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实在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
［爱沙尼亚］彼特·穆尔塞普 / 文 王一雪 王幼军 / 译
摘 要： 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将社会和规范方面融入对科学的理解中，实践实在论也使文化和规范方面在理解科学时发挥重要作用。对二者的比较分析表明，前者可作为实在论的一种形式。二者的结合可发展出“多元社会实在论”这一新的实在论形式。在讨论了地图类比、目标导向的经验主义对不充分决定性问题的分析之后，通过借助海伦·朗基诺的最近研究可得出，多元社会实在论尽管可能，但由于缺乏上帝视角，它在为不充分决定性问题提供决定性解决方案时并不乐 观。
关键词： 目标导向的经验主义；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实在论；不充分决定性
一、引言
实在论者和经验论者对世界的看法有所不同，这是一个需要漫长且深入探索的过程。 然而，没有科学哲学家可以否认经验证据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实在论更加复杂，一般而言，实在论的追随者认为，科学有助于揭示实在如其所是的一个方面。人们很容易对该观点持怀疑态度，因此将自己定位在实在论范畴之外。尽管如此，许多经验主义者仍然承认，他们所遵循的方法至少使我们能够一窥实在。有些经验主义者相信，我们的感官知觉呈现给我们的客体就是它们本来的样子，即他们坚持一种直接实在论（a kind of direct realism）。
显而易见，经验论和实在论之间的这些接触点使得将两种进路进行有效的综合是可能的。为什么我们不寻找一种从双方中获得最佳效果的混合进路，或者寻求一种替代方案，将经验论和实在论各自的最成功形式结合起来？除了思考应该做些什么之外，经验论和实在论的哪种形式应该被视为是最成功的？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主观，并且不得不做出选择的问 题。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这种调和中的一种选择，这一选择基于两种明确形式的经验论和实在论，这两个特定形式的经验论和实在论即是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以下简称“CCE”）和实践实在论（practical realism，以下简称“PR”），本文将分析它们可能的共同特征。或许有人会说，CCE并非典型的经验论者的观点，PR也不是一种典型的实在论。我们将在下面简要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提出这些进路的学者是将它们视为经验论和实在论的，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些学者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正如标题所表明的那样，目前分析的理想结果将表明，CCE可以被视为一种实在论。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对它的名称的讨 论。
所有证据显示，在国际上，CCE在科学哲学界中比PR更为人所知。前一进路是由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提出和发展的，世界各地许多思想家对之有诸多的发展，也不乏大量的批评。PR肯定没有达到前者那样的关注度，不仅如此，关于这一进路的名称还存在一些混乱的情况。一种“实践实在论”以柯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nski）的伦理学进路而为人们所知。我们的目标不是这个概念，而是将PR作为理解科学的一种方式。它是由爱沙尼亚科学哲学家雷恩·维哈勒姆（Rein Vihalemm）始创的。由于维哈勒姆的早逝（2015年），PR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尚未得到哲学界的广泛了解。尽管如此，它仍然成为一些会议争论的重要焦点。2011年，在爱沙尼亚塔尔图举行了一次国际研讨会，PR是其中心议题。研究实在论和科学的实践概念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如罗姆·哈瑞（Rom Harré）和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理解之外，PR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意义上的实践（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例如，人们可以在网上找到以下引用：“当信念引起其相信者在现实世界中的适当行为时，这种信念在实践上就是实在的。”① D. S. Wilson，“Practical Realism”，https：//sites.google.com/site/pearlabtoliara/curriculum/cross-cutting-content/critical-concepts-theories/factual-realism-vs-practical-realism，2008（accessed August 14，2018）. 显然，我们的目标不是这种理解。但是，它与PR的核心观念相当一致。“批判性语境分析”（critical contextual analysis）这一术语的技术性质使我们无法在此处对之进行任何常识意义上的解 释。
首先对两种进路进行比较，即使在非常一般的层面上，也可以指出CCE和PR之间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CCE和PR都致力于将科学从其金笼子（golden cage）中解放出来，这个笼子是由许多成熟科学哲学家倡导的不同类型的经典进路维护的。这些进路的核心是这种观念：科学必须是完全中立和价值无涉的，科学的发展和结果不依赖实际获得这些结果的人和将这些结果纳入公众认知的社会环境，科学知识必须是客观的。在传统的理解中，科学知识的生产不需要社会主体的参与或规范方面的存在。由于科学完全是关于事实而非规范的，规范进路在科学中不起作用。而CCE和PR都旨在将科学置于社会语境中，反对科学对社会规范的回避以及在不考虑甚至不承认其规范方面的情况下正确理解科学的可能性。PR的理解更加深刻，它强调科学家所看到的世界本身也不是价值无涉 的。
有人声称，例如F.A.米勒（F. A. Muller）① F.A.Muller，“Essay Review：Maxwell’s Lonely War”，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odern Physics，Vol.35，No.1，2004，pp.109—119；F. A. Muller，“In Defence of Constructive Empiricism：Maxwell’s Master Argument and Aberrant Theories”，Journal of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39，No.1，2008，pp.131—156. 和肯尼斯·韦斯特法尔（Kenneth Westphal） （2013年在塔林举行的会议上的一次口头报告），麦克斯韦的形而上学假设应该被当作方法论原则。我们不会在这里讨论这场辩论的细节，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科学实践往往包括没有任何经验证据的因素，其中不仅仅涉及规 范。
获取科学知识是CCE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不是PR的核心问题，但它肯定也存在于后一进路中。规范方面显然与这两种进路相关，因此，我们无法在孤立的情境中获得科学知识。关于科学发展的价值无涉的解释并不成立，这种解释是过时且贫乏 的。
刚才指出的异同为即将进行的分析提供了良好基础。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CCE和PR是相互矛盾还是相互补充？我们推定后者是正确的。一个拥有新名称的新的综合进路或可得到发展。一个可能的候选名称可以是“社会实在论”（social realism）。然而，该名称的问题在于它被作为一场艺术运动。因此，需要寻找更全面的名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个名 称。
为了把我们即将进行的分析建立在关于语境进路的一些确切解释的基础上，我们使用了成素梅于2016年发表的论文。① Sumei Cheng，“A Contextual Concept of Science”，Acta Baltica Historiae et Philosophiae Scientiarum，Vol.4，No.2，2016，pp.53—68. 成素梅指出，与任何实在论或反实在论的进路相比较，CCE具有四个优点：（1）它有助于搭建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之间彼此交流的桥梁；（2）它有助于解决科学实在论面临的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问题；（3）对概念和理论的修正比较容易理解；（4）它可以更恰当地反映科学的真实过程。① Sumei Cheng，“A Contextual Concept of Science”，p.53. 我们的推测是，PR在考虑这些理由时会有所不同，成素梅解释中的“任何”（any）这个词应该被删除，或者被替换为“大多数”（most）甚至“一些”（some）。此外，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那样，还有另一种经验主义的进路，它可以比较好地处理不充分决定性，即尼古拉斯·麦克斯韦（Nicholas Maxwel）的目标导向的经验主义（aim-oriented empiricism，AOE）。麦克斯韦甚至声称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② Nicholas Maxwell，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Progress：Aim-Oriented Empiricism，St. Paul，Minnesota：Paragon House，2017.
从以下一组电报总可以反映出红军北上途径壤塘、阿坝（麦桑）、红原（麦哇、色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筹粮活动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成素梅本人宣称CCE具有超越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优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根据定义，语境进路是一种调和，它在矛盾观点之间寻找替代方案，并不是如此直接地真的反对实在 论。
二、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的本质
鉴于我们的总体目标，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应对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即需要指出CCE和PR的主要本质。因为海伦·朗基诺的作品已被许多作者广泛地引用和阐释，特别是在CCE中，简略阐述其本质尤其困难。指出该进路的基本核心观点是一项意义不大的工作。另一方面，这一工作已在几本工具书中完成了，显然，没有必要重复这些条目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当前进路的角度来看，仍然需要突出强调一些最重要的方面。我们最终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提出一种可供讨论的对CCE的批判，这种批判在之前很少被提出过，它能够将CCE、朗基诺的观点与严格来说甚至不属于经验主义的进路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任务是表明CCE并不必然与每种实在论都相矛盾。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那样，CCE甚至可以与实在论的一些不同类型相结合。除此之外，我们将在下面看到，PR可能与一种特定类型的经验主义非常接近，即尼古拉斯·麦克斯韦的“目标导向的经验主义”。希望这一观察有助于我们完成主要任务。鉴于此，我们仍然需要首先明确说明CCE实际意味着什 么。
其原因是内在实在论属于康德主义传统。④ Rein Vihalemm，“Against Standard Scientific Realism and Anti-Realism”，Studia Philosophica Estonica，Vol.5，No.2，2012，p.17. 尽管如此，主要问题似乎是，实践本身没有得到普特南的足够重视。后者更注重普遍抽象意义上的真理和客观性，没有注意到将心灵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实践。因此，普特南也没有涉及规范方面，至少不是以PR的方式涉及。在其《理性、真理与历史》中，普特南建议我们在科学中通过内在概念框架（internal conceptual schemes）来解决实在问题⑤ Hilary 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这意味着科学家的心灵拥有隐蔽的上帝之眼的能力。这是维哈勒姆不接受的那种康德主义。我们注意到，康德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传统先验论在一般意义上得到了雷恩·维哈勒姆的支 持。
科学的社会方面显然是CCE的核心，但它是如何产生的？在分析最终导致科学知识的认知过程时，朗基诺主张这些过程本身就是社会性的。③ Ibid. 她使用不充分决定性论证、以逻辑术语表达社会学导向的研究者所提出的观点。个人在参与科学知识生产时，其观察处于历史、地理和社会语境中。这一事实并没有破坏哲学的规范性事业，而是要求将规范的范围扩展，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社会互动。这种互动决定了什么算作知 识。
这种一般性解释就使我们非常接近PR的主要核心观念。CCE核心观念中的任何内容都没有真正表明该进路是非实在论的，更不用说反实在论了。第一印象恰恰相反。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共同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看起来将揭示真实世界的一些方面，当然，尽管不一定必然是这样。对此，在介绍了PR的本质之后，我们将会进行更加详细的解 释。
根据受灾体(建筑物)的综合承(抗)灾能力分级量化表(表8)，E=7，故沙沟泥石流极危险区受灾体(建筑物)的综合承(抗)灾能力为差。
在朗基诺的案例中，使用不充分决定性论证作为其主要观点的参照点是合理的。它可以显示语境进路的强大功能和灵活性。朗基诺强调描述数据的陈述与表述数据支持的假说或理论的陈述之间的语义隔异（semantic gap）。这是处理问题的一种可接受方式，皮埃尔·杜恒（Pierre Duhem）最先明确提出不充分决定性问题并对之进行分析，而他是否认为这是最合适的方式就值得讨论了。但是，我们不能将对该问题历史发展的深入分析纳入到当前论证中，这种分析需要更多的篇 幅。
（2） 世界不能独立于科学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范式（实践）］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内在实在论（internal realism）或“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是可以接受 的。
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海伦·朗基诺主张扩大科学规范，进而包括应用于共同体中的规范。以下是众所周知的四个标准，这些标准可以用不同方式表达，但其本质保持不变。它们是：（1）提供可以进行批判性互动的场所；（2）批判性的涉入体现在科学共同体中信念分布随时间的变化上，这种变化受该共同体中发生的批判性话语影响；（3）调控话语的标准的公共可及性（public accessibility）；（4）学术权威（intellectual authority）之间的基本平等。通过后一种情况，朗基诺表明，尽管学术权威可能会由于未能参与或回应批评而丧失平等地位，但任何观点都具有促进共同体批判性互动的初步能力。这个观点令我们联系到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其《知识的命运》中，朗基诺认为，诸如观察和推理的科学认知过程本身就是社会过程。因此，受共同体规范约束的互动不仅扩展到已完成研究中关于假设的讨论，而且扩展到研究的建构过程。① Helen E.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 这种看法与PR很好地结合在一 起。
我们必须承认，共同体的社会方面并不是PR的重点，然而，科学共同体始终处于PR研究的背景中。接下来，我们首先适当地考察PR的核心思 想。
三、实践实在论的本质
大约在21世纪头十年末，雷恩·维哈勒姆提出了实践实在论。人们可以从他的一篇论文中了解对维哈勒姆产生影响的一些进路，该论文是基于他在第24届波罗的海科学史会议（XXIV Baltic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2010年在塔林举办）上的讲话。② Rein Vihalemm，“Towards a Practical 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Baltic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Vol.1，No.1，2011，pp.46—60. 在论文开头，维哈勒姆介绍了关于PR的五个论点。这些论点已在其与安德拉·洛奇夫（Endla Lõhkivi）共同撰写的著作（将于明年出版）中得到详细阐 述：
（1） 科学没有表征上帝视角中“如其所是”的世界。朴素实在论（naïve realism）和形而上学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将上帝视角或者一一对应地表征实在的可能性作为科学理论追求的理想，甚至作为科学中的真实图 景。
不充分决定性问题对PR来说并不重要。然而，对于尼古拉斯·麦克斯韦来说，在他为AOE辩护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据麦克斯韦的说法，AOE是唯一能够真正理解甚至解决不充分决定性问题的科学哲学。这种说法可能过于雄心勃勃，不过它的确值得关注。我们将在下面做详细介 绍。
（3） 理论活动只是科学的一个方面；科学研究是一项实践活动，其主要形式是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科学实验，是一种有目的的、受理论批判指导的、具有建构性和操纵性的对自然的实际干 涉。
（4） 作为实践的科学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活动，这意味着科学实践就像其他事物一样，也包括规范方面。反过来，这意味着由于世界对于科学来说是可理解的，世界也受到规范的制 约。
（5） 实践实在论指出，以科学实践的形式“给予”的东西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方面，因此，虽然它既不是朴素实在论也不是形而上学实在论，但确实是一种实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实践的科学是我们与世界接触的一种 方式。① Endla Lõhkivi，Rein Vihalemm，“Guest Editori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 and Practical Realism. Towards a Practical Realist Account of Science”，Studia Philosophica Estonica，Vol.5，No.2，2012，p.3.
然而，有一种情况却更加复杂。从物理学历史中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基础理论往往与当时被接受的图景并不相容。如果这个新理论展示了自己在经验上是成功的，由此，新的图景被接受只是迟早的问题。麦克斯韦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我们必须能够比较一致性的程度和种类，其中不仅包括比较理论的一致性，还要能够比较图景的一致性。⑥ Ibid.，p.79. 麦克斯韦观察到，相互竞争的图景可以以一种看起来独立于经验的先验方式，在其一致性方面进而在可接受性方面得到评价。实际上，也可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做出如此的评价。⑦ Ibid. 除此之外，麦克斯韦提出了一种从经验上评价形而上学图景的方法，即尽管这些理论在经验上是不可检验的，但可根据它们的经验丰富性加以评价。⑧ Ibid.，p.80.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AOE提供了一个客观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可以结合一致性和经验方面的考量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和图景进行评价。① Nicholas Maxwell，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Progress：Aim-Oriented Empiricism，p.80. 因此，麦克斯韦对不充分决定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如下：“无论理论在经验上如何成功，证据确实在确定理论内容上具有非常大的不充分决定性。但是，在AOE框架的安排下，通过考虑证据和一致性，可以唯一地确定那些被接受的基本理论——通过这两种方式得到评价的理论，比任何已提出的竞争理论都要好 得多。”② Ibid.，p.81.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仍然还可以追问PR是不是实在论。然而，它绝对属于基于实践的科学哲学，是可以与CCE进行比较 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760例乙肝孕妇均有明确的产前诊断指征，与普通孕妇的穿刺指征并无明显不同，总检出异常产前诊断结果123例(16.18%)。但由于本研究仅为现状的描述性分析，并未对其与普通孕妇的产前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另外，本研究中有45例羊膜腔穿刺术是经过胎盘进行，以往有研究表明是否经过胎盘与羊水中乙肝病毒定量无明显关系[7]，但对于孕妇外周血不同的病毒定量是否产生影响仍不明确。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介入性产前诊断中影响宫内母胎传播的高危因素及降低风险的干预措施。
除皮尔斯道姆之外，影响雷恩·维哈勒姆观点的还有另一位芬兰哲学家艾尔卡·尼尼鲁托（Ilkka Niiniluoto），他发展了一种被称之为“批判科学实在论”（critical scientific realism）⑥ Ilkka Niiniluoto，Critical Scientific Re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的进路，维哈勒姆指出该进路与他自己的PR相 似。
然而，除了所有这些影响之外，非常明显的是，对雷恩·维哈勒姆的观点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对“标准经验主义”（standard empiricism）的批评、对“目标导向的经验主义”的推进，以及将目标导向的经验主义一般化后形成的“目标导向的合理性”（aim-oriented rationality）。① Nicholas Maxwell，“The Rationalit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1，No.2，1974，pp.123—153；Nicholas Maxwell，The Comprehensibility of the Universe：A New Conception of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Nicholas Maxwell，The Human World in the Physical Universe：Consciousness，Free Will，and Evolutio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1；Nicholas Maxwell，Is Science Neurotic？，London：Imperial College Press，2004； Nicholas Maxwell，From Knowledge to Wisdom：A Revolution for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2nd edition ，London：Pentire Press，2007.
正是当今分析语境中的迹象表明，已经发现将（某种形式的）经验主义和（某种形式的）实在论视为理解科学运行的紧密进路的坚实基础。因为这一点与我们的主要任务密切相关，所以需要进一步澄清。
“标准经验主义”是麦克斯韦的术语，它从麦克斯韦的角度描述了当前对科学活动的通常理解。标准经验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主张任何与证据无关的事物都不应该被纳入科学之中。然而，根据麦克斯韦的观点，科学家不断做出一些形而上学假设，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样做。这种矛盾使得麦克斯韦的标准经验主义难以为继。向“目标导向的经验主义”的转变意味着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认识到这些形而上学假设，这些假设即宇宙的可理解性、相比散乱的理论对统一科学理论的偏好、相比复杂理论对简单理论的偏好。显然，这些假设不能通过经验检验。因此，它们属于形而上学。然而，根据麦克斯韦的看法，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些假设是科学中的固有成分。科学本身包括上述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这必须得到科学家的认可和承认。麦克斯韦并不是在试图推动科学家研究和认识形而上学本身这一可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哲学分 支。
施药后观察，防除禾本科杂草的乙酰辅酶A羧化酶抑制剂108 g/L高效氟吡甲禾灵乳油、5%精喹禾灵乳油和24%烯草酮乳油对紫花苜蓿安全，对紫花苜蓿正常生长无任何影响，株高和空白对照相近，株高抑制率在-1.68%～1.01%之间。另外，50%扑草净可湿性粉剂、48%灭草松水剂、5%嗪草酸甲酯乳油、80%唑嘧磺草胺水分散粒剂对紫花苜蓿也很安全，株高抑制率在-5.72%～0.67%之间(表1)。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互联网+教育”已经成为当前教育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既改变了传统的教与学的过程以及教师的主体地位，也改变了高校的教育管理与决策。在此背景下，教师面临着新的课题和挑战：信息技术、大数据、微课、慕课、云技术的出现等，大有颠覆传统课堂、迎来课堂教学革命的势头。因此，作为高校教师，必须在教学方式和方法上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雷恩·维哈勒姆宣称，麦克斯韦对标准经验主义的批判符合PR中赞同的一些观点。② Rein Vihalemm，“Towards a Practical 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Baltic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Vol.1，No.1，2011，p.57. 当PR受到威胁时，就没有人能知道哪一个更好一些了。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在PR中，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假设。我们可以向约瑟夫·劳斯寻求解释：“……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从世界的语言表征抵达被表征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践活动中参与了世界，世界就是我们参与其中的样子。通向世界的问题（诉诸观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将不复存在。因此，表征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的重要范畴不是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经验的和形而上学的）。相反，我们必须追问什么是可以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③ 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143. 类似地，在PR中，也没有出现可观察性—可检验性问题。如果科学研究是实验性的，我们就会操纵世界，尽管如此，但在从事研究时，我们实际地参与了世界。不过，对于维哈勒姆来说，这里可能还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在实验情境中对自然的操纵必须基于某些东西，如果不是麦克斯韦分析的、维哈勒姆不愿意承认的某些形而上学的假设，那会是什么 呢？
另一方面，CCE和PR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更倾向于引入和解释科学的社会方面，后者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科学就其本身而言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在考虑到理解和厘清外在世界时，科学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强调在实践研究过程中，正是实在向科学家展示了其自身的一些部分。不过，规范方面在PR中也得到强有力的呈现，它来自个体研究者，但每个个体都是团体中的一员，其文化背景和世界观是从该团体中获得的。PR提出，即使是在处理像物理学这样的最严格科学的语境中，这些影响也会发挥作 用。
在基本形成每一季文化活动模块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每次主题活动对象国的文化特色，不断增加和开创一些新的文化体验活动。如在“走近波斯”文化季推出了全新的波斯手工艺品展，将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波斯手工艺精品在图书馆进行展览；同时又举办伊朗美食品鉴会，引发了广大师生的极大兴趣和参与热情。
根据维哈勒姆的说法，在PR中，我们仍然持有实在论而不是经验主义观念。然而，其中还是有许多与这里的经验主义进路相符合的观念。现在让我们深入研究一下对我们当前分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CCE与PR之间的关系是什 么。
四、一种新的实在论即将出 现？
在简要了解CCE和PR的本质之后，我们准备进行比较分析。简而言之，我们的策略将涵盖PR的主要论点，并针对CCE的主要思想加以检验。由于没有CCE的主要公认论点列表，我们将上面给出的海伦·朗基诺和成素梅的核心陈述作为参 考。
PR的第一个论点是主张科学并没有向我们揭示世界如其所是的样子。单独来看，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怀疑主义的意味，根本不属于实在论。然而，结合其他四个论点来看，这里显然不是一个怀疑论的版本。PR的看法是科学不能使我们了解实在的全部图景，但它仍然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通过研究实践结果而得到。严格来说，这个问题在CCE中不是很重要，但是，人们很难否认它与CCE存在远程的联系。根据CCE的看法，科学在社会语境中有效运行，在这个语境中，社会团体和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得到保障。因此，根据CCE的观点，如果没有适当应用这种语境，我们就无法通过研究实践来充分了解实在。显然，CCE的论证非常需要实际研究中的经验要素。然而，在PR中也非常需要这种经验要素，PR的主要论点甚至直接涉及了实验研 究。
需要特别关注PR的第二个论点，因为它提及了另一种类型的实在论，即希拉里·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以及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是什么类型的实在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维哈勒姆确实需要强调他的PR与内在实在论的区别，因为普特南的主要想法与维哈勒姆的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普特南就像维哈勒姆一样，反对科学家拥有上帝视角的可能性。对于普特南来说，后一种观点是他所谓的“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特征，这种实在论基于以下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形而上学实在论者持有的观点是，我们可以独立于我们的心灵思考和讨论事物本身，并且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语言中的术语与某些独立于心灵的实体之间的‘对应’（correspondence）关系来实现这一点。”① Hilary Putnam，“Why There Isn’t a Ready-Made World”， Synthese，Vol.51，No.2，1982，pp.141—167. 根据普特南的说法，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对应关系。PR的框架肯定会支持这种批 评。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关注内在实在论？为什么PR是必要的？在维哈勒姆的文章中有一个简短解释。除了提及艾尔卡·尼尼鲁托对内在实在论的批评② Rein Vihalemm，“Towards a Practical 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Baltic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Vol.1，No.1，2011，p.50. 之外，维哈勒姆表明内在实在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不一致的，即尽管标题假设它是实在论，但它根本不是任何形式的实在论。③ Endla Lõhkivi，Rein Vihalemm，“Guest Editori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 and Practical Realism. Towards a Practical Realist Account of Science”，Studia Philosophica Estonica，Vol.5，No.2，2012，p.3.
让我们用最概括性的语言对海伦·朗基诺的思想发展做一些评论。在她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③ Helen E. Longino，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中，朗基诺提出了一种科学的社会认识论，然后称之为“语境经验主义”（contextual empiricism），它与典型的科学认识论存在两方面的差异：“首先，它要求科学共同体中的子团体批判和回应彼此的工作。其次，它主张认知和非认知价值在科学工作中都起作用，并且这些价值因共同体而异。”① Miriam Solomon，Alan Richardson，“A Critical Context for Longino’s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6，No.1，2005，pp.211—222. 一个重要进展在《知识的命运》② Helen E.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中得以实现。“语境经验主义”真正成为“批判性的”（critical）。“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一词得以出现。尽管在朗基诺的早期观点中，批判方面已经被提出，但这是一个重要且适时的步骤，它强调了生产科学知识时一种批判性对话的必要性。显然，这种发展与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建立了联系，或许也将实在论带入了人们的视野。鉴于主要的分析焦点，我们当然对后者特别感兴趣。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处理“实在论”问 题。
这种问题不会出现在社会建构论中。PR的第二个论点中提到不可能独立于理论来看待世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建构了世界，像在物理学中一样，构建一个研究对象是另一个问题。这个程序使我们能够接触到一点实在。CCE也不符合社会建构论。比起构建社会实在，坚持社会规范是另一个问题。此外，雷恩·维哈勒姆声称，社会建构论的激进形式似乎是自我反驳的，因为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建构。⑥ Endla Lõhkivi，Rein Vihalemm，“Guest Editori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 and Practical Realism. Towards a Practical Realist Account of Science”，Studia Philosophica Estonica，Vol.5，No.2，2012，p.3. 维哈勒姆增加了另一个有趣的观察结果，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似乎与常识相矛盾，当实在与人相抵触时，人们无法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⑦ Endla Lõhkivi，Rein Vihalemm，“Guest Editori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 and Practical Realism. Towards a Practical Realist Account of Science”，p.3. ，社会实在并非独立于物质实 在。
PR的第三个论点是关于实验的。除非我们有一个非常狭隘的观点，即只承认像物理学一样的科学（物理学和一部分化学）作为适当的科学，否则这不是整个科学领域的问题。实验是由人进行的，因此，无论是在个人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实验设置，更不必说结果的解释，都不能没有规范。让我们补充一点，PR的提出者雷恩·维哈勒姆在化学领域获得其第一个学位，并在该领域做了一些实践研究。因此，当他解决科学实验的本质问题时，他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实验意味着对世界的操纵性干涉，其明确目的是找出世界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如何运行。没有人能够在没有规范的环境下执行这样的任务，人们通常通过个体和社会交往存在于这个规范环境中，在此处，CCE和PR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有人可能会说这对CCE来说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但科学共同体之间的批判性争论往往涉及有关实验研究的讨论，这里也没有避免这个问 题。
PR的第四个论点特别有趣，但也许有点争议。雷恩·维哈勒姆指出科学实践并非没有规范，不仅如此，更进一步的说法是，即世界本身也不是价值中立的。世界就其本身而言应该就是它所是的样子。如何理解世界本身中价值的存在，它是独立于人的心灵的解释吗？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转向PR的康德根源。世界本身可能是没有价值的，但问题在于，人的认知无法获得价值中立的世界（物自体）。世界自身向科学家展现出的部分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因为主观的人因（human component）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这个人所描绘的图景 中。
PR的第五个论点指出，我们在此持有的毕竟是一种实在论，尽管可能并非显而易见。这绝对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但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同意它？维哈勒姆强调PR不是朴素实在论，也不是形而上学实在论。在此处，PR与希拉里·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之间存在张力，普特南也避免了形而上学实在论，这一点至少看起来使PR和内在实在论非常接近。不论是内在实在论还是PR确实都与朴素实在论不相符 合。
我们仍然还没有切中主要问题，即PR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实在论。到目前为止，它可能非常合理地被看作是一种建构主义的经验论（constructivist empiricism）或经验主义的建构论（empiricist constructivism）。尽管如此，雷恩·维哈勒姆认为科学家通过应用科学方法可以对真实的世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一观点看起来尚有争议，因为维哈勒姆认为，研究诸如物理学等学科的科学家为自己构建了研究对象，这就是为什么维哈勒姆将这种科学（物理学和涉及研究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化学）称为建构—假说—演绎。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论点五中所看到的那样，维哈勒姆认为，尽管存在这样的建构活动，研究人员仍然掌握了真实世界的一个方面。这可能是对的，因为研究人员无法从上帝视角来构建他的研究对象。构建对象是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且不能与科学家和世界之间的实践互动分割开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触及根本就不真实的东西。这看起来是相当不可能的，但毕竟这种不可能也是可以接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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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哈勒姆思想进路的下一个重要前导是约瑟夫·劳斯，他将基于实践的科学哲学发展为激进的哲学自然主义。③ 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Joseph Rouse，Engaging Science：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Ithaca &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Joseph Rouse，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Matter：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Joseph Rouse，“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In Thomas Kuhn，edited by T. Nickl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01—121. 维哈勒姆自己对科学的理解已经接近自然主义很长一段时间了。至少自1993年以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没有哲学的科学哲学。④ Rein Vihalemm，“Teadusfilosoofia ilma filosoofiata”，Akadeemia，Vol.9，1993，pp.1800—1817. 尽管如此，只有在研究人员将主要关注点置于科学社会学中的统计部分时，应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科学的想法似乎才看起来很好。⑤ Peeter Müürsepp，“Metaphysics：Inside or Outside of Science”，Studia Philosophica Estonica，Vol.10，No.1，2017，pp.45—61.
王敬凯收好笔录站起来，开心地笑了。接着，他脸色又异常严肃起来，用手指着李桂明说：“信是你写的，对吧？”
最后，我们将直接研究本小节标题中提出的问题。但是，让我们首先对问题进行微调，并思考实在论者的经验论或经验论者的实在论是否有意义，即是否有可能将CCE和PR进行综 合。
让我们试着从CCE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将关注的焦点只集中于“在CCE中是否有实在论的意蕴”这个问题上，那么任务会更容易一些吗？如果我们只是考虑任何“常规的”（regular）实在论，那么回答可能是否定的。毕竟，相比任何实在论，CCE旨在提供对科学实践的更好理解。事实上，这种理解无论成功与否在这里都不是目前的议题。此外，CCE被寄望于能够架设起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的桥梁，因此，它不需要而且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地依赖实在论，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是反实在论的。它也不能依赖反实在论，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实在论的。鉴于此，我们目前的分析开始倾向于表明，CCE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实在论的一种形式，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元实在论”（pluralist realism），甚至称为“多元社会实在论”（pluralist social realism）。
将CCE视为一种实在论可能会显得突兀。但是，让我们来看看关于CCE的一些建设性批评对该进路的主张。或许根据其他一些解释，比如成素梅的解释，实际上，CCE并非如人们所见的那样与实在论相去甚 远。
米里亚姆·所罗门（Miriam Solomon）和艾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已经解决了“CCE的实在论问题”① Miriam Solomon，Alan Richardson，“A Critical Context for Longino’s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6，No.1，2005，pp.211—222. 。根据他们的观察，实在论是通过多元主义来实现的。“这个看法是，科学理论（或模型）是世界的部分表征，它们的偏好通常由价值来指定。反过来，价值来自特定的历史、物理、社会、政治和心理语境。”② Ibid.，p.218. 这些主张的前一部分是透视隐喻（metaphor of perspective）的基础。这些想法是所谓的明尼苏达多元主义（Minnesota Pluralism）的核心。毋庸置疑，所罗门和理查森的想法与PR的核心观念非常接近。所罗门和理查森将CCE的建立者海伦·朗基诺定位于明尼苏达多元主义的激进端。他们解释说：“明尼苏达多元主义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他们对透视隐喻和地图类比的不同用法来说明。”③ Ibid.，p.219. 罗纳德·吉尔（Ronald Giere）介绍了地图类比。① Ronald Giere，Science Without Law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对于吉尔而言，科学理论就像地图一样，它们代表了一个领域的某些部分，但并非全部，例如，城市的地铁图不需要代表城市的博物馆。我们需要许多代表不同领域的不同地图，以增加对城市或地区的了解。这是支持科学理论多元化的有力论据。它们提高了知识水平。显然，为了使地图类比起作用，科学理论不能包含重大失败，它们必须是有意义的、真正起作用的理论。虚假的或具有重大缺陷的地图不会增加对其所代表区域的了解。毋庸置疑，这种比较也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这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不过，我们注意到，科学理论更倾向于概括性地表示对整个领域的理解，这不是部分地图想要达到的意图。然而，正如所罗门和理查德森正确地注意到的那样，基于吉尔的地图类比的这种多元主义并不是对实在论的真正挑战。② Miriam Solomon，Alan Richardson，“A Critical Context for Longino’s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6，No.1，2005，p.219. 所有的不同地图代表了真实事物的不同方面，或者说这至少是一个目标。科学理论的任务是一样的。如果解释得当，它们有助于揭示实在的一个部分。坚持这种多元实在论的人完全就是实在 论 者。
确实，海伦·朗基诺也使用了地图类比，但她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对于她来说，在紧要关头，球形的地球和在平原上呈现的地图这二者之间存在差异。朗基诺的进路与吉尔的进路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不在于对于领域的表征。球体上的地铁路线与投射到平面上的路线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通过组合形成的科学理论应该得到良好运作的方式。任何本质的东西都不应该被省略，但可以用稍微不同的方式加以表示。所罗门和理查森也承认将科学理论的实在与地图进行类比时存在的不同。尽管如此，所罗门和理查森对朗基诺的球形投射类比的态度仍然非常关键。他们认为球形投射类比就像它被解释的那样，产生了很多误导。③ Ibid.，p.220. 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但可能有效的解释。在匹配地图、找到风景的真实面貌与对科学理论开展与之类似的事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原则上，在地理地图中，我们确实拥有上帝之眼的视角，但在尝试微调科学理论时，我们没有上帝之眼，因为我们不知道世界究竟如何与科学问题相关联。所罗门和理查森解释道：“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模型彼此严重冲突，我们不知道冲突是否能够得到解决和消除（例如，通过限制理论领域以使它们不再发生冲突，或者通过证明一种理论是可有可无的），或者冲突是不是不可消除的（例如，这种不可消除可以归因于：对同一世界的不同视角最终导致不同的理解和重大的差异）。”④ Ibid.
本文分析了土地综合承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内涵，构建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系统的PVAR模型，分析土地综合承载力、人均GDP、地均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效应；构建两变量的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实证解析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
然而，实践却被所罗门和理查森忽略了。从事科学研究意味着与如其所是的实在接触和互动。因此，在考虑我们的理论与现实相适应时，对之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是不理性的，这个过程比地图拟合更难，但这不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情况。我们不能说科学的反实在论得到了辩护，所罗门和理查森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并不能预先知道如何解释不同的理论。但我们可以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获得这种知识。仍然有可能与所罗门和理查森的观点相符合，即透视隐喻不必要作为一个关于实在论的论证① Miriam Solomon，Alan Richardson，“A Critical Context for Longino’s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p.220. ，不过，他们已足够慷慨地承认，一种科学实在论与深层次的多元主义可以相容。因此，实在论是可能的。透视隐喻也不是一个反实在论的 论 证。
让我们看看，对于世界的同一个方面，不同的模型是如何发生冲突的，所罗门和理查森相信，任何一种实在论甚至是多元实在论都存在这类挑战。② Ibid. 显然，处理冲突的模型有几种选择。最容易的就是放弃其中一个。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样做，这需要接近上帝之眼的洞察力，一个理由是，一个模型在经验上比另一个模型更成功，但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家并不一定偏好经验上更成功的模型（理论，范式），而是遵循完全不同的标准，如一致性、可理解性、简单性，也就是说，正如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在其许多作品中指出的那样，这些都不是经验性的标准而更是形而上学的标准。③ Nicholas Maxwell，“The Rationalit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pp.123—153；Nicholas Maxwell，The Comprehensibility of the Universe：A New Conception of Science；Nicholas Maxwell，The Human World in the Physical Universe：Consciousness，Free Will，and Evolution；Nicholas Maxwell，Is Science Neurotic？； Nicholas Maxwell，From Knowledge to Wisdom：A Revolution for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处理冲突模型的另一种选择是，至少限制其中一个模型的应用领域。海伦·朗基诺提到了一个这样的案例。④ Helen E.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180，p.199.
最后的情况是，仍存在一些严重冲突却没有解决办法的模型。所罗门和理查森称所有这些案例对实在论来说都是有疑问的。多元实在论只有在以下案例中才有效：关于某一领域的不同模型都能够起作用，它们并没有真正发生冲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约翰·杜普蕾（John Dupré）的“混杂实在论”（promiscuous realism），其中有多种处于争议之中的生物分类系统。⑤ John Dupré，The Disorder of Things：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the Disunity of Scie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考虑到我们分析的重点，我们的兴趣在于简要介绍如何处理冲突模型、多元主义和实在论之间的联系。所罗门和理查森主张只有最温和的实在论是可能的，这就是说每个理论中都包含一些真理，但我们无法找出真理所在。① Miriam Solomon，Alan Richardson，“A Critical Context for Longino’s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6，No.1，2005，p.221. 这个问题在PR中没有出现，真理不是该进路所关注的问题。在进行实际研究时，科学家就是在与实在接触，并了解其中的一些部分，谈论实在这些方面的真或假是没有意义的。多元模型的有效运行必然支持PR。所罗门和理查森另外的主张是，深层次的多元主义不仅与实在论，也与怀疑主义和反实在论相一致。② Ibid. 这是一个奇怪的主张，因为除了重言式之外，总是有可能对任何事物持怀疑态度，反实在论从定义上拒绝一致性，对科学实体的实在提出质 疑。
（1）完善顾客导向型偏离量表的文化普适性。虽然Leo等学者严格按照量表开发程序，最终形成顾客导向型偏离的测量量表，但该量表是以澳大利亚接待业一线员工基于自身工作经历而形成的问项池，直接用于测量我国酒店业一线员工的顾客导向型偏离时，是否存在文化差异还不得而知。因此，顾客导向型偏离量表的文化普适性和外部效度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完善。
在分析了与所罗门和理查森的解释不一致的一些观点之后，我仍然同意他们论文中的最后几句话：“我们对朗基诺工作的最强烈批评是它没有充分参与科学操作的真实世界的混杂细节，而是指定了一种对科学进步来说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规范理想。然而，朗基诺刺激我们提出科学实践的规范性问题，并提供更丰富的资源来回答这些问题”③ Ibid. 。这种观察使我们能够将CCE称为一种概念，它通过增加对“真实世界的混杂细节”（messy details of the real world）的处理，来为PR完成此项工作奠定基础。但是一般来说，这样的标签对CCE来说肯定是不公平的。此外，在我们称CCE为一种实在论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
最后，或许真的会出现一种新型的实在论。所有证据显示，这种新型的实在论必须是多元的，但也不介意将社会因素纳入其 中。
2.1.6 样品中各指标成分的含量测定及综合评分 取处方配比药材样品（均粉碎，过4号筛）各适量，分别按“2.1.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平行测定3次，记录峰面积并计算样品中各指标成分的含量。以各指标成分的最高含量值为参照将数据进行归一化，再按照各指标成分的权重（本研究将栀子苷、芍药苷和丹皮酚的权重系数均设为1）计算得综合评分：综合评分（Y）＝（栀子苷含量/栀子苷最高含量+芍药苷含量/芍药苷最高含量+丹皮酚含量/丹皮酚最高含量）。
五、不充分决定性论题中已解决或未解决的问题
有人认为，CCE在说明理论与实在之间的联系方面比任何其他科学哲学理论（包括任何类型的实在论）做得都要好。我们将对这种说法的基础进行适当的审视，这个基础足够坚固吗？对此存在以下几个需要考虑的因 素。
让我们首先研究一下不充分决定性问题的处理方法，这是在CCE追随者中最受欢迎的科学哲学问题。后者主张坚持语境进路可以解决该问题，然而，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完全清楚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另一种经验主义对该问题有一个解决方案，即尼古拉斯·麦克斯韦的目标导向的经验主义（AOE）。④ Nicholas Maxwell，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Progress：Aim-Oriented Empiricism，St. Paul，Minnesota：Paragon House，2017. 麦克斯韦同意，证据确实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对理论具有不充分决定性，但这与实践并不相关。在物理学中，一个理论被接受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该理论必须（1）在经验上足够成功，以及（2）具有足够的简单性、一致性或解释性。① Nicholas Maxwell，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Progress：Aim-Oriented Empiricism，St. Paul，Minnesota：Paragon House，2017. p.20. 通常情况下，有许多的竞争理论在经验上与已建立起来的理论即牛顿理论一样成功。那些与牛顿理论相竞争的理论并非是基于经验的原因而被抛弃的，而是因为它们缺乏简单性、一致性或解释力。② Ibid.，p.20. 有趣的是，理论如果只满足条件（1）则根本不能得到充分确认，如果只满足条件（2）也是如此。然而，如果一个理论同时满足条件（1）和（2），该理论就可以成功地得以确认。③ Ibid.，p.21. 尽管如此，完全解决不充分决定性问题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么容易。根据麦克斯韦的说法，我们需要坚持AOE才能提出完整的问题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假设。正如麦克斯韦所理解的那样，AOE坚持认为，基础物理理论若想被人接受，必须示例展示出目前为人所接受的图景（blueprint），或者足够充分地展示出来。④ Nicholas Maxwell，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Progress：Aim-Oriented Empiricism，p.77. 对于麦克斯韦来说，一个图景是一种特定的物理主义形式。“它或多或少地对空间、时间、基本物理实体的性质、力及其相互作用的本质做出一些具体的断言。”⑤ Ibid.，p.78. 例如，一种图景可能断言任何物质都由粒子或量子弦（quantum strings）构成。由于缺乏精确性，图景只是某种不可检验的、形而上学的论述。一个相应的理论才是更加精确的图景形式，它能够提出精确的经验预测。可以认为，对于任何的图景，都会有无穷无尽的许多不同的对应理论，其中的一些比其他的会具有更强的一致性（unity）。
在论文中，维哈勒姆对影响并指导他提出自己的原初解释的诸多进路进行了一番剖析。首先是由萨米·皮尔斯道姆（Sami Pihlström）发展起来的“实用主义实在论”（pragmatic realism）② Sami Pihlström，Structuring the World：The Issue of Realism and the Nature of Ontological Problems in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Pragmatism，Helsinki：Societas Philosophica Fennica，1996； Sami Pihlström，“How（Not）to Write the History of Pragmat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Perspectives on Science，Vol.16，No.1，2008，pp.26—69. 。皮尔斯道姆已经表明，实用主义科学哲学可以被解释为实在论的一种形 式。
当前我国的各个企业在管理的过程中，应用的管理模式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一些经济活动中，具体的事务处理还存在着不完善的部分，企业需要通过不断创新，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将内部的管理制度制订落实，合理规避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风险项，让企业能够在保证资产的合法整合的情况下，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推动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是企业基于经济效益和生产经营共同作用下的发展途径，所以，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管理是企业能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阶段。
现在，让我们看看海伦·朗基诺在麦克斯韦解决方案上的说法。尽管朗基诺最近重新审视了不充分决定性问题③ Helen Longino，Underdetermination a Dirty Little Secret？STS Occasional Papers 4，London：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UCL，2016. ，但她的看法基于麦克斯韦的一篇非常老的论文。④ Nicholas Maxwell，“The Rationalit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1，No.2，1974，pp.123—153. 显然，麦克斯韦的思想在这些年里发展很快。朗基诺正确指出了麦克斯韦在其早期作品中所表达的关于不充分决定性的主要观点，但为了充分评估麦克斯韦解决问题的方法，朗基诺需要关注麦克斯韦最近的出版物，特别是《理解科学 进步》⑤ Nicholas Maxwell，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Progress：Aim-Oriented Empiricism，St. Paul，Minnesota：Paragon House，2017. 。
虽然朗基诺没有注意到麦克斯韦后来作品中关于不充分决定性的思想，不过即使在麦克斯韦最近提出了关于该问题的解决方法之后，朗基诺的思想仍然值得关注。⑥ Ibid. 朗基诺观察到：“……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在一些非常逼真的假说（perfectly realistic hypotheses）中，获得足够证据来支持和选择其中一个假说。”⑦ Helen Longino，Underdetermination a Dirty Little Secret？STS Occasional Papers 4，London：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UCL，2016，p.11. 然而，要解释这些“非常逼真的假说”究竟是什么并不重 要。
根据朗基诺的说法，存在证据相关性的问题，即不充分决定性对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都有影响。⑧ Ibid. 朗基诺解释道：“当我在早期作品中表示不充分决定性问题时，在需要明确表达的时候，它涉及作为数据的单一观察（或观察集合）的描述与得到数据支持的假说之间的语义隔异。”⑨ Ibid. 这当然是简要表示问题核心的一种方式。然而，将不充分决定性问题缩减为描述问题，即语义隔异，这并没有穷尽不充分决定性的所有问题。的确，诸多描述涉及实际研究的领域，它们是科学家建构的研究对象，而假说的目标是指向实在的。朗基诺似乎认为这两个目标（即科学家建构的研究对象和意图指向实在的假说。——译者）并不能够真正地彼此吻合。然而，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根据约瑟夫·劳斯和雷恩·维哈勒姆关于PR的进路，由于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实在接触，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的语义隔 异。
现在用一种我们所熟知的类比——罗纳德·吉尔的地图类比，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阐释这个问题。吉尔指出，地图必须覆盖的不同领域，如地铁路线、博物馆或具有明确位置的街道，但这不是类比的最佳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始终处于相同的表征层次（level of representation）上，这种地图当然满足他们的目的。在我们目前的语境下，这些将是对单一观察的描述。得到数据支持的假说扮演这样的角色：假说是人们不得不采纳的路线，以便安全地从一个目的地到达另一个目的地。该想法的当代实践应用可能是实际采取的路线，即通过使用地理定位系统（geographical positioning system，以下简称“GPS”）而采纳的路线。区别不在于区域，而在于实践中使用地图的方式。实践应用弥合了经验数据和一般假说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在科学研究还是在其他事务中，一般假说可以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得到 检 验。
新的地图类比可能无法在AOE的语境中起作用，在地图模型中，尽管其直接检验可能存在问题，不过没有任何内容在经验上是不可检验的。尽管如此，麦克斯韦对图景的经验评估仍然是可能的（见上文），该模型在PR的语境中一定是有效的。一个位置的卫星数据以及重要元素的选择将形成这种图示（paradigm），它会得到来自地面的经验证据的支持，并在实践中获得检验。整个过程将在真实世界中发生，并将展现一部分现实（a piece of reality），在一个明确的实践意图的语境中，这是最重要的，显然也是真实 的。
尽管如此，在这个新的地图模型中，人们关于不可检验（不可观察）要素的看法可能存在分歧。不可观察的（形而上学的）组成部分存在于关于任务的定义中，也就是说，GPS功能的精确度应该是多少，这一问题存在于是否将临时的街道维修纳入考虑之中。然而在这里，我们可能真的在谈论方法论而不是形而上学，因为我们没有在其中看到任何不可检验的东西。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证明尼古拉斯·麦克斯韦是错的，而F. A. 米勒和肯尼斯·韦斯特法尔是对的（见上文）。整个进路由于提出了一个结论性评价，导致它非常不同于麦克斯韦的进路。AOE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假设之上。PR不需要它们，CCE也不需 要。
海伦·朗基诺在其近来的论文中提出了探究不充分决定性的不同例子，例如，通过实验方法区分影响人类行为的不同原因（即遗传、神经生物学和社会的因素）的问题。朗基诺表明：“……如果一个进路致力于假设所有（非测量的）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或不与测量中的因素相互作用，那么该进路可以通过因果空间中的因素得到区分。”① Helen Longino，Underdetermination a Dirty Little Secret？p.14. 朗基诺将这种不充分决定的情景视为现象复杂性的一个函数。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朗基诺认识到在区分过程中存在超验因素的考量。更重要的是，她甚至提到了相关领域中当时的科学理论对简单性、适用性（applicability）和协调性（coordination）的考虑。② Ibid.，pp.14—15. 这是迈向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在其AOE中的核心思想的明确一步。朗基诺自己提出了一个合理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把这种情况称为不充分决定性，而不是研究不同现象的多元独立探索？回答是，在现实世界中，现象的不同方面是不可分割的。③ Ibid.，p.15. 实验设置可以确保现象的某些独立性，但即使是这样，也只能获得有限效果，还需要相关的解释加以辅助。换句话说，有不同的方法来设计、运行、观察和解释实验结果。这无疑与PR密切相关。朗基诺的进路实际上更接近PR而不是AOE，因为前者也否认科学对形而上学假设的需要，形而上学的假设当然承认不同理论（范式）的可能性。看来朗基诺的超越经验的思考并不需要是形而上学的，我们宁可认为这属于方法论上的偏 好。
朗基诺认为由于我们不知道实验室研究的条件是否成立，从研究的状态（the world of investigation）转移到行动的状态（the world of action）是有问题的。然而，这个问题不适用于PR以及约瑟夫·劳斯的进路（见上文），因为即使是受限制的实验室情景也是实在的一个方面，是作为人类操纵结果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操纵状态，使其与进行特定实验相关的特定条件有关，那么实验操作就是可能的。研究人员总是与状态进行实际的互 动。
显然，在哲学分析中，我们需要承认科学及其方法在任何方面的发展。例如，测量仪器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越来越精确（希望如此）。这些发展当然会带来新的哲学问题，但我们不能在这里进入测量哲学（philosophy of measurement）的研究。虽然如此，仪器的发展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收集更多数据的能力，因此，现象的统计解释定然更加精确。但是，朗基诺恰当地指出，这并没有为自然中的随机波动提供保障。④ Ibid.，pp.15—16.
另一个必须考虑的新的实际问题是计算机建模。模型的构造与实验类似。在建模过程中，一些预期中的最重要特征（变量）被挑选出来并得到调控。研究人员没有上帝之眼，他们无法保证这些特征、变量能够被正确挑选出来，并且在建模过程中能够保持其重要性。因此，根据所有证据，科学仪器的发展以及不同类型的实验方法和建模不会完全消除不充分决定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哲学问题，需要哲学的解决方案。然而，很明显，任何一种随意挑选的哲学都不能正确理解不充分决定性问题，更不用说它的解决方案了。这个问题是语境依赖的。海伦·朗基诺在这方面显然是对的。她也正确地强调，只有当科学对批判性评价持开放态度时才能造福人类，这些评价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CCE可以作为卡尔·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延伸。其共同特征是强调经验证据和对批判的开放态度。CCE的扩展是通过引入社会和规范维度作为形成科学知识的必要基础的。这种发展绝对是非常合理和有用的。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哲学种类。虽然PR对科学知识的规范方面的强调没有社会方面多，但PR还是极力呈现了规范方面。此外，还有尼古拉斯·麦克斯韦的终身工作，AOE和解决科学哲学的经典问题只是麦克斯韦研究中的一部分，不过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麦克斯韦倡导学术界的革命，用智识探究（wisdom-inquiry）的进路来取代知识探究（knowledge-inquiry）的进路，后者基于标准经验主义的传统科学研究，前者基于AOE和目标导向的合理性，其中目标导向的合理性是AOE的扩展。前者不仅包括AOE中已经存在的基本形而上学假设，还包括通常被排除在科学界限之外的关于规范伦理的考虑。最终的目标为整体的学术事业做出有效的贡献，为人类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全球问题——寻找解决方 案。
六、结论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表明CCE并不一定与各种实在论进路存在显著差异。这在PR的基础上得到证明。我们看到，考虑到CCE的核心哲学观念及其导向科学的社会语境，以及PR在处理科学理解问题时在实在论上的偏向，CCE本身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实在论，它与PR综合起来可以被称为“多元社会实在论”。毕竟，经验部分不是CCE的核心，因此它没有出现在“多元社会实在论”的名称中。至于CCE的核心问题，即不充分决定性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从CCE的角度来处理该问题并不一定比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基于AOE对该问题的处理更具有说服力。麦克斯韦正在运用由形而上学假设所建造的保护带作为其论证的核心。如果这种行为是基于哲学领域的经典形而上学的陈述，那么它可能是暂时的。然而，就麦克斯韦而言，形而上学假设是科学本身的固有组成部分。CCE的追随者应该认真研究麦克斯韦的进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有义务对其思想表示赞同。该进路必须对批评性的审查保持开放的态 度。
A Load Calculation Method about Support Plates of Belt Conveyor Frames
必须进一步研究不可观察部分在科学中的作用。所有证据显示，科学不能单凭经验证据发挥作用，有时，科学家必须做出不能基于经验的决策。它只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还是允许形而上学的参与？如果允许形而上学参与，那么具体以何种方式参与？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以麦克斯韦的方式应用形而上学并不能保证不充分决定性问题得到解决，麦克斯韦实际上以自己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毕竟，除非人类获得上帝之眼的视角，否则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但至少从PR的角度来看，这绝不会发生，除非出现奇 迹。
最后，关于经验论和实在论的关系这一问题，上面的分析告诉了我们什么？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什么新的回答。科学需要经验部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证据是否向我们揭示了实在的一个方面？回应取决于我们对实际研究的理解。如果我们将实际研究理解为与实在接触，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消失，实在论就会胜利。PR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令人信服的论证，证明情况确实如此。但更严格的论证并不重要 了。
CCE是科学哲学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发展进路。很明显，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但缺乏与研究实践的紧密联系。而PR为我们提供了后者。两者的结合可称为“多元社会实在论”，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本质和目 标。
中图分类号： B8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47（2019）01-0017-21
作者简介： 彼特·穆尔塞普（Peeter Müürsepp），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科学史教 授。
译者简介： 王一雪，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王幼军，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肖志 珂）
标签：目标导向的经验主义论文; 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论文; 实在论论文; 不充分决定性论文; 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