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中国企业在新世界的投资_非洲大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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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执行张成龙

重返非洲的逻辑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的两天，正值北京大风降温的天气，裹挟着寒意突然来袭的北风让北京市民一时还无法习惯，更是冻坏了习惯了炎热天气的非洲朋友。但是气温的下降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面对中国记者，个个翘起大拇指直夸北京“Beautiful”。2006年11月5日，北京峰会落幕之后，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第一个乘飞机离京返国，接着来自非洲48个国家的代表团陆续离开北京。短短的几天北京之行，非洲朋友带回去的是来自中国的大礼，难怪心情开朗。

大国的自信

北京并不乏举办大型国际性活动的经验，但这一次中非峰会与众不同，非洲朋友还没到来，北京人就感到了不一样的气氛。北京东部、尤其是各国代表团途经和下榻的位置，都悬挂了大红灯笼和带有非洲气息的宣传物，天安门广场也继国庆之后再次为此次会议布置了花坛，交通管制也格外严格，有媒体认为这是为2008年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在进行演练。

相较于2006年6月上海举办的以俄语国家为主的上合组织5周年峰会，这次的北京峰会更具有“小联合国”气象——35国的元首，6个总理，1个副总统，1个副元首级的经社理事会主席，5个部长级的代表团团长，带着一干黑的、白的、高的、矮的代表团成员，操着源自欧洲又分殊甚大的各色语言，纷至沓来，给五朝古都北京的安保、食宿、翻译、出行等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此会乃是建国57年来中国主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活动，诚不虚也。

中非峰会喻指中非人民大团结的象征意义固然生猛，落实中非合作的实质性内容也不遑多让。核心的利益早经盘算好，并且经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 60周年峰会上对外承诺过，那就是“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盖因经济利益一线牵。如果不再费笔墨列举那8项援非举措，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今后3年内中国将向非洲国家提供总计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出口买方信贷和发展基金，并在农业、医院等方面为非洲培训人才、派遣专家，兼提供少量抗疟疾的无偿援款。

值得一提的倒是中国对援非立场的重申，虽然没有完全继承毛泽东时代的慷慨，却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标榜举得更高。兴许，这可以平息那些认为中国小气的国家的腹诽。

借鉴达沃斯、博鳌等论坛开创的政商两界对话经验，论坛同时举行了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有过走访非洲多国经历、知晓非洲企业胃口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说，尽管中国能力有限，但中国还是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会场外，媒体早已把以“要面对旭日升起的东方而背对夕阳落下的西方”一语闻名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一句老话搬了过来，重新炒作一番，那话是针对新殖民主义说的，“中国向非洲开放自己，带着援助而来。我们除了帝国主义锁链，没什么别的可失去”。

峰会闭幕后，照例由两个论坛主办方——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外加下届论坛主办方埃及，3方共同宣读了一纸宣言，还以全体鼓掌的方式通过了一项3年期的“北京行动计划”，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只待3年后重聚时检验。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李保平教授作为学界代表应邀参加了峰会的开幕式和当晚的文艺演出，他对记者谈到与会的感受时说：“大国的自信！在为中国对非洲对世界的贡献感到骄傲的同时，我也感受到责任，甚至有一些担心。‘内聚实力、外塑形象’这句话说得好，没有强大的国力，国家的形象、信誉就难以为继。”

重返非洲的起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室主任徐伟忠说，中非关系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是第一个阶段，主轴是政治合作，同时中国给予非洲很多无偿的经济援助；第二个阶段是 1978年到2000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非洲国家也进行了部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主轴变为经济上互利合作；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至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即所谓“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嬴、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成型的阶段。

中国学界多根据本国的视角因袭这一“3阶段论”，此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冷战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因此并不完善，但它至少揭示了一点，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几年间，非洲在中国国政视野里是日益淡出和模糊了——“睦邻外交”和“大国外交”才是急于获得稳定地缘政治环境和融入国际社会主流的领导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但这个趋势进入1990年代后即得以扭转，自1991年1月前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非洲4国以来，中国外长每年年初的首次出访选择非洲大体己成惯例延续至今。1996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非时提出了构筑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的5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这与胡锦涛在2004年2月和2006年4月访非时提出的倡议以及2006年初北京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的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中非合作论坛3次成功举办，将这种合作关系推向了高潮。

如果说要为中国政经势力重返非洲设置一个起点的话，那“3阶段论”就不够对付了，因为1978年固然处在中国从非洲回撤的当口，而另一个分水岭2000年所发生的大事，无论是中国申奥、阿扁上台，还是首届中非合作论坛召开，都不具备非洲对于中国首度重现价值的足够解释力。如果单挑一个年份，如1989年，尽管从该年底开始，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中国领导人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江泽民主席接连出访非洲，但这一权宜之策还上升不到战略的高度；而1996年江泽民访问肯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马里、纳米比亚、津巴布韦6国，已经是90年代的最高潮，即便作为新世纪重返非洲新浪潮的起点也略嫌委屈和时间上脱节。所以综合权量，不妨取其中间的1992～1993年，这一时期伴随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国内开始涌动第二次改革开放的热潮，拉动基建的效果在当年年底就开始显现。从1993年开始，中国自产的资源就不再能满足需要，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也就有了向非洲开拓进取的需要和动力。这一渴求在2005年宏观调控年变得相当迫切，于是有了2006年中国领导人集中出访非洲的情形。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黄泽全早前向媒体披露说，2005年胡锦涛与温家宝曾批示要好好研究非洲当前新形势，制定中国对非的中长期战略政策。当年9月7日，外交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当时有5名驻非大使以及两名非洲问题专家参会，大家提了一些建议，第一条就是建议要加强一次中方领导人对非洲的访问，“因为从1983年到现在没有领导人集中地访问非洲，所以向中央建议最好是胡锦涛总书记，至少一次性访问10个国家，还要专门去，不是顺访”。随后在9月20日外交部召开的非洲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表示要到非洲去，而且都要到穷国家去，“后来锦涛同志3个，家宝同志7个，加起来10个，这是今年集中访问非洲的原因”。

中非新型关系

最近几年来，随着经济触角的全球蔓延，中国在更广阔空间的外交部署也渐成气候，在向东盟和欧亚大陆延伸影响的同时，也把目光瞄向了非洲。但这新的一波“非洲热”规模上远超既往，性质上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在北京工作了近10年的埃塞俄比亚商人塞缪尔·阿哈杜的看法很有代表性：毛泽东时代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而现今的中非合作则更实际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自身极为困难的情况，为支援非洲国家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和经济建设不遗余力，毛泽东也成了非洲人心目中反抗压迫的精神领袖。毛主席在北京接见非洲客人时被黑人崇拜者簇拥着的照片，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回忆。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会长、中国前驻纳米比亚、肯尼亚大使安永玉对记者说，他不赞同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洲是完全无私奉献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得到的回馈要比付出多得多。当然，“回馈”主要指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投票中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76票中的超过1/3来自非洲。

中国在经过了1980年代“调整援外政策”之后重返非洲，背后是国家利益诉求和发展阶段的转变，即中国完成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原始积累”到21世纪和平崛起的重大跨越。而这一阶段的非洲大陆，除了索马里和苏丹的部分地区还处于军阀混战的动乱状况外，也已经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非洲蕴藏的巨大能源需要开发，也需要市场，这与中国一拍即合。幅员3029万平方公里的非洲大陆森林覆盖率为21%，17种金属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一，探明石油储量达7亿桶，仅次于中东，日产原油4.67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12%。目前中国进口石油的30%左右来自非洲，而且还直接在尼日利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从事原油开采。2006年1月，中海油就以22.6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尼日利亚130号海上石油开采许可证所持有的45%的权益。

非洲潜在的商品市场也为频遭欧美反倾销打击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出口空间。2000年中非贸易额仅为100亿美元左右，其后连续几年保持40%左右的增幅，2006年将铁定超过400亿美元。根据温总理在峰会期间提出的目标，到2010年，中非贸易额将破千亿美元。2006年5月，中国还在尼日利亚的经济首都拉各斯建立了第一个海外自由贸易区。另外还要看到，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只占对外投资总额的一小部分，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572亿美元，其中对非投资总额为15.95亿美元，不到 3%。中非经贸与投资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李保平教授对“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这样解读的：“‘新型’，是因应中国国力的明显增强、非洲努力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等客观环境而与时俱进，提出的符合历史潮流和时代特点的重大方略。‘战略’，指的是全方位的合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方面；还指的是长时期的大政方略，不会因一时一地的偶发事件而发生逆转。‘伙伴关系’，指的是彼此尊重和信任，是兄弟和伙伴国关系，不是竞争对手，更不是敌人。”

从慷慨援助到互有所求，中国对非洲政策目标的调整一度引起一种说法，即非洲国家认为“中国的友谊贬值了”。但这种说法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合作不但给非洲带去了发展的机会，也带来了尊严感。埃塞俄比亚商人塞缪尔·阿哈杜就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中国也不例外，非洲人不愿意一直只做一个接受者，跟中国做生意让非洲人觉得“我们也有东西可以给予”。非洲人必须先努力，先开始做事情，这样中国来援助，才知道援助什么。

学界也有这种声音，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非洲问题专家莫罗·洛伦佐说：“非洲能从中国得到的最大利益是一种认知的变化。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非洲国家可以向这个世界贡献些什么，而不是要从外部世界得到什么了。这说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已经将这一地区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都提高了，这是一件好事。”

在非洲的影响力

2005年夏，记者在伦敦访问了两个月，其间访问了一些非政府组织。面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访客，他们大谈中国的投资和能源开采给非洲带去的问题，指责中国的介入加剧了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等等。但记者经历的一件小事足以作为对此的回应：初到伦敦的次日，记者步行前往大英博物馆，在街上向一名黑人老者问路，他恰巧是一个在伦敦工作过多年的苏丹人，在确认记者来自中国后，他竖起了大拇指说：“我们是好朋友。”

这可以说较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在非洲普通人心中的位置。埃塞俄比亚人塞缪尔·阿哈杜说，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大体上是好的”，他认为，苏丹的问题不应该归咎于他人，要怪也只能怪苏丹政府。

中国之所以能在非洲赢得一个良好的形象，是因为中国的姿态使然。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董事会副主席、总统的胞弟莫莱茨·姆贝基对《纽约时报》说，中国侧重商业互利关系、市场公平原则，完全摒弃意识形态的做法，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模式。他说：“他们（中国）并非第一个抵达非洲的外来强权，但是他们可能是第一个不自以为是地自命为赞助人、导师或征服者的强权。在这个意义上，双方产生了共鸣。”

非洲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度受制于西方附带要求改革政治制度、政府治理结构等条件的贷款和援助，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不涉及政治领域，不谋求在政治制度和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退一步讲，如果说政治影响力与经济的影响力成正比的话，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额度和贸易量都赶不上几个西方大国，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都要超过中国。但这不表示中非之间没有政治上的合作，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抵制来自西方的压力时，非洲需要中国的帮助；而中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需要非洲支持时，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又发挥得淋漓尽致，远到重返联合国，近到对抗台独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中国都得到了来自非洲的鼎力协作。

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是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对饱受磨难的非洲国家而言，中国的成功不仅预示着财富，而且带来了希望。尼日利亚学者费米·阿科莫莱非在英国的《新非洲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总结了非洲的教训：“非洲遭受了双重打击。首先，IMF和世界银行开出的药方全面地破坏了非洲的经济；其次，非洲人因为经济上的无所作为而备受指责。当那些在非洲捞得盆满钵满的西方顾问心满意足地去银行提钱时，非洲人却不得不收拾残局：基础设施崩溃、教育和医疗保健体系体无完肤、人民忍饥挨饿。更令人悲哀的是，西方媒体继续对非洲冷嘲热讽，就好像西方‘专家’与他们在这块大陆上造成的局面毫无关联似的。”他从中国的发展路径上看到了曙光：“非洲可以从中国这个新经济巨头身上学到很多经验，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相信万事皆有可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经济表现都是一个奇迹，它展示出一个拥有自信、决心和远见的民族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记者问塞缪尔·阿哈杜，中国有什么东西是最值得非洲学习的，他提了两点：第一，中国人勤劳，工作努力，他们也休闲，但工作起来就真的工作，所以建设搞得很快；第二，中国人爱他们的国家，不仅是为自己工作，也是为国家在工作。

不和谐音

中非关系正常发展的过程中，也伴有一些不和谐的音调。首先就是所谓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西方媒体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就在《回声报》的报道的基础上，将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话改头换面，把这个重量级人物打扮成专给中国对非政策挑刺的批评者。这个影响力巨大的媒体的曲解引起了沃尔福威茨的注意，并给该报编辑写了信，澄清他并没有将中国单独挑出来批评，而且声明，“过去25年，中国有3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中国人以聪明才智和务实态度，开辟了一条道路，为撒哈拉以南仍在努力寻找脱贫之路的6亿非洲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看得出来，中国政府对“新殖民主义”的指责极为重视，在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前的10月23日，国务委员唐家璇就通过接受新华社专访的形式，说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非关系现状”。11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说，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核心是，谁在批评中国，谁在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没有非洲政府和非洲人民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曾经受过殖民主义奴役的非洲人民、中国人民最清楚什么是殖民主义。论坛举行期间，外交部长李肇星与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埃塞俄比亚外长塞尤姆·梅斯芬和下届论坛主办国埃及外长盖特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盖特在回答提问时说：“在非洲完全没有中国的殖民主义，在这 50年中，甚至在未来的500年中，我们都会保持这种和平、友好的关系，而绝不是殖民主义关系。”

“新殖民主义”作为“中国威胁论”的变种，是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嫉妒而抛出的，既然它并非来自非洲，那么就不会实质性地影响中非关系的发展，不必过于忧虑。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在非洲真实存在的一部分非洲人对中国的偏见，塞缪尔·阿哈杜所言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大体上是好的”，隐含的意思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形象也有不好的一面。

在北京工作的南非小伙子金玉米（姓氏Goldkorn的中文意译）告诉记者，包括他的家乡约翰内斯堡在内的一些非洲地区时而会出现针对中国人的抗议活动，因为中国人工作勤奋，吃苦耐劳，一旦有中国商人进入的地方，当地的商贩就会有一大批被挤垮，利益受损者自然就会产生对中国人的抗拒心理。另外他还指出，非洲一些国家的腐败现象很严重，如中国从安哥拉进口大量石油，但由于腐败，大量资金不知流向何处，普通的安哥拉人根本感受不到与中国进行能源贸易的好处。一边是无法从与中国的大宗贸易中受益，一边是在与中国人的日常商业竞争中受挫，在一些人身上出现反感中国的情绪便是自然的了。这个问题的产生虽错不在中国，但需要予以足够的重视，以免扩大到影响全局的程度。

中非贸易前途无量中非贸易发展的四个阶段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中非贸易规模从1000多万美元增至数百亿美元，贸易对象由一、两个国家增加到50多个，进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也日趋多元化。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建立与初步发展阶段。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非贸易的发展比较顺利。其中，贸易方式从1950年代初的民间贸易发展到较大规模的官方贸易，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逐步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产品种类增加至几十种，贸易伙伴从最初的北非国家扩展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贸易支付方式由记账支付逐渐转向现汇贸易。

1950年代是起步阶段。1950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仅有1214万美元，占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有贸易往来的只有摩洛哥和埃及；到1959年，中国已同19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贸易额达0.9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了7倍多。出口商品从单一的茶叶为主，逐步扩展到茶叶与粮油产品（占56.2%）、轻工产品（占16.2%）、钢材（占11.7%）和机械产品（占3%）等。

1960年代中非贸易继续得到发展。到1969年，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非洲国家和地区增至38个，中非贸易额达到1.82亿美元。这一时期，由于外汇短缺、资金不足等问题，中非贸易往来主要采用易货贸易方式，以记账支付结算，在促进贸易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贸易品种。

1970年代中国对非贸易发展较为迅速。贸易额从 1970年的1.77亿美元增长到1978年的7.65亿美元，增长了4.3倍，其中中国对非出口增长了4.2倍，自非进口增长了4.5倍。特别是随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非洲国家和地区达47个，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的非洲国家也达到30个。根据平等互利原则，中国也积极增加了非洲国家的磷酸盐、棉花等进口，商品结构更趋多样。该阶段采用现汇贸易与记账贸易并行的支付方式。

第二阶段（1979年－1989年）：徘徊前进阶段。19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伴随着外贸体制的初步改革和国家对非贸易政策的调整，中非贸易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1980年中非贸易额11.3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7.47亿美元，进口额3.84亿美元。整个1980年代，中非贸易一直在8亿至12亿美元之间徘徊，1989年贸易额仅达到11.7亿美元。其间，中国自非进口持续下降，贸易顺差有所增大。

这一时期，中国对非出口金额较大的商品有茶叶和土畜产品（占17.1%）、轻工产品（占14.3%）、纺织和服装（占13.4%）、机械产品（占5.4%）、粮油食品（占3.7%）等。国内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公司在非设立了150多个贸易中心或办事处、200多个贸易公司及分拨中心，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非贸易的发展。

第三阶段（1990年－1999年）：稳定增长阶段。199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开始实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国家开始重视对非经贸合作。伴随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大经贸”战略及科技兴贸战略的实施，中非各种形式的互利合作广泛开展起来，推动了对非贸易的迅速发展。1990年，中非贸易总额为16.7亿美元，到1999年已增至64.8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6%。其中，对非出口一直逐年递增，进口也大致呈上升趋势，中国基本保持了顺差地位。

这一时期，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对非出口商品结构中占比不断上升。1999年，中国对非洲出口的机电产品达到14.8亿美元，约占对非出口总额的36.1%，其次是纺织品和服装（占25%）、轻工产品（占13.4%）和鞋类产品（占10.5%）等。中国自非进口商品大类为石油和农、林、矿初级产品等。中国在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也不断扩展。1990年，中国对非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的仅有苏丹一个国家，到1998年已增至包括南非、埃及、尼日利亚、摩洛哥、安哥拉、加蓬等在内的14个国家。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10月，为加强中非在新世纪的友好合作，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促进共同发展，中非双方共同创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开启了中非合作新纪元。这一论坛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在新形势下中非长期、稳定、全面发展的新型伙伴关系，也使得中非经贸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000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到2005年，中非贸易额已达到397.5亿美元，比2000年接近翻了一番，5年间年均增幅高达32%。2006年上半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55.8亿美元，同比增长41%，其中中国对非出口 110.3亿美元，从非进口145.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30%和51%。中国在非洲的贸易伙伴已遍布非洲各个角落。2005年，中国对非洲出口超1亿美元的国家达26个，中国从非洲进口超1亿美元的国家达18个。贸易结算方式在经历了记账贸易、易货贸易、现汇双轨制贸易等阶段后，目前基本上以现汇贸易为主。这一阶段，也是中非贸易结构、方式、对象等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点。

中非贸易发展的新特点

进入21世纪，中国和非洲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非洲国家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加快发展、联合自强意识不断增强，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合作，并加大了区域化建设力度。2002年7月非洲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非洲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从政治领域向全方位拓展，并将社会、经济发展提上首要日程。这些新变化，为中非经贸关系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中非经贸合作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中非贸易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规模增长不断跃上新台阶。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中非贸易，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增速大幅提升。1950年代，中非贸易从1950年的1200万美元增至1960年的1.1亿美元，用了10年时间实现了第一个亿美元的跨越。之后，从1亿美元到10亿美元用了20年时间，从1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也用了20年时间，而从2000年的108亿美元上升到 2005年的近400亿美元，仅仅用了4年时间。这一时期，中非贸易额每年以接近40%的速度递增，充分显示出中非贸易蓬勃发展的增长势头。

进出口商品结构更趋多样化。近年来，中国对非出口商品构成逐步从纺织、服装、箱包等轻工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为主转变。特别是2000年之后，以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为主的产品，逐渐占到中国对非出口商品总额的半壁江山。举例来说，2005年11月，布隆迪一次性采购我国某品牌汽车1740辆，作为布本国军队用车；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新舟60飞机也在非洲获得了17架销售合同；2006年1月，山东某公司获得向安哥拉出口110台推土机的一揽子大宗销售合同。家电产品销售更是在非取得可喜进展，每年约有数十万台空调、洗衣机、电动车等进入非市场。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中国自非进口大类为石油和农、林、矿初级产品等。目前，原油、铁矿砂、棉花、钢铁制品、原木、钻石、锰矿砂、铜制品、烟草等，占中国自非洲进口总额的85%。其中，近年来有较大增长的是中非能源贸易。2005年，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占总进口量的28%，非洲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海外份额油来源地。

“大经贸”战略发挥出积极效应。早期的对非贸易，主要集中在一般贸易范畴，其中也包含一些由于援助项目带来的出口。但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大力实施，中非贸易已逐步发展为一般贸易与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对外援助等多种经济合作方式的相互结合，投资带贸易、工程带贸易的特点十分突出。以境外投资为例，自2000年至2005年，国内企业共在非洲地区设立了100多个境外加工贸易项目，这些项目中的70%是以国内设备、厂房和仪器等投资，每年还可带动数亿美元的零配件、主辅料等产品出口。对非承包工程的快速发展，也是带动国内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苏丹实施的石油开发项目，就带动了大批石油钢管等设备出口。

贸易促进平台和政策日益丰富。进入21世纪后，中非贸易关系更加密切，中国同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同4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与 35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混（联）委会机制，同28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鼓励和保障投资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些机制和法律框架的建立，为中非贸易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中国政府做出了包括减债等在内的一揽子承诺，表达了加强与非洲平等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真诚愿望。自2005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关于《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的货物原产地规则》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自非洲国家的商品进口提供了新的机遇。根据上述规定，共有25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190种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给予特别优惠关税待遇。从中国海关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2003年在这190个税目项下，我国从非洲25个受惠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为0.76亿美元；2004年的进口额达2.08亿美元，一年净增了1.3亿美元。2005年，我国自非洲上述25个受惠国的进口贸易总额达58亿美元，比上年度的39亿美元猛增了47.2%。这一优惠关税措施与其他支持政策一起，构成并不断丰富了对非贸易的政策体系。

总体来看，近年来中非贸易的迅速发展，不仅促进了双方经济发展，也给中非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商品物美价廉，适合非洲市场的消费层次，对提高非洲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自非洲进口的原油、原木、铁矿砂等能源与矿产品，满足了相关领域的发展需求，咖啡、钻石、工艺品等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也受到国内消费者的欢迎。这充分说明，中非贸易的增长是一种利益双赢的关系。

中非贸易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总量小。目前，中非贸易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仍很有限。200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已经超过14000亿美元，其中对非贸易仅占总额的2.8%，远低于亚洲（占56.8%）、欧洲（占18.4%）和北美洲（占16.2%）所占比重，也低于拉丁美洲（占3.5%）的份额。非洲53个国家中，同中国双边贸易超过5亿美元的只有13个。另一方面，中非贸易在非洲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也不高，2004年为6.78%，欧美发达国家仍占据着非洲70%左右的进出口市场份额。

二是长期保持顺差。自1965年以后，中国在中非贸易关系中一直保持顺差地位，特别是在1980年代，贸易不平衡现象十分严重。1987年，中国对非出口8.54亿美元，进口仅为1.55亿美元，出口是进口的5.53倍。进入1990年代以后，这一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加大从非进口力度，2005年对非进口额超过了出口额。但整体来看，逆差主要来源于一些资源大国，对多数非洲国家仍然具有较大的顺差。

三是商品质量和品牌形象尚需提高。目前，非洲的高档进口市场基本上被欧美国家所占据，特别在一些大城市里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聚集了许多西方国家和少数印巴人经营的超市、高档商品经销店和连锁商店等。而中国对非出口商品多数是中低档日用品，以及劳动和材料密集型的低附加值机电产品，经营业态也多数是以物资批发和零售兼顾的“华人街”、“中国城”等综合性实体。这种现状导致中低档商品过于集中，给许多“中国产品”贴上了“价廉、低档”的标签，也导致许多质量好的品牌产品无法正常销售。

四是贸易秩序有待规范。近年来在中非贸易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引发贸易摩擦等一系列新问题。自WTO成立到2005年底，中国共遭受来自非洲国家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共计48起，占同期案件总数的6.2%，远高于中非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导致摩擦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无序竞争。个别企业甚至扰乱当地市场价格，引起东道国民间层面的抵制，也损害了中国企业信誉和中国商品声誉。

中非贸易的发展前景与政策建议

2005年，美国纽约帕特南之子出版社出版了由战略学家巴奈特撰写的《行动蓝图：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一书，书中在对2010年—2025年世界大事进行预测时指出，“中国的能源需求带来南部非洲的经济腾飞，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兴起往往会带来如下变化：贸易方式要改变；垂死的工业复活了；外溢效应到处可见。如果中国需要几千万吨铁矿石，那么不仅南非的铁矿业将因此生机勃勃，它还将带来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并进而增加对火车的需求。从此，非洲将有机会与全球经济联系起来，但发出邀请的不是西方国家，而是亚洲”。巴奈特的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未来一个时期中非经贸合作的前景预测。虽然现实发展尚待时间验证，但中非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却是毋庸置疑的。

巨大的经济互补性是中非贸易持续增长的前提。中非经济有较强的互补性。一方面，拥有53个国家、8亿人口的非洲大陆市场不但广阔，而且充满机遇。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等问题，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很大，其中轻工、家电、电子等产品是需求最大的产品，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企业的强项所在。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在非洲大陆将成为畅销产品。机电产品仍将是未来中国对非出口的第一大类。另一方面，非洲有丰富的资源，统计资料表明，全球最重要的50多种矿产中，非洲有17种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这对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中国来说更具吸引力。以石油为例，目前非洲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海外份额油来源地，预计未来三至五年内，中国从海外获得的份额油总量将达到每年5000万吨，其中尼日利亚、加蓬、苏丹、安哥拉等非洲国家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友好的互信关系是中非贸易持续增长的保障。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非洲是全球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友好合作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成功典范。近年来，中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2006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特别强调继续加强双边经贸合作。中国政府还明确指出，愿在条件成熟时与非洲国家或地区组织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并推动双方企业界成立“中国—非洲联合工商会”。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有40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和48个与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外交和负责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齐聚北京。这次峰会的召开，必将为中非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双方合作向更为深入和务实的方向发展。

不断拓展的合作领域是中非贸易持续增长的源泉。近年来，非洲国家政治形势日渐稳定，经济建设稳步发展，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非洲市场正变得越来越富有吸引力。目前，中国已有800多家企业在非洲落户，不少企业在非成功开拓，留下了很好的口碑。随着双方经济的不断增长，中非互利合作的领域，正在从单纯的贸易拓展到农林渔业、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通讯、加工制造等各个方面。例如，2005年中国通讯企业华为先后与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3国签署总额达 4.42亿美元的电信合同，帮助非洲国家改善通讯设施；北京输变电公司投资304万美元，在肯尼亚建起混凝土电线杆厂，从此结束了东非国家只有木质电线杆的历史。中国企业还参与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Lekki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首期建设投资2.67亿美元，预计2年内完成。这些新的合作项目，势必带动中国大量机械设备、机电产品等制成品的出口。

中非贸易的前景是诱人的，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为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中非贸易规模、提升合作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制定规划，做大中非贸易的总体规模。据WTO统计，目前非洲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近4000亿美元，且每年以3%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根据我国“十一五”规划，到 2010年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将达到23000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应结合中国、非洲各自贸易增长情况，制定未来一个时期中非贸易的发展规划，力争5年内将中非贸易额提高到1000亿美元，在各自贸易总量中占比有所提升。此外，应借鉴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对非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进行细分，确定重点国别。尤其应针对我国的出口商品特点、进口市场需求，结合非洲各国的产业发展、资源禀赋等特色，确定不同国别的贸易重点，力争扩大相关领域的贸易规模，推动中非贸易再上新台阶。

第二，共同发展，重视中非贸易的平衡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内市场吸纳能力迅速扩大，许多非洲国家希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促进自身经济增长，缓解贸易不平衡矛盾。我们应积极适应这种新变化，改变以往侧重发展与非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资源较丰富国家经贸关系的思路，给予非洲穷国、小国以更多关注，注重未来中非贸易的全面发展。应增加对非洲国别进口政策性补贴的规模，根据国内市场需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进口非洲商品。继续完善给予非洲国家的免关税市场准入政策，加大这一政策的宣传力度，引导进口企业依法享受优惠关税待遇。

第三，拓展领域，挖掘中非贸易的更大潜力。在货物贸易领域，未来一个时期对非机电产品出口仍将占据较大份额，但中非能源、资源贸易将成为新的热点。非洲地区石油总资源量为233.8亿吨，天然气总资源量为21.2万亿立方米，到2010年，非洲国家石油产量在世界石油总产量中的比重有望上升到20%。随着近年来中石油、中海油等一批能源公司赴非从事勘探开发，预计未来三至五年，非洲在我国海外份额油进口市场中所占比重将持续上升。在服务贸易领域，中非也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其中，应优先发展电信、旅游、营销、远洋运输等业务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特别应积极推动和扶持国内电信公司开展对非业务，逐步树立中国电信产品标准。

第四，规范秩序，提升中国产品的品牌形象。应重视发挥行业中介组织的作用，鼓励在非个体商人成立“中国商会”等组织，通过内在的规范、自律机制约束个体企业经营行为，维护贸易和经营秩序。政府部门应重点打击出口环节的假冒伪劣行为，通过舆论曝光、降低信用等级、取消优惠政策、罚款等各种措施，对违法经营或损害中国产品形象的企业或个体商贩予以惩戒。与此同时，政府应为国内的优质产品、品牌产品出口营造更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通过高层互访、展会等各种平台，帮助企业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并在金融、保险等领域提供更多的优惠服务，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进入非洲被西方垄断的中高档市场。

走进非洲：中国企业的黄金机遇

“在非洲设立境外经济贸易区”、“建立中非发展基金”……从胡锦涛主席的8项举措到温家宝总理的5项建议，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首日向中国企业发出了强烈的“到非洲去”的信号。在当天开幕的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二届中非企业家大会上，还传出要成立中国—非洲联合工商会的好消息。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的空间和道路不断被拓宽。

中国企业掀起非洲“淘金热”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非洲似乎从来不是一个经商的去处。但就在2006年，在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及大批中国高级政要访问非洲之后，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率领的包括30名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团也来到这个神秘大陆，代表团对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等东非4国进行了一次可以称为“发现之旅”的经贸访问。

“发现之旅”的官方称谓叫做“中非民间商会非洲4国考察”。浙江传化集团总裁徐冠巨是民营企业家代表之一。42岁的徐冠巨另一个身份是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副主席。“作为一个企业家，我到非洲看到的是机会”，踏足于政、商两界，徐冠巨除了捕捉商机的敏锐之外，更具备了从战略纵深考虑问题的习惯。

“非洲就像20年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的关键点上。非洲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决心走中国之路，而他们的发展会给中国产品带来一个很大的机会。”

与徐冠巨有相同想法的还有海信南非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游海。不同的是，海信集团早在1997年底就在南非建成了第一条生产线。

此后，海信在南非的销量、销售收入和利润以年均 20%到30%的速度递增。如今，南非各大家电连锁店内都有海信的产品。其中，主打产品——电视机在南非市场所占份额超过15%，家庭影院、DVD机、冰箱和微波炉等产品的市场份额均在10%左右。

2003年和2005年，海信在南非最大连锁店之一JD集团的年度评选中，因售后服务第一和销量第一被评为年度最佳供应商。对此，于游海说：“海信在南非的成功得益于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大环境，也得益于海信在南非市场始终坚定地执行品牌战略。我们将继续扩大非洲市场，推出高端产品，提升品牌档次和知名度。”

随着大批国有企业在非洲相继设点参与援建、援助和各种类型的合资合作项目以后，越来越多的私人老板开始试水非洲市场。温州哈杉鞋业公司董事长王建平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

2004年，王建平在尼日利亚建起了自己的哈杉鞋厂。不仅在当地创造了300多个就业机会，还联合当地几十家鞋企倡议成立了尼日利亚制鞋工业协会，并帮助当地鞋企培训人才，解决技术问题，形成了双方和谐共赢的发展格局。如今，“哈杉”已经成为西非男装鞋市场上的“第一品牌”。

据统计，在非洲经商的中国人主要由三种成分构成：第一类是中字号的大型国企和中兴通讯、华为这样的大型企业，他们在国外主要以承接大型工程为主；第二类是一些把工厂移到非洲的制造业企业，因为税率和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这些企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降低成本，避开西方国家诸如配额之类的非关税壁垒；第三类是商贩，把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推销到非洲赚取其中差价。

中国政府鼓励民企投资非洲

像王建平这样在非洲建厂的浙商在非洲还有很多。据统计，截至2006年9月，浙商在非洲34个国家共投资兴建了 196家企业，2005年浙江省与非洲的进出口总额超过48亿美元，同比增长24%，浙企在非洲的投资额达到5570万美元。

据浙江省发改委人士称，以往浙江民企赴境外创业较多涉足汽车零部件制造、服装、皮鞋和箱包业。如今，越来越多的浙江民资瞄上了全球丰富的矿产、森林等资源，“淘金路”越走越远。这些都与浙江省政府的鼓励政策是分不开的。

按照浙江省《实施“走出去”战略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从2005年开始，浙江企业赴国外进行资源开发，将享受政府“资助”，即当年累计投资在100万—500万美元的，资助人民币10万元；投资在500万—1000万美元的，资助人民币20万元；投资在1000万—3000万美元的，资助人民币30万元；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资助人民币50万元。

不仅浙江省如此，实际上中国政府一贯鼓励有实力、有信誉，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各类企业到非洲投资设厂，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共有超过 800家企业在非洲投资，除了100家左右的大中企业外，小企业占到大多数，其中民营企业占了很大比例。中国和非洲的双边贸易额从1995年的50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近400亿美元，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也达到了63亿美元。2005年，中国在非洲新设立企业98家，直接投资额为 2.8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额达到 1.48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额累计达 11.8亿美元，投资项目分布在49个非洲国家，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

“中非经贸正在以每年平均35%的速度增长，中国和其他各大洲，包括欧盟、美国、亚洲、拉美从来都没有这样的速度。”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透露，商务部将会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保险公司等相关单位加紧制定对非投资的积极政策和扶植措施。

在此次中非合作论坛期间，一个重头戏就是中非企业家大会。据悉，有1500名中非企业家参加，还有11个中非合作项目在北京签署。来自中非双方的企业家就如何拓宽合作领域进行探讨，还通过这个平台结识到新的合作伙伴。会上还透露，在非洲设立境外经济贸易区、建立中非发展基金等具体措施，鼓励中国企业去非洲投资。

非洲：“中国制造”的理想市场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经济研究室最近完成的一份官方报告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报告称，非洲市场是“中国制造”的理想市场。

报告的起草者之一、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经济研究室首席专家史永翔说，非洲的商机来自于中国与非洲经济的高度互补，即在资源、工业、贸易、市场上的高度互补。同时他还建议去非洲的中国企业应尽量选择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如纺织品、服装、家电、手机、集成电路、IT产业和农业等。对国内沿海地区的企业来说，如通过海产养殖业、轻纺加工业等优势产业和商贸物流业转战非洲，则发展更为看好。此外，在非洲投资加工项目比较受欢迎，可行性也较强。

机会确实是俯拾即是的，这一点从徐冠巨对非洲的考察中得到了证实。“我们去的东非4国经济落后，大概相当于20年前的中国。城郊尚存大量的土制建筑，缺乏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工业体系，水利设施也不完整。但这些国家幅员辽阔，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 2000万到3000万人口，有着相当好的旅游和矿产资源，消费品价格高，基本处于经济原生态之中”。

徐冠巨还观察到，1吨在国内只卖两三百元钱的水泥，在坦桑尼亚却可以卖到130美元，而在莫桑比克就更高了，可以达到160美元。而且，“非洲很多资源性产品正是中国奇缺的，完全可以形成互补。但关键在于怎么把这条路走稳、走好”。

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投资非洲依然存在不少困难。江西经建的熊业钊说，非洲许多地方目前的发展条件依然停留在我们国家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对于他们这些工程承包人员来说，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与当地人员沟通不畅。

作为一个老非洲业务员，熊业钊也机敏地看到了商机：“对于中国来说，非洲的技术条件落后中也隐含着巨大的商机，通过援建工程，可以将中国的技术设备大量出口非洲。另外，对于多数中国公司来说，目前的技术、管理水平要在欧美等发达地区进行竞争非常困难，但非洲更适合中国公司的条件。”

中国企业家闯非洲

尼日利亚的上海籍酋长

递给记者名片时，胡介国刚刚参加完中非合作论坛上的一个签约活动，此时不断地有从活动场地陆续走出的非洲兄弟与他打着招呼。名片上，“酋长”二字紧挨在他的名字后面。“我引以为荣，不仅因为尼日利亚政府授予的‘酋长’称号是对我和我的祖国的肯定；更因为我在非洲从事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事业。”他说。

非洲惟一一位华人酋长胡介国，尼日利亚金门集团公司董事长，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尼日利亚代表团中惟一一位黄皮肤的代表，2001年，尼日利亚大酋长埃米尔正式任命胡介国为当地的酋长，这在尼日利亚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他也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个华人酋长。

“我是上海籍人，我父亲以前是在香港的上海籍商人，人家说，上海人哪里都敢闯，我和我父亲的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1972年，20几岁的胡介国成为我国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年轻的他却有一个大胆的念头。这个念头来源于他上世纪50年代就经香港去了尼日利亚的父亲。胡介国的父亲在非洲做纺织生意非常成功，这使胡介国去非洲的念头与日俱增。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有了新政策，即海外有影响力的华侨可以把子女接去继承事业。于是，胡介国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出国的华侨。

1978年，胡介国来到尼日利亚。他没有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做纺织生意，而是于1982年选择只身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酒店管理。四年后，胡介国学成来到尼日利亚，选择酒店行业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

胡介国在当地著名的香格里拉酒店“打工”，是酒店里惟一的华人员工，他凭借出色的能力做到总经理的位置，最后获得饭店的股权，达成为他创业的第一桶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国家对尼日利亚进行经济制裁，商人们对于投资前景纷纷不看好开始撤出尼市场的时候，胡介国却投资800万美元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开了自己的酒店——金门大酒店。

“我经营的不仅是酒店，更是文化，让非洲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并在非洲传播中国文化。”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酒店门口一对汉白玉石狮子，六层花岗石装饰的外观，里面的景泰蓝、唐三彩工艺品，仿古代中国文物的摆设……金门大酒店的一切都充满了东方神秘色彩，这家酒店不仅成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而且还成为旅游者参观的景点。他让中国菜成为比西餐还要高档的消费。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国庆节都是10月1日，每年国庆之时，在他的酒店都会有一番两国同庆的热闹景象。

后来他的生意扩大，成立了金门集团。除了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还在尼日利亚援建了四所学校。

作为一个生意人，胡介国在成为酋长之后，不仅能够和政府谈判，为同胞争取更多的利益，并拥有“永久赦免权”，而且他的酋长身份是终身的。酋长在非洲，已经成为了一种理念、礼仪和荣誉。给一个华人冠以酋长的称号，在胡介国看来，恰好说明了中国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力。在任命胡介国为酋长时，非洲友人希望引进中国的技术，并吸引更多中国人去非洲投资。

在拥有了酋长身份后，胡介国受到更多尊重，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大的责任感。作为华人酋长，他需要起一个桥梁作用，正确地宣传非洲，同时把真实的中国告诉非洲。

“近年来，西方媒体在非洲传播指责中国的言论，就凭我一个人的宣传反驳，力量远远不够，这让我萌生了在非洲办一份华人报纸的愿望。”目前，他是西非惟一的中文报纸——西非统一商报的董事长。同时，他在中非商会、尼中友好协会、尼日利亚中国商会等民间组织都担任了重要职务，甚至是其中一些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报纸、商会、协会的事务占去我至少1/10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是我的责任，我要让非洲有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他说。

乌干达咖啡王子的中国童话

当穿着笔挺西装的郭栋拉着完全是非洲小姑娘模样的女儿，拍着一位身材高大的非洲中年男子的肩膀，出现在北京饭店大厅时，我甚至不敢肯定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那个郭栋。

郭栋是现在乌干达最老字辈的华侨，目前在乌干达拥有WANGO咖啡、JITCO纺织、古斯塔商企三家企业，并参股了乌干达达尼罗矿业、北京亚非利加咖啡、北京万众新世纪工贸，还在中国贸促会、乌干达中国友好协会、乌干达国家工商会、乌干达纺织协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而眼前的这个人，我更愿意把他形容为在中国演绎现代童话的乌干达咖啡王子。

北京的天空刮起深秋寒冷的风，但坐在郭栋位于翠宫饭店的WANGO咖啡小屋里，我们却如置身温暖的童话故事中，他的非洲朋友——乌干达总统顾问、国会议员 Lubango珍爱地摆弄着咖啡厅里的非洲工艺品。闻着咖啡浓郁的香气、看着他九岁的女儿天真无邪的笑容、听着店里轻声播放的非洲音乐，郭栋向记者轻声说着他艰辛而难忘的非洲创业史。

1990年2月，郭栋来到地处东非的乌干达。当时中餐风靡全球，郭栋于是选择了在一家高档宾馆中经营中餐作为事业的突破口。由于前来用餐的多为当地名流，学绘画出身的郭栋身上又散发着艺术气息，他结识了不少当地有身份的朋友。

不久，一个当地朋友为他带来创业契机，那个朋友所参股的面包厂正无人管理面临倒闭，问他是否愿意接手继续干。他便买下了这个一开始日产量只有100公斤面粉面包的厂子。

“刚开始那会儿，机器长草、厂房脏乱不堪，我便组织非洲工人打扫卫生，还从国外高薪聘请法国面包师对员工进行培训，那时我是一天24小时住在工厂，没日没夜地干活啊，被蚊虫叮得浑身是包，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一个月后，这个面包厂产量是一开始的10倍，能日产一吨面粉的面包。

虽然工作非常努力，但是到1993年时，由于面包行业竞争激烈，价格下跌，郭栋还是把面包厂转手出售了，并用卖厂所得开始做贸易。“当时乌干达国内物资匮乏，我的贸易公司从中国进口产品到乌干达卖，什么产品都做，小到火柴盒、干电池，大到矿山机械、农机产品。”这些贸易生意，为郭赚来了他的第一桶金。在我国纺织业压锭时期，郭栋又看到了中国对于纺织品的需求，于是他买下了上世纪70年代非洲最大的纺纱厂——乌干达纺纱厂，加工纺织品出口到中国。后来，他还进入了矿业等领域。

“但我还是和食品最有缘分，因而最后，我选择了咖啡这个行业。”说到咖啡，郭栋的声调总会变得更浑厚。他说咖啡本身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产品，咖啡贸易是仅决于石油的世界第二大贸易，乌干达咖啡的品质确有口碑，而他本人又深深沉迷于咖啡文化，这一切都注定了他要成为乌干达咖啡在中国的“代言人”。

乌干达后厂前店的咖啡厅让他十分迷恋。刚在后面工厂磨出来的咖啡，马上端到前面的咖啡店制成各种口味，咖啡香气新鲜而浓郁。他于是决定也要在中国拥有这样的咖啡店。两年前，他开始把这个理想付诸实施。

然而，他在北京的第一个咖啡厅却并不成功。“那个咖啡厅是全透明的玻璃制成的，如童话故事里的小屋，非常漂亮却不保温、不实用，周围的居民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多是想买早餐奶而不是咖啡。”后来，郭栋吸取了教训，选址在高档酒店，他在翠宫饭店的咖啡厅目前的经营情况就非常好。他从非洲进口的咖啡豆经过加工，送往京城各大酒店的咖啡厅，销路极佳。

在中非论坛期间，郭栋整天在与会代表下榻的饭店间跑来跑去，非洲客人希望通过他了解中国咖啡市场的情况，而中国商人希望通过他了解非洲咖啡原料行情，他已经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非洲咖啡王子”。“刚接待完在翠宫饭店前来参观的非洲客人，又要去北京饭店给与会代表送去咖啡礼品，我的咖啡在各个接待饭店都成为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是投资非洲的蜜月期。”回忆起当时自己创业的艰难，郭栋很羡慕现在的企业。这位咖啡王子目前不仅在做生意，还在一些商会和民间组织任职，他希望给想投资乌干达的中国企业提供信息和交流的平台。“法律、文化、规则……中国企业投资非洲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我强烈建议他们联系当地的中国企业民间组织，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少走弯路，站在我们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李松山夫妇的“坦桑情结”

“自从学了斯瓦希里语(swahili)，我们就和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分不开了。”塔纳西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松山是这样开始他的叙述的。

印度洋西岸的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度，历史悠久，人民淳朴。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和坦桑尼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著名的坦赞铁路就是见证之一。李松山及其夫人韩蓉，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坦国的主要语言斯瓦希里语的。

上世纪70年代起，李松山和韩蓉曾多次被派驻坦桑尼亚，在中国援建的农场、中国医疗队里，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从那时起，李松山夫妇开始被当地独有的文化特点所吸引。

时近90年代，因国家政策调整，李松山夫妇多年从事的工作也相应发生一些变化，但两人对这个国家的热情却反而升高了。“当时我们就有个心愿，希望能将当地独有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去试试。”

李松山所说的“试试”，当时在别人看来却是不可想象的行为。1991年，李松山49岁，韩蓉45岁，夫妇二人先后辞去了各自在外交部和文化部的公职，怀揣半生积蓄的几千美金，毅然到了坦桑尼亚。

初回坦桑尼亚，严酷的现实立刻给二次创业的两人一个下马威。如何能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这个问题摆在了积蓄几近耗尽的夫妇二人面前。为了省钱，他们在穷人居住区租了房子。没有床，向黑人朋友借个床垫放在地上睡。为了挣钱，这对高级知识分子放下架子，凭着中国人的本能，自己动手做炸鸡腿、酱牛肉，四处推销。“那年冬天，我们手工做了一些挂历，推销了很久，终于被一家教会买了去，虽然合起来只有30多美元，但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韩蓉回忆说。

在坦桑尼亚三个月后，两人的事业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带来的几千美元，却花得只剩不到100美元了。过度的疲劳和焦虑，让原本身强体健的李松山被疟疾击倒，躺在床上，高烧不退，嘴上烧起了串串水泡。

就在最困难的时候，“命运终于垂青了一直坚持的我们”。中国国内企业与坦方的一次偶然商务失误，给了李松山夫妇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匆忙发货给坦方的上海自行车厂，货即将到港时，却发现不能及时拿到货款，急于挽回损失的厂方找到李松山作救命稻草。经过努力，李松山将货款按时发回国内，而自己也赚了1.8万美元，并一举赢得了坦桑尼亚国内不少大商人的认可。

李松山夫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又成功地将蝴蝶牌缝纫机、金钟牌电池、钻石牌自行车轮胎等中国名牌产品引进坦桑市场。生意也逐渐做大了，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年从中国订来的产品，就装满了100多个货柜。

李松山回忆说：“那时候生意的确是做疯了，向阳牌暖水瓶厂一年的产量，我们一个月就订没了。连自行车配件这种小东西，我们都成集装箱地订。”

韩蓉觉得，他们的生意之所以能在坦桑尼亚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适逢中国对外开放，大量产品寻求出口的时候，而这些产品正好符合坦桑尼亚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不会做生意，“连利润多少都按照书上写的来”，诚实守信成为了两人坚守的信条，所以当地的商人都很信任他们，总是大批量地从他们这里提货。

1994年，李松山夫妇成功收购了坦桑政府拍卖的南方最大的木材厂，开始做出口木材的生意，从此走上了实业之路。经过十年发展，两人名下的塔纳西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林业、木业、渔业等多个行业实体的出口企业，成为在坦桑尼亚华人华侨中的佼佼者。

虽然李松山夫妇事业上已经获得了成功，但两人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将精力从企业抽了出来，找回到初返坦桑尼亚时的愿望，这就是挖掘非洲文化，将其介绍到中国。

坦桑尼亚的乌木雕塑以内涵丰富、造型独特、做工精美而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坦桑东南部，居住着一个叫马孔德的部落，那里世代相传的雕刻技艺，造就出闻名于世的马孔德雕刻艺术。

李松山夫妇接触到这一古老、淳朴的艺术形式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收藏、研究，并发表过不少文章。目前，他们在中国和坦桑两地收藏的作品有近万件，并在自己的住所院内专门盖了一间“私人艺术博物馆”收藏珍品。不久之前，李松山夫妇还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百余件乌木艺术品。

“相比较我们的厂子，其实这才是我们夫妻俩真正的财富。”李松山指着自己的木雕收藏说，“因为这些将是我们留给中国，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

到非洲投资须防“水土不服”

在非洲大陆上的各个行业，中国人的身影正日益活跃，中资企业总数已超过800家。非洲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不容忽视的发展潜力，仍在吸引着更多的中国公司“走进非洲”。

然而，如同一个人初到陌生的环境，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中国企业走进非洲，面临的考验同样严峻。

投资非洲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

未来5到8年将有可能是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黄金时期”。随着中非交流的不断深入，投资非洲成为中国企业的热门话题。哪些领域可能蕴藏“金矿”？投资非洲的风险如何防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副主任姚桂梅在谈到企业投资非洲应该注意的挑战时强调，“中国政府是鼓励非国有企业投资非洲的，有条件的企业应该做好‘攻略准备’，认清投资非洲的利与弊。”

姚桂梅说，近20年来，非洲的政治环境正逐渐趋于好转，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非洲国家认识到政治局势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开始努力保持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宁，为吸引外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但非洲政局依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部族、种族、地区等矛盾依然存在。另外非洲虽已获得独立，但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还受殖民主义统治遗留恶果的影响。

姚桂梅认为，在经济建设方面，非洲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是世界最贫穷的大陆，社会问题依然突出，如犯罪率居高不下；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泛滥，医疗卫生条件较差；政府办事效率低，腐败问题严重。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海关管理比较混乱，官商勾结严重，报关公司和海关官员勾结共同敲诈现象经常发生。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非洲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其它国家商品进入该地区设置了很高的技术壁垒。这些挑战企业在投资之前一定要考虑，要向专业的投资机构或是当地的大使馆咨询，他们都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并且对当地的经济状况比较了解。

中国政府的种种努力对中国企业将带来利好。整体来看，中国企业将在非洲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为了规避风险和提高效率，中国企业需要具备一定的战略规划和信息研究能力，这是介入非洲必须完成的功课。

劳资纠纷是最棘手的问题

在记者所到的非洲国家，无论是总统、部长还是企业界人士，无不热忱欢迎中国企业带着资金、技术和设备前来投资，不少国家还颁布了吸引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但是，由于各国情况不同，投资环境千差万别，加上中非企业在经营模式、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资企业或多或少都遭遇过“成长的烦恼”，劳资纠纷就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对此，一拖科特迪瓦农机装配公司总经理秦亚飞感受特别深。他说：“国内基本上不存在劳资纠纷问题，所以，刚到非洲时，看到当地员工动辄罢工，感到很不习惯。后来才知道，其实没这么简单。”

这家公司在1998年开业当年，就毫无思想准备地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劳资纠纷。引发这场纠纷的“导火索”是公司对部分当地员工不满意，准备辞退他们。这些员工不服，把公司告上法庭，索赔9000万西非法郎（折合30多万美元）。由于公司不熟悉当地法律，这场官司一直拖到2005年才了结，公司最终赔偿800万西非法郎。

公司痛定思痛，得出教训：企业一定要了解当地法律，一切依法行事。如果员工违反规章制度、给企业造成损失等，必须保留证据，将来一旦要打官司，这些都可以作为有效证据。

科特迪瓦的劳工法对资方比较苛刻，劳动保障组织也倾向于为工人说话。工人通常每两年至三年就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福利，资方如不答复就罢工。

秦亚飞说，劳资纠纷最容易在公司辞退员工和员工要求加薪时发生。“只要依法管理，按章办事，加强沟通，矛盾并非解决不了。”

可考虑先贸易后设厂的方式逐步推进

一个企业要开辟海外疆域，动辄涉及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投资，岂可小视？而决定这一步对错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前期市场调研工作是否扎实可靠。

据中国驻加纳大使馆经商处介绍，国内一家企业 1998年来到盛产黄金的加纳，与当地一家企业共同投资 1000多万美元开采金矿。但是，由于企业准备不足，缺乏流动资金，金矿试生产仅半年多就被迫停产。

秦亚飞说，为避免出现投资决策失误，生产型企业可以考虑采取先贸易后设厂的方式来逐步推进。他认为，贸易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熟悉当地投资环境，而且还可以为企业在当地生产打下一定的市场基础，让企业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科特迪瓦是全球闻名的可可、咖啡生产国，农用机械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大。但一拖集团并没有贸然进入，而是于1998年在科特迪瓦建立工厂之前，首先于1992年设立了办事处，从销售农用机械开始，逐渐摸清楚什么样的设备适合当地市场。1996年至1997年，公司又根据当地情况改进产品设计，例如根据当地咖啡豆的大小改良咖啡机，后来又开发了大型碾米机、低温干燥机、植物油炼榨机等，满足了当地农民的需要。

规模宜从小到大循序渐进

加纳缺医少药，唯一的一个药厂设备陈旧，产品单一。长期以来，该国输液系列产品市场一直被印度药商所控制。1998年，经人介绍，黑龙江民营企业家孟繁明前来考察市场，发现了加纳医药产业这个潜在的投资机会。于是，他决定首期投资100多万美元，在当地兴建第一家软包装输液生产厂——三宝（加纳）制药有限公司。

创业初期并不顺利，企业投产后的头两年一直亏损， 2004年，企业终于开始盈利。今年，“三宝”又拿到了加纳卫生系统90%的输液产品订单。科特迪瓦等周边国家药商也纷纷慕名上门订货。加纳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则希望他扩大生产规模，把年产量提高到800万袋，以全面取代进口输液产品。

不过，孟繁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认为，当地市场潜力有限，不可盲目扩大生产。他计划从明年起，一边开拓周边国家市场，一边逐步增加投资，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决定投资后应立即考虑聘用律师

加纳黄金有线电视台总经理周旭认为，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最重要的是要利用好当地的投资政策，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因此，“找个好律师是最重要的”。

他说，企业在做出投资决定后，应当立即考虑聘用合适的律师，通过律师了解该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规定。在开设公司时，也一定要让律师为公司进行正式注册，否则，很可能给将来的经营埋下隐患。

在聘用员工时，也应当让律师根据当地的劳工法等制定聘用合同。例如在加纳，每个应聘者都要提供求职信、个人简历、担保信等文件，法律规定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内双方可自主选择，超过试用期后，雇主就不能随意开除员工。遇到员工不遵守公司规定，可以向其发出两三次警告信，这些都要存档，留作将来提交法庭的证据。

由中国公民注册组建的加纳黄金有线电视台自1997年起在首都阿克拉提供有线电视网络服务，目前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与非洲结成“命运共同体”

中国企业在非洲创业，不可能脱离开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壤而孤立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不仅体现在中国和非洲整体关系上，也应在中非企业关系上得到体现。

中国地质矿业总公司（中地矿）与科特迪瓦国家矿业发展公司合作数年，总经理助理王维东说，现在非洲国家希望在资源和能源开发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得到他们所缺乏的技术和资金，但如果我们的企业盲目认为非洲人不如自己，态度居高临下，在合作时以攫取最高利益为目的，很容易让非洲合作伙伴产生反感，久而久之就会对中国的整体形象造成破坏。

本地化是许多中资企业成功的法宝。从事通信设备研发、生产、营销和服务的华为公司从2002年开始进入喀麦隆，立足于本地化，他们先后聘用了10多名当地技术人员。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针对非洲在电信方面的旺盛需求，通过合资建厂，承揽工程等多种方式，在非洲50多个国家建立了现代通讯网络，员工队伍已发展到1100多人，其中65%是当地人。

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马志学认为，跟非洲合作，要讲究共同管理，跟对方形成命运共同体。双方都有利，合作就有了生命力。

非洲：中国企业在新世界的投资_非洲大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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