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机会与抉择：河内中国人的生活现状研究*
□黄鹏丽
[摘 要] 以流向越南的中国人为研究主题，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从事业、择偶、生活、未来去留等多个维度对河内中国人的生活现状进行追踪记录，探索和展现从中国到越南的跨国流动者在河内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的日常工作及生活实践。
[关键词] 河内中国人；跨国流动；生活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中越边境得以重新开放。边境的开放和发展促进了跨国劳动力市场的兴起和繁荣，跨国流动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攀升。边境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自贸区的建设也为中越之间的跨国经济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进而泛化两国之间的跨国行为，跨国经商、跨国务工和谋生等经济互动成为边境社会生活的常态表达。一些学者也纷纷把研究的注意力投向中越之间的跨国流动，如秦红增等学者从文化相融与合作共享的角度探讨了在广西边境口岸区谋生的越南散工问题；[1]韦福安分析了越南砍蔗女工在广西边境农村的跨国务工现象；[2]还有一些学者，如谷家荣[3]韩娜[4]，主要关注边民的跨境经商活动。
拓展的生活空间催生出边境更为复杂的社会流动，流动者的跨国谋生行为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实例。但从当前的情况看，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探讨和分析到中国打工的越南人，对于向越南流动的中国人的关注还比较缺乏。越南由于其地理优势，是中国人向东南亚国家流动的首选地区之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吸引着更多的中国人到越南去寻找机会。当前，关于流向越南中国人的研究仍非常有限，很多问题，如“这些中国人是谁?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向越南流动?他们现在在越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如何?”都有待学者的进一步探索和解答。本文以流向越南的中国人为研究主题，从事业、择偶、生活、未来去留等多个维度对河内中国人的工作及生活现状进行追踪记录，探索和展现从中国到越南的跨国流动者在河内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的日常工作及生活实践。
(一)河内中国人的基本情况
河内是越南的首都和北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是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河内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联接中国与越南以及东盟国家的枢纽，无论是从南到北，还是从陆路到航空海运，均是必经之地。相比越南北部的其他城市，河内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无疑是最好的；与越南南部最发达的城市胡志明市相比，它更靠近中国，可以更方便地依托和运用中国的资源。在中越两国建设“两廊一圈”的进程中，河内也占据着很明显的区位优势，是建设一体化跨国经济带中的核心城市。作为靠近中越边境的重要中心城市及两国交流和发展的“桥头堡”，河内已成为中国向越南流动的首选和前站，为中越之间的跨国交往孕育出了成熟的市场资源和人力资源网络。
目前，并没有关于河内中国人的确切官方统计数据。覃翊发现在越南的中国人大致有留学、投资与贸易、人才与劳务输出三种。[5]在越南学者Nguyen Van Chin的研究中，他注意到中国人在越南北部地区数量的增长以及他们与过去移民相比不一样的地方，如这些中国人往往受过较好的教育，他们不以定居越南或申请越南绿卡为目的，其跨国流动也以自主而非家庭(族)式的方式进行。[6]在越南进行田野调查时，笔者也注意到，虽然河内的中国人数量很多，但住得并不是很集中。与越南本地华人相对聚居、相对团结的关系相比，增加河内相关的研究，河内中国人彼此间保持着较为松散、非正式的社会交往。如生活在大学内的留学生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比较多，但和其他中国人交往很少。很多自主经营的商人，做着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生意，一般都根据需要在河内不同的地区租住当地人的房子独立地开展经营活动，很多人也没有参与本地的团契或商会。
(二)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对象
本研究始于笔者2011～2014年期间开展的关于中越跨国婚姻的博士研究课题。期间在河内开展田野调查时，所访谈的中国人的跨国生活经历和体验给笔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回到国内之后，又陆续访谈了一些正在或曾经在越南留学和工作的中国人，并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相关的研究文献。2016年开始做中越边境城镇化与跨国移民的博士后研究，同时也申请到了相关的课题经费，再次前往河内进行数据收集。因此，对新时期向越南流动的中国人的研究兴趣和数据收集一直交织在笔者的主要研究中，并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3) 电网输配电效益下降问题。分布式电源使电网输配电效益下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主要表现为:分布式发电影响电网的售电量,从而影响电网的效益;增大公共电网网损率,降低公共电网的设备利用率。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的范式，数据来自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访谈和录音整理，也包括访谈过程中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在田野过程中写下的笔记和心得。对于大部分的研究对象，访谈主要是采取面对面的方式进行，有的时候是一对一，有的时候则是采取多人访谈或小组访谈的方式。此外，还通过互加QQ 好友、微信好友的方式，对其中的一些受访者进行追踪，了解他们的后续的工作生活情况。得益于访谈对象的帮助，不仅通过他们的介绍获得了更多新的受访者信息，同时也为笔者两次到越南进行数据收集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采购设备采购以及储运的过程中，供货商的供货会发生延误情况，或者是采购设备存在缺陷，最终由承包商进行负责。在招标采购的期间，承包商需要在技术上以及交货过程中对供货商履约的能力进行分析，另外要求供货商承担所有的违约责任。因为EPC合同当中设备与材料费用占到整个工程投资的多半比例，一旦出现风险势必会带来严重的损失，所以，必须强制性地进行高保障。
在研究访谈的近30位男性中，本文重点选取了12位受访者作为分析对象。这12位男性至少在越南生活超过半年以上的时间，访谈时除一位受访者年过四十，其余的人年龄都介于20～40岁之间，其中20～30岁的受访者有6位，31～40岁之间的受访者有5位。未婚者4位(Q、C、F、X)，已婚者8位(J、P、Z、H、M、K、L、Y)，其中5位娶了越南妻子(J、P、Z、H、M)。这些受访者普遍接受过大专或大专以上的教育，大部分的人都是或曾是越南语专业的学生。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越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到越南学习、工作或经商，有的还在越南结了婚，并长期地居住在越南。他们主要生活和活动在以越南北部中心城市河内为核心的周围地区，由于生意的需要以及通关的便利，很多人保持着较为频繁的跨国流动行为。
二、河内中国人的事业：向上还是向下?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青海雄踞西部地区，是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省份，也是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交通干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研究青海如何搭乘“一带一路”的发展快车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对于青海增强自身发展动力，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1： “70后”的Z先生，越南语专业毕业，20世纪90年代末期曾在河内留学，毕业之后分到一家国企银行工作。2002年，Z先生的单位决定开辟面向越南的业务，并在河内成立第一家分支银行。由于他的专业优势，在外派职员的安排上，Z先生成为首选。不仅如此，他还被委以重任，成为分支银行的经理。这对Z先生来说是莫大的机会：“以前在单位里人才众多，我的专业优势也没有被用上，所以基本上也是默默无闻的。但被派到越南工作后，我觉得自己就从‘垃圾股’一下变成了‘绩优股’。在这边(河内)不仅收入比在国内高，而且也有比较大的权力，在公司里基本上就是我说了算。拿着国内的工资在越南生活还是很舒服的，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拿着美元在中国生活一样。”不仅在事业上得到长足发展，Z先生的爱情也水到渠成。到了河内后不久，他和以前留学时的同班越南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上门拜访了女方的父母。岳家对Z先生非常满意，觉得他的工作稳定体面、收入高，而且还能留在越南。2005年，两人决定结婚，并在河内购买房产。Z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不是被派到河内来工作，可能他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和条件。
案例2： 已经50出头的P先生是四川人，20世纪90年代末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辞职来广西发展。一开始，他和朋友在南宁一起投资开了家餐馆，生意很火红。后来由于一些经济上的纠纷，P先生的餐馆渐渐没了生意。2000年初他结束餐馆的营业，带着赌一把的心态到河内寻找发展机会。当时河内已经有一些中国公司和企业进驻，但为数不多。由于越南整个国家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市场上很多产品都缺乏，中国商品由于物美价廉，在越南市场上很受欢迎。P先生转战过不同的领域，后来主打机电机械生意，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据他说，像他们这些比较早到越南来做生意的，基本上都能“发”起来，因为早期市场很好，卖什么都能赚钱。现在生意虽然没有以前赚得这么多，但由于早期的基础已经打好，客源和销售方面都有稳定的渠道，起码在以后的5～10年都不用担心。随着P先生在越南生意的扩展，他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河内。
精密称取盐酸度洛西汀对照品适量，加溶剂适量使其溶解；分别精密称取杂质Ⅲ与杂质Ⅷ对照品适量，用1 mL甲醇溶解。用溶剂稀释成数个不同质量浓度的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10 μL注入液相色谱仪中测定，结果见表2。
案例9： 在外资企业工作的Y 先生，主要是负责技术与质检方面的管理工作。原来工厂设在广东，但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提高，外方老板就把企业迁到了越南。为了能够让原来的中国员工愿意来越南工作，老板给他们都升了职、加了工资。Y 先生所在的公司规模很大，光是员工就有上千人。大概20%是管理人员，其余80%是工人。管理人员当中，高管都是欧美人，然后中层有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本地的越南人。作为管理人员，他们不仅是在工作中与工人是分开的，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也不互相往来。“除了工作，日常生活中我们基本不会和工厂的工人来往，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自己玩”，Y 先生说。
案例3： 刚刚20出头的X 先生2010年越南语专业大专毕业就一直留在越南工作。他提到选择到越南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在国内找不到更好的工作。目前他在越南一家跨国公司里担任市场销售。“现在学越南语的学生很多，而且在越南学习中文的越南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这个专业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X 先生在越南的工作收入与国内收入相比并不高，但就越南的整体收入和消费水平而言还是不错的。虽然他对目前这份工作并不是很满意，也苦恼着将来的发展，但也表示不会轻易辞职回国。一是回国之后的就业前景不明，二是他来自一个农村家庭，还有比较大的经济负担。
三、河内中国人的择偶：选择还是无奈?
中越关系的发展带动一个特殊跨境市场的孕育、成熟及发展，随之而来的是频繁的人员流动和往来。这既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经济在地化的表现。虽然中越两国之间流动人口构成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但在田野调查时，笔者发现中越配偶基本上都属于同一阶层，在教育、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各个方面都十分接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越两国之间国情比较接近和互相了解程度比较高有关，也与中国和越南社会中“阶层内婚”[8]的习惯相关，这就为跨国配偶们的“门当户对”提供了可能。
案例4： 36岁的J先生是最早一批学越南语的中国学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来到越南。最初他是一家中国公司的驻越员工，后来辞了工作自己出来办公司，属于创业成功，小有身家的受访者之一。他的妻子是他原来的越南同事，不仅性格温柔，还长得很漂亮。虽然J先生并不否认对妻子的感情，但他认为很多跟他一样长期在越南工作和做生意的单身男人，最终都是不得不选择跨国婚姻这条路。据J先生说，其实大家还是希望娶一个文化和交流上与自己没有太多阻碍的中国妻子。但因为工作和事业发展的需要，他们只能长期地“蹲点”越南，“异地(国)恋”不仅成本高而且也不现实。“没有哪个女人都容忍自己的恋人长期不在身边，分开久了，感情自然就会变”，J先生如是说，“要么就放弃在越南的一切回国结婚，要么就留下来找个条件好的越南姑娘。我基本上也没有遇见过愿意跟着老公过这边来生活的(中国妻子)，因为越南的条件还是比不上中国”。J先生的家里并不是很接纳他的跨国婚姻，虽然他和妻子最终还是结了婚，但只在河内举办了婚礼，在中国并没有举办任何仪式。J先生现在已经儿女双全，但全家很少回中国探亲，他在中国的父母也没有来过河内，对此，J先生颇感无奈。
女人看上的不是杨剑的存款，她虽说没有千万的存款，但也不缺钱花。作为一个大医院的主治医生，除工资以外，红包和患者的答谢费那也不是一笔小钱。女人算是天生丽质，衣食无忧。
坚持市场导向，优化资源创效。一是活用“资源顺推模型”，综合平衡配置、集采、自采、串换等各类资源总量和结构分布，时间上抓机遇、空间上抓优化、过程中抓规范，将“每吨油采出当期最低价格”；通过引导地市公司以“价差最大化”为目标组织经营，利用多采多销增效，实现外采创效的“乘数效应”。二是加强资源周转与物流优化，实行串换资源直接到站，优化物流调运节奏，缓解仓储瓶颈矛盾，降低物流成本，实现物流由“保障型”向“经营型”转变，截至2018年8月物流优化创效794万元。
案例6： 小Q 是小C的同班同学，两人大三的时候一起在越南留学。小Q 指出他们这一代基本是都是家中的独子，将来很有可能是要跟父母住在一起的。他表示：“娶个越南老婆回来，她怎么跟家里人交流?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像我父母，根本就不会说普通话，各个地方都有方言，光会说中国话(普通话)有时是不够的。一个外国配偶跟家庭的融合是很难的，跟社会的融合也是很难的。”
案例5： 目前还是越南语专业大四学生的小C很直接地说：“如果我跟妈妈说(要娶越南姑娘)，她肯定说中国这么多女孩子，你为什么不在中国找?她们就觉得，如果一个男的找了一个越南女生，这个男的就是没本事。如果找个日本的就不一样。观念上就是这样的。越南媳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就是用钱买的。”
除了顾及父母的感受之外，受访者们也谈到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对他们择偶的影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性别分工强调“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总是在婚姻中被期待成为贤妻良母，“传统”“温柔”“贤惠”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往往更受欢迎。同样在跨国婚姻中，亚洲女性，特别是一些欠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她们的“传统”常常是被强调和吹捧的特质。虽然较多的受访者同意与中国女性相比，越南女性更为传统，但在择偶上却是因人而异。
案例7： 年近40的H 先生到越南从事外贸生意已有多年，已经在越南成了家。他谈到作为成年人，家里人并没有对他的婚姻进行过多的干涉，他也不介意自己的另一半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但H 先生认为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觉得越南女性在结婚之后会回归家庭做全职家庭主妇的选择很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越南女性要比中国女性更传统、更顾家”，H 先生说，“我做生意非常忙，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照顾家里。现在中国很多女的都不愿意做全职太太，相比之下，越南的女性还是比较贤惠的”。
当前很多跨国研究仍集中在从较为贫困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向较为富裕的国家(发达国家)的流动，并用经济学上的推拉理论对流动进行解释。正如Constable所说，这样的解释有合理的一面，但并非故事的全部。[7]表面上看，在全球差序格局中，从中国流向越南是一种“向下”的流动。但全球经济多元化以及区域专门化市场的发展打破了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二元经济论和世界经济格局。在访谈中，多数受访者认为选择到越南发展增加了他们的机会和竞争力，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与在中国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
彩调是桂林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发源于地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被誉为“充满泥土芬芳的快乐剧种”。彩调与桂剧被称为桂林地区两大民间戏曲艺术，一雅一俗，谜趣横生。彩调最早被称为“对子调”，是从地方歌舞和说唱演变而成，也俗称彩灯、调子、哪嗬嗨，属灯戏系统。彩调的演出方式较为活泼，剧目内容贴近民间乡土生活，简单明了，赋含浓郁的桂北地方特色。彩调的取材范围很广，有民间传说、章回小说，也有市井轶事，主要以家庭生活、劳动和爱情为主题。目前，在桂北民间仍有许多彩调队伍，《王三打鸟》《双打店》和《王二报喜》等剧目在桂北农村地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案例8： 留学生小F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之间会更趋于平等。他提出，“中国姑娘也可以做贤妻良母啊。也许现在她们还没有感受到，但到将来(结婚之后)发现还是要有一个人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夫妻双方)可以选择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留下来，但是一般都是女的选择去照顾孩子照顾家，男的顾外。其实一起顾家也是可以的，反正我也会煮饭。中国的男生已经适应了中国的环境”。
四、河内中国人的生活：融入还是隔离?
研究中访谈的所有受访者只是持有不同类型的越南签证，没有任何人申请加入或计划申请越南的国籍。包括跨国婚姻中的配偶，彼此都保留着各自原来的国籍，夫妻双方也都没有申请对方的国籍。这也是新时期的跨国流动者与传统华人移民不同的地方，首先他们在身份上就没有融入越南社会的打算。除了身在越南之外，他们的生活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融而不入”的状态。
中国和越南都是非常重视家庭观念的国家，家庭、父母因素对于跨国流动者择偶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对于那些尚未进入婚姻殿堂的留学生而言也是如此。在研究者想象中，留学生群体会对跨国婚姻或恋情比较接受，因为他们既年轻又受过很好的教育，跨国恋情因为“异国”的因素会带有更多的浪漫色彩，更受到留学生们的追捧。但与研究者的想象相左，这种跨国恋情并不多，选择结婚的更少。在谈论婚姻和择偶问题时，留学生们不仅仅考虑自己的情感需要，也十分在意父母的感受。
需要指出的是，到越南发展的不同时间对受访者眼中的“机会”有很大的影响。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来得越早，机会越多。随着市场的饱和与到越南发展的中国人数量的增长，无形中也带来了竞争的压力。加上越南本地工作市场的薪资待遇与中国相比并不占优势，因此对一些年轻人而言到越南工作只算是一个勉强的选择。
案例10： L先生是Y 先生的同事，负责财务管理工作。L 先生指出他之所以愿意来越南还是因为工资高，如果辞职回国工作，收入不会像目前这份工作这么理想。他坦言自己现在是家中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虽然在越南工作人生地不熟，各方面条件都不尽如人意，但为了钱也得将就。L先生一个月可以拿到800～1000美金的工资，相比之下，本地的越南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150～200美金。收入上的差距自然也拉开了他们与本地工人之间的距离，除了工作上的交集之外，彼此没有更多的联系。
在访谈中，受访者都表示其实在越南的中国人交际圈很小，很多中国人彼此都认识或是听过对方的名字。在河内的中国人聚会吃饭时，基本上就选在几个固定的中国餐馆里。与传统越南华人不同，河内中国人既没有抱团的习惯，也没有选择聚居在专门的华人社区里，与本地的华人也没有太多的联系。很多时候大家出来聚会是为了联络一下感情、了解彼此的近况。
例如语言《狮王拔牙》，教师引导幼儿讲述通过学习这个故事，明白了什么道理。教师将课堂的精髓之处留给幼儿总结。在总结中，有的幼儿说出以后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不常吃甜食；有的幼儿则延伸出如何保护我们的牙齿。根据幼儿的话题，我们鼓励幼儿利用晚上时间进行资料收集，第二天再与同伴一起分享保护牙齿的秘诀。经过了解，在晚上，有的幼儿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通过信息手段查找保护牙齿的方法；有的则通过在图书馆中翻阅相关书籍收集、记录如何保护牙齿。
案例11： K 先生是做红木生意的，当初经过朋友的介绍把工厂开到了距离河内仅半小时车程的同济村，一个专门进行红工加工生意的地方。K 先生认为跟中国朋友吃饭和跟越南朋友吃饭很不一样。跟越南朋友吃饭，纯粹就是为了生意，谈不上什么感情。但跟中国朋友吃饭，可以跟生意无关，完全就是为了感情。即使没有什么事情，在越南的中国人也还是会不时聚一聚。特别对于只身一人待在越南的受访者，跟朋友的聚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发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空虚感和孤独感。
从中国到越南，有的人留下是短期的，有的人留下可能就会是一辈子。案例1中的P先生现在的越南妻子是他在做生意的时候认识的，在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也萌发了感情，并于2004年在越南登记结了婚，后来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P先生在中国国内的父母已经过世，只有一个哥哥，现在他已经很少因为探亲的缘故回国。P先生比较喜欢越南的生活，在越南的生意上了轨道，发展得比较稳定，他还住在妻子的娘家，跟岳母相处得极好。虽然他在广西也投资买了房，但主要是为了女儿今后的教育着想，本人则打算今后都留在越南生活和养老。
五、河内中国人的将来：留下还是离开?
1.选择留下
与独自在越南工作和学习的受访者相比，在越南已经成家、选择留在本地发展的受访者情况有所不同(如案例1中的Z先生、案例2中的P先生、案例4中的J先生、案例7中的H 先生)。由于生活在越南的缘故，他们会更多地借助和依靠女方的家庭资源。因此跟其他的受访者相比，他们会更多地融入家庭生活中，同时与女方娘家的关系也较为和谐融洽。但在日常朋友圈交往上，他们还是倾向与中国朋友在一起，没有强烈地建立当地朋友圈的意愿。在孩子的教育上，跨国婚姻中的受访者都倾向于为孩子选择华人学校或国际学校而非本地学校。虽然这些受访者的孩子目前入的都是越南国籍，但他们普遍希望孩子长大之后或是加入中国国籍或是到中国去读书。其中有受访者专门提到，由于中国的招生政策对留学生格外宽松，留学生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一些中国的知名高校学习，因此他会让自己的孩子保留越南国籍，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比中国考生更为容易地进入名校。
2.生意决定去留
与打算留在越南的受访者相比，计划离开越南的人仍占大多数。案例7中的H 先生指出生意人的特殊性，“哪里有钱赚我们就去哪里，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必须”。现在他在越南的发展还算不错，但是未来如何他也不知道。如果将来由于一些原因对生意造成太多的影响，他可能就会回国发展或转战其他地方。
3.能拖就拖
案例9中的L先生、案例10的Y 先生跟随着公司而来，目前收入比中国国内好，他们也担心如果选择回中国，可能找不到比现在收入更好的工作。但由于他们的中国配偶不愿意来越南工作和生活，如果不回国，对他们而言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离婚。在没有能够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法之前，他们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拖”字，走一步看一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实际上是人才驱动，大力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已成为各地赢得区域竞争优势的战略性选择。科技人才指具有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具备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从事科学技术创新活动，对科学技术事业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主要包括从事科学研究、工程设计、技术开发、科技创业、科技服务、科技管理、科学普及等科技活动人员。
4.不想留不愿留
相比之下，目前在越南留学的中国学生们则不太愿意留在越南。在案例5中的小C 和案例6中的小Q眼里，越南发展跟中国相比较为滞后，虽然在国内就业压力大，但因为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母仍然希望他们能够留在身边。案例8中的小F则表示，只有在国内实在找不到任何工作机会的情况下，他才会考虑到越南工作。对留学生而言，他们在越南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学校里学习，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不多，也不了解做生意的途径，因此在他们眼里，越南算不上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工作地点。
案例12： 28 岁的M 先生是本研究中唯一一个因生意失败，已经结束在越南的投资选择回国发展的受访者。M 先生是北方人，虽是家中独子，但开明的父母并没有要求他一定待在自己身边。大学毕业后，2004年受朋友的怂恿，M 先生到越南投资养殖海产。这个投资最后失败了，投进去的钱全打了水漂，唯一的收获就是遇到了他现在的越南妻子。两人结婚后选择在南宁生活，主要考虑是女方回越南探亲比较方便。除偶尔陪妻子回越南探亲之外，M 先生之后从事的工作跟越南没有任何联系，他也表示将来会带着妻子回到北方工作和生活，以便更好地照顾父母。
六、结果与讨论
通过上述讨论笔者发现“移民”的概念并不适用于中越之间的跨国流动，因为绝大部分的流动者并不以“移民”为目的，也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观意愿。结合对河内中国人跨国流动和工作及生活日常的观察，笔者注意到了一些西方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案例或特征。
第一，本研究中的河内中国人很难被界定为被强势主流社会所压制的“弱势群体”。他们往往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即使个别受访者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但由于掌握着一定的专业技能和语言特长，他们也能凭借着自身的能力维持较稳定的生活。专业技能和经济条件上的优势使他们能够自主而非家庭(族)式的方式进行跨国流动。同时，较好的经济条件使他们在移入国不需要采取抱团的行为来互相支持和保护，进而像早期华人移民那样形成特有的华人聚居区。即便有的人选择生活在中国人比较多的社区里，也是基于工作或生意的考虑，而非出于抱团的目的。
2.3 人才分布不均。大量的人才集中在上级文化单位，而作为重要生力军的乡镇一级文化人才奇缺，仅有的也经常被抽调至其它中心工作，不能专心组织开展乡镇文化活动，阻碍了文化事业的均衡发展。
第二，河内的中国人并不以定居越南或申请越南绿卡为目的，正是因为没有强烈的入籍愿望，所以没有主动的融入行动。他们在当地社会的工作及生活日常不同于西方移民理论的解析，既没有被当地社会文化“隔离”或排斥，也没有被“同化”；既主动选择“分离”，又策略性进行“融入”。一些学者也注意到新时期跨国流动者这种既有区隔也有融入，区隔中交织着不同程度的融入的现象。[9]结合本研究中的河内中国人，笔者认为每个个体都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区隔和融入，比较而言，越是有长期的、明确的留在越南发展目标的研究对象，越容易选择与当地社会进行更多的接触。而越具有短期的、过客心态的研究对象，则保持相对分离和区隔的态度。
第三，本研究中这些向越南流动的中国人生活中交织着种种矛盾和机会。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人以不同的原因和方式参与到跨国流动过程中，流动者需要面对因竞争加剧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他们选择了在差序格局中向下的流动，同时又获得了事业上向上的发展机会；尽管在异乡的生活是孤独的，但一些人又宁愿选择不融入当地社会，甚至通过交往上的隔离，来保持身份上的优越性，而另一些人则选择跨国婚姻的方式较好地融入家庭生活中。他们生活在越南，又从不考虑入籍。他们既依靠越南的市场和资源来取得发展，又可能随时离开。这些矛盾的适应和抉择过程提醒我们，学术研究须警惕对跨国流动过于浪漫化的想象和描述以及以“发展”为主导的观念，而应该在研究中以“人”为本，展现个人在流动中的博弈和挣扎。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时代，流动能力与民族的现代化及个人的成功息息相关。虽然跨国流动对个人身份、生活的重塑有着深远的影响，就中越之间的跨国流动研究而言，目前不仅缺乏在越南中国人的具体官方统计数据，对这一课题的探讨也仍未深入。地理上的接壤、相对低风险低投入的跨境流动，以及中越边贸和旅游的快速发展使更多的人群能够独立地在两国之间不断流动，而中越之间跨国流动是如何影响和重塑流动者身份和生活的，值得更多地关注和探讨。
[参 考 文 献]
[1]秦红增，陈劲波，韦艳丹.文化相融与合作共享——基于中国广西D 市越南籍散工的讨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2]韦福安.越南砍蔗女工的跨国流动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3]谷家荣.滇越边民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国家、地方与边民的视角[J].广西民族研究，2011(2).
[4]韩娜.中越边境社会变迁与跨境民族国家认同——基于边民跨境交易的分析[J].国际研究，2013(7).
[5]覃翊.当代越南华人社会研究[J].世界民族，2009(2).
[6]Nguyen V.Recent Chinese Migration to Vietnam[J].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2013(1).
[7]Constable N.The commodification of intimacy：Marriage，sex，and reproductive labor[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9(38).
[8]张翼.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J].中国人口科学，2003(4).
[9]周阳，李志刚.区隔中融入：广州“中非伴侣”的社会文化适应[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Mobility，Opportunity and Choice Making：Trans-migrants from China to Vietnam and Their Living Realities
HUANG Peng-li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China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0，China )
Abstract： Adop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the trans-migrants from China to Hanoi，Vietnam.The author traces and records the living realities of the Chinese trans-migrants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career，spouse selection，life circle and future plan，so as to explore and present the daily practice of working and living of the trans-migrants from China to Vietnam in the soci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Hanoi.
Key Words： Chinese in Hanoi；transnational migration；living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4-0167-07
*收稿日期 2019-02-01
基金项目： 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从中国流向越南的‘新南洋客’研究”(项目编号：2017 M622930)；广西博士后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越边境城镇化与跨国流动”(项目编号：BH2018090)。
[责任编辑 秦红增][专业编辑 何 明][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黄鹏丽(1976～ )，女，广西南宁人，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南宁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跨国移民与流动。广西南宁，邮编：5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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