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同。

荷兰社会学家J·伯克调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1953年出版了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伯克认为,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广大农村依然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没有实现西方工业化的传统社会,农业部门主要依赖土地、使用劳动力生产;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城市却是殖民主义输入以后逐步进行西方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业部门主要依赖资本、使用机器和技术生产。在他看来,一个社会及其基本特征是由相互依存的社会精神、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共同决定的。当传统社会引进西方工业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精神、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以往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由于同质性的破裂而呈现出二元性。现代城市社会和现代工业部门同传统农村社会和传统农业部门,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个人效用函数以及人的行为准则的迥然不同。所以,在二元结构的社会中,社会矛盾的实质,在于工业社会及其现代性同农业社会及其传统性两种文化的冲突。

各国发展经济学家、现代化理论家、区域科学家,系统地丰富、深化、完善了二元结构特别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和理论。大体上构建了五大研究流派或理论模型,诸如工业化带动论、产业结构转变论、现代要素引入论、诱导技术变迁论、核心——边缘关系论等。

第一,工业化带动论。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和韦伯已经注意到现代社会的工业化特征和变革。他们认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带动了社会化的分工协作、取代了自然化的自给自足,推动和促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所以,发展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把农民转变为工人,也就同时发展了现代工业社会。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刘易斯,集中地研究了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出了工业化带动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大经济部门。一是工业发展的现代部门,一是维护生计的传统部门。两大部门的主要差异,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资本运用完全不同。现代部门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而传统部门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其二,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现代部门采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而传统部门采用手工劳动。其三,生产规模完全不同。现代部门生产规模较大,而传统部门生产规模较小。其四,生产率完全不同。现代部门因为生产规模较大,又使用再生产性资本,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规律,而传统部门因为生产规模较小,又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受到土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其五,收入水平完全不同。现代部门生产率较高,因此收入水平较高,其中产出的一部分可以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传统部门生产率较低,因此收入水平较低,产出仅够维持生存。在刘易斯看来,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转移。现代部门扩张,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制度、相互贸易等途径,即使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又使传统部门获益并且得以改造更新而转化为现代部门,也使现代部门促成再生产性资本的进一步增长、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现代部门扩张为主,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互联互动并且循环往复,不仅推动和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而且推动和促进了不发达经济转变为发达经济。

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论。

20世纪上半叶,不少经济学家觉察到,工业化过程既是整个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又是社会经济结构从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的过程。他们进而发现,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取决于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变和革新,也就是传统农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向现代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的转变和革新。

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经济顾问H·钱纳里,调查研究了101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变论。他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经济结构成功转变的基本内容就是传统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由于市场需要的变化,在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工业化过程中,发生资金投入、生产技术、资源配置的变化,从而转变为现代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转变的整个过程,经历逐步推进的三个阶段。在经济结构转变启动的第一阶段,由于人们最终需求中食物消费的需要最多和最大,整个社会主要依赖农业提供初级产品。就国际贸易的需要来说,也是这样,比较优势在初级产品的生产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善,总消费中食物消费份额下降的恩格尔定律显现出来。无论国内消费需要,还是国际贸易需要,都转向了工业制成品。现代城市工业应运兴起,传统农村农业处于发展缓慢乃至停滞的状态。在经济结构迅速转变的第二阶段,由于工业制成品市场需要的激励,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迅速流向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现代生产技术也在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迅速发展起来。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不仅获得了资源重新配置的直接增长效应,而且获得了资源在整体经济中重新配置的总体再配置增长效应。在经济结构转变完成的第三阶段,传统农村农业实现了现代化的改造和发展,现代农业部门从生产率低速增长部门转变为生产率增长速度较高部门,缩小了同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差距。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经济不发达状态转变为经济发达状态。在钱纳里看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和再配置,同发达国家相比是更加重要的增长因素。因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更加突出,市场需要和要素市场的变化幅度更大,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余地也就更大。

第三,现代要素引入论。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舒尔茨比较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及其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和配置,提出了现代要素引入论。他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关键在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化。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增加农业的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并且合理地配置。农业的现代生产要素,就是适合贫穷农村和落后农业的既有利又有效的现代农业科技。合理配置农业的现代生产要素,就是农民不仅愿意接受和采用现代生产要素,而且必须懂得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生产要素,必须学习新的有用知识和新的有用技能。正是这种学习构成了作为现代农业特征的生产率提高的基础。所以,这种现代农业的知识和技能,在本质上是向农民的一种投资。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促使农民通过教育、培训、健康、迁移、信息获得等方面的投资而形成驾驭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能力,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美国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的贡献率仅为5%,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20%,而人力资本、人的技能的贡献率为75%。美国农业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主要取决于农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是土地和资金,而是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是决定贫穷和富裕、落后和发达的关键。在舒尔茨看来,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农村初等教育是非常有利的农业人力资本投资。从1929年到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约20%是与教育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南部农村,追加初等教育投资10%,增加产出高达30%。这是因为教育的投入产出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长期性,长期投入而长期产出。二是广溢性,比增加物质资本存量更能加速经济增长,降低现代生产要素投入成本,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收入。一个得到并且精通运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机械的科学知识的现代农民,即使在贫脊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丰富的食物。

第四,诱导技术变迁论。

日本发展经济学家、东京大学教授早见雄次郎和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明尼苏达大学教授V·拉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舒尔茨的现代要素引入论,着重研究农业技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了诱导技术变迁论。他们认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取决于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主要取决于农业技术的变迁及其诱导。欠发达国家农业落后,是因为农业技术落后和停滞,在从自然资源型农业向科学型农业转变方面落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投入,农业已经从资源型产业转变为科学型产业。土地和劳力是农业生产的两大基本要素,土地对农业的制约更大。传统农业的特点,表现在依赖土地和劳力两大初级自然资源的现存量和相对量。或者主要依赖土地丰裕,提高土地生产率;或者主要依赖劳力丰裕,提高劳动生产率。现代农业的特点,表现在依赖现代科学技术,既改造又更新土地和劳力两大现代农业资源的现存量和相对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由于土地相对丰裕、劳力相对稀缺,注重引入农业机械技术,辅以引入农业生物技术,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辅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德国、日本、瑞士等国,由于土地相对稀缺、劳力相对丰裕,注重引入农业生物技术,辅以引入农业机械技术,注重提高土地生产率,辅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利时、丹麦、奥地利等国,由于土地和劳力两大资源相对平衡,既引入农业机械技术,又引入农业生物技术,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生产率。不论如何,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现代农业的经济增长,归根到底取决于传统农业技术向现代农业技术的变迁,传统农业要素配置向现代农业要素配置的变迁。在早见雄次郎和拉坦看来,土地和劳力现存量与相对量之间的矛盾,是农业技术变迁的基本原因,土地和劳力市场供求与价格差异之间的矛盾,是农业技术变迁的直接原因。在要素市场上,土地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升,因而激励了农业生物技术的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土地供大于求,价格就会下降,因而激励了农业机械技术的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力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升,因而激励了农业机械技术的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力供大于求,价格就会下降,因而激励了农业生物技术的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所以,不同现代农业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决定了农业技术引入和变迁重点的不同,并且决定了农业部门或工业部门开发、研制、提供农业机械技术或农业生物技术投入和变迁重点的不同。这是一种诱导性力量,而不是强制性力量。换句话说,农业技术从传统到现代变迁的诱导机制,农业要素配置从传统到现代变迁的诱导机制,实质上就是市场调节机制和市场配置机制。因此,必须健全和完善市场体制,推动和促进农业技术的变迁及其诱导。

第五,核心——边缘关系论。

50年代以来,各国发展经济学家相继发现,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存在于区域内部,而且存在于区域之间。一些区域由于现代工业发展早、发展快,并且逐步向周边和其他区域扩张,传统农业主导结构转变为现代工业主导结构,传统性社会转变为现代性社会,对于周边和其他区域来说处于核心支配地位。另一些区域由于现代工业发展迟、发展慢,保持了传统农业主导结构和传统性社会,对于处于核心支配地位的区域来说处于边缘被支配地位。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形成了核心——边缘关系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主要有三大层次。其一,最低层次,即现代工业城市和传统农业农村之间;其二,中观层次,即现代工业区域和传统农业区域之间;其三,国际层次,即现代工业发达国家或地区和传统农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

瑞典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缪尔达尔,深刻地研究了区域之间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运动,提出了核心——边缘关系论。他认为,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在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回流效应。核心区域凭靠现代工业的经济优势和支配地位,向边缘区域扩张工业制成品市场,输出较高价值的产品、资本、技术,同时又把边缘区域当作生产要素市场,购买和吸纳较低价值的自然资源、廉价劳力、初级产品。特别是因为核心区域的生产效率高、经济效益好,导致边缘区域本来欠缺的人才和资本向核心区域倒流。所以,核心区域利用边缘区域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得以加速发展,而边缘区域的经济发展却因此受到相应的抑制。这种累积性因果循环,既加强又扩大了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另一种是扩展效应。核心区域向边缘区域扩张和吸纳,同时也就加强和扩大了区域之间互联、互动、互补、互通的市场联系、经济联系、投入产出联系以及其他各种联系。核心区域的关联产业、关联投资、关联技术以及现代价值观念、现代科学管理、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经济组织,逐步向边缘区域转移、扩散、拓展。边缘区域的剩余劳动力或者向区域内部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或者向核心区域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从而逐步消除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人口压力。所以,边缘区域在核心区域的带动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乃至加速发展,最初获得少而损失大,后来获利大于损失。这种累积性因果循环,既缩小又消除了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同时既缩小又消除了边缘区域内部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缪尔达尔看来,回流效应和扩展效应都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重要的是,不能消极等待市场调节发生作用。政府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通过政策调控市场,并且扶持边缘区域,充分发挥回流效应和扩展效应特别是累积性因果循环的正面效应与积极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政府尤其要善于运用政策力量。

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济学家、现代化理论专家、区域科学家,进一步拓展、提升、发展了二元结构尤其是扩大了的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组织二元结构论。美国发展经济学家H·明特,在1985年发表的论文《组织二元结构和经济发展》中,第一次使用“组织二元结构”的概念。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组织方面。首先集中地表现在传统经济组织、制度、政策与现代经济组织、制度、政策的二元结构,同时又派生出政府行政系统等方面传统组织、制度、政策与现代组织、制度、政策的二元结构。所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就必须改变二元组织、制度、政策结构。

第二,多元体系二元结构论。美国比较现代化理论家C·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等专著和论文中认为,传统性与现代性、传统化与现代化的二元结构,不仅贯穿和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而且贯穿和渗透于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从传统社会模式到现代社会模式根本转变和发展的现代化整个过程之中。由此演化而来的多元体系二元结构论强调,现代化是一个改变以往多元体系的二元结构,实现经济领域工业化、政治领域民主化、社会领域城市化、文化领域理性化的互动过程。

第三,边缘依附二元结构论。埃及现代化理论家G·阿明、美国现代化理论家I·沃勒斯担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摆脱殖民统治以后,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结构,非但没有缩小反倒继续扩大。只是边缘区域的不发达国家对于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依附的主要形式有所变化。最初是贸易和枪炮掠夺的依附,后来是金融和工业统治的依附,现在是跨国公司技术和人才支配的依附,而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附。所以,必须重建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把单向依附关系转变为相互依赖关系。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都要找对在整个世界体系和国际分工中所处的结构位置。发达国家必须承担造成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状态的历史责任和补偿帮助。不发达国家必须自立、自主、自强,全面改革和发展,从而改变和提升自己的地位。

第四,后发综合二元结构论。美国区域科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W·艾萨德认为,二元结构的形成出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发展却是源自后发综合的失衡和失控。经济结构及其变动,不仅包含了收入结构及其变动和产业结构及其变动,而且包含了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动和财富分配结构及其变动。收入增长和就业扩大是普遍关心的,然而重要的是分析和优化区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综合结构及其变动。所以,缩小和消除双重乃至多重二元结构,必须制定和实施区域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综合协调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显然,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已经发展为扩大了的二元结构概念和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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