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升本”冲动的反身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动论文,高职院校论文,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4)04－0155－06 “台湾‘广设大学’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这是台湾科技大学校长廖庆荣先生的观点。廖先生认为，职业学校的学生，应该80％先去就业，有必要再去接受本科教育，但是台湾现在却是85％的高职学生(相当于大陆的中专生)都继续升学读本科了①。台湾的高等教育极为普及。“从1996年台湾‘教育部’推动辅导绩优专科学校改制为技术学院之后，专科学校纷纷改制为技术学院，到2007年早期所设的专科学校，都已升格为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专科教育快速萎缩，也带动技职教育不再是以就业为导向，同时也冲击就业市场的人力供需”[1]。目前，台湾的大学生人数占到适龄人口80％以上，在世界上排名第3位。台湾在校大学生数量占2013年2月台湾总人口2332万的5.81％，在世界上排名第5位②。高学历的社会并没有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优化，反而是博士生毕业去卖烤鸡，本科生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非常困难。现在台湾的学生只要想上大学都可以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反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2007年台湾高考成绩只有18分的一名学生上了大学，这件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认为台湾“政府”没有尽到把关的责任，导致大学品质的严重低落。学生都不去就业了，都去上学去了，社会上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匮乏，年轻人普遍不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导致台湾工业生产人力匮乏，这是台湾职业教育的失败。台湾同行非常羡慕大陆现在的职业教育体系，希望大陆不要重蹈台湾的覆辙。但是，大陆却有一股势力在推动着高职院校“升本”。 反身性(reflexivity)研究强调的是多元化的思考。反身性研究是指“两个或多个层次之间的彼此相互影响和互动性反思，而不是让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处于支配地位”[2]。这里的反思是从“他者”的角度审视我们原来的视角，是一种“自我批判”。它告诉我们不能只是单向考虑我们的观点是否与事实相符，相反，要站在“他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从高职院校本身、学生及其家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多元角度来分析，从多面向和互动的本质出发来研究我国高职院校“升本”冲动的因素，就会发现有许多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而且相互影响。但是有一点，在高职院校“升本”问题上，如果我们处理不好或态度暧昧的话，就会造成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方向的不确定，就会走台湾职业教育发展失衡的老路。 一、台湾技职教育发展对大陆职业教育的启示 大陆称“职业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而台湾把这种教育称为“技术及职业教育”，简称“技职教育”。大陆把“职业”放在首位，台湾把“技术”放在首位。按照台湾学者的解释，“职业”是个人担任之有酬、有继续性和为善良风俗所认可的工作或职务，亦即职业是由一组性质相似程度高的工作或职务所组成。“技术”是从事工作或职务之能力[3]。为了区分中学阶段和大专阶段的职业教育，不少国家将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称为“职业教育”，将大专阶段的职业教育称为“技术教育”(technical education或technological education)。两个阶段的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合称技术及职业教育，简称技职教育[3](P10)。名称有所不同在于教育定位的思路不同。在大陆，有的人认为“职业”先于“技术”，这是片面的理解，在谈教育时把谁放在首位表明教育的一种倾向性。其实，任何教育对准备在某个领域就业的人来说都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本身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与普通教育有许多交织重叠。事实上，每一种普通教育课程都具有职业价值”[4]。应该说，台湾将这种教育称为“技术及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大陆，高等职业教育处于专科层次的教育，有矮人一等的感觉，有人认为要想提高高职教育的地位唯有高职院校向本科大学方向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职院校“升本”的冲动。 台湾的高等教育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技术及职业教育体系，一个是普通教育体系。台湾没有大陆的高职院校，类似的院校台湾叫科技大学(技术学院)，是本科层次的。台湾现在除由护理职业学校改制的14所专科院校和一所2006年新设的台东专科学校以外，原来的专科学校统统升格为本科学制的科技大学(技术学院)了。台湾高等教育的问题是不分层次，高等技职教育与一般大学教育的区别逐渐模糊，这是台湾技职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受到产业界、服务业界不满的主要原因。按照台湾同行的说法，台湾大学多，也有后遗症，这就是没有了工业类的大专层次的大学，都升为本科大学了，所以工业类的技术技能人才出现了断层。 现在台湾的普通高中生占了7成，高职生(相当于大陆的中专生)占了3成，普通高中生主要的方向是读本科的大学，高职生也有一部分读4年制的大学，因此绝大部分高中阶段的学生都读大学了，所以很少有人就业。如台北大安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相当于大陆的中等专业学校)2012年有94％的学生毕业后升入大学继续学习，只有6％的学生走向社会就业。1996年，台湾的专科学校有70所，本科的科技大学(技术学院)有10所。但到了2011年，台湾共有77所科技大学(技术学院)，专科学校只剩下15所，其中14所专科学校也是由原来的护理专业的职业学校(相当于大陆的中专学校)升格上来的。台湾为什么把专科院校都改成本科的科技大学(技术学院)了呢？这既是文凭主义、升学主义泛滥的结果，也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台湾政府是政党投票选举的政府，因此任何政党都把民意的愿望视为最高的要求，重视民意动向的背后是选票。在台湾，民众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本科教育，“望子成龙”的标志之一就是孩子能够上本科的大学，而不是上专科的大学。在这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无能为力。台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了满足立法委员的要求，只好让技职教育专科院校都升格为本科的大学了。如2004年更名的明志科技大学，以前曾是明志工业专科学校；2005年更名的圣约翰科技大学，以前曾是工商专科学校。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中国人，职业教育价值观念是一致的，这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因此就造成了能读本科就不读专科，能当白领就不做蓝领，能坐办公室就不到生产车间，人人都希望受到高等教育后的出路是做管理者，唯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生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文化的改造难度较大。台湾的制造业要么是以上了岁数的人居多，要么就是在海外进行布点，因为台湾的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制造业劳动。台湾学者也承认：“事实上，专科教育在培养中级实务管理操作人才之目标相当明确，但是，因为社会用人文凭主义盛行，讲求学历至上，学力其次。”[5] 台湾明志科技大学的校长刘祖华认为：“全世界技术及职业教育都不是主流。”③职业教育在普通教育体系之外，以前是从学徒制分离出来的个体教育，不是集体教育的主流类型。这一点从社会的认识以及政府投入的力度都能够看出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职业教育都无法和普通教育相媲美。 在大陆，对职业教育大家都认为非常重要，但是结合到自身后，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高职院校去。难怪中国有的专家发出这样的感慨：“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打心眼里却瞧不上”，“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6]“设身处地”地去考虑，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高职院校？高职院校为什么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从反身性思维的角度去考虑的。职业教育本来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是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但是我们人为地把职业教育限制在了中专学历和专科学历层次，成为了一种“终结教育”。台湾的教育同行认为，大陆还没有建立起多元的价值观念，技术及职业教育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有本科、硕士、博士层次的教育。教育要跟社会生活结合，结合得最好的就是技术及职业教育，技术及职业教育不是二等教育。 大陆的高职院校能不能升格为本科大学，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实际上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一大批地方的本科院校开始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开始培养本科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这就为职业教育人才层次的上升提供了空间。专科层次的高职院校代表了高等教育的一种层级，是大陆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像台湾一样，突然间专科层次的高职院校都升格为了本科的大学，那么这样的职业教育结构社会是否能够接受？其实际的教育质量又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同？台湾的技职教育本科化已经证明是教育政策的失败。站在反身性的角度来分析，高职院校升本冲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包括学生及其家长也是这种冲动的原动力之一。这个矛盾的关键其实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来解决，高职院校应该是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的本科或研究生层次的培养任务应该交给应用技术类型的高等学校来完成。 二、高职院校的“招生和就业”问题 高职院校的“招生和就业”问题，是大陆高职教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顶层设计现在还不够完善，导致高职教育成为了一种“兜底教育”和“终结教育”的代名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顶层设计”上做起，打通高职学生升本学习乃至研究生学习的通道。 现在高职院校没有自己的招生方式，主要依托普通高考录取，本科大学淘汰的学生给了高职院校，高职院校的学生本身就成为了“差等生”、“次等选择生”，这样高职教育就有了“二等教育”、“兜底教育”的称谓。这样的教育首先就输在起跑线上了，指望高职院校名声多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许多学生对高职教育望而却步，同时也扑灭了许多高职学生向往技术技能的愿望。高职院校招收的对象可以是初中生、中专生，也可以是高中生，但不能只是高中生。高职院校学生的入学形式应该是多元化的，如可以采取测试入学、推荐、保送、遴选和高考招录等方式，也可以以学生获取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大赛的证书为依据进行自主性的招生。2013年6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表示，高职考试招生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招生分离。该《意见》为高职院校多元招生管道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依据。高职院校的学制也应该多元化，可以向台湾学习，有五年制的，主要招收初中生；三年制的，主要招收高中毕业生；二年制的，主要招收中专毕业生。今后的初中毕业生应该有三种升学的途径：一种是为了考大学升入普通高中；一种是进入中等专业学校学习，接受二年制中专教育；一种是进入高职院校学习，接受五年制高职教育，获得专科文凭。今后的高职院校重点不是招收高中毕业生，重点应该是从初中毕业生中进行招录，进行五年制的高职教育。高职院校的招生政策一定要改变，要有高职院校自己的招生方式和时间安排。这样就摘掉了高职教育“兜底教育”的帽子，这是改变高职教育声誉最关键的因素。 对高职院校的学生应该坚持“就业有保障，升学有希望”的双导向政策，而不是现在的“以就业为导向”一条政策。因为确实高职院校有一部分学生希望再继续学习，希望再接受先进的更高层次的技术技能教育。当然，我们也不主张向台湾的“以升学为导向”学习，因为它背离了职业教育的目的。从多元思考的角度来看，完全以就业为导向也存在问题，因为毕竟有一部分学生及家长希望学生从高职院校毕业后能够再向高一层级的职业教育迈进。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就是树立“以就业和升学为双导向”的政策。也就是说高职院校的大部分学生应该去就业，一小部分至多不超过一半的学生可以继续接受更高层级的技术技能的教育。在保证就业与升学合理比例的情况下，高职教育才能得到学校、学生及其家长、社会的认可。 现在大陆的公务员不招收专科学生，要想进入公务员队伍就必须读本科。一些地方大专学生也不能“落户”，使得大专生的就业地点远离中心城市。高职院校的大专学生很少有人能继续接受本科教育，因为目前的升学通道很窄。其实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应该有一部分比例的学生能够进入到应用技术型大学继续接受教育。当然，继续深造和就业的学生比例控制在一个什么样范围内比较合适，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但是，继续深造的学生比例一定不能超过高职毕业生的一半，否则就会走台湾技职教育的老路了。现在，台湾由于大学数量多，生源紧张，因此从2013年开始招收大陆部分地区的高职学生到台湾就读2年，获取本科文凭。而大陆自己的本科大学对高职学生升学开的口子很小，基本上没有成为高职学生接受升本教育的主渠道。 有的学生为了就业，学技术技能与实现自我价值能够保持一致，有的学生感到学技术技能还学得不够，而有的学生认为学到的足可以谋生了。需求不同，毕业后的路径就应该有所不同。高职院校不能因为“以就业为导向”的口号就限制一部分学生继续接受本科乃至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如果堵住高职学生继续升学的通道，就使得高职教育变成了一种“终结教育”，这不符合现代社会提倡的“终身教育”的理念。因此，让一部分有能力、有愿望、有条件的高职学生继续接受本科乃至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让另外一部分高职学生通过就业发挥才能，这样的多元发展路径就比要么堵死升学的道路，要么都去接受升本教育的路径要好很多。 三、职业教育系统体系的建构 台湾的技职教育院校分为三种：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高中附设的专业班)、专科学校、科技大学(包括技术学院、大学附设的本科层次的技职专业系)。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中专、大专层面的技职教育的学校和学生数量很少，在社会上就业的学生普遍是本科大学生。大陆的职业教育院校主要分为两种：中等职业(专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的学生没有升入本科大学的通道，同时大陆也没有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大学。台湾的学者非常羡慕大陆有中专、大专合适的学生比例，大陆学者却羡慕台湾的学生能够接受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的技职教育。 在大陆，高职院校“升本”的冲动一直存在着，一些高职院校有向本科大学方向发展的计划。但国家现有的政策不允许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大学。一方是极力压制，另一方在不断寻找突破点。参与者的思想与现实的演变使得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有的高职院校开始与本科院校联合举办本科教学班，有的高职院校组织学生参加自学考试的本科套读，有的高职院校的少数学生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可以说高职院校“升本”的冲动不仅是学校的愿望，也是一部分学生及其家长的愿望。如有的职业学院与大学联合招收高职本科生，培养计划招收的学生都是通过高考入选的，而且该项目的学生只能在职业学院就读，不能在大学校本部就读，虽然可以领取本科大学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但毕业证书上采用的是高职编号，并且注明有“高职”字样[7]。其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应该交给本科大学去办，高职院校应该一门心思办好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否则，高职院校体现不出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的特色，又很难拥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色彩，学生及其家长未必满意，社会认可度未必就高。2014年6月，国务院发出信号，将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地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这样的话，我国的职业教育的体系就有了中职、高职、本科层次的结构。 应该说，一些高职院校“本科教学”的实践并没有造成政策放宽的结果，相反不同的看法呈现出来。法国社会科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分析同时需要反思性，即社会科学的系统而严格的自我批判实践。“他认为只有通过一种社会研究的反思性实践，才能希望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理想水平上的客观性。”[8]站在“他者”的角度，我们发现高职院校、学生及其家长都是高职院校“升本”冲动的动力源，他们的观点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让一部分愿意升学的学生继续接受本科教育本身无可厚非，它本身也符合终身教育的理念。但是，与此同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压制高职院校“升本”的冲动也不无道理，因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对经济社会需求与社会政治稳定负责。我们强调的反身性分析是更广泛且更多层次的分析，“因此按我们的用法，独尊特定一种面向的研究或方法论，只是在某种特定方式上反思的，但不能算是反身性的。”[9]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我们通过什么办法能够让高职院校、学生及其家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愿望在相互影响中达到一种平衡并变为现实。 高职院校“升本”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将一些示范性、骨干性的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大学；第二种思路是在高职院校举办本科班，招收部分专科毕业的高职生继续就读；第三种思路是允许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面向高职院校的学生招生。第一种思路是已经成为示范性、骨干性高职院校一心向往的道路。但是，目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直不同意这种做法；第二种思路，现在有些高职院校已经实行，但教育的质量值得怀疑；第三种思路，我们认为是最为实际也最为合理。 高职院校“升本”的问题一直是存在的，特别是一些办学水平不错的“示范性”高职院校希望变成本科大学，而且呼声很强烈。但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直没有在政策上松绑，一直不允许高职院校“升本”，这种做法受到为数不少的普通的不是“示范性”高职院校的支持。他们认为如果少数“示范性”高职院校升为本科大学了，那么就是引导所有的高职院校向本科大学方向发展。其实大家心里清楚，大部分高职院校连专科职业教育都没办好，怎么能够办好本科职业教育，无非是满足了部分学生的愿望、家长的愿望。台湾技职教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台湾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是失误的。 高职院校自己举办本科专业班是否是一条可行之路呢？2013年5月21日《中国教育报》第6版发表了山西药科职业学院院长李华荣的文章：《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时候了》。文章认为：“高职院校的定位要升级，不仅会养孩子，还要能生孩子，不仅要成为高级技术技能的人才源，同时也要成为技术应用源和技术创新源。”“可以选择优势、特色、紧缺、技术色彩强烈、办学实力雄厚的专业。在现有高职院校中设立本科专业，探索技术教育的新路径。”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应该是“中级乃至高级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开展职业教育，应该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因为从教育的合理结构和发展方向来看，职业教育不仅要有本科层次的，还要有硕士、博士等研究生层次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层级，而这种层级的教育交给高职院校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大专层级的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定位为“中级和高级技术技能人才”，本科层次的应用技术型大学培养人才定位在“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因此说，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也不能好高骛远，要实事求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教育质量上，而不要一门心思想着“升本”。如果说，大陆的职业教育的系统体系建立起来的话，也就不存在高职院校“升本”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职业教育分流体制与结构的建立。职业教育系统体系应该是：中等职业(专业)学校(二年、三年制教育)—高等职业学校(二年、三年、五年制教育，以五年制为重点)—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主要招收高职院校的学生，完成二年制的教育。另外进行技术、工程硕士、博士教育)；中等专科学历—高等专科学历(技术、工程副学士学位)—高等本科学历(技术、工程学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技术、工程硕士、博士学位)。“教育分流的基本理念是使不同的学生学习不同的课程，分成学术与技术实务导向的课程。前者往往毕业后还要升学，后者往往毕业后就业。”[10]其实对大陆现有的教育进行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树立教育分流的机制，职业教育的系统体系就能够迅速建立起来。 高职院校的学生要有一部分能够升入本科大学，继续接受职业教育，这个任务应该交给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去完成。人才要升级，应该交给本科层次的大学来承担，不能因为要提升专科的教育层次，专科院校就来办本科教育。每一个学校都要有自己的办学定位，定位在专科的就要办好专科，不能好高骛远。现在的高职教育的专科层次一定要保留，同时国家也要出台政策保证一部分希望继续深造的专科学生能够接受本科职业教育，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比例，要让一部分专科学生到社会上就业。许多企业往往认可专科层次的高职学生，因为他们的期望值相对于本科生来说不高，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人才需求方面来看，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职业的技术层级也越分越多。如一个工程团队，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科学家的工作性质和所需的教育训练有着显著的差别，现在是金字塔式的结构，越往上，需要的人越少；越往下，需要的人越多。随着自动化、科技化因素的影响，产业对技术员、工程师层面的人才需求会越来越多，这部分人才正是高职院校培养的重点。可以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中，技术工人和科学家的需求量不大，但是中间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会突出。这也就为高职院校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高职院校的生存空间是宽阔的。 四、结语 总之，在反身性研究的视野下，我们对待高职院校“升本”冲动的问题，必须通过对现有职业教育体系的怀疑、反思、重新建构来把握教育分流、职业教育系统体系、经济社会需求等问题。我们希望国家能够通过教育分流的机制建立起职业教育一贯制的完整体系。学生在初中毕业时就可以进行分流，希望读职业教育的学生上5年制高职或3年制中职，无论是中职还是高职都留有路径向专科、本科乃至研究生方面提升。希望政府出台具体政策，允许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同时不放弃招收少量普通高考学生。国家应该着手改造现有的一些本科大学，经过一定的评审程序，要求符合条件的本科大学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的方向转型。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一部分就业，一部分升入本科层次的应用技术型大学继续接受职业教育，乃至接受技术技能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同样，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一部分就业，一部分学生继续接受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这样，就使得职业教育的人才保证有中级、高级、高端三个层次，使得职业教育成为结构合理的教育体系，也使得社会的需求能够得到层级不同的职业人才的保障。 收稿日期：2014－06－01 注释： ①2013年4月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高等职业教育研习交流团对台湾的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深入的调研，2013年4月26日，台湾科技大学校长在研习交流团结业典礼上发表的一番感言，希望大陆在职业教育层次方面不要向台湾学习。 ②引自台湾铭传大学2013年4月22日《铭传一周》第2版社论《高等教育的问题与挑战》一文。 ③2013年4月18日，笔者随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研习交流团访问台湾明志大学时，刘祖华校长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