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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标志着传统史学出现了反常与危机，标志着史学范型转换过程的开始，这一过程迄今仍在进行之中，新的史学范型尚未确立。文化史（包括社会史）在热过一阵后，眼下似已转入沉寂，由显学变为潜学，这种状况引起了一部分关心中国史学发展的同仁的失望和担忧，他们担忧这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停滞或结束。事实上，在对宏观理论的热烈讨论之后，进入静悄悄的细致扎实的微观、实证和功能研究，是史学革命过程中的必要和必然阶段，表面上的沉寂不仅关不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低潮，反而表明了史学范型的转换过程正在向纵深推进。目前有一大批青年学者正默默勤奋地从现实调查分析和历史实证研究两个方向拓深文化史的研究。武汉地区的一批青年学者在周积明和张艳国两位的主持下，完成的《影响中国文化的一百人》（武汉出版社1992年12月版），就是文化史研究在历史实证方向向纵深进军的重要成果。与以往的文化史研究相较，《影响》一书除了其清新活泼的文风外，尤其在研究方法上显示出崭新的风格，这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注重实证和功能研究。书名中的“影响”二字既已鲜明地标示出了作者实证和功能研究的立场。所谓“影响”，强调的是“实际发生的作用”，而不是“存在的意义”，如张衡发明地动仪，在中国科技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有其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存在的意义”可谓大矣，但他的科技活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未产生大的实际的效应，他属于有“存在的意义”而少“实际的作用”一类，所以并不能忝列“影响中国文化的一百人”。“实际的作用”在发生时间上又分为两类：现实的和历史的，有“现实的影响”并不一定有“历史的影响”，而有“历史的影响”则不一定有“现实的影响”。《影响》一书从对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宏观关注着眼，其微观实证的研究自然择取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的“历史的影响”，这提示我们，微观实证研究并非无观念的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它是宏观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同时，这种深化和细化的研究又不是宏观理论构架的简单演绎，研究的结果会导致宏观理论构架的修改、调整甚至重建。对于既有“现实的影响”又有“历史的影响”一类人物（此类又可归为既有“存在的意义”又有“实际的作用”一类），如唐太宗、宋太祖等，《影响》无疑关注有加，而对那些有“历史的影响”而无“现实的影响”一类（亦属无“存在的意义”而有“实际的作用”一类），也予以同样的重视，如孔子，他的儒学理论于其在世时，乃是诸侯变法打击、压抑的对象，孔子一生奔走呼号，却四处碰壁。但孔子死后，儒学却以其切合古代中国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的独特之处，使统治者无法抗拒其巨大的魔力，日渐受到统者的重视，终成为统治中国长达二千多年之久的官方意识形态，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如果说《影响》对孔子的选取还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话，那么对关羽等人的选取则无疑是独到的。关羽在三国时期至多只是一位能征善战的虎将，并未显示出多大的文化意义，但他死后却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义勇之神，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追求和伦理价值取向。象关羽这类人物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往的文化史研究常常忽略不论，而《影响》一书则拈出一个系统：苏武、杨业、包拯、岳飞、文天祥，让他们跻身于孔子和唐太宗一班人，足见作者的史识和史胆。以往的文化史研究之所以忽略关羽这类人，是因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孔子、朱熹这样的大思想家，似乎孔子、朱熹的观念就是中国文化实际的价值观念，至于孔子、朱熹的思想如何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则弃而不论，这样，他们就以“哪些观念影响了中国文化”取代了“如何影响中国文化”这问题，以理论上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模式取代了实际中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而《影响》从苏武到文天祥这一系统的建立，恰好解决了由理论上的价值观念到实际中的伦理追求的中间环节。象颜之推仅仅以一部并无思想创见的《颜氏家训》，而忝列影响中国文化的一百人，也是因为作者从“影响”的立场出发，洞见到了《颜氏家训》将哲学上的价值观念，通过家庭教育转化为士人立身行事的处世准则的特异功能。所有这些，都使《影响》显示出浓厚的实证、功能研究色彩，从而区别于以往的理论的结构的文化研究。
二、揭示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关节点。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平铺直叙的，近代中国的峰回路转、跌荡起伏自不必说，即便是漫长而缓慢的中国古代历史也当有不少关键的环节。风云激荡与平淡无奇，都容易模糊人的视线，使人无法看清历史发展中的关键环节。文化史研究停留于理论上的价值观念研究，往往将历史的逻辑变为逻辑的历史，无法拈出文化发展史上的关节点。《影响》抓住影响中国文化的一百个关键人物，实质上就抓住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许多关键环节。对这一百个关键人物，该书并未象一般性人物传记，铺叙其生平事迹，也不象一般思想史著述，停留于观念本身的分析，而是在文化史中予以动态的把握，在动态中显示其影响，在影响中显示其作用。诸如诸葛亮的政治谋略，朱元璋的一生传奇等等，该书自然都略而不述。至于朱元璋的治政措施，朱熹的庞大理论等等，也只是该书发论的起点，由其中拈出影响中国文化的相关点，阐述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这样，该书对每一人物的叙述篇幅短则二、三千字，长亦不过三、五千字，却言简意赅，更突出了历史的逻辑，向读者凸显出一个个至关重要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关节点，传送出十分丰富的信息量。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影响》限于编纂上的体例，只能对人物单个逐一介绍，但细心的读者只要读完全书，将一个个关节点联结起来，就会获得一幅经纬分明的文化发展史构架：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范型的开创时期，孔子、老子、韩非等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取向。同时，屈原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中国文学史和文人士子的浪漫主义和忧患意识，商鞅变法则奠定了以后两千多年封建国家的最初雏形。秦王朝的贡献主要是秦始皇和陈胜，前者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此后历朝不过是在此一框架上变革损易，步步加强，而后者则揭开了此后中国历史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的序幕。汉王朝是政治体制上“以儒术饰吏术”的转折时期，叔孙通定帝王礼制，为后世法，董仲舒与汉武帝则共同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社会思想的基本运作方式，开始了皇权——吏员体制向皇权——士大夫体制的转型。其间桑弘羊创“均输”、“平准”法，集铸币权于中央，亦支配了中国传统的绐终。张骞通西域，则开创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伟大时代。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因人叙事”的纪传体编写方法和连绵不绝的正史系列。苏武牧羊，成为两千年大一统社会里实践儒学理想人格的第一个伟大榜样。此外，张陵的道教、蔡伦的造纸术，也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既深且远的大事。可以说，汉文化是中国封建文明的第一次全面开花，她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魏晋时期是盛唐文化的积累时期，她除了提供曹操、关羽、诸葛亮等人格榜样之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哲学的和精神的，阮籍、王弼和陶渊明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烙下了深深的痕迹，葛洪则作为道教理论的总结者，使道教成为真正的宗教。唐宋是中国封建文明的成熟时期，其文化上的贡献和影响也是全方位的，而且是阶段总结性的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唐太宗与魏征这一对君臣共同创造的“贞观之治”，达到了中国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唐太宗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使古代中国的政制建设完全成熟。宋太祖的“儒士治国”则把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极致，最终确立起“皇权——士大夫”体制。唐杨炎的“两税法”和宋王安石变法（其中的免役法），则找到了一条减轻封建国家对劳动者人身控制的正确途径，有力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社会的转型至关重要。唐宋成熟的封建文明孕育出来的文学成就和哲学成就，无疑是空前的。文学上，韩愈、李白、杜甫、苏轼等等，都是雄视千古的文学大家，其作品成为后世文人士子模仿的典范，他们的精神和心态也因而通过诗文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文人士子。哲学上，朱熹的理学揉合儒、道、佛而集大成，不仅统治了封建后期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而且成为上至国家政治法则、下至民间日常生活的指导原则，其影响的余波至今未已。而与朱熹相对应的陆九渊的心学，则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新思想的源泉，经明代王阳明发扬光大，在文学上和政治思想上出现与市民意识相通的汤显祖的文学和黄宗羲的非君论。明清两代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明太祖、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等封建帝王极力挽救封建文明的衰颓，把君主专制推向极端，特别是把文化专制主义推向极端，从而有力地延缓了封建文明的寿命，使之垂而不死，腐而不朽。一是文学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全面总结，罗贯中、徐光启等已为大家所熟知。一是新思想的萌芽，即著名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思想后来极大地影响近代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中国文化发展至近代，则转入了中西新旧文化的冲撞和交融，新陈代替急剧加快，在众多螺旋推进的关节点上，涌现了一批批引导时代潮流的弄潮儿，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林则徐第一个开眼看世界，开了解西方的先声，魏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则成为洋务运动改良运动的思想渊源。曾国藩、李鸿章、奕訢、张之洞等不仅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而且倡导和主持了洋务运动，成为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关键人物。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则成为近代维新思想的巨头，第一次把中国文化引入了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的轨道。至孙中山缔造共和，创建民国，为中华民族划时代的转折。总之，《影响》通过对“人影响文化”的叙论，揭示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关节点，勾勒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虽孤零而实收贯通之效，读者切不可因其编纂体例，而影响对其整体的中国文化发展观的领悟和把握。
三、努力系统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文化的概念已被两种极端的解释引上岐路。一种过于狭义，只关心文学、哲学、宗教等纯精神领域，这实际上把文化史研究限定为传统史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支，取消了文化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本质意义。另一种过于宽泛，所有的历史现象都被冠以文化，至有所谓狗文化、蟋蟀文化，这使文化史变为猎奇的工具和无所不包的“万宝箱”，实质上也取消了文化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本质意义。文化史的本质不在于研究领域的限定或拓展，而是观察历史的视角和观念发生转换。它既不排斥政治史，也不摒弃经济史，而是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看作一个大系统，从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产生“新质”的角度予以把握。而一旦我们以“系统史观”或“大历史观”进行文化分析，政治史和经济史也不都再是原来的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是发生了“格式塔转换”，获得全新的解释。当然，文化史在其崛起之初，不可能就有实力在传统史学的主要阵地政治史发起改造或革命，而必须选择传统史学忽视的领域，对精神领域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展开研究，然后由下层而上层，由精神领域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逐步完成对传统史学的全面改造，最终实现史学革命的完成。当文化史对传统史学进行全面改造之时，也就是与社会史的会师之期。文化史和社会史作为对传统史学挑战的两支主力军，目前尽管互有渗透，但仍然各有侧重，文化史主要致力于精神领域的研究，目前已逐渐由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入下层平民实际的日常伦理观念和行为，社会史则主要致力于下层平民日常的物质生活，兼及其精神生活、心理世界。一旦两支生力军从各自的阵地杀将出去，在“系统”的研究立场上必然发生重合，渐趋一体，而融合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型。指出这一点，是提醒文化史和社会史两大力量不要自闭门户，不要忘记自己“系统”的“大历史观”，即使在自己的阵地上蓄积力量，也要开阔视野，尽量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努力在“大历史观”下进行微观实证研究，在微观实证研究后努力回到“大历史观”。《影响》对人物的选取，明显透露出了作者系统分析的“大历史观”，读者翻开目录，即可明了。
总之，《影响》一书从以上三个层面向我们传送出了文化史研究的新信息，这无疑是令人鼓舞和称道的。但出于编纂体例的限制，使得《影响》上述三个层面的新信息不能充分彰显。不知作者为何未能在“前言”里阐幽发隐，就中国文化的发展线索和整体特征有一番申论。笔者所论，只是《影响》的题中之义，不知切中否？至于具体人物的取舍，笔者当有不同看法，但仁者见仁，提出来讨论唯恐陷入琐碎，且亦篇幅有限，故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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