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钺书牍解析辛亥前后马元章的安民护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钺书牍论文,马元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元章①是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②门宦(al-Jahriyyah，
)第七辈穆热什德(murshid 
，)③。教内称之为“大太爷”，“沙沟太爷”或“地震太爷”。清末民初，在西北穆斯林社会中有着重要影响。1911年(岁次辛亥)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10月22日西安举事，11月17日宁夏起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半壁河山变色，而甘肃清廷军政还高唱迎銮之说，派兵向陕西和宁夏方向进发，镇压起义。此时哲赫忍耶穆热什德马元章曾派二子马广武、马仁武带领团丁前往灵武参与“作战”。然而对于马元章“出兵”的原由，一直悬而未决，历史记载与教内口传相差较大。笔者发现革命党人黄钺在领导秦州起义前给“回绅”马元章写过两封书牍，后收集于1913年黄钺刊发的《陇右光复记》中。此书牍链接了马元章与宁夏、甘肃辛亥革命的各种关系，不仅对于重新认识辛亥前后哲赫忍耶门宦穆热什德马元章“出兵”谜团大有裨益，而且也有力的佐证了清廷布政使赵惟熙窃取秦州革命成果的事实。
一、史海钩沉：《陇右光复记》及其致马元章的两封书牍
武昌首义胜利后，全国响应，甘肃清廷余孽还奋力顽抗。1912年3月11日，面对甘肃总督长庚的疯狂镇压，革命党人黄钺、陈贞瑞、周昆、黎兆枚、魏绍武、谭其茳等秘密在甘肃秦州(今天水)举行起义。组建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传檄安民、颁布新政，动摇了西北保皇派镇压革命党的决心。后甘肃清廷残余部众纷纷走散，而甘肃总督长庚见大势已去，取道蒙古，仓皇逃逸。陕甘两省遂即光复。然而时任甘肃布政使的赵惟熙乘甘肃官绅们的观望空隙，投靠了袁世凯，并“指斥黄钺佣兵倡乱，行同土匪”④。袁世凯信以为真，责令黄钺结束革命。后经黎元洪、谭延闿等人替黄钺辩白，秦州人汪剑萍、周尚志赶往京城上书，才避免了秦州、兰州双方的兵戎相见。同年6月7日，黄钺宣布取消秦州临时军政府，秦州百日光复就此溺死襁褓。⑤
此后黄钺编撰了《陇右光复记》一书，刊发于1913年。书中汇集有秦州起义时革命党人在甘肃秦州起义过程的大量原始资料。全书分一、二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征讨檄文、黄钺亲撰《反正颠末》、反正以前运动革命史略、反正之后颁布的法约、行事章程、各种实行政策、解决条约、解决迁延、解决之后的赠言等文件9份；第二部分是起义的相关电文、呈文、咨移、书牍、杂俎和录报等类。全书约20万字左右，由谭延闿提署书名，竖行排列，原文无标点。周震鳞、洪汝冲、周昆芷等作序。湖南省宁乡县档案馆、甘肃天水档案馆、兰州档案馆存有原本。《陇右光复记》收录的文字材料，内容详尽，涉及人物众多，多方面反映出秦州起义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完整地记录了秦州起义被迫取消的全过程，表现了辛亥前后秦州、甘肃乃至西北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新旧思潮的杂糅交错等各类丰富的社会信息。该书体系完整，逻辑清楚，不仅是研究秦州起义最直接的材料，对于研究清末民初中国西北社会状况，政治情景、社会面貌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有两封黄钺致马元章的书牍，为解开马元章“出兵灵武”真相提供了的重要线索。第一封书牍内容如下：
致回绅马光烈(正月十二日)⑥
我汉族苦满清虐政久矣，而贵教受欺凌尤惨。官有限制，无膺卿贰、督抚、监察之尊贵者。律栽：凡回民三人以上，持械同行者斩。其歧视之心，专制之酷，大率类此。人神同嫉，天地不容，孰不欲灭此而朝食之。故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间，而共和之局已定。昨北京来电，清帝退循榆关，巢穴已破，所未发者惟甘肃耳。今以鄙人庸陋，谬为统治所推戴不已，于本月二十三在秦州宣布独立，建设甘肃临时军政府，联合秦蜀，直捣金城。盖陕甘一日相持不下，即民国之统一难定，生灵之荼毒益深，迫于天人，激于公义，挺身为之，鄙人非有容心于其间也，皇天后土，实共鉴之。阁下居父母之邦，负善人之望，登高一呼，万山响应，复仇之义，自有同心。所虑贵教中或有不明此义，妄自惊疑，尚乞明白晓谕，结成城之志，鄙人实深依赖焉。
根据秦州起义的时间推算，这是1912年2月29日(正月十二日)黄钺写给马元章的书牍，叙述了清政府对回民及其哲赫忍耶的压迫，表明了辛亥武昌革命的成果及其甘肃所状况。黄钺决定于3月11日(农历正月二十三)在秦州宣布独立，建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并联合川军，“直捣金城”，希望马元章能“登高一呼，万山响应”。另外，黄钺还担心哲赫忍耶门宦教众中不明此义的人会“妄自惊疑”，请马元章向教众“明白晓谕，结成城之志”。第二封书牍内容如下：
致回绅马光烈(正月十六)
昨专函奉告一切，计登青睐。兹接川军李司令煜森来函，伊军现抵白水江，不日到秦，随同进发。惟贵教大部分是否与弟一气联络，伊不得知，嘱令函告，以便照办。弟因此次和议，固合汉、回、蒙、满各组同胞，共襄盛举，自无有反抗之理。但恐贵教中或有不白此义者，尚乞于川军抵境时登高一呼，俾免疑恐。弟已将阁下臂助热心转达李司令矣。匆匆上言，不罄欲白。
此书牍是黄钺于1912年3月4日(正月十六)再次给马元章写的“嘱令函”，与“十二日书牍”相印证。书牍的行文表明，就秦州起义之事，黄钺对马元章的立场很关切。他坦率告知马元章川军在李煜森司令⑦的率领下已到达白水江，并征询哲赫忍耶门宦教众的动向。此书牍言辞恳切，充满信任。
两封书牍内容透露出了四个重要线索：第一，黄钺对马元章为人也甚为信服，故将绝密的起义时间和过程都如实相告马元章。第二，黄钺担心哲赫忍耶教群中可能“有不明此义”者会影响“秦州举事”。第三，马元章仅仅是陇山村镇哲赫忍耶门宦的穆热什德，而无其他军政权力，黄钺秦州起义仍要争取马元章的支持，足见其在西北社会的影响。第四、第二封书牍末尾又专门提到他要将马元章“臂助热心”转告李树勋，可能暗涵“胁迫”之意，也可能表明马元章的确对于秦州起义持赞成态度。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注重联系场域。如果把黄钺书牍提供的线索放置在当时背景中，从整体“事件过程”来解读，那么马元章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就明晰起来。
二、出卒护教：卷入辛亥革命的哲赫忍耶民团
在武昌起义胜利形势的推动下，西北地区的起义紧锣密鼓的展开了。1911年10月22日(辛亥九月初二)，革命党人张凤翙、张益谦、张钫，以及哥老会首领张云山响应起义，进攻西安。由于早已与军械官陈树藩有密约，起义军轻易占领了军械局，陕西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西安起义成功。11月17日(辛亥九月二十七日)，灵武帮会首领高士秀、高登云在灵州起义，攻衙门，夺枪械，开监狱，放犯人，知州余重基逃匿。宁夏府城响应，清廷军官四散逃逸，同月21日起义军就在宁夏道尹公署成立宁夏军政府。12月初(辛亥十月)，青海西宁黄会⑧成员乔寿山与哥老会任德慧两人联络董福祥部士兵孙大旗(麻子)等，聚众千人以“推翻政府、杀尽洋人”为口号，在西川石灰沟、元山尔起义。12月(辛亥年十一月)后，陇东灵台县佃农、哥老会会员蔡普明在胡家店起义；宁州(宁县)帮会首领彭四海、汪兆黎等在早胜镇起义；陇南文县贡生王洪巽带领乡民在马连乡宣布起义；阶州(今武都县)农民何成海与姚永福、周天柱、何大旗集合群众千人围攻州城。另外，河西的酒泉、张掖、武威均有抗税起事发生。
值此乱世，西北社会混战频起，民众多受土匪骚扰。作为哲赫忍耶门宦威望巨高的宗教导师马元章自然就成为陇右教众信赖的“保护伞”。因此马元章进一步加强哲赫忍耶的门宦制度和教阶组织，扩充民团，整装待守，以防哲赫忍耶拱北和教坊受扰。因此宁夏起义后，马元章曾派二子马广武、三子马仁武带领民团出征。此事可能就是几月后黄钺在秦州起义时专门致函马元章的由来。但是马元章的“崇义军”是否参与镇压宁夏起义，史料和传说版本较多，说法差异较大。归纳起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为“辛亥老人”在“文史资料”上的回忆，认为马元章“出兵”参与了镇压起义军⑨；第二种属民间口传，认为“大太爷马元章”不可能帮助与哲赫忍耶门宦有世仇的清朝政府。当然这两种观点均难有说服力。马寅武(教内称为“何爷”)之孙马辰在《马元章与哲赫林耶教派的复兴活动》中的说法为识辨这两种观点提供些许信息。此文中讲到“民国元年，宁夏灵州高兰荣响应辛亥革命，发动民军起义。清回族官吏宁夏镇台张绍先，在甘肃各回族地区邀请回民中的有声望的人物招募团练，帮助他攻打民军，做垂死挣扎。当时马元章受吴忠回民领袖马世恩的骗，认为高兰荣是‘哥老会’土匪，和他作对。因此命其二子马广武、三子马仁武招募当地回民一千人，开赴灵州作战。”⑩马辰还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清王朝的覆灭，正是百年广大回族人民所盼望的。而马元章未能明辨时势，帮助清朝残部攻打民军，这是马元章晚年所作的一件憾事。”此说法看似有意为马元章“开罪”，实属沿袭“文史资料”的建构思路。然而文中也透露出“哥老会”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哥老会”是清末时期活跃于西北，渗透于全国的一个“地下组织”。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11)的马元章把“哥老会”成员当成“土匪”是比较可信的(12)。
从宗教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由于马元章吸取了哲赫忍耶门宦的历史教训，对于参与战事表现的极为谨慎，况且其与张绍先并无深厚交往。因此马元章“被邀请”派二子“出兵”灵武镇压辛亥义军之说令人难以信服。但又如何解释此事实呢？本文认为马元章“出兵灵武”很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保护教坊民众。嘉庆十七年(1812年)，哲赫忍耶门宦完成“平灵接续”(13)后，灵州地区逐渐成为其教民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辛亥革命前夕，西北社会动荡，仁人志士为推翻清廷政府谋划革命，抛头颅、撒热血，前赴后继。同时，土匪频出、地方团练和腐朽清兵官员也打着起义旗号，乘机浑水摸鱼，干些打家劫舍，祸害乡里的事情。当时地方社会乡绅大多都拥有自己的“护卫民团”。宁夏一些豪绅甚至向知府庆隆、都司多伦岱提出过拨款筹建民团的事项。清朝时期，哲赫忍耶教群曾三次举起反清大旗而被大肆镇压，哲赫忍耶从马明心(教内称“道祖太爷”)时代的中国伊斯兰教苏菲教团的“身份”被锻造成一个具有高度认同的回民次级群体，而这种认同在马元章时代达到了巅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保存哲赫忍耶教坊教民免受迫害，维护其在教群中的“权威”形象，马元章结农为兵，筹备防卫，静观其变，适时出击也属合理。根据“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八日(1912年1月26日，作者注)陕甘总督长庚致内阁请代奏电”称：“固原回绅马元璋谊切桑梓，禀明平庆泾固化道熙麟遣伊子马广武、马仁武等带乡团八百人堵击。”(14)马元章“谊切桑梓”的行为，可能是黄钺在秦州起义前致函马元章时表示出极大尊敬和诚意的原因。在清裔总督长庚、布政使赵惟熙的重重监视下，作为秦州起义的领导人黄钺不仅向马元章告知了起义的具体时间，而且还告知了他联合川军入境秦州之事，这是关涉起义成败的绝密信息。黄钺对于马元章能如此信任，比较有说服力的理由应该是：黄钺极有可能深知马元章“出兵灵武”的真正目的并非为了镇压革命，而是保护教坊。至少在黄钺眼里，马元章是一位谨慎可靠，且以复兴哲赫忍耶宗教为根本目的人。
第二，保护哲赫忍耶的“宗教圣地”。西安起义成功后，陕西军政府以鸡毛信敦促宁夏同盟支部即刻起义。刘先智、吕锡有等人于11月14日在府城岳武庙召开会议。决定利用张绍先到省述职末归之机，于次日在宁夏各地同时发动起义。18日，朱邦科、孙学文率领的另一支义军与清军巡防营内的“哥老会”里应外合，占领了金积堡。根据“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八日陕甘总督长庚致内阁请代奏电”称张绍先“密饬马广武及宁灵回绅马学仁等诱杀贼目马玉赞，收复吴忠堡大寨子。”长庚请功之言中透露出马元章派民团并非直奔灵武，参与镇压起义军，而是首先为“收复”和“保卫”吴忠地区。这里蕴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护教信息，那就是为“收复”吴忠大寨子，保卫今青铜峡鸿乐府拱北(15)(qubbua 
)、吴忠四旗梁子拱北(16)和金积堡旧地免遭战乱蹂躏。这很可能就是马元章出兵的真正目的，也符合哲赫忍耶教众一贯护教的集体心理。众所周知，自同治十年马化龙(教内称为“十三太爷”)受抚被杀后，金积堡及其周边就成了哲赫忍耶另一个宗教“圣地”。哲赫忍耶第四辈、第五辈穆热什德马以德、马化龙的坟冢就在此处。虽然当时鸿乐府拱北在同治年间焚毁之后尚未恢复，而四旗梁子也未有成规模建筑，但哲赫忍耶教众悄然聚此上坟念赞的宗教活动从未间断。马化龙及其金积堡民众“受抚被害”事件在哲赫忍耶教内形成了秘而不传的纪念方式，且融入到了其宗教修持中。调查得知哲赫忍耶门宦的拱北和清真寺，每日晨礼后都要举行“奥拉迪”(awrād 
)(17)高念仪式，以悠扬凄美，节奏紧迫的音调念“迪克热”(dhikr 
)(18)。铭记“十三太爷进官营”，即以马化龙进刘营受降到被凌迟处死的56天，高念56句“俩依俩咳，印兰拉呼”(Lia-iliah illa-allah 
)(19)。“同治十年”与“金积堡”成为哲赫忍耶教民思维意识中非常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直至今天，陇山村镇哲赫忍耶寺坊的农民们往往都会集体无意识地将“苦难岁月”与“同治十年”混淆在一起。马化龙及其金积堡就成为哲赫忍耶门宦凝聚和认同的“象征符号”。因此，在清廷余孽与起义军混战之时，作为哲赫忍耶核心领导人马元章得知吴忠堡被占以后，为免“宗教圣地”被侮，他很可能派民团组织前往吴忠一带保卫哲赫忍耶拱北、教坊，赢得民心，这才有了电文“收复吴忠堡大寨子”之说。因此，辛亥革命后，哲赫忍耶门宦就加紧了对吴忠地区哲赫忍耶拱北的恢复修建。马进西本人还专门到吴忠旧地重设道堂，传播哲赫忍耶教门。
三、还原史实：黄钺秦州起义与马元章
以上推论是否合理，需在还原黄钺及其领导秦州起义的始末中得到证实。黄钺为黄万鹏之子，其父1870年“随左宗棠西出新疆，平定帕夏叛乱，立功得仁新疆提督，钺承父荫，袭二等男爵。”(20)中日甲午海战后，黄钺目睹了清廷的腐败，萌发了革命思想。1906年，经黄兴介绍，在上海加入了同盟会。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东南各省民主共和思想广为传播，而陕、甘等西北地区山川阻塞，民气消沉，“一旦民军骤兴，独西陲为梗”(21)，于是同盟会决心派同志到西北边陲去传播革命火种，开拓革命阵地。由于黄钺早年随父亲去过西北，并与陕甘总督长庚有世交，因此他是最佳人选。1910年12月，黄钺带领一批湘籍同志，日夜兼程抵达兰州。“他以候补道员和故人之子的双重身份晋谒长庚，并取得长庚的信任和器重”(22)，潜藏在长庚身旁，寻找机会。辛亥八月，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二天，西安相继起义。时任甘肃总督的长庚困兽犹斗，督师马安良部(23)进攻陕西起义新军，由升允亲自率领。在马国仁统领的壮凯军、马麒组织的敢死队的协助下，攻占了长武、永寿等地。就在这关键时刻，黄钺、魏绍武、黎兆枚等革命党人默察形式，商举起义。黄钺寻长庚要兵：“秦州为甘南门户，南入川、东通陕，必得人而守之，令钺募一旅出防。”(24)长庚碍于情面答应了他的请求(25)。辛亥十一月初二(1911年12月21日)，黄钺抵达秦州，驻城郊秦山庙，整顿军纪，筹备起事。根据《陇右光复记》来看，黄钺在起义前，“或发函或派人，四川求援”(26)，疏通各种关系，确保秦州起义成功。由于黄钺对马元章曾派民团前往吴忠与灵武，保卫哲赫忍耶宗教“圣地”之事有所耳闻。所以在筹备秦州起义时，黄钺就竭力争取地方宗教权威、乡绅的协助，至少不能使他们成为起义军的敌对力量。此时的黄钺也肯定清楚，秦州离哲赫忍耶宗教复兴地宣化冈(27)和南川道堂(28)仅百余里地。若马元章再次“结民为兵”，拒“敌”于外，对秦州举事定会造成威胁。因为黄钺深知哲赫忍耶门宦教众在秦州周边的规模，了解马元章及其哲赫忍耶教民的护教情结。所以在秦州起义前，黄钺才可能以宁夏起义为戒，致函马元章，说明他所起义目的，以示区别“他类”举事。希望马元章能站在起义军的一边，至少能晓谕哲赫忍耶教众不要与义军为敌。表现了黄钺的雄才大略与广见博识。
在长庚对清帝退位(2月12日)之诏隐匿不宣且督军继续镇压革命义军的危难时刻，黄钺加快了秦州起义进程。正月十二日(2月29日)，黄钺给马元章写了第一封书函，“奉告一切”，呈明起义日期，表明用意。时隔四日，在李树勋率领的川军即将到秦时，黄钺又写信“计登青睐”，向马元章征询“是否与弟一气联络”，可见黄钺的急切心情。并在函中说“弟已将阁下臂助热心转达李司令矣。”婉涵“威胁”之意。“本月二十三”(1912年3月11日)清晨，秦州革命党人黄钺、黎兆枚等如期宣布起义，兵分三路攻进秦州城内，旗开得胜。对盘踞在陕甘边境的清官余孽予以很大打击，反动将领停止攻陕，西北辛亥革命成果得以巩固。
以黄钺书牍为线索来梳理马元章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时，那么对于重新认识“充义团徽县对抗川军”之事也就相应的“柳暗花明”了。二十八日(3月16日)，川军李树勋率前锋200人抵达徽县时，受到抵抗。据王汝翼回忆，“李行至中途，充义团乘其不备，遽尔开炮袭击，其队长孙笔亭立即毙命。”(29)后李树勋即率两标统直驱县城，“径到礼拜寺，以硫磺炮弹，将礼拜寺烧毁，并将东边回民房舍同时付之一炬，计共烧毁房屋700余间。又贴榜告示：‘凡属回团，概少无赦’。”(30)而黄钺在《反正颠末》中说到“有罗平安姻属孙姓新募一哨，以未领军械，附徽城立垒，回民疑之，遂于击败川军后袭孙营，兵士死亡大半，孙被支解。”(31)与王汝翼所言相比，黄钺对于此事态度显得较为公允。他接着写到：“至引起川军入徽县，川军且以讨贼为名，实赵自取之地。然徽回民被损害，未始不由于此。”(32)可见当时川军并非全然为了革命，其中挑拨离间，趁火打劫，谋求私利之事也属实情。黄钺说：“初，川军入徽时，莠回恐其报复，惧而先逃，张桓止之不应。川军入城，回房空闭，汉民嫉回，肇衅者乘间纵火，毁回房七百有奇。”(33)对于该事件原由，黄钺在该文中还专门进行了深刻反思：“此次启衅，虽半有徽令徐登弟、典史席重珍、差役马世昌及马有成、金贵阿宏(可能为“阿訇”，作者注)满苏日等唆怂所成。然赵不发兵、则川军不入，川军不入，则回民不逃，则无此惨祸也。”(34)实际上，王汝翼在此文中另一处回忆也有助于我们分析此事件：徽县川军烧毁回民房屋后，“回民均逃避山沟，适天气严寒，老幼冻饿而死者不可胜计；青壮年分由间道逃至天水、沙沟(属西吉)，找回神哈锐庵及教主马光烈，报告川军惨杀情况。众皆震惊，初拟派回绅丁某往和。”(35)由此判断，徽县逃离的良回中的确有哲赫忍耶门宦人员。但徽县抵抗川军的回民未必就是马元章的“崇义团”，而得知“川军惨杀”，“众皆震惊”表明此事马元章也未必知情。王汝翼先生所指“充义军”很可能是当时外界对哲赫忍耶门宦教众的污名化。清末民初以张家川为中心的哲赫忍耶教民在陇东南分布较广，在抵抗川军的地方回民中可能也有头戴“六牙小帽”和“两角帽”的哲赫忍耶门宦教徒(36)。王汝翼先生很可能以此判断这些回民是马元章的崇义团。从哲赫忍耶门宦在徽县的历史现状来看，马元章派其“民团”镇守的可能性极小，原因是徽县不同于宣化冈、也不同于金积堡，对于战事极其谨慎的马元章未必会冒此风险。此外，这一谜团也可以从黄钺书牍和《反正颠末》的信息得到解答：农历三月十六(1912年5月2)以后，川军南下退出甘境时，黄钺就马元章对川军的态度做了明确陈述：“时川军已南下，有张家川无赖回民马进西遂伺隙思逞，以张家川恭门镇徽县逃回为名，建议招兵复仇。一时，几二千人，势张甚，意欲假道秦州乘机破坏，以践马忠孝之密约。后以马元章、马安良绝不赞成，其事遂寝。”(37)此言不仅说明徽县抵抗川军的回民与马元章无关，而且印证了黄钺致书牍对于哲赫忍耶教众“不明此义”者的指向。黄钺可能事先以为马进西与马忠孝有“密约”，担忧在秦州起义时，跟随马元章的张家川哲赫忍耶教民裹入其中，以护教为由与起义军为敌，因此专门写信给马元章。但为了避免“挑拨”之嫌，不引起马元章的误解，他并未对自己了解的所谓“马进西招兵复仇之事”言明。此处革命党人黄钺对马元章与马进西的不同观点，清晰表明了黄钺对马元章的复教主张甚为了解，也体现了马元章“崇礼教”、“正人心”、“致中和”、“不树敌”的一贯立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钺写给马元章的书牍除了有助于重新认识辛亥革命中的马元章外，实际上也解决了历史上的一大“政案”：甘肃光复时，布政使赵惟熙乘机投靠袁世凯，声称他承认共和在前而黄钺秦州起义在后，最后窃取了黄钺秦州起义的革命成果。从黄钺给马元章致函中的时间和事因经过，可以清楚的看到黄钺对于陇右光复具有首创之功。
四、交上接下无非振兴教道
关于马元章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有三则事例可以补证黄钺书牍透露的信息：第一，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马元章率众“由西吉滩到张家川之毛娃山，大干‘尔曼里’(念经)，祷念化龙，庆祝清廷灭亡，共和成立、哲赫忍耶反清胜利”(38)。此事件在张家川基本上家喻户晓；第二，民国11年(1922年)6月，时任国民军西北第一路军总司令于右任一行四人路过张家川，游览了宣化岗拱北，并赋诗留念(39)。表明于右任早期曾与马元章有过结交，了解马元章对待“政事”的谨慎态度。此诗同1910年于右任赴沙沟劝说马元章赞助革命之事成印照(40)；第三，民国二十三年(1935年)正月，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中央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新编陆军第一军军长等宝珊等甘肃军政要员30人以及张家川76坊清真寺和其他163人共同所立的“马大、马三善人光烈光翿先生之神道碑”。碑铭记载：“辛亥革命之后，己末，滇军入甘激战天水城外，应付稍失当，皆足鱼烂全甘，波荡大局，大善人一以息事宁人为主，屹立如山，不肯举足为轻重，导扬和平，俱以先事。”(41)这里的“滇军”在辛亥革命后“激战天水城外”，很可能指的就是川军将领李煜森，与上文王翼汝所言“拟派回绅丁某往和”相对应。实际上，民国政府在马元章逝世百日的追颂电文中对其有客观评价：“翼教弥诚，爱乡尤挚，排难解纷，宁人息事”(42)。
“马元章聪慧有智，阅历丰富，擅长交际。他与马福祥、马麒、马国仁以及哈密王沙木胡索特等头面人物都有密切关系。”(43)英国传教士安德鲁(G.F.Andrew)于民国时期在甘肃调查伊斯兰教后写了《中国西北的“新月”》一书，其“回回的现状”章节中认为，哲赫忍耶总教长马元章与军阀马安良在影响西北政局上势均力敌，而执掌中国回族宗教权的要人则是马元章。(44)由此可见黄钺致函联合马元章的道理所在。从哲赫忍耶门宦的发展历史来看，马元章时代是哲赫忍耶教群最具凝聚力的时期之一。按照哲赫忍耶教阶层级和组织结构，当时的马元章完全具备了“结民为兵”的能力。如若马元章真是“未能明辨时势”，维护清廷，“出兵”秦城“拒敌”，那么以他在陇上秦州的地利、人和之势，完全可以对“秦州举事”构成威胁。而黄钺的雄才之处就是他深谙马元章的“护教情结”。事实上，马元章自复教以来，始终坚守其“不近官，不信官”的原则，“精心投身于神圣而又细致的宗教功修，干着‘浮层’与‘究里’的事情”(45)把传教、弘教，复教作为第一要务。他留下过这样的诗文：“交上接下无非振兴教道，登山涉水亦是救济死生”、“半生未曾亏人，两间惟在安民”(46)。受云南汉学的影响，马元章从小就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是继马化龙之后对哲赫忍耶门宦发展影响最深远的人物。虽然“后马元章时代”的哲赫忍耶教群已由两支派分为五支派，但马元章对待伊斯兰教教理的思想、学说以及他为人处世的态度仍然成为当今绝大多数哲赫忍耶遵循的基本规则，甚至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哲赫忍耶教众的群体人格。
①马元章字光烈，号帧祥，经名利亚顿丁，道号索迪根拉·穆罕默德·努尔(忠于安拉的人)。1853年生于云南墨江(他朗)，1920年在海原地震中遇难。他是中国哲赫忍耶门宦始传人马明心的四世孙。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十三起义失败后，马明心长子马顺清被发配云南他朗，生有五子。其三子马圣麟曾任马化龙在云南的热伊斯(代理人)，也是杜文秀起义时河西起义军首领之一。起义失败后，马元章遵父命带领弟侄从地道出逃，辗转来到甘肃张家川，在李得仓的扶持下复兴哲赫忍耶教门。
②哲赫忍耶是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高念”或“彰明”，故又称“高念派”或“高赞派”，自谓“明扬正道”，是伊斯兰教苏菲学理在中国西北地区形成的四大门宦之一。
③阿拉伯语音译，其意为“导师”，尤其指苏菲的“宗教导师”，与“谢赫”、“和卓”同义。
④孟国芳：《甘肃地区辛亥革命综述》，《黄钺与秦州起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黄钺应谭延闿之邀南归，1937年与“红二师”政委徐上达筹建“湖南抗日义勇军游击部队”遭镇压，1943年病逝湖南宁乡。
⑥该书牍参考了张蕊编著的《辛亥革命在甘肃》，该书虽点校出版了《陇右光复记》的许多内容，但错误较多。把黄钺发往各处电报、书牍的农历时间与公历相混淆。此处的时间应为正月十二日。
⑦李树勋，字煜森，原系陆军学堂毕业，是援助秦州起义的四川保路同志军将领。从《陇上光复记》中黄钺撰写的《反正颠末》一文来看，秦州起义间所涉及“李司令”均指就是李树勋。
⑧黄会是湟源人李旺在山东义和团成员裴道人的鼓动下，于1910年创立的反清团会。1911年6月，李旺等人另立“皇上”，预定起义，后因暴露被镇压。
⑨辛亥老人王火垣说“沙沟回族马元璋(指“马元章”)，用他的教民成立祟义军，赴灵武击高士秀、高登云。及到达时，高已离去，误伤良民多人。”参见王火垣：《宁夏会党起事》，《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辛亥革命人士吕锡有回忆：10月24日(公元1911年12月14日)，“复据河东帮统朱邦科报，沙沟马元璋督祟义团练回军兼道由同心城南山向河东猛攻，企图进据河东各地。除分兵设防，我仍包围满营。”参见吕锡有：《宁夏辛亥革命史略》序，《民国宁夏风云实录》(第一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⑩宁夏社科研究所编《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
(11)清末进士任承允在“马大上人光烈诔”中称“先生匪第经典淹贯，为清真教宗；而救民辅世，尤缘饰以儒术”。参照胡圭如编：《哈锐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12)对于“哥老会”的记载，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参见《同治年间哥老会史料》，《历史档案》1998年11第11期刊；吴善中：《哥老会与光绪十七年“长江教案”》，《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11第11期刊；吴波：《清末民初甘肃哥老会述略》，《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等文。
(13)平凉穆宪章将哲赫忍耶门宦教权移交给灵州马达天，被称为“平灵接续”。
(14)见故宫档案馆编《辛亥革命时长庚、升允、彭英甲等致清内阁军机处文电》，《甘肃文史资料》(第1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拱形建筑物或圆拱形墓亭，是对中国伊斯兰教先贤陵墓建筑的称谓。在新疆被称之为“麻扎”。鸿乐府拱北为哲赫忍耶第四辈穆热什德马以德(教内称为“四月八太爷”)埋葬地，也是哲赫忍耶最早传播其教派教理的据点之一。
(16)四旗梁子拱北位于吴忠市东北角，为清政府凌迟处死马化龙(教内称“十三太爷”)之地，也是其无头尸(教内称为“金体”)埋葬之处，后建有“八卦”阁楼，供教民谒拜。
(17)阿拉伯语音译，意为“祈祷词”，是哲赫忍耶每天晨礼和晡礼后必念的赞词。
(18)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怀念”、“想念”、“赞颂”之意，即时刻纪念、赞颂真主。是苏菲修行的一种方式。
(19)为哲赫忍耶门宦诵读阿拉伯语的音译，其意为“万物非主，惟有真主”。
(20)(22)向天水：《黄钺传略》，《黄钺与秦州起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1)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95页。
(23)马安良部于1911年11月5日抵达兰州，长庚将左宗棠所遗留的来福枪2000支、从德国新购的毛瑟枪5000支一并拨交马安良“援陕”。马安良的精锐军和经过改编的陆洪涛部振武军，孙恭部恭字三营，组成攻陕东路军，马安良任总统。参见孟国芳：《甘肃地区辛亥革命综述》，《黄钺与秦州起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4)黄钺：《反正颠末》，《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长庚起初允许黄钺编带骁锐军十营，但彭英甲、赵惟熙从中作梗，说黄钺是革命党，不可重用。长庚半信半疑，便将十营减为六营，另黄钺招募步兵一营，另拨崔正午所部五营旗归黄钺统率。但崔正午自恃是老行伍，不愿受黄钺节制，实际只有步兵五百人。参见窦建孝：《黄钺秦州起义》，《天水文史资料》第6辑，天水市金荣印刷厂1985年。
(26)窦建孝：《黄钺秦州起义》，《天水文史资料》第6辑，天水市金荣印刷厂1985年。
(27)宣化冈是清末民国时期哲赫忍耶宣教的中心。由马元章、马元超于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主持修建，葬有马化龙、马成龙等的头骨。后一直扩建，其占地面积曾达13200平方米，在哲赫忍耶教内具有重要地位。参见马国瑜：《宣化冈》，《张家川文史资料》(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8)南川道堂位于张家川南川村，是哲赫忍耶第五辈穆热什德马化龙之孙马进西发展教务的基地，修建于1908年。参见穆启圣：《南川道堂建立史略》，《张家川文史资料》(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9)这里“充义团”指马元章的“崇义团”。其上文说到：“当时地方兵力除了马光烈教下之回民充义团外，只周立言所带之忠武军一哨及两当罗统领在徽县所募尚未归营之新兵一部。”参见王汝翼：《我参加秦州光复的回忆》，《黄钺与秦州起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0)(35)王汝翼：《我参加秦州光复的回忆》，《黄钺与秦州起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1)(32)(33)(34)黄钺：《反正颠末》，《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36)此帽装饰是哲赫忍耶教众服饰文化的标志之一，当今哲赫忍耶教坊仍然能看到这种装饰，而民国时期尤盛。参见王建平编著《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教文化老照片—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37)黄钺：《反正颠末》，《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8)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修订版)，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39)全文如下：“振臂一呼此磐疆，河山耕牧势犹强。早知骑射雄西北，今见威仪视帝王。万户蒸腾风又雨，一川填咽海还桑。天荒地变真闲事，金碧参差宣化冈。”参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40)宣统年间，孙中山曾派于右任、田昆山，以到静宁探亲为名来沙沟劝说马元章赞助辛亥革命，并赠送《革命军》一百多本，而马元章惟恐重蹈金积堡覆辙，未敢外传，恐引起事端。参见李树芳：《马元章传略》，《张家川文史资料》(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1)马国瑸主编《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
(42)《民国政府为马元章逝世百日之追颂电文》，《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9页。
(43)马通：《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基本特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44)George Findlay Andrew,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921,p100—109.
(45)曼苏尔·马学智著：《道统史传》(下)，马义、王生俊等译，铅印本1997年，第34页。
(46)马忠杰：《民间流传的马元章文句、话语选录》，《中国穆斯林》200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