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乡镇企业空间集聚过程的相关性研究_小城镇论文

城镇化与乡镇企业空间集聚过程的相关性研究_小城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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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 任务。起源并于早期布避于乡村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乡镇企业 依村傍户的离散型空间布局又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掣碍。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工业化 与城市化发展同步并进,引导乡镇企业迁离其原生地——乡村,朝适合其长远发展和市场运 作的大中城市集中,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当前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一、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同根同源性分析

近代工业文明与近代城市文明具有同根同源性。近代工业的兴起,依靠两个基本历史条件 :一是16世纪以后,牛顿力学、细胞学说、元素周期律等近代自然科学群的接踵出现;另一 个 因素是近代城市的发展和新兴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前者奠定了近现代工业发展所需的理 论技术规范;后者则形成了运用新技术理论规范于生产活动的新型产业主体。文艺复兴以前 ,欧洲文明是以自然耕作的农业文明和以城堡为统治中心的政治文明为主体的。城市是游离 于封建领主统治之外的少数自我发展的“飞地”,聚居着由逃亡奴隶和没落贵族的后裔所组 成的自由民。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城市市民阶层展开了大量的科学与技术创新活动。他 们以实验和对自然的观察为基础,创造了机构力学、分析和合成化学、生物进化和遗传学; 发明了蒸汽机、自动纺织机、蒸汽机车,并将近代科学技术成功地转变为近代工业生产力。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以近代工业文明为主体的城市文明取代传统的农业和乡村文明, 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文明形态。到本世纪50年代,地球上的大部分人口几乎都成为现代工业文 明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商业、文化、教育、交通、通讯等第三产 业的发展,促使城市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张。而城市的发展和各种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又 为工业的更快发展创造了条件。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之间彼此依存相互促动的过程,构绘出 人类近代社会以来两条相互交织又齐头并进的发展主线: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是工业化的 空间载体,工业是城市化的基本内容,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同一过程。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也遵循了这一基本规律。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城市是作 为封建王权的统治中心存在的,城市的规模与置于其中的封建王权的等级直接相关联,城市 的主要功能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服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外工 商资本的入侵和民族工商资本的发展,我国出现了第一批与封建统治中心不相藕合的新兴工 商业城市,如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宁波、厦门、香港这些原来只是小镇、渔村、荒滩 、海岛的地方,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就迅速地成为我国第一批现代工商业城市。1949 年以后,随着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我国城市化水平又有进一步提高,不仅原有城市 的规模扩大,经济社会功能增强,人口容量增加。而且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工业化城市,如石 油城大庆、汽车城十堰、钢铁城鞍山、化工城唐山。六十年代以前,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市 发展基本是同步协调展开的,然而此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前,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被人 为割裂,步入了两相艰难的坎坷之途。60年代初开始,出于防备战争的考虑,国家将沿海工 业 城市的大量工业企业特别是军工类企业迁往内地山区,文革期间又驱使大量城市青年下放农 村。这两个因素使我国城市人口比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4个百分点,国家工业化进 程也因此停滞不前。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密切相关性是由工业活动本身的特点和城市经济功能的内容决定的。农 业需要根据耕地的自然分布和季节的自然更替来安排人类的生产活动,因此作为一种产业活 动,具有空间的广布离散性和时间的绵延性的特点。工业则是一种聚集产业,它要求在特定 的时空界限内,集合较多的自然资源物和人工,经过特定的工业装置和流程,使对象物发生 一定的物理、化学、生物变化,生产出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物质产品。不但单个企业需要将 生产活动和大量物质资源在一个特定时空界限内高度集中浓缩,随着生产专业化程度、生产 分工协作水平的提高,不同企业之间也有相互靠拢聚集,以形成有着密切相互联系和外部效 应的企业群区的需求,以节省相互之间信息传递和市场交易的成本费用和时间耗损。因此, 地处交通枢纽或江河汇流出海口,具有便利的交通运输和市场交易条件的城镇,自然成为现 代 工业企业聚集的依托点。

美国经济学家巴顿分析了工业企业在城镇聚集的原因,将之归结为十个方面聚集效应:( 1) 可以充分利用城镇的销售市场。(2)可以促进企业的专业分工和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3)可 以充分利用城镇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4)有利于相关辅助性工业的成长。(5)有利于形成高 素质的劳动力市场。(6)有利于形成职业经理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7)有利于获得金 融机构在融资和管理方面的帮助。(8)有利于企业经理阶层的相互交流和彼此沟通。(9)有利 于刺激企业之间的竞争和改革。(10)可以为企业员工提供较好的休息娱乐条件。第三产业的 聚集特征更加明显,因为第三产业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服务性产业,不仅要求产业运行主体 和产业物质手段的集中,而且要求产业服务对象的集中,这是第三产业的更高层次的聚集要 求。离开了密集的城镇消费者群体,第三产业如大型零售商业、餐饮娱乐业、文化体育业、 宾馆旅游业就会如离水之鱼难以生存。各类理论分析和经验事实都告诉我们,第三产业的发 展与城镇发展有着更加紧密的相关依存度。只有在人群密集、社会经济活动频繁的城市中间 ,才会形成大量各种不同类型层次与风格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从而为商业、文化、服务、科 技、教育、信息、娱乐、大众传播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与条件。

二、乡镇企业离散空间布局的原因分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重新拉开了大幕。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和制 度条件,农民和由农民兴办的各种类型(集体、合伙、股份合作、个体私营)企业——统称乡 镇企业——成为这一轮工业化初期的主导力量。乡镇企业在发展初期依循的是“就地办厂” 、 “离土不离乡”的空间布局原则,偏离了以城市为依托的常规轨道,使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 出现二元分离的走向。原因主要如下:

1.理论和认识上的偏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理论界一直存在以下偏向:一是重工业化轻 城 市化,甚至贬抑城市化,把工业发展当作与城市发展完全脱离的孤立的过程,忽视工业产业 活动内在的聚集要求和不同区位布局对工业活动运行绩效的影响。城市主要被当作行政管理 、文化教育中心,对城市作为二、三产业载体和信息、人员、物资、商品交易集散中心的现 代经济功能缺乏认识。在我国从传统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过去一直 没有确立以城市为依托,推进工业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明确的战略主导意识。二是机 械地搬用马克思关于消除城乡差别的社会发展原则,把城乡之间应有的产业分工当作私有制 条件下造成的城乡发展差别,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计划地实行工业的城乡均衡分布, 避免工业资本在特定区位的高度集中。由于这两方面认识的驱使,乡镇企业在发展初期就确 立了“三就地”、“离土不离乡”的基本模式,这种基本模式甚至被一些理论家视为世界工 业化进程史无前例的创举。

2.传统小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影响。中国农村曾经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小农生产方式在 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延续了几千年,其影响已积淀成人格心态和风俗器物。农村传统小手工业 是 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封闭状态下的社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所 需的各种工具和用品。浙江农村小手工业特别发达,“四坊”“五匠”传统尤为悠长,而且 地方特色浓郁鲜明,如永康的小五金,绍兴的“酒缸、酱缸、染缸”,湖州的织锦,义乌 的货郎担等。这些传统小手工业者有如下特点:一是兼业性。他们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同时, 几乎都不离开土地,土地仍是他们生身立命的基本依托和最终归宿,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 在时间分配和收入构成上形成互补关系。二是分散性。农村小手工业者,一般都以其血缘或 师徒关系为纽带与当地社区农民构成稳定的劳务服务关系,形成互不相交的劳务功能圈,具 有一定的排它性,外社区的小手工业者很难介入进来。所以,农村小手工业者往往是以一种 均衡离散的状态分布于农村社区之中。这些农村小手工业者,后来成为农村集体社队企业的 基础。 1979年以后,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逐步深入,社队企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乡镇企业发展阶段。乡镇企业与传统农村经营体制下的社队企业有着质的跃迁。其一, 乡镇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经营机制与社队企业完全不同。其二,乡镇企业的技术形态和生产规 模也较社队企业有大的提高,它已经接纳和融合了通过各种渠道从城市国营企业流入的现代 生产要素。其三,乡镇企业所有制形态出现了多元并存的格局,不仅有集体企业,也有个体 和个人合伙企业,在温州个体和个人合伙企业成为乡镇企业的主体。从起源上分析,乡镇企 业毕竟不是纯粹的现代城市产业自然繁衍生长的结果,而是城市现代产业要素与农村传统小 手工业杂交嫁接的产物。通过父子和师徒传承关系世代延续下来的大量的传统手工艺人和小 商贩是乡镇企业的最早一代实践者和管理技术骨干,乡镇企业发展经历了一个城市现代产业 要素接种于农村传统手工业肢体之上艰难成活的过程,乡镇企业经营主体也有一个从传统小 生产者向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者,从传统能工巧匠向现代工业技术专家转型的过程。乡镇企业 在发展早期,长久难以褪去传统小手工业的“胎记”,与农村社区发展和农民乡土生活保持 着一种血脉相通互补共存的联系,与作为“母体产业”农业的脐带始终没有割断,长期处于 依附于农业的“副业”地位。在宏观管理上,乡镇企业仍归属于农村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 系统,需要服从农村经济总体运行的要求和农村社区整体利益的安排,而没有纳入到国家统 一的工业管理体系中来。乡镇企业职工大都“两栖”经营,亦工亦农。乡镇企业离散型空间 格局也同样是传统小生产方式特征的遗传。

3.城乡隔离制度下工业化畸形的结果。解放以后,国家在对国民经济实行严格计划管理的 同 时,对城乡人口也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1953年11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粮食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的价 格和数量把粮售给国家,城市人口由国家按统一价格凭证供应粮食,城乡之间最主要的商品 交易渠道被封闭了。1956年初到1957年底,国务院连续4次发出了“防止、制止农村人口盲 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 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作了严格限制。至此,一整套严密的城乡隔离制度体系形成了,城市门户 对农民彻底关闭,这是乡镇企业无法进入城镇的一个重要制度背景。

三、乡镇企业空间聚集进程与浙江城市化的发展

乡镇企业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开创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然而一部分政策制 定者和理论工作者,把乡镇企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起步方式当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工 业化的理想目标模式;把乡镇企业发展初期自适应状态下的盲目性提升为政府指导乡镇企业 发展的政策规范;把乡镇企业发展起步局部时空的优势点当成了长远发展过程的整体最 佳点 ;从而防碍了我们认识乡镇企业就地分散布局的历史局限性和负面影响,没有及时地随着乡 镇企业技术规模日益现代化的进程,把它导入以城镇为依托聚集发展的空间布局新模式。

1.乡镇企业的聚集要求和农民造城运动的出现。凭着机制灵活的优势和乡镇企业经营者特 有的精明禀赋和务实态度,浙江乡镇企业快速跨越了粗放原始发展阶段,经营规模、技术手 段、管理方式逐步逼近城市国营企业先进水平,乡镇企业与外界的人员、物资与信息交流交 往日益频繁,交流交往的空间半径日益扩大,内容层次也日益提升。同时,城市国营企业随 着改革的深入机制不断放活,国外企业也大量涌进国内市场,使乡镇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 境日益严峻。在此情况下,偏居乡间一隅的空间环境成了乡镇企业生存发展的不利因素,向 供水供电、交通运输、商业服务、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较好,人员物资与信息商品交往交易 方便的城镇聚集,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乡镇企业的聚集发展要求最终形成了对旧 的城乡隔离制度的一次重大冲击,导致了一场在浙江乃至整个中国城市化历史上都具有重要 意义的农民造城运动的出现。八十年代后期,首先在浙江温州由当地务工经商农民兴起了一 股造城进城运动,出现了龙港、柳市、桥头等一批农民工商城市,会聚集中了一批较具规模 的农民工商企业,形成了繁荣的专业性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并带动了运输、信息、商业服 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当地乡镇企业的聚集中心和辐射中心。温州农民工商城的出现揭 开了浙江城市化历史上的重要一幕,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型城市现出了清晰的轮廓 。农民工商城彻底扬弃了旧的户籍身份制度,对前来创业定居的无论城里人或乡村人都以平 等 的姿态展开双臂。

2.乡镇工业建设与小城镇的普遍兴起。温州农民的造城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对浙 江全省的城市化发展起了示范作用,使人们看到了一条以小城镇为依托发展乡镇企业的新路 子。于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浙江全省范围兴起了一股小城镇建设的热潮。许多乡政府所在 地纷纷撤乡建镇、圈地围城、修街造房,规划出生活区、商业区、乡镇工业小区,鼓励农民 进镇投资办厂。到1991年底,全省农村建制镇数量达到700多个,比1985年增加了几乎两倍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有较强专业特色和经济辐射功能的新型城镇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乡镇 企业的聚集发展中心。如绍兴的柯桥、黄岩的路桥、诸暨的枫桥等。与温州农民自发造城不 同的是,这次全省范围的小城镇建设是由政府主导,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这意味着政府长 期以来的城镇发展战略和城镇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第一,放弃了长期依循的限制城镇 规 模的发展原则,城镇发展被列入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容和目标。第二,明确鼓励一种以市场经 济为基础,游离于传统计划管理体制和户籍管理体制之外的新型城镇的存在。第三,公开赋 予农民自由进入小城镇定居就业的权利,取消了对农民在小城镇从事经济活动的身份限制。 第四,把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发展同提共论,鼓励以小城镇为依托建立乡镇工业小区,对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规律在长期漠视之后最终理性认肯,对“就地办厂”、“ 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的发展原则也首次有了更变。小城镇和乡镇工业小区的建设, 使乡镇企业开始步入以城镇为依托、与城镇发展同步的良性健康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小 城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内涵。然而,客观地分析,小城镇兴起并不意味着乡镇企业发 展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完全理顺,并不意味着阻碍城市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完全廓清。实际上 ,它只是在旧城镇管理体制下,实现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良性互动的一种折衷性的制 度安排,是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旧体制发生刚性冲撞的短期结果,是城市发展规律被 旧体制挤压变形的产物。在大中城市仍然受国家计划控制,难以对乡镇企业完全开放的条件 下,发展靠农民力量建设的小城镇,无疑是一种有效的选择。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小城镇是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点,小城镇发展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模式,把城市化发展特殊历 史阶段的起步点,当成了代表城市化发展方向的终极点;把旧城镇体制下乡镇企业对空间布 局的特殊选择,当作长远发展过程中的理想选择。没有认识到,小城镇发展和以小城镇为依 托的乡镇工业区建设,比起早期的就地离散布局,虽然是一种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却仍然具 有过渡和短期的性质。从而,大中城市仍然被排除在乡镇企业聚集和城市化发展的目标体系 之外。这种政策导向的现实结果是,浙江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聚集程度,比较江苏、 山东、广东等相同经济发展程度的省份明显落后,人口过百万的只有杭州一个城市,人口过 五十万的只有宁波、温州两个城市;而农村小城镇则布点过多,规模过小,经济功能过弱。 然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大幕毕竟已经拉开了,现代化和乡镇企业发展必须以城镇为依托的 思维理路,也毕竟为理论界和决策部门认同。下面的关键问题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乡镇企业发 展的城市发展道路,确立城市发展的基本目标和重点。

3.乡镇企业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和大中城市门户开放。浙江乡镇企业经过近 二 十年发展积累和市场竞争的洗礼,完成了早期粗放形态的蜕变,许多企业在生产经营规模 、技术手段、管理水平、营销方式等诸方面,完全走向了现代化和国际化,成为国际和国内 市场颇具影响力的骨干企业。它们已经没有了乡土的色彩,也摆脱了对农业和农村社区利益 的依附,与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二、三产业群从整体上已经融合。乡镇企业的称谓也只从起 源上才有意义。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小城镇已无法适应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求,向具有 一定规模的中心骨干城市聚集,成为浙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新的结合点,成为乡镇企业从 农 村走向城市的第三个阶段目标。温州农民城的出现以及此后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已使旧的城 镇管理制度遭受了重击。加上市场取向的城市经济改革又使旧城镇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瓦解更变:计划分配就业改变为自主选择就业,主要食品计划限量供应改变为市场供应,单 位分配住房改变为购买住房。城市户口失去了它曾有的政治和经济内涵,身份证成为通行城 乡的护身符。只要有一技之长,农村人就可以在城里定居就业。乡镇企业向中心城市骤集的 制度条件已基本具备。浙江城市化进程经过重重坎坷波折,冲破种种阻力障碍,终于迎 来了它最重要也最壮观的发展阶段:大中城市门户开放,规模扩张,功能增强,乡镇企业开 始把大中城市作为管理决策营运中心的新阶段。大中城市步入开放发展快车道的第一个主要 标志可以视为“撤县建市”的开始。1992年浙江省县级建制市只有18个,到1998年,县级建 制市达到28个。一大批县级建制市成为乡镇企业生产营销中心。如义乌稠城市区成为小商品 生产企业的集聚辐射中心和交易中心,嵊州市区成为丝绸领带企业的集聚辐射中心和交易中 心,海宁市区成为皮革制品企业的集聚辐射中心和交易中心。由于以市场交易、运输、信息 、服务等基础条件优越的中心城镇为依托,使浙江乡镇企业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台阶,形 成了一批在国际、国内市场具有很高知名度和占有率的专业性企业集群。乡镇企业发展对浙 江城市化进程形成的 强大推动力,最终冲击到杭州、宁波、温州这几个曾经最封闭的大型中心城市。一些骨干乡 镇企业和企业集团率先把营运总部迁往杭州、宁波、温州。越来越多经商办厂致富的农民在 杭州、宁波、温州市区购置房产,开设商铺。各种情况表明,杭州、宁波、温州等几个大型 中心城市已成为浙江乡镇企业下一阶段空间聚集的理想目标地。杭州、宁波、温州等大型中 心城市快速发展阶段已经到来。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晰看出浙江城市化的几个主要发展阶 段与乡镇企业的相应发展阶段成密切相关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浙江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也 不可或偏的两支平衡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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