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财富诅咒”分析及其对当代我国国家治理的镜鉴
杨多贵1，2，3，王惠铄1，3，何新生2，周志田1，2
(1.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100190；2.华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河北 唐山 063000；3.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0)
关键词 :国家治理；财富病；晚明；镜鉴
摘 要 :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的晚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财富帝国”。然而，同历史上许多富裕国家一样，晚明王朝也遭遇了“财富诅咒”的惩罚，产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财富病”。晚明王朝的“财富病”主要表现为“造血机能丧失”、“肌体臃肿肥胖”、“行为奢靡腐化”三大典型病灶。对照晚明“财富病”与当下中国“臃肿虚胖体弱”的现实国情，对当代我国国家治理有三大镜鉴和启示：一是创新主权货币内生机制，增强国家“造血机能”，医治国家“贫血”与“瘀血”并发症；二是培元固本“创新之钙”，合理均衡“营养供给”，医治国家“虚胖”与“饥饿”并发症；三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革命，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医治国家“未富”与“先腐”并发症。
一、晚明“财富帝国”的事实与证据
(一)晚明是世界经济中心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表明：1600年明朝GDP总量为960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2%。据统计，1522年至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吨。[1]美国学者苏尔兹(W.L.Schurz)1939年在其所著的《马尼拉大帆船》一书中提及，“圣大安纳号”(当时欧洲最为著名西班牙大帆船)从马尼拉返回阿卡普尔科，船上满载了中国丝绸和瓷器，大概价值200万比索，约合6万公斤白银。这无疑是中国——欧洲贸易的全盛时期，并且贯穿整个明代，从没有出现过萎缩的趋势。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其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通过研究1500年至1800年间的全球经济，把欧洲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存在的结构性贸易逆差，戏称为“商业上的纳贡”。他写道：“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弗兰克由此得出结论：1500年至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句话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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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罗列出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指出，直到18世纪中期，欧洲和亚洲的核心区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与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两者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
(二)晚明是世界财富中心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记载，美洲的白银总产量的1/3至1/2运送到了中国。1571年至1821年间，美洲将4亿比索的白银运到了马尼拉，而这些白银最终还是来到了中国。日本的石见银山从1526年开始是世界屈指可数的高产银矿。尤其在十六世纪中后期，世界上流通的白银中有三分之一来自石见银山。根据日本学者新井白石研究，仅庆长六年至正保四年(即明万历二十九年至清顺治四年，1601年至1647年)的47年间，日本白银输出总量即达7480余万两，大半输入中国。
明清经济史学家梁方仲教授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一文中写到：“自西班牙占领马尼拉以后，输入中国的银及银货，数量究有若干，中国册籍中甚缺乏此项记载。至外国册籍，虽间有一二记载，然亦仅能推知其大约，详数则无从查考。”据他估计，从1573年至1644年的71年间，应有2130万比索(约合766.8吨)从马尼拉流入中国，加上葡萄牙人从澳门输入的白银，应为2550万比索，如果再加上从日本输入的白银，总数应该在1.4亿比索以上(约合5040吨)。[2]
2.5 m时的过流能力分别为0.442 m3/s、1.070 m3/s。 按式(1)计算得出鱼道池室的容积功率耗散约为19.92 W/m3、19.29 W/m3，紊动不剧烈，适合鱼类上溯。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肖尼(PierreChaunu)曾估计,美洲白银的1/3以上最终流入中国；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估计，约有一半的美洲白银落户中国，美国教授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认为从16世纪中期末到17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也占到世界产量的1/3。根据沃德·巴雷特(Ward Barrett)在《1450一1800年世界银决流动》统计，1493—1600年世界银产量是23000吨，美洲产量就达1.7万吨，占全部世界银产量的74%。他认为美洲白银大约70%输入了欧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亚洲。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白银大约有8000吨，除去流入印度和奥斯曼的，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估计约有5000吨。[3]
二、晚明王朝“财富病”的诊断与透视
从历史上看，多数富裕国家都曾受到“财富诅咒”，远有中国宋王朝、晚明王朝、古罗马帝国，近有金银帝国西班牙、海上马车夫荷兰，今有英国、美国等典型国家，几乎都是“骄奢淫逸致国殇，财富失灵病膏肓”。晚明王朝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中心和财富中心。然而，晚明王朝由富而腐，由腐而病，遭遇了“财富诅咒”的惩罚，国家“精”、“气”、“神”腐蚀殆尽。晚明王朝最具典型、最有特色的“财富病灶”表现为：国家“造血机能丧失”、国家“肌体臃肿肥胖”和国家“行为奢靡腐化”三大方面。
①在运动过程中，△COD有哪些属性保持不变?(△COD始终是以CD为斜边的直角三角形，斜边CD的长保持不变).
(一)财富病灶之一：国家“造血机能丧失”
货币是国家经济的血液，拥有自主货币发行权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晚明以白银为货币，直接带来的国家病症是：一是先天性贫血病；二是造血机能丧失；三是免疫能力低下。
1.先天性贫血病
我国两宋以后，白银才逐渐进入民间，与铜钱并行使用，“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明朝时期，虽然一些省份发现矿苗，然而蕴藏量极微，开采得不偿失。当时，主要银矿分布在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省。《天工开物》对全国的银矿介绍如下：“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河南、四川、甘肃等出所出，“皆称美矿，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釆，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苟。”“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行也。”[4]八省所产银的总量还不如云南所产银的一半，因此云南的银矿在整个明代持续开采并向全国贡献了主要的银课。明人王士性著《广志缢》提到在万历八年(1580年)，云南银课5-6万两。根据云南银课收入大约占全国银课总额的一半以上，若以60%计，则1580年全国银课收入约为91667两，该年银产额约为31万两。[5]
2.造血机能丧失
一般看来，任何一个应用系统，接受命令之后停顿的时间在3秒以上，该系统的开发就被认为是失败的。因为任何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如果等待命令执行的时间过长，其对系统的认可度就大大降低。在系统的开发过程中，必须要求程序员使用更简洁的开发语言，降低服务器运行及网络传输的不必要负荷，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世界上的白银生产在1570年左右走向高峰，又由于1630年的生产过剩而走向低谷。当这场危机到来时，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连动作用，在欧洲猛烈爆发了“价格革命”，西班牙通货膨胀加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冲击，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实际上，国内外的白银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减。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其《顾亭林诗文集·钱粮论》中描述了他所见到的陕西“银荒”情景。当时陕西大丰收，却出现了“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的景象。当地长官的答复是：“因为无法办集纳税所需白银，一个县每年有近千人卖身军营，逃亡自尽的又不知道有多少。”崇祯年间，马尼拉和日本两条白银输入白银通道相继中断，此时的明王朝维持生命的“外来血液”出现了供应短缺，大明王朝深陷通货紧缩的泥潭，一场铺天盖地的经济危机由此爆发。可以说晚明的“银荒”，直接催生了“甲申革鼎”、“明清易代”。
明朝中期，大明宝钞因为贬值而退出货币流通领域。白银以体积小、价值高、易于分割熔铸、便于携带等天然货币属性，在天顺时期以后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隆庆元年，明穆宗颁布诏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了其货币地位，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政策，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意味着晚明中央政府丧失了对信用和货币的控制，货币史学家彭信威所说，“相对于宝钞和铸币，白银是封建统治者们所不能控制的”。[6]正是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在民间的普遍使用，才对朝廷所长期坚守的钱钞货币体系构成致命冲击。白银货币化冲垮了钱钞本位，而增加了国家财政摄取社会财富的难度和成本。面对造血机能的丧失，明朝政府需要国外的“救命药”白银延续生命，并对海外的白银形成了过度依赖，成为了一个“瘾君子”。
底层驱动包含PCIE驱动和DMA高速接口，PCIE驱动负责探测设备、发现设备并注册设备到系统中，并根据硬件特性进行设备初始化配置，实现操作底层设备以及卸载设备。DMA高速接口采用In/Out双队列机制实现系统和加密设备之间数据的高速传输。DMA传输可以较少占用系统资源，极大地提高了数据传输带宽。
3.免疫能力低下
美国体验营销专家斯密特根据大脑的不同功能模块，将顾客体验分为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和关联5种，并把他们看作战略体验模块。美国康奈尔(Cornell)大学博士Bernd H.Schmitt在他所写的《Experiential Marketing》一书中指出，体验式营销是站在消费者的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和关联等五个方面，重新定义、设计的一种思考方式的营销方法。
(二)财富病灶之二：国家“肌体臃肿肥胖”
列宁指出：“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寄生虫。”国家“肌体臃肿肥胖”，其典型症状表现为“冗官”、“冗费”、“冗宗”。
晚明以皇帝、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最为衰败腐朽，他们一味追求糜烂生活并疯狂地掠夺金钱和财货。比如，嘉靖帝在永寿宫养了狮猫，皇帝非常喜欢这只猫，狮猫死了，嘉靖帝十分难过，他命人特意为狮猫制作了一个金棺，葬在万寿山之麓。又命儒臣为狮猫撰写悼文，希望狮猫可以进入天界。礼部侍郎袁炜写了一篇悼文，里面有“化狮成龙”等语句。嘉靖帝看了之后，龙颜大悦，袁炜的升官速度也像坐了火箭一般，直至建极殿大学士。明皇室生活的奢侈和浪费更是惊人，如明神宗朱翊钧结婚，用接济边防的银子9万两做织造费，采办珠宝用银2400万两；明神宗贪财好货成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挥金如土，皇长子及诸王册封、冠、婚，挥霍了白银934万两，而袍服之费，另加270万两；明神宗朱翊钧替小儿子福王朱常洵造洛阳宫殿就花银28万两；他的孙子明熹宗朱由校，为了营建三殿，耗费白银600万两；明思宗朱由检，后宫宫女九千人，仅脂粉费每年就要花费40万两。他生前享乐还不够，还为死后着想，建造“定陵”，费时六年，耗银800万两。每天役使军、民、工人3万多人，单这一项的花费，就能支付贫民1000万人一年的口粮费用。
“冗官”主要指差官勘事、官职重叠情况比较严重，添注官员泛滥。一是，差官勘事、官职重叠。差官勘事，就是指某事原设官不足以办，特遣差官重其事，取其能办，事完而回。实际上却是，差官办完事应回，然而不回，滞留地方，成为常设，犹如赘疣，蠹政害民。官职重叠，就是指一职多官，一事多官。两淮、山东虽然有巡抚，却在徐州添设巡抚都御史。潜运、河道职守原本相通，复于济宁别设管河都御史。重复设官造成职位设置的混乱，使地方行政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二是，添注官员泛滥。添注，是“添入注拟”的简称。注拟是一种登录姓名，拟定管职，以备委用的册籍。添入注拟，也即等候委用的意思。明代的礼部尚书霍韬，广博多学，为人刚正不阿，坚贞不屈，文人学士称他为“渭崖先生”。他对添注官的泛滥指出：“天下冗官，臣不尽知，姑言其概。苏州水利，以都御史之权，选守令佐贰之……足矣，乃冗设郎中二员。……，今一职添注数员，何为者乎?……虽增官百倍，愈纷纷如也，何益乎?……况额外添注，冗外加冗。”可以看出，添注官泛滥，上自中央各部院职位，下至地方各州县职位都已经渗透其中。
在数值计算中，选取的某型动车组整列车长度为406 m。经计算，两列该型动车组分别以250 km/h、350 km/h、450 km/h等速度会车时，会车流场压力Pv的时间历程如图2所示，ΔP与ΔT的大小列于表1。在下面的研究中，将以Pv的时间历程作为外界激励，对空气弹簧的响应以及车辆的动力学性能进行分析。
研究数据来自徐州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2014年商业综合体专项规划调研数据，并根据网上数据整理和实地调研补充完善2014年到2017年新增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数据。该数据涵盖了徐州市商业综合体的名称、具体地址、业态类型等属性信息。信息采集和空间分析的基础底图为徐州市行政区域规划图，用ArcGIS软件进行图像和数据处理的采用。找出商业综合体所在的空间坐标和其空间属性，从而绘出商业综合体的空间分布图。
“冗费”主要指冗兵产生的过多支出和宗禄过多产生的财政支出。一是，冗兵产生的冗费。嘉靖三十年(1551年)户部言：“今天下岁入粮草折银及余盐价银共二百万，而各边所费已六百余万。”正是由于支出的不断增加和收入的不断减少，导致了国库的连年亏空。据《万历会计录》(万历十年，即1582年)的记录，镇官军与粮饷额数的编制，在万历初期有官军人数近七十万，各项军费粮饷内，单是银两就高达八百多万两。清朝官方的《明史》记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实用本色米数十万斛。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二是，宗禄产生的冗费。嘉靖初期，宗禄增支情况，山西晋府，由明初10000石增至870306石；河南周府，由明初10000石增至690250石；山东鲁府，由明初10000石增至139237石；湖广楚府，由明初10000石增至259830石；形成“百姓税粮有限，而宗枝蕃衍无穷”的局面。到万历时期，明代著名农学家徐光启上书明神宗说：“至于今而发禄千万石，倍于发赋。国已竭，民已惫，而宗又不胜困，奈之何无计也。”宗人按几何级数递增，宗禄增长规模远远超过明朝政府所承受的能力，入不敷出，赤字增大，国库空竭。
疫病是草莓的一种土壤病害，在连续栽培多年的地方容易发生，且有发病加重的趋势，现已成为草莓烂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在接近收获期的植株上发病，引起褐变、硬化或腐败，湿度高时，产生白色绵毛状物，成熟的果实发软或变为僵果。病原主要是草莓疫霉菌，目前对草莓疫病的防治药剂有甲霜灵缓释颗粒剂和拮抗放线菌生物制剂，但未曾大规模应用于生产实践上[7-8]。
3.冗宗
“冗宗”主要指与朱明皇族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那部分人口。一是，皇室宗亲人口膨胀。根据大明律的规定，王室世世代代吃皇粮，占有土地不纳税。朱元璋在位时，宗室人口为49人。嘉靖八年时，宗室“载属籍者八千二百三人”，“嘉靖二十八年而见存者一万余人”，至嘉靖末，宗室人数已接近三万人。万历年间，达到了4万人，后来突破到10万人。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皇室宗亲人数达到了三十万。这些宗室，构成了明代一个庞大的贵族核心。二是，受封建藩亲王膨胀。明朝洪武及永乐年间可谓建藩时期，朱元璋的3个儿子先后开府于今山西省境内，建立起三大藩王系统，号称“山西三大府”。山西三大府的藩王，又习称为晋藩、代藩、沈藩。万历三十七年(1609)，山西巡抚乔允升曾说：“大同系代藩分封之地，山西系晋、沈两藩分封之地，总计衣租食税共七千八百八位，其无名封庶宗不与焉。大同苦宗室甚于苦虏。”现代学者王毓铨先生就做过一个大致统计，如有明一代皇子受封为亲王的共有62人，其中受封建藩就国的有50人，建立了50个王府。
二次渐伐是一定时期内林分达到成熟林阶段分两次完成主伐更新全过程采伐方式，二次渐伐要保证林内有一定量的冠下幼树并具备天然更新的下种条件。所谓天然更新是指林地利用森林的自然恢复能力，重新形成新一代森林的过程。
(三)财富病灶之三：国家“行为奢靡腐化”
17世纪的大明王朝，从皇帝、大臣到宦官、胥吏，从巨商大贾到市井小民，从富庶江南到塞北边镇，物欲横流，举国奢靡。下文从社会上层沉湎享乐、中层奢侈腐化、下层百姓攀比成风三个方面，透视一个行为奢靡腐化的“病态晚明”。
1.上层沉湎享乐
1.冗官
2.中层奢靡腐化
在晚明时代，处于社会中层的当属士大夫阶层。据《王阳明全集·送别省吾林都宪序》的记载，王守仁感叹当时官场的风气，并指出：“今世士夫计逐功名，甚于市井刀锥之较。稍有患害可相连及，辄设机阱，立党援，以巧脱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钩摘，公然为之，曾不以为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盖世风之衰薄，至于此而亦极矣！”晚明文坛代表性人物袁宏道，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他鼓吹人生有五大乐，曰：“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3.下层攀比成风
2.冗费
下层百姓受到朝廷上层、社会中层的影响，也开始互相攀比。万历《博平县志》卷四中的记载如下：“流风愈趋于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崇祯《郓城县志》卷七中的记载如下：“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影射晚明社会现实的《金瓶梅》有多处描写去朴从艳、竞相奢侈的情节。第十五回写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等正月十五到狮子街灯市赏灯。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缎裙，貂鼠皮袄”“孟玉楼是绿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第三十二回，李桂姐认吴月娘为义母，她的打扮是头上“周围金累丝钗梳，珠翠堆满，上着藕丝衣裳，下着翠缕裙，尖尖翘翘一对红鸳，粉面贴着三个翠面花儿。”
三、对当下我国国家治理的启示与镜鉴
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对照晚明“财富病”三大病灶与当下中国“臃肿虚胖体弱”现实国情，穿越近五百年的“时空隧道”，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惊人的、奇妙的“单值映射”关系，对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镜鉴与启示：首先，创新主权货币内生机制，增强国家“造血机能”，医治国家“贫血”与“瘀血”并发症；其次，培元固本“创新之钙”，合理均衡“营养供给”，医治国家“虚胖”与“饥饿”并发症；第三，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革命，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医治国家“未富”与“先腐”并发症。
(一)增强国家造血机能
货币主权是国家经济的“生命线”，当晚明依赖国际贸易顺差获取的白银作为货币，国家便失去了货币主权，经济肌体也就丧失了“造血机能”。此后，中国国家兴衰与“白银血液”输入多寡紧密捆绑在一起，“白银血液”供给匮乏，引发“明清易代”；“白银血液”供给充裕，有了“康乾盛世”。历史如此惊人的相似，“当今的美元”与“晚明的白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汇改，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实行浮动汇率制，标志着以美元为“锚”，外汇率占款成为央行被动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主渠道，这也成为今天我国经济肌体“贫血”与“瘀血”并发症的“源头”。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随着资本和贸易“双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占款规模迅速增加。2006年之后，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投放量的比例一度超过了100%，2009年外汇占款占我国基础货币发行总量的134%。近年以来，虽然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一直在高位徘徊。2014年6月末，外汇占款达到27.35万亿元的历史高峰。当时，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总量为29.4万亿，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覆盖率为93%，两者比重接近1：1，中央基础货币投放的“自由度”近似为零。到了2018年5月末，基础货币为30.45万亿元，外汇占款约为21.52万亿元，央行具有投放“自由度”的基础货币仅为8.93万亿元，占比不足30%。
由于“零成本”投放的基础货币式微，央行可以“精准靶向”、“自由投放”的基础货币严重匮乏。因此，满足我国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增量，只能依赖商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去竞争性“创造”，从而导致我国广义货币总量(M2)超常规高速增长。2008年我国广义货币总量(M2)为47.5万亿，2009年7月M2超过了美国，至2018年2月中美两国M2比值已经接近200%。到2018年6月末，我国M2已经达到了177.02万亿。从M2占GDP比重来看，2017年我国M2为170万亿元，GDP为82万亿，占比为207%；而美国M2为18万亿美元，GDP为19.38万亿，占比为是92.9%，中国是美国的2.2倍。
一方面，以美元为“锚”，央行被动地发行人民币的“经济造血”模式，不仅使得人民币间接成了美元的“衍生品”，严重地侵蚀了我国的货币主权，给中国独立自主发展埋藏了一颗巨大的“风险炸弹”；另一方面，当前这种巨量的广义货币总量(M2)生成方式和投放结构，加速催生了我国经济金融的债务化、虚拟化和泡沫化，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经济肌体的健康，导致经济肌体出现“贫血”与“瘀血”并发。北宋思想家欧阳修曰：“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中国应紧紧抓住当前中美贸易战、美国联储加息缩表、美元处于“收缩期”带来的战略机遇，尽快创造以国家信用背书的主权货币内生机制，加快我国主权货币投放与美元彻底“脱钩”步伐，跳出“美元陷阱”，乘势“一带一路”倡议，有序、高效和稳健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消除国家臃肿虚胖
从GDP总量、贸易总量、白银流入总量等指标来看，晚明是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中心和世界财富中心。然而，建立在“重商主义”、“白银经济”之上的晚明经济，携带先天的“脆弱性”和“肥胖性”基因。晚明的经济形态呈现典型的“隐性饥饿”特征，“虚胖”与“饥饿”并发：一边是“富甲江南”，经济营养过剩，患了“营养中毒症”；另一边是“贫瘠西北”，经济营养不良，患了“贫血病”。无庸讳言，当前，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其经济形态呈现出诸多晚明的“印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块头大不等于强，体重大不等于壮，有时是虚胖。”
2008年以来，我国M2占GDP倍数是逐年上升，广义货币越来越多，甚至一度超量投放。但是，M2大部分流到了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空转，实体经济在不断萎缩。2011年实体经济占GDP比重为71.5%，到2015年下降到66.1%。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快速攀升，2005年我国金融GDP比重只有4%，到2015年年底是7.9%，10年翻了1倍。2016年金融业占GDP比例已经上升到8.4%，已超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1990年日本金融业占GDP比例达到峰值6.9%，之后步入“失去的二十年”；2006年美国金融业占GDP比例达到7.6%，之后爆发次贷危机。2017年末我国政府、居民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占GDP比重达到250%，其中，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占GDP的160%左右，这一比重在世界上都处在高位。上述指标表明，我国经济臃肿虚胖体弱程度已逼近“临界点”。
2014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2014年17家银行营业收入仅占500强企业9.7%，但是净利润超过其余483家企业的总和，占500强企业净利润51%。2016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制造业企业共245家，245家制造业企业的利润额总额只相当于两家最赚钱的银行所创造的利润。从国际比较来看，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世界最赚钱的五大公司依次是苹果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若按总资产排名，中国工商银行居世界第一位。根据麦肯锡发布的报告，中国80%的利润被银行和金融机构拿走了，2015年美国500强企业中，18家银行利润占500强企业净利润11%，而中国的500强企业中恰好也是18家银行，它的净利润占500强全部利润的50%。上述事实表明，金融业已成为吞噬我国经济资源和经济红利的“黑洞”。
CGF在囊肿刮除术中也得到大量运用。李伯友等[18]对行囊肿刮除术的患者，将CGF膜与羟基磷灰石生物陶瓷混合物放入骨缺损表面，通过影像学观察CGF应用于颌骨囊肿术后骨组织修复的临床效果，术后3个月拍摄CBCT发现囊肿直径<2 cm的病例，填入材料与周围骨界限消失。直径>2 cm者，术后9个月骨质与周围骨质界限模糊，12个月后消失，得出结论：CGF膜联合羟基磷灰石能够修复颌骨囊肿刮除术后遗留的骨缺损，为引导骨再生术提供新的思路。
从宏观发展角度看，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青春期”，一直处于“隐性饥饿”状态。“隐性饥饿”是指由于人类通过食物摄取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不足或营养失衡，而出现的一种隐性的、不健康的生命状态。我国经济肌体“隐性饥饿”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创新元素”缺乏，导致“隐性饥饿”。由于经济成长仍处于“青春期”，吃得多，长得快，易于缺乏创新这一“钙元素”。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实现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经成为破解经济“隐性饥饿”首要任务。另一方面，“营养元素”失衡，导致“隐性饥饿”。有效需求、潜在需求、美好需求相当于我国经济成长的“营养元素”。有效需求得不到释放，潜在需求得不到挖掘，美好需求得不到满足，“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臃肿虚胖”与“隐性饥饿”并发，经济肌体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发展，既是世界各国经济“青春期”的普遍现象，也是当前我国经济肌体“隐性饥饿”的显性表达。
(三)防止国家未富先腐
晚明作为当时世界经济中心，国家财富积聚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状。思想启蒙、人性解放、海外贸易、资本主义萌芽等文化经济变革，催生了晚明社会的白银崇拜、资本崇拜，奢靡流风自上而下，浸染整个社会，侈靡的政治风气与侈奢的社会风气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系统。侈靡之风，破坏了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同时，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物欲横流，民风腐化”成为共见，“举国奢靡，全民腐败”成为现实。事实上，晚明并非富裕到了可以尽享奢靡的程度，属于“未富先奢”。晚明“未富先奢”，对当下中国“未富先腐”，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性、针对性和警示性作用。
两千多年前，西汉辞赋家枚乘在《七发》中描述楚太子奢靡淫佚，享乐无度，患“富贵病”。个人如此，对国家亦如此。虽然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并不算富裕，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比还很穷。然而，中国却有了“未富先骄”、“未富先奢”、“未富先腐”、“能逸而不能劳”的种种苗头和迹象。目前，我国社会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舒适区”，有近3亿人成为了中高收入者。他们衣食无忧，有房有车，有职有位，尽情享受生活；他们跨入“中高收入陷阱”的“舒适区”，徜徉在“快活三里”；他们不愿意离开“舒适区”，失去了对“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追求。“佛系青年”“宅族生活”、“丧气文化”、“中产心态”、“游戏人生”、“鲜肉霸屏”等都折射出我国社会未富先骄、精神懈怠、畏难退缩的“群体性懈怠”症灶。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早在先秦的《尚书》中，中国人就提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历史告诫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家庭，只有崇尚劳动，去奢戒贪，见素抱朴，以俭养德，才能兴旺发达。反之，以资为本，鄙视劳动，骄奢淫逸，贪婪腐化，必然是“惩罚劳动者、奖励寄生者”；“惩罚生产者、奖励消费者”；“惩罚节俭者、奖励奢侈者”。“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要消除不劳而获，倡导勤劳致富，“让社会围绕劳动这个太阳旋转”；要降低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铲除滋生资本食利的“沃土”，坚决打击和清除依靠资本食利，腐蚀和损害国家肌体的“五蠹”。
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研究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之后，得出结论：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是文明老化腐朽，丧失了进取创新精神。当今时代，仍是一个“争于气力”的时代，中美之间竞争，谁能最终获胜？关键是比谁更能吐故纳新，比谁更能自强不息，比谁更能艰苦奋斗，比谁更能以俭养德，归根结底，是看谁能够跳出国家“财富病”陷阱。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历史和现实警醒我们，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自强不息，越要自我革新，千万不能骄奢淫逸，千万不能精神懈怠。我们必须牢记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深刻警示。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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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Analysis of "the Curse of Wealth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Its Experience for China 's National Governance
YANG Duo-gui1,2,3, WANG Hui-shuo1,3, HE Xin-sheng2, ZHOU Zhi-tian1,2
(1.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2.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ngshan Hebei 063000，China； 3.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Key words : state governance; wealth disease; late Ming dynasty; mirror
Abstract : The Late Ming Dynasty from the mid-16th century to the mid-17th century was a veritable"wealth empire". However, like many rich countries in history, the late Ming Dynasty suffered the punishment of the "wealth curse", resulting in many insurmountable "wealth diseases".The "wealth diseas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wa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ree major lesions:“hematopoietic loss”,“the organism extremely fat”and“the behavior waste and corruption”.Comparing the "wealth diseas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with the "bloated, deficiency fat, and weak" real situation in China, there are three lessons and revelations for China's national health: The first is to innovate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of sovereign currency, strengthenthe state's “hematopoietic function”, and heal the “anemia”and “blood-sucking” complications of the state; the second is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calcium", rationally balance the “nutrition supply”, and heal national "deficiency fat" and "hunger" complications. The complications of “puffiness” and “hunger”; the third is to persevere in self-revolution,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hard struggle, and heal the complications of “not rich” and “first rot” in the state.
中图分类号 ：D0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708(2019)02-0143-07
标签：国家治理论文; 财富病论文; 晚明论文; 镜鉴论文;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论文; 华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论文;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