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国民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民经济学的起源很早,流传复杂,难以统一。据说“国民经济学”思想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关于国民财富的生产、分配以及增长发展的论述,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欧洲,由意大利人奥特斯首先使用。在这之后,瓦尔德·欧肯(德国弗赖堡大学教授)著有《国民经济学基础》。就国内来说,中国人民大学(原国民经济计划系、计划统计系、计划经济学系)应该是本学科最早研究、教学的,在全国也是最有影响和传统的。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学科理论、内容、方法等明显不能适应现实经济形势的发展,学科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国民经济学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因此,如何找到国民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如何找到正确而具体的突破口?这是目前振兴国民经济学的关键问题。 我认为,就目前国民经济学发展的状况来说,首先需找到全新而清晰的突破口,不能在一些基本概念、对象、范围等过于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争论不休(轻争论、重实干),而必须针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和发展的需要,形成国民经济学发展的具体方向。其次,国民经济学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中国经济学建立的问题,不解决对中国经济学的认识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学的问题。因此,国民经济学只能在未来不断的探索中去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国民经济学的振兴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是一个在我国国民经济重大问题研究和突破中认识并积累起来的过程,只能伴随着中国经济学形成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可以想象,未来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 一、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简要历史回顾 国民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发展,是从新中国成立后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诞生和发展逐步建立来的。从其理论渊源看,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初期建立与西方各种国民经济学流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更多的是源于前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影响。同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民大学在我国国民经济学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历史演变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下面将主要对国民经济学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简要的回顾。 (一)国民经济计划学(专业)创立及初期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胜利,我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和当时需要得到苏联经济援助的背景下,在我国完全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建设和管理基本上采用了模仿苏联国民经济管理的模式,我国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就是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编制完成的。1950年,国家决定模仿莫斯科大学建制建立中国人民大学,由此,我国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在接受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开始建立。5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八大系,其中建立了国民经济计划系。1950年3月,学校任命马纪孔同志为经济计划系主任,同时设立了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学、经济地理、农业经济等教研室,分别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班、专修科学生。当时聘请了苏联经济计划专家布列也夫举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生班,第一次全面讲授了国民经济计划学,培养了新中国后来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第一批教学科研骨干,如钟契夫、刘宗时、闻潜、雷启荃等。这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创立。 从1950年到1960年的10年间,为满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济计划系在进行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专业教学和教材的建设。经济计划系最初是从学习苏联入手进行科系建设的,教材也沿用苏联的通用教材,1954年计划教研室出版的第一部《国民经济计划》(六册)教材就是苏联教授的讲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教材已经渐渐不适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955年起,经济计划系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化问题,不仅注意概括中国的新鲜经验,也注意研究避免苏联的某些教训。在此基础上,经济计划系1956年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国民经济计划讲义》,1958年、1962年,又进一步结合中国实践编写出版了新教材,并为全国高校所采用。 1960年6月,国民经济计划系与统计系合并为计划统计系,1961年又增加了经济地理和运输经济两个本科专业,但1962年运输经济学专业又遭撤销,直至1972年人民大学停办。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教学与科研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在全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1961年,计划统计系部分教师与工业经济系数学教研室联合,组织对投入产出方法的研究,学习国外将数学方法引入计划管理等现代经济科学,虽然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但这一大胆尝试为后来投入产出方法在中国的广泛应用开辟了道路。 “国民经济计划”一词,来源于俄文“Планированиe народногохозяйства”,曾译为“国民经济计划化”。在当时苏联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计划学的影响下,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般认为是研究怎样实现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也有人表述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管理的规律性,或经济计划的主观性与各种规律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等等。主要研究内容和范围一般认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结构、比例、速度和效益的具体规律性,为制订正确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提供科学的依据。二是研究国民经济计划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包括各级计划组织系统、计划指标体系、计划编制程序、计划管理形式,以及实现计划的经济、行政和法律等调节手段。三是研究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方法,包括综合平衡法和定额法、比重法、系数法、因素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动态分析法等,并在计划管理中引进现代科学方法论,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经济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技术,经济预测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总之,我国国民经济学初创时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主要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计划学的全面影响是客观的、自然的,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学发展必然需要经历的阶段。 (二)国民经济学学科恢复和鼎盛发展阶段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全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给了计划统计系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首先,本系的原有建制全部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和统计学专业本科、干部专修科先后招生,原经济地理本科专业改名为生产布局专业,这三个专业还分别于1978年、1980年和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在此之后,计划统计系还先后增设了价格学教研室和价格学专业、计划方法教研室、数理统计教研室,理论研究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此基础上,计划统计学院于1983年5月成立,陈云同志亲自题写院名,李震中教授任院长,吴薇教授任副院长兼计划经济学系主任,并于1985年6月将学院的各个专业整合为两个系——计划经济学系(下设国民经济计划、价格学、生产布局研究室)和统计学系。自此,院系的结构改革告一段落,整合后的计划经济学系即为1992年前的国民经济管理系。 这一期间,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从恢复逐步走向鼎盛,在全国形成了巨大影响。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系多次就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大课题(如关于计划与市场、关于计划体制改革、价格改革、计划法与价格法等课题)展开讨论,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并对当时社会广泛讨论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等重大问题产生了极大影响。从1978年5月至1992年底,我系教师共发表论文686篇、专著69部。我系教师在学术科研上频频获奖,如:1985年余广华参与撰写的《国民收入生产结构的若干分析》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4年由胡昌暖教授主持的《价格学》获国家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由钟契夫教授、邵汉清主编的《投入产出分析》获国家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胡乃武教授1989年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一书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他连续几年参加了国家体改委委托的“1988—1995经济体制改革规划”工作,直接参加了国家重大改革决策的研究工作;1989年,吕汝良教授出版了《中国计划体制概论》;1990年由钟契夫教授主编的《中国地区计划管理研究》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由顾海兵、陈璋等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科研攻关项目“中国宏观经济预警”,1992年获原国家计委“七五”攻关重大成果奖;由胡昌暖教授主编的《资源价格研究》,1994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由顾海兵撰写的《未雨绸缪》,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复校以后,计划统计系在全国高校率先决定开设投入产出分析课程,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到应用经济数学模型,并于1983年成立了计划方法教研室,邵汉清、刘启运等还先后参加了山西、黑龙江、北京等省市和全国的投入产出统计和分析的实践,在理论和实际操作方面都有很多收获。这些工作得到了投入产出方法创始人、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教授的肯定。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我系还积极开展教材建设工作。自1978年至1992年底,我系共编写教材53部,其中1982年正式出版的《计划经济学》是全国经济计划研究方面的基础性教材,198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著作奖,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全国高校和计划干部、经济干部中广为流传。复校之后,我们还加强了同国外的联系。1988年,在国家重点学科评选中,我系的研究生专业国民经济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点。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系主要领导每年参加全国年度计划工作会议,这在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是绝无仅有的;李震中教授任当时中国计划学会副会长,邵汉清老师创立了数量经济学会投入产出分会(现在的中国投入产出学会的前身),还有价格学会等负责人都是我系的教授。可以说,我系国民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它发展的鼎盛时期。 (三)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低谷时期和新挑战阶段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之后,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发生重大转变,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1992年后,全国各个高校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纷纷转行或下马。此时期刘成瑞教授任系主任,在我系绝大多数教师的坚持和努力下,经过多次内部讨论,一致认为必须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保留本专业。学科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即本科专业国民经济计划更名国民经济管理,价格专业取消,生产力布局专业(现在人大区域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从学科内部分离出去。1998年,教育部本科、研究生专业调整,本科专业国民经济管理被列入教育部本科招生专业目录的编外专业,全国高校中只有7所院校获准继续招生;研究生专业由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更名为国民经济学。因此,1992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发展低谷时期。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冲击下,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在认识上许多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经济调节作用下降,同时西方宏观经济学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影响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学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在现实宏观经济教学与科研中,西方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研究方法课程数目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科研课题、研究论文等方面,同样是越来越多地应用西方宏观经济学来分析、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的发展中同样出现发展缓慢的情况,例如,在引进理论教学人才方面非常缓慢,而出走的人才更多。随着国民经济学地位的下降,优秀人才引进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国民经济学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区别是什么?国民经济学的发展向何处去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国民经济学界。我们不得不承认,再这样继续下去必然会危及到国民经济学的生存问题。 二、国民经济学作为二级学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一)目前国民经济学似乎名存实亡 目前在我国,国民经济学是作为应用经济学进行学科设置的,与国民经济管理学近义。在学科基本教材方面,主要有钱伯海的《国民经济学》、胡乃武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刘瑞的《国民经济管理学》等。目前国民经济学是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有些观点认为,本学科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律与管理理论和体制;宏观经济的系统分析、预测、计划和调控;社会主义市场济条件下的价格与市场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等。顾海兵教授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还有人认为,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运动过程的理论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发展政策的应用经济学,等等。 从上面的观点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比较繁杂、笼统,似是而非,不容易看清楚其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区别。现实关键问题是,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能够从国民经济学中举出什么众所周知、有影响的理论概念、方法和模型吗?似乎难以找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理论界在分析国民经济或者宏观经济问题时,大多数都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国民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影响似乎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了。 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定位是不清楚的,特别反映在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区别上。虽然宏观经济学并不是独立的二级学科,而是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西方宏观经济学完全可以替代国民经济学。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原有的国民经济学产生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许多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已经不适应了,新的理论体系完全没有形成,西方宏观经济学趁虚而入也就顺其自然了。二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市场经济下大部分宏观经济问题都是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人们很方便、自然地运用它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三是既然市场经济已成为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基础机制,而宏观经济学天然产生于市场经济,自然更拥有研究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型方法等。在现实中也可看到,理论界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起主要作用和影响的理论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不知退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得不承认,现实中政治经济学在苦苦支撑,国民经济学默默无闻。因此,目前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问题首先遇到的是,国民经济学学科继续存在下去有依据吗?有希望吗? (二)我国国民经济学学科继续存在的依据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必然会受到西方较为完善的理论思想体系的全面冲击和影响(经济学主要还是受美国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在我国全方位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这种冲击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自然的。 现代社会发展中最显著、最具影响的是人类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科技、经济发展的先导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必须承认科技、经济发达是西方人创造力、思想、制度、文化等综合的历史结果。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科技、经济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模仿发达国家的种种发展经验。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的过程也告诉我们,在全方位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方面的模仿效果都是一样或一致的。例如,在科技方面的模仿就十分深入和有效,使得我国科技进步十分迅速,经济成就世界瞩目;而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就模仿有限和效果不那么明显,例如我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还是以我为主的,经济制度有所调整(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都没有巨大的变化,显然与西方相关制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经济学似乎处在科技和政治、制度等的中间地带,经济学同时包含了对科技、经济、政治、制度的关注,但说到底,经济学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因此,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学界似乎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但其主要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知识普及以及理论和方法模型的引进、模仿方面,也即在理论学界内部的影响较大,在对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方面,只能说有一定的影响而非全面影响。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在对我国政治、经济基本制度、重大政治经济决策等深层次方面的影响就较为有限了,以至于理论界出现了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中国模式等重大理论观点的激烈争论。可以说,有没有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模式)和需要不需要国民经济学是同一个问题。 显然不可否认的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也是多种因素综合推进的结果,既有西方科技大规模引进,西方各种思想、理论、管理甚至制度学习和影响的重要因素,也有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立的政治、思想、制度等深层次影响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华传统文明深层次积淀因素和西方科技文明的现代化因素交汇、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实践。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学、中国模式限定在总结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范围内,放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方面,而不是去强调中国经验的所谓“普世价值”,显然对于我国的理论与实践是十分必要和意义重大的。 同样,无论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都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和道理,那就是在人类面对较为低层次知识或问题的认识方面,一般容易找到相对共性和客观规律的东西(例如自然科学技术等),它们是可以模仿的而且效果也是一致的;而在更为复杂、深层次问题和知识的认识方面,就比较难以找到相对共性和客观规律的东西,例如哲学思想、政治制度、文化、宗教、文明等。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科学技术的“普世价值”,而不可以简单相信已经存在社会科学的某种思想理论也具有“普世价值”。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显然不是科学技术而是社会科学,并不存在普世的或“世界经济学”。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存在的基本认识依据和事实依据。 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鲜明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思想。这些也正是国民经济学学科应该存在的深刻思想基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目前仍处于基本认识和问题的争论之中,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并没有自觉地投入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来,国民经济学重建和创新由于缺乏相应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学理论基础也是举步艰难。如果我国经济学界不真正解决认识观念上的问题,迎来中国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的新发展局面是难以想象的。 三、国民经济学学科创新的困难与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如果我们肯定了国民经济学学科继续存在的必要性,接下来需要解决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创新面临非常多的难题,既有认识思想、观念转变的问题,也有基础理论缺乏、研究方法难以创新等难题,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是难以坚持下去的。下面主要谈谈对国民经济学创新困难与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一)国民经济学基本理论创新的困难 从理论学习和应用的角度看,无论如何西方经济学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说都是有相对吸引力的,毕竟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体系的成熟和研究方法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度,其内容大都非常贴近市场经济问题,人们一般很容易接受和运用这样的理论。如果要指出西方经济学还存在什么基本问题,也许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如何客观认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主要存在两大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一般经济学方法论的学习和提高认识水平问题。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基本指导思想是企图把经济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学科来研究,大量引入物理学概念和数学方法就是证明,但问题是这个基本思想是否存在问题呢?西方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类基本问题。要做到较为全面了解和认识有关方法论问题及其意义,既要全面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内容,特别要深入思考和认识其研究方法(实证方法)的哲学基础和存在问题,更要学习和了解有关西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内容(这一方面国内经济理论界较为落后),显然要同时完成这些学习、思考和认识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二个困难是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适用性的问题。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这类问题,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其生产力相对来说是一元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生产力却是多元结构(参见后文),实际上这两种生产力结构在现实世界中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却又有巨大的区别。我们认为,在这两种不同生产力结构下的市场经济,将形成市场经济的不同特征并演变出不同的宏观经济问题。例如,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主要是总量问题,因而西方经济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而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从分析方法上看,应主要采用结构分析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看,结构问题的分析方法的应用比总量问题的分析方法要难得多,而且所谓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几乎难以分析生产力多元结构的“均衡”问题。 接下来的困难问题就是,即使认识到西方经济学不完全适合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由于目前人们的认识相对落后于改革形势和理论上“结构分析方法”的学术难度,特别是目前学术研究评价片面追求发表符合西方经济学研究标准的论文,所以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创新研究会受到严重影响。 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已强烈地显示了一种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生命力,同时也呈现出了大量新的问题,很有必要从国民经济学角度进行新理论总结和研究创新。但现实情况是,在西方经济学“学术权威”和“研究方法榜样”无处不在的影响下,我们要重新提出国民经济学新的研究思想或方法的确有相当的困难。实际上目前理论界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应用的深刻局限性,没有认识到中国市场机制独特特征的客观性,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央一再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首先从指导思想、观念上形成我们的经济学方法论及研究思路是当务之急。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相信有关方法论问题终将引起人们注意,改变人们现行许多基本观念。 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一元化结构下的市场机制特征非常不同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市场机制特征,生产力一元化结构下的“均衡”思想、含义和分析方法也完全不同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均衡”思想、含义和分析方法。仅从研究方法上看,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均衡”永远只能是生产力结构不平衡发展下的相对“均衡”。在这里,其产业、地区和人口结构的不平衡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种常态,远离所谓“均衡”状态也是一种常态,这种现象不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在这里,西方经济学中所谓总量的、平均的、边际的分析方法意义不大,而必须采用所谓“结构分析方法”。这里所谓“结构”,应该是对应那种生产力多元结构的“结构”。可以说所谓“结构分析方法”,将非常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建立“结构分析方法”的难度很大,同时也许难以在理论上得到像“均衡”分析那样的漂亮、精巧的结论。因此,在成熟的西方经济学面前,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形成或得到承认,显然是十分不容易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体系化,其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熟,许多研究经济学的人难以摆脱其影响和指导。这实际上也是现实中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研究本国经济问题时难以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形成自己特色理论的现实经济、学术、政治背景的原因。 最后,我们应该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想、深层次的观念必然也必须是我们自己的独立认识和创造,不可能依赖别人。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既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深厚底蕴,又有近代以来不屈不饶、自强不息的历史经历和精神,更有经济改革三十多年来独特的成功经验,如果我们这样的大国都不能具有自己的精神、思想和理论,那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呢?! 总之,从我国三十多年较为成功改革的实践看,我们认为,中央在政治指导思想和重大决策方面,完全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并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和基本原则。正是因为在最重要的思想和原则上或者说在政治上我们党对中国国情有自己的深刻而独立的认识,因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能够较好地把握和控制国家经济改革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也正是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基础和原因。因此,国民经济学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进行重大的基础理论创新研究,这种创新研究将决定我国国民经济学研究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改革以来,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创造性或独立的认识,更多的只是模仿西方经济学的东西,而且在经济学界许多基本思想和认识与中央基本政治原则和精神总是不一致。这是值得深思的。 通过长期的学习和研究,我们深深感到,由于中国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生产力结构及人口等基本特征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国民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特征及发展趋势非常不同于发达国家,也非常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即生产力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区别)。因此,对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而必须首先把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或方法论问题搞清楚,因为理论研究基本前提的正确与否基本就决定了研究结果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国民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条件的改变将对其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新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问题没有解决前,也许将限制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应用较为精致、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和数学方法,而只能应用分析形式较为简单、初级的研究方法。但这也许正是中国国民经济学发展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也是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应用理论研究成果实际水平相一致的。我们必须在较为充分认识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特征或方法论问题基础上、立场上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我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因为现实世界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什么“世界经济学”。 (二)国民经济学创新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我们慎重提出,国民经济学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应以分析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为己任,不追求所谓“统一”的宏观经济学,赞成宏观经济学的“多样性”。 要创新中国国民经济学,既要提高对有关科学方法论(如范式思想)、经济学方法论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又要解决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内容的认识问题;在此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创新其基础理论,其困难是全方位的。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主要在于其实证方法论。一般观点认为,实证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程序是:提出理论假设条件→逻辑推理(建立数学模型)→结论并进行经验检验。按照“证伪主义”的思想,实证研究方法最关键的是假设条件的提出,即假设条件正是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按照“范式”思想理解,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假设条件正是构成“范式”的核心要件。无论是“证伪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都表明,任何假设条件的正确性和客观性都是相对的,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一定价值观、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主观认识的反映而已。因此,创新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要创新性地归纳和提炼出能够反应中国长期基本特征的假设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提出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1.中国国民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初探 中国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既要能简单概括其最基本特征,又要有囊括我国宏观经济所有主要问题的分析框架,同时还要能够清楚反映出与西方经济学有关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因此,提出基本假设条件是中国国民经济学创新最困难和关键的问题,需要经过反复地探讨才能够最终形成。下面只是我们的初步设想,希望能“抛砖引玉”。 (1)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假设。 生产力平衡结构与不平衡结构是我们提出的两个基本概念,其意义在于分别用来表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总体特征及其本质区别。有必要首先明确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在西方理论分析中,其长期经济演变过程可以概略地描述为许多“均衡”与非均衡状态交替出现的过程,均衡是其动态演变的轴心。西方理论中的均衡可以由一组能刻画经济状态的变量结构描述,主要可概括为供给与需求变量在纯粹市场机制下的状态。我们认为,表面上均衡概念描述的是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一种特定状态,其实质描述的是决定其状态的生产力(结构)的一种特定状态(一元化结构或平衡结构)。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的生产力结构演变特征正是其经济动态过程的本质特征。其生产力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可概括如下:一是其生产力演变的整个过程中,不存在超越其并达到具有“代”差特征生产力的外部环境影响;二是其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内生力的结果;三是其生产力结构演变常态中各部分的水平只具有量(级)差别,而无质(代)的差别,也即不存在多代生产力并存的现象。我们把具有这样特征的生产力结构状态及其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状态称为生产力平衡结构,其演变过程称为生产力平衡结构演变。 现实说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状态及过程特征的本质区别不宜从其政治经济制度的类型来划分,而应该从其社会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的状态入手。与发达国家生产力结构的特征相对照,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概括如下:一是其生产力演变过程中强烈受到发达国家等相对发达生产力所形成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二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其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外来生产力引入的结果;三是其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常态始终处于多元状态,也即多代生产力并存状态。我们把具有这样特征的生产力结构状态及其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状态称为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其演变过程称为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演变。 生产力平衡结构与不平衡结构的概念的提出,是试图从这两种类型经济状态及其演变过程中的深层基础——生产力结构及其演变的特征去把握其经济发展总体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只有从这个深层基点出发,才能明确提出并分析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基本概念对于我国经济改革问题研究的局限性和可借鉴性,并找到我们分析的最基本出发点或前提。这一假设在现实中表现为,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距,而在国内存在各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等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及不平衡演变。这一特征充分表明,不成熟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与成熟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是既存在巨大差异又互为组成部分。在生产力结构不平衡条件下,西方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调节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将产生它所没有涉及到的不同变化和结果,这些变化和结果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分析或难以解释的。 (2)引进和创新技术进步机制假设。 这一特征是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特征形成和长期延续的客观因素,也是形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特征的基本因素。众多研究表明,形成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内外)投资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投资快速增长背后,真正影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是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因而我国高速投资增长方式就是技术进步如何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主要在于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过程或方式完全不一样,或者说技术进步的形成方式不一样。总体上讲,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原发技术方式,而我国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引进技术或简单模仿的技术方式,可分别称之为“原发技术机制”和“引进和创新技术机制”,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科学技术增长方式深刻影响着不同的投资方式和过程,进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引进和创新技术机制”下的投资方式基本特点是:在一定条件下,在高端生产力部门,投资可以迅速集中、技术进步、产能迅速形成,进而促使经济迅速增长。正是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在我国只要占有了投资,就意味着在较短时间内能够引进技术、利用技术,迅速形成产能和利润。在一定环境、政策和市场条件下,我国不同时期的相对高端生产力部门常常出现大量争投资、争项目,形成过度和重复投资现象就十分正常了。同时,由于投资的趋利本性,低端生产力部门的投资增长相对十分缓慢,进而进一步加大了与高端生产力部门增长的差距,使得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进一步拉大。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般是以高端生产力部门技术(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而低端生产力部门技术(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这样一种不平衡发展方式达到的。当然,另一方面,这两种机制所形成的技术进步效率也是非常不同的,即“引进和创新技术机制”下的科学技术的扩散能力、进一步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持续影响力等都是相对较低的,也是难以长期持续的,这方面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国内外投资,特别是外资能够在我国持续高速增长呢?除了“引进和创新技术机制”特征外,必须还有其他重要经济特征或原因的配合,下面这个特征与此有关。 (3)国家强控制力机制假设。 这一特征及其影响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实际上,改革前三十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和经济基础,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历史基础,也是影响我国改革进程和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现实因素。 首先,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虽然我国改革以来进行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但其基本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仍被保留,某些重要影响和习惯仍然是一致的。特别是政治体制、国有经济、宏观调控行政手段等,仍与传统计划经济有着深刻的联系,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巨大。完全否定这些因素对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并不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的一切,而是期望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其次,计划经济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必然是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的历史基础或起点。稍加观察改革过程可以发现,计划经济所建立的许多重要基础对三十多年来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下面暂不分析我国政治体制、基本经济制度等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而着重谈谈几个重要经济因素。 第一,国有经济基础及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一直在下降,但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基础性国有企业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和发展,这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改革和增长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影响。同时,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和进入市场竞争,其经营机制和市场竞争力发生巨大变化,目前仍然占据我国知名企业和品牌的大多数,其国民经济控制力仍然较大。因此,大型国有企业的存在、不断改革和发展,当然是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 第二,低成本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基础。许多研究表明,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拥有大规模低成本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这个重要因素的存在同样与计划经济时期相关。资料表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文盲率达80%以上,到70年代末已下降到20%以下,现在已达到4%以下,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医疗体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1978年的68岁。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用不到2%的世界卫生总费用解决了近1/4世界人口的基本医疗问题。①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在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形成现在世界上最大规模具有较高素质低成本劳动力群体的历史基础,是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 第三,土地公有制基础。我们认为,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土地公有制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吸引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外资的一个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固定资产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是决定投资收益的基本因素。由于土地公有制的存在,在我国进行投资的土地成本大都是非常低的;另外,在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占用土地的成本同样即低又方便。因此,我国土地公有制是促使投资的土地成本降低、手续方便,进而吸引大规模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条件,由此形成我国投资规模出现持续高增长现象的重要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就单纯解释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问题来看,这里提出计划经济的历史基础和传统特征,主要是想说明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传统计划经济中某些成功的经验和基础同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当然,传统计划经济中许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部分有的在消失,有的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改革。但是我们反对在理论研究中把传统计划经济的一切,特别是成功的经验统统视为改革和消灭的对象。那种要么绝对正确、要么绝对错误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也是不符合实证方法规范的。按照这种角度分析是无法真实解释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增长方式问题的,更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 2.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如果我们确认了以上三个基本特征为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那么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相比,其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变了,则意味着其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及研究结论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正是基本假设条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所在。当然,严格说来,在中国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是不可能完全清晰的,以下只是我们对相关问题的初步认识而已,不可能是确定性的结论。 (1)研究对象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经济总量与结构及其关系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将呈现出多元化市场的格局。从逻辑上分析,生产力水平高低决定竞争力高低,同一生产力水平范围形成同一竞争市场,不同生产力水平范围属于不同的竞争市场,而不同生产力水平上市场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其各自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我国最简单的市场划分至少可分为农产品市场和工业品市场,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平等的。因此,有关同一竞争市场内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而不同竞争市场之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不平等竞争、不平衡发展等问题,则是一类全新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完全由市场自发力量去解决,而必须在充分重视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经济制度安排并主要依靠创新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去解决。因此,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研究对象必须从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跳出来,突出对国际、国内不平等竞争、不平衡结构发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突出运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解决有关不平衡发展问题基本原理的研究;突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宏观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如何发挥其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及特殊意义等问题的研究等。 (2)研究内容问题。 在上面基本假设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将产生一系列新的宏观经济问题。首先,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的意义及作用问题。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等条件下,将长期存在大量市场机制作用下结果被扭曲的现象。有关研究内容包括:与生产力和市场多元化一致,如何合理布局国有经济体系(多元化体系);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有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与结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与国有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关系等。其次,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的意义和原则问题。有关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如何通过国家干预机制有效地解决不同生产力结构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这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难点在于,与追求个体最大利益的市场原则不同,必须也只能由国家采取长期、有效的手段、政策,甚至是建立有关制度保证,来尽力提高或支撑低端生产力(市场)的竞争力水平,促进低端生产力及其庞大人口较顺利地向更高生产力(市场)转化。例如,如何把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协调起来;如何正确制定国家调控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市场)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如何重点解决和保障低端生产力和市场的发展及其巨大就业压力、弱势人口利益等问题。最后,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和方法问题。由于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性质及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方法也将随之发生较大变化。具体地说,与西方经济学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总量、间接调控手段相比,将有如下重大变化:一是强调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相一致的结构性调控方法,总量调控方法将更多地被结构调控方法取代。二是对高端生产力(市场)和低端生产力(市场)的调控问题应采取非常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三是对重大的(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一致)经济结构问题应采取强制性、计划性手段进行调控,等等。 (3)研究方法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具体研究方法更适合研究生产力平衡结构(发达的生产力)国家的经济问题,并不完全适合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国家的经济问题。简单地说,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等条件下,其经济的基本形态是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多元市场格局,而不同市场之间的竞争始终存在着不平等、不平衡结构发展的问题,也即“一般均衡”的假设条件遭到巨大破坏。这样,西方经济学“总量分析方法”的有关假设就完全不成立了,其“加总问题”假设将产生重大偏差,其分析方法的有效性也就大大丧失了。因此,西方宏观经济学“总量分析方法”所依赖的前提条件与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及不同国情条件非常不一致,用所谓“总量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是不适用的、有较大局限性的,必须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为此我们提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应是“不平衡结构分析方法”。 就我们系的传统优势看,从研究方法上应该重新重视“投入产出分析”的重要意义。投入产出分析不仅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理论。我们认为,投入产出分析的理论意义在我国并没有引起重视,更多把它单纯作为一种方法来运用,由于其方法、数据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方便,故其理论意义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投入产出是一种“结构”分析理论和方法,对于理解“结构”概念有一定意义,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点。当然,投入产出讲的“结构”有自己的理论意义,即是在一般均衡意义上讲的,与前面我们要求的“结构”含义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对投入产出可以进行理论创新,能够得出一个反映“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结构模型是最理想的结果。 ①李玲:《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和对策》,2006年3月25日世纪大讲堂播出文稿。标签:国民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思考方法论文; 人民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