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重视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84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4－518X（1999）05－0009－15
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员和干部，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我们党从一个初期政治上幼稚、理论上薄弱的党，发展为今天这样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组织上巩固，不断取得领导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党，重视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一条成功经验。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历史经验，对于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重视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
重视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条重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必须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他们在起草共产主义同盟章程时，就把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作为加入同盟资格的第一条。为了保持党员的先进品质，他们要求党员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列宁在俄国党的建设过程中，也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等著名论断。他认为，党员只有用先进理论武装，“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之所以强调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首先，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先进的政党，这种先进性主要来源于它是以先进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其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无产阶级政党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给予无产阶级“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无产阶级掌握了这种世界观，就能制订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积极力量，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干扰，一步一步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应该说，凡是无产阶级政党都有一个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问题。不过由于国情、党情的不同，各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不可能完全一样。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显得格外重要。
一是党内农民出身党员占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其成员主要来源于工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产业工人很少，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这种国情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在农村中大量发展党员，否则，我们党就走不出狭小的圈子，成为领导全国的大党。但在农民中大量发展党员，必然带来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刘少奇说：“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解决这个矛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二是党在很长时期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同苏联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我们党成立时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理论准备不足。造成这一弱点主要原因是：1、党成立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不久，只有一两年时间。2、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 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这使得我们党一成立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实际革命活动中去，无暇从事理论研究，作理论上的准备。3、 在党成立后的一个时期里，党内不重视理论建设的思想占了上风，导致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的状况得不到改变。要改变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也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三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事业。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在这样的国家如何进行革命，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其他国家也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经验，这就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具有独特的艰巨性和探索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这种特点，要求我们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总结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而要做到这一些，没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不可能的。
可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们党的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的客观要求。正是顺应这一要求，我们党形成了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显著特点。
二、党的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
第一次：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而当时我们党的状况与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很不相适应：一是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没有来得及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进行彻底清算，以致在抗日战争开始后，这一错误路线在党内仍有很大影响。二是抗战开始后，我们党发展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入党后，或多或少地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带进了党内。显然，如果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我们党就难以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
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要求“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33页。）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包括在职教育和脱产教育两个方面。1939年3月， 中央干部教育部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1940年中央发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加强党校在干部教育中的作用。1942年以后，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入新阶段，即整风学习阶段。毛泽东规定延安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中央组织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讨论，1945年4 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整风运动由此结束。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们党成立后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它使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第二次：建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
建国初期，我们党面临三个重大转变：一是从旧中国转变到新中国；二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三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种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我们党的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从当时党的状况来看，存在着许多与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由于新党员新干部的大量增加，给党的思想带来许多新情况。二是在全国胜利面前，一部分党员干部滋长了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思进取的情绪，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迎接新的挑战，我们党开展了一次新的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
1951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 《决定》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忽视理论的情况，指出：“理论学习的不发展，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正是目前党内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少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新生事物的敏感，产生官僚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决定》要求全体党员要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成为全党勤奋钻研理论的模范。为了配合全党理论学习，党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于1951 年至 1953年，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1 953年后，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全党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转到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4月3日，中央作出《关于1953年——1954年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全党领导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全党理论学习由此出现新的高潮。
建国初期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党领导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小平说：建国初期，毛泽东号召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3页。）虽然邓小平说的这次学习不专指理论学习，但理论学习起的作用同样很大。
第三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的问题很多。可谓百业俱废、冤案遍地、是非混淆、问题成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键是要解决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特别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人们的思想处于严重的禁锢之中。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提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他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背景下，1978年5月， 我国开始出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就在一些人指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在“砍旗”的时刻，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场大讨论，使其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
在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并由此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理论学习的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3页。）由于邓小平的推动，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成效卓著。其最重要的成果，是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成功经验
（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特别是每当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关头，把它提到突出位置
对于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我们党也不是一开始就解决得很好。党成立之初，党内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但都不正确的观点。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础作用。这两种观点对立的结果，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结果“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大革命失败后，党处于秘密活动时期， 本来有条件进行理论研究，但由于当时对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及对当时革命形势过分估计，“党没有自觉地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准，并把这当作当时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1页。 ）结果使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在饱尝理论准备不足造成的苦果之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认识大大提高起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和中心环节。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视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不论工作多么繁忙，都不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如，建国初期我们党要致力于恢复经济、巩固国防、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整党等各项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中央并没有因此忽视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央在关于理论教育的指示中指出：工作繁忙是事实，“但理论教育工作是必须进行的，事实上是不能停止的。故各地仍应按照具体情况与中央草案原则，自行制定理论教育计划，予以实施。”
二是不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成为主要危险时，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如，延安时期开展的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就是针对教条主义成为党的主要危险后展开的。建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则是在经验主义成为党的主要危险的情况下展开的。
三是不论是以革命为中心还是以建设为中心，都不放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仍然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人说，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应该主要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重要。邓小平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他指出：现代化建设时期，要学习的新东西新知识确实很多，但越是这样，越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也才能防止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
四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到全党面前。我们党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而且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前面论述的三次大规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就是例证。之所以如此，因为在重要历史关头，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特别复杂和繁重，而这个时候，党内往往又很容易出现许多不适应的问题。因此，在重要历史关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到更加突出位置十分必要。
现在，我们的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号召在全党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这对于我们党迎接新挑战，完成新任务，稳步跨入新世纪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把领导干部作为理论教育的重点，通过抓领导干部的学习带动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开展。
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们党的一项普遍的任务，任何人都无例外。但普遍的教育，不等于没有和不要重点。我们党的理论教育的重点，就是党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
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在全党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的号召时，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的学习。他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33页。）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1942年我们党在作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时强调：“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党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建国初期，中央在正式作出的关于理论教育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了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是全党勤奋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模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向全党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任务时，同样把领导干部的学习放在突出位置。他说：“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
把领导干部作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十分重要和必要。首先，正如刘少奇指出的，党的干部是党的领导骨干，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骨干。没有干部，我们党的纲领和政策就不可能通过群众去执行，就不能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如何，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其次，领导干部作为一个地方部门单位各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负有重要的领导和组织责任。把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体现了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的精神，这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开展有重要意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干部的理论教育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领导干部要带头“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四自”（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等许多重要思想，并且在实践中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如最近中央决定集中一段时间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以整风精神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对干部教育的思想和做法是我们党的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对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促进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把学习理论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注重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素质
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这样一个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思想指导。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要改造客观世界，必须首先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改造主观世界呢？最根本的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我们党历来倡导和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包含着理论学习与世界观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因为理论联系实际，最重要的实际就是思想和工作实际。正是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党十分强调党员和干部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学习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比如1942年，中央宣传部在《关于讨论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更加明确地把改造主观世界作为一个突出的任务提出来。江泽民指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注：江泽民1996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一定要把改造主观世界摆到重要位置，同改造客观世界更好地统一起来。”江泽民还具体论述了理论学习中突出改造主观世界的理由：首先，因为“我们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如果头脑里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就不可能以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避免工作中的偏差；就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前进。”其次，“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在不断涌现，各种消极的、腐朽的东西也在随时影响着人们。只有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才能辨别良莠，吸收好的东西，抵御坏的东西。”这些年，确有一些干部，由于忽视和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经不住金钱、物欲等诱惑，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因此，强调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把理论学习与世界观改造结合起来，从我们党的经验来看，关键是要勇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自己和他人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开展认真的不讲情面的批评。特别是当党内某些错误倾向十分严重、一般的教育难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党还采取了开展整风的办法。江泽民指出：“用整风精神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要在正确思想指导下，认真学习，总结经验，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好办法，今天仍然是管用的。”（注：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最近，中央作出在县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的决定，就强调用整风精神解决干部党性党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肯定，只要真正把理论学习与世界观改造结合起来，真正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三讲”教育就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把学风作为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立足于提高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我们党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历来把学风提到重要的位置。毛泽东称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邓小平认为，严重的学风不正，会使党的生机窒息，会“亡党亡国”。江泽民指出，学风“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这些论述，反映了我们党对学风问题的重视，也反映了学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至关重要性。那么，我们党所要倡导的是什么学风呢？简单地讲，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学风。
毛泽东在我们党内较早地倡导上述学风。1938年他在发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号召时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他要求“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02页。）由于毛泽东的倡导，我们党摆脱了长期困扰自己的“左”倾教条主义学风的束缚，形成了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正确学风。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扬了毛泽东倡导的上述学风。他进一步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正是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使邓小平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学风，对于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意义重大。因为，我们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使我们党能够更好地担当起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重任。而衡量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低的标准，不是看读了多少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能背诵多少马克思主义词句，而是要看会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显然，如果不树立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就达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就提不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20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任务，学风问题显得十分突出。正因为如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后，进一步把学风问题提到重要位置。江泽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注：十五大报告。）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学风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搞好我们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推进党的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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