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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和张资平都是创造社的元老，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同为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小说作家。但是，他们不仅创作风格迥异，而且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因宣传抗日而壮烈牺牲，被追认为烈士，名垂青史；一个却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汉奸，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臭名昭著。
（一）相似的生活经历 不同的生活感受
郁达夫和张资平均出生于清朝末年，一个幼年丧父，一个幼年丧母，家道逐渐败落。于是，先辈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使他们早年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郁达夫7岁入私塾，12 岁入新式学堂——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后转入美国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学习，18岁随其兄到日本留学。张资平4岁就学，9岁入私塾，14岁入美国传教士办的广益中西学堂，17岁考入两广高等巡警学校，20岁到日本留学。1914年，他们同时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成为同学。1915年，郁达夫被派往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张资平则被派往九洲熊本县第五高等学校，1919年，又同时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郁达夫在经济科，张资平在地质科，1922年同时毕业归国。
郁达夫和张资平早期的生活经历是相似的，但他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却截然不同。郁达夫的童年，是在饥饿和恐怖、寂寞和孤独中度过的。世人的欺凌和白眼，养成了他易于反抗和孤僻内向的性格；富春江秀丽的景色，又启迪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孕育了他的诗人气质。帝国主义的入侵、清王朝的腐败，对郁达夫产生了巨大的撞击，使他明白了“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1〕，萌生了爱国主义思想。他先后阅读了《吴诗集览》、《庚子拳匪始末记》、《晋天忠愤集》等书籍，近代爱国志士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感染着郁达夫，使他很想有一番作为，“去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2〕。 张资平幼年生活虽然也很清贫，但他的父亲却希望他走科举道路，整日让他写“义”和“论”；无山无水、风景单调的梅县乡村，也闭塞了张资平的眼界，禁锢了他的思想。进入中西学堂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观念的参差交错，形成了张资平思想性格的严重矛盾，他一方面觉察到教会的虚伪，另一方面又极羡慕那些每月200块大洋的教授。帝国主义的入侵， 辛亥革命的爆发，并没有对张资平产生多大的影响。他虽然也表示要“咸于维新”，但实际却“象一颗没有轨道的暗星，完全无目的地，只是在天空中乱碰乱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3〕， 成为“浑浑噩噩的一个”，不仅“对于学业的前途感着幻灭，同时即是对于革命，感着失望”〔4〕。
到了日本之后，“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他们“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生活起居的方式，语言不通，经济行动又受了监督，没有自由”，祖国的衰弱不堪，帝国主义者蛮横无理的侮辱和欺凌，使郁达夫“觉得是入了一所没有枷锁的牢狱”〔5〕， “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的地位”〔6〕。沉重的民族自卑感， 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当日本少女称他为“支那人”的时候，他感到“绝望、悲愤、隐痛”〔7〕。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所唤起的爱国主义激情， 象潮水般在郁达夫胸中奔腾起伏，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国家，什么叫祖国；他热切地希望自己的祖国尽快富强起来，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在相同环境中，张资平也体会到了弱国子民的屈辱和辛酸，在一些短文中，也表达了盼望祖国富强的心情〔8〕。但是， 以往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形成了他注重个人利益和感情的性格，仍然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他一方面“起了一种发奋读书、努力向上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性的苦闷和经济的压迫，又起了一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在这两种思想的交战中，张资平“终于堕落了”，“发奋读书努力向上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咖啡店里去喝洋酒和侍女说笑”，“有时候到秘密的魔窟里面去探险”〔9〕。
从日本归国以后，郁达夫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的工作，为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奔波忙碌，费尽心思，并先后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大学任教。1925年，任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授。张资平则依靠其岳父的势力，先到焦岭铅矿任经理，“象一个小资本家”〔10〕。经营失败后，也到武昌师范大学任教，二人又成为同事。这一时期的郁达夫，被现实生活和经济重压所窒息，失业的焦躁和贫困的威胁，使他真切地尝到了时世的艰辛，感到十分孤独和苦闷，“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嫉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11〕。在武昌师大，当有人制造事端，企图挤走进步教员时，郁达夫忍无可忍，撰文揭露其内幕，“和这些狗仔苦战了半载”〔12〕，然后愤而辞职，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而归国后的张资平，却对创造社的活动漠不关心，他“虽然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但是，他的人生哲学和文艺思想却和其他成员毫无共同之点”〔13〕。谋得职业后，便衣锦还乡，大肆炫耀，颇为自得自足，后来矿山的管理权被洋人插手，他也随遇而安。在武昌师大，他“不问政治，不谈主义”〔14〕，逆来顺受，游离于新旧斗争之外，直至学校停办。
对生活的不同态度和感受，是形成他们不同创作风格，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重要原因。
（二）相同的创作起点 不同的创作风格
郁达夫和张资平都是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小说家。1921年，他们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创造社。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的冲击下，他们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1921年，郁达夫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1922年，张资平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并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
创作伊始，郁达夫和张资平都以留学生的生活为题材，但他们的创作风格却迥然不同。郁达夫的小说，着重抒发弱国子民在受到屈辱时的愤懑，以及追求纯真爱情而不可得的失望与焦躁，同时也表现了盼望祖国尽快富强起来的爱国主义感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都是些孤独、敏感、内省、自卑、愤世嫉俗而又富有正义感的爱国者。他不注重客观生活的反映，而偏重于主观感情的抒发；不注重故事情节的构思，而着力于人物心理和情绪变化的描写，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如他早期的代表作《沉沦》，就是通过对一个留学生追求——幻灭——终至沉沦的心理历程的描述，充分展示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小说中那痛不欲生的内心独白，对性苦闷赤裸裸的坦露，“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即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15〕，在文坛上独树一帜。而“张资平的写作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偏重于对留学生物质生活的描写，借以抒发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苦闷，“但他所‘写’的‘实’，只是表面现象，不曾接触事实的核心”〔16〕。在写作手法上，则受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多从生物学的角度去描写人的本能。他既不注重故事情节的安排，也不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而只是在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上片面追求精细与正确。他可以放弃对社会事件、历史背景的必要交待，而决不肯忽视对生活场景、人物行为的一些微小细节，如《冲积期化石》、《一般冗员的生活》、《绿霉火腿》等，都是这样的作品。这与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在创造社作家中，他的确是一颗“脱了轨道的星球”。
留学归国后，郁达夫小说创作的视野进一步扩大，他一方面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塑造了一批感伤的“零余者”形象，描写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遭遇、一贫如洗的困境，抒发他们无能为力的苦闷、颓唐自卑的心情，借以揭露现实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如《茑萝行》、《血泪》、《还乡记》等；另一方面，则突破了创造社主张的“自我表现”的局限，开始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命运，创作了一些表现劳苦大众生活的作品，塑造了几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动者形象，从更深广的角度，对旧社会进行揭露和抗争，“多少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17〕，如《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在写作方法上，则比较多的采用了客观写实的手法，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示生活，现实主义成份比较明显。而归国后的张资平，“因为负担太重”而“精神十分颓丧”〔18〕，在这种心情下，他的小说创作，一方面继续表现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描写因失业（或欠薪）而陷入困境的穷教师的灰色人生和卑琐心理，如《百事哀》、《小兄妹》、《冰河时代》等；但他写的最多的却是恋爱小说，“描写两性间的纠葛是他最擅长的地方”，其中有些作品还能“提供一些社会问题，或者写义理和性爱的冲突，或者写因社会地位而引起的恋爱悲剧”，“可是，性生活的观察渐渐地引他入了歧途”〔19〕。他写尽了男女恋情的千姿百态，有师生恋（《性的等分线》）、叔侄恋（《梅岭之春》、叔嫂恋（《性的屈服者》）、兄妹恋（《上帝的儿女们》）、姨妈和甥女争夺情人（《飞絮》）、母亲与女儿同一奸夫（《上帝的儿女们》）。其中充满了肉欲气息，“只能性欲是移动现实的人生的强力”〔20〕，把一切亲戚朋友关系都淹没在性欲的污水中，而缺乏具有社会意义的恋爱哲学，题材千篇一律，方法如同定型公式。他袭用旧的言情小说的传统模式，把几对男女杂凑在一起，在恋人中间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如年龄的悬殊、地位的差别、心灵的误会、生理的缺陷等等。推动其小说情节发展的，不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而是种种形态的性心理，苦闷与无聊、挑拨与嫉妒、忘情与失恋，从而形成三角、四角乃至多角的恋爱关系，沿着自然主义的道路越滑越远。
（三）相同的转变契机 不同的转变方向
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家的思想感情也必然要发生变化。1926年，郁达夫满怀激情来到了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但这时北伐军已挥师北上，广州的革命气氛比较淡薄。因此，郁达夫过多地看到了广州的阴暗面，他深感失望。但他却对北伐战争的进展情况十分关心。返回上海后，他写了一系列的政治文论文和文艺论文，表达了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向往。他明确表示，要“一改从前退避的计划”，“走上前路去”〔21〕，要“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22〕。四一二政变后，郁达夫对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出卖革命的罪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同时也感到幻灭、失望和苦闷。在这样的心情下，郁达夫创作了一些消极思想比较浓厚的小说，如《迷羊》等。但他仍然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始终抱着不妥协的斗争态度，坚定地站在革命阵营一边，先后参加了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移居杭州后，他遍游名山大川，写下了一系列优美的游记散文，其中虽然流露了一种遁世归隐的思想，但在对自然景物的细腻描写中，也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情怀。他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出奔》，揭示了农民与地主、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尖锐矛盾，揭露了敌人阴险、残忍、贪婪、刻薄的本性，真实地再现了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某些侧面。小说采用了较为冷静的客观描写的方法，现实主义成份进一步增强。
同一时期的张资平，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方向。离开武昌师大之后，为了养家糊口，张资平厚着脸皮找郭沫若求职，郭念旧日情谊，安排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任翻译，这是一个闲职，整日无所事事。四一二政变后，张资平被白色恐怖吓得目瞪口呆，曾一度到牯岭避难，后潜藏于武汉租界，继续从事恋爱小说的创作。1928年，受成仿吾之邀，到上海参加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当时，正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力倡导之际，张资平口头上也表示要“转换方向向前进”〔23〕，但实际上态度消极。他“对于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运动心里极不赞成”，“搞革命文学运动，在他看来，只能招来大祸”，虽然他也“翻译了一些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其实他的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认真”〔24〕。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如《青春》、《柘榴花》等，但在这些小说中，革命完全成了恋爱的点缀品。他认为，“从事革命，不一定要否定恋爱，尤不必否定三角恋爱、四角恋爱，……许多革命人才是从三角恋爱、四角恋爱关系造成功的”〔25〕。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方法甚多，变化如意，……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此公实已道穷矣。”〔26〕“他的目的，无非是赶潮流、追求稿费而已。”〔27〕1930年，他应邓演达之邀加入第三党（即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委员兼宣传委员。邓演达被暗杀后，张资平惟恐祸及自己，便立即脱离该党，迁到真如“望岁小农居”，闭门从事小说创作。当时曾有人撰文揭露说，张资平为了赚钱，在自己家中开办了“小说工厂”，“雇佣青年学生，每月给以很低的生活费，为他写作”；“每一部小说，由张颁示纲领或重要情节，由他们发挥扩充。稿件写成后，再由张略加修改润色，即付印行”〔28〕。这一时期，张资平的小说作品很多，但大都是些粗制滥造之作，肉欲气息更加浓厚，结构混乱，语言干瘪。在某些小说中，甚至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自己的恋爱小说辩护。
总之，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生的十字路口，郁达夫和张资平都曾宣称要“转换方向”，但是他们所选取的道路，又何其不同。
（四）不同的人生抉择 不同的人生结局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从幻灭苦闷中振作起来，满怀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了抗战洪流。他受郭沫若之邀，到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设计委员，全身心地参加爱国抗日工作。他多次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到战场巡视，赴前线劳军。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郁达夫受友人之邀，投荒炎海，奔赴南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在新加坡，他主编过多种报刊，组织了“南洋学会”，并担任过“星洲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他高度关心抗战，爱憎分明，正义凛然”，“竭尽他当时代呼告的天职”〔29〕。他发表了大量的杂文、政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卖国的面目，抨击日本法西斯穷兵黩武的罪行，在星马文艺战线上，鼓起反侵略的热潮，并为发展华侨文化事业，培养文艺新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他还积极组织募捐，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辗转流离，到印度尼西亚隐姓埋名，以一个商人的身份，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将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伟大的抗日战争。195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名垂青史。
但是，抗战的炮火却没有惊醒张资平，他仍然蛰居在“望岁小农居”里，营造自己的生活。1938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立的维新政府，曾引诱张资平出任教育部长，他不敢就任，便逃往香港，后到广西大学矿冶系任教。其间，成为日本间谍物色汉奸的对象。在物质引诱面前，张资平终于下水了。他先是创办《新科学》杂志，拉笼科技界人士，为日寇的侵略服务。后来又参加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任该部文化委员会主席，并秘密访问了日本，受到日本首相和外相的接见。汪伪政权成立后，张资平被任命为农矿部简任技正，后又兼任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的候补理事和出版部主任。其间，他发表了不少文章，吹捧大和民族，鼓吹中日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并间或写些小说，如《青燐屑》、《新红A字》等。在这些小说中，除继续渲染色情外，还大肆污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攻击左翼文艺活动。他把汪伪统治下的南京写得风光宜人、歌舞升平，把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一概抹去，借以向统治阶级献媚，带有明显的“叭儿与无赖气息”〔30〕。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司法机构以汉奸罪逮捕了张资平，判刑一年零三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被我公安部门逮捕，确定了张资平的三条罪状：在汪伪政权中任职，从事汉奸活动；撰写反动论文，为法西斯张目；创作毒害青年的小说。并依此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张资平病死于某劳改农场。
郁达夫和张资平所走过的不同道路，以及最终的不同结局，发人深思。
注释：
〔1〕郁达夫《书塾与学堂》，见1935年1月《人间世》第19期。
〔2〕郁达夫《远一程，再远一程》，见1935年2月《人间世》第21期。
〔3〕张资平《脱了轨道的星球》，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版。
〔4〕《资平自传》，上海时代印刷厂1934年版。
〔5〕郁达夫《海上》，1935年7月《人间世》31期。
〔6〕〔7〕郁达夫《雪夜》，1936年2月《宇宙风》11期。
〔8〕见张资平著《石油问题》，《所争者矿也》。
〔9〕张资平《我的创作经过》，见《资平自选集》， 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版。
〔10〕郁达夫《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见1927年3 月《新消息》创刊号。
〔11〕〔12〕郁达夫《忏余集·忏余独白》。
〔13〕〔14〕〔24〕〔27〕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
〔15〕郭沫若《论郁达夫》，见1946年4月《人物杂志》第3期。
〔16〕〔19〕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17〕郁达夫《达夫自选集·序》。
〔18〕《读〈创造社〉》，1932年《絜茜》1卷1期。
〔20〕张资平《文艺史概要》，武昌时中书局1925年。
〔21〕《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洪水》30卷30期。
〔22〕郁达夫《鸡肋集·题辞》。
〔23〕张资平《编后并答辩》，《乐群》1卷1期。
〔24〕张资平《青春》。
〔26〕〔30〕鲁迅1933年7月14日致黎烈文信。
〔28〕苏雪林《文坛话旧》。
〔29〕林万青《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万里书局197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