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报纸中中国环境形象的建构--以“问题关注周期”为视角_美国媒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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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认为社会问题与其说是客观条件，不如说是集体定义过程的产物，[1]在此过程中交谈、传播、话语对公众与政治关注起到了关键作用。[2]随着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的加剧，西方主流媒体加大了对我国环境议题的报道力度，向全球公共领域呈现了一张生态维度的中国侧面像。建构主义的视角不仅质疑侧面像的失真度，还追问以下问题：为何某些环境议题与主张被媒体赋予了特殊的显著性？媒体关注的倾向与力度是持续的还是周期性波动的？如果答案是后者，驱使媒体关注周期性变化的动力是什么？通过对媒体关注轨迹的历时性考察是否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环境的趋势？本文采用美国学者安东尼·唐(Anthony Downs)的“议题关注周期”(issue-attention cycle)模式作为考察上述问题的路径。[3]这一模式过去多被用来揭示本国媒体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变化，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美国主流报纸的中国环境形象建构还是一个崭新的话题。

      一、文献回顾

      1972年唐氏在他的“种子”论文《生态问题的兴衰——“议题关注周期”》中，以第一代环境问题(空气与水污染)为例，指出美国公众很少持续关注某个重要的国内社会议题，相反有一个“议题关注周期”。这个周期由“前问题阶段”“问题惊现与欣快的热情”“认识到重大进展的代价”“公众兴趣的逐步消退”以及“后问题阶段”构成。他认为产生关注周期的原因一是特定问题本身的属性，二是传播媒介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方式。经历关注周期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以下属性：(1)受特定问题困扰的往往是社会成员中的少数，这意味着他们的遭遇最终会淡出多数公众的视野；(2)问题的根源是有利于多数人或者权势群体的制度安排，意味着它的解决最终需要制度的根本改变，而这种改变又是相当困难的；(3)问题没有内在的令人兴奋的特征，意味着新闻报道会很快令多数公众厌倦，当媒体意识到公众兴趣衰减后会转移报道焦点。

      唐氏认为公众对解决环境问题的热情既受到自身生活水准提高又受到媒介警示性修辞的激发；反过来由于美国媒体几乎都是受众—利润导向，公众通过维持或丧失对特定议题的兴趣影响媒体关注。唐氏赞同麦克卢汉所说的总体上是受众在“管理新闻”，似乎隐含着社会关注与媒介关注同步的结论。然而，一个议题的“社会—政治生涯”不能仅从它的媒体生涯中得出推论，[4]唐氏周期是一个议题—媒介—舆论互动的社会过程模式而非专为评估新闻媒体的议题关注而设计。[5]尽管如此，此后的许多历时性研究证明环境报道也呈现唐氏周期特征，甚至某些驱动媒体关注变化的因素也可以被唐氏模式所解释。[6]

      基于公众对第二代环境问题(指有毒、危险、核以及固体废弃物问题)与气候变化的认知多源自外部信源而非直接经验，因此有必要评估媒体对公众关注的影响。这种研究视角的变化将议题关注周期研究与议程设置、框架分析结合起来。屈波(Trumbo)证实5家美国主流报纸的气候变化报道框架与信源偏好随着时间进展(1985-1995)发生周期性变化，他将1988年NASA科学家汉森(James Hanson)在国会作证前视为“前争议阶段”，1992年地球峰会后为“后争议阶段”，1988-1992年间是媒体关注达到峰值的“争议阶段”。[7]麦考姆斯与沙纳汉(McComas & Shanahan)研究了1980-1995年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全球变暖叙事，揭示了危险后果的叙事框架在报纸关注的上升期更为显著，科学争议在维持期更为显著，应对全球变暖的经济学在关注的维持期与下行期更为显著。[8]

      环境传播学者们进一步分析了驱动媒体议题关注的因素，恩戛(Ungar)聚焦1988年酷夏引发的社会恐慌，认为极端高温与干旱“串联的物理影响”催化了公众对新闻的需求，使全球变暖对个人福利的威胁进入公众视野。[9]他预言如果不依赖极端事件带来的“新鲜感与戏剧性”，全球变暖议题将因无法重获80年代末那样的高度关注而发生衰竭。欧洲学者比较了1996-2010年间澳大利亚、德国与印度驱动报纸关注气候变化的因素，发现社会反馈特别是国际气候峰会对三国媒体的议题关注均有强烈影响。[10]与多数学者聚焦外生性变量不同，布朗萨德(Brossard)等人聚焦推动媒体关注的内生性变量。他们比较了1987-1997年间法国《世界报》与《纽约时报》的全球变暖报道，认为新闻体制提供了“评估一个故事潜在受众兴趣的不同机会、标准与导向”，美国新闻业更强调中立与客观因而比法国的“观点新闻业”更易产生关注周期。[11]

      然而多数对媒体关注周期的研究聚焦于单一的气候变化议题，对整个环境领域的历时性考察数量甚少。与本研究最为相关的是耶尔夫-皮埃尔(Djerf-Pierre)的研究。[12]她跟踪了长达半世纪(1961-2010)的瑞典电视环境报道，将整个环境领域的媒体关注波动称为元周期(meta-cycle)，将单个环境议题的关注波动称为议题周期(issue-cycle)。论文分析了单个环境议题如何推动元周期的演进，揭示了50年里那些属于灾祸、丑闻、警示与争议的单个环境议题获得了高度关注，是元周期的主要贡献者。但以上相关文献均不涉及当西方主流媒体持续关注他国(尤其是中国、印度这样经济成就与环境成本同样显著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环境议题时在驱动因素上的复杂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华尔街日报》2000-2013年间所有中国环境报道为研究对象，在factiva数据库搜索“中国”与“环境”两个关键词，分别找到97、47、211篇报道，有效样本分别为95(M=6.8)、47(M=3.4)、178(M=12.7)篇，总有效样本320(M=22.9)篇。这些报道包括：(1)以中国的政府机构、组织、公民为主角或中国作为环境事件发生地的报道；(2)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回应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域事务的报道；(3)以美国、欧盟或印度为主角，中国的现状、立场与政策作为重要参考背景的环境报道；(4)中国能源需求对它国环境的影响。尽管三张报纸不可能呈现中国环境的完整镜像，但基于它们的发行规模、行业声誉以及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这些报道能够折射美国报业对中国环境的议题与框架偏好。

      本文不仅考察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环境的关注是否呈现唐氏周期，而且考察单个环境议题对总体关注变化的驱动，因而将这320篇报道归入12类环境子议题(表1)。必须承认某些子议题之间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边界。比如总体环境污染指的是一篇报道中提到了空气、水、土壤、重金属等污染类型中两类以上的污染信息，因而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子议题。再如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存在交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也伴随着温室气体排放。但如果报道没有提到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或温室气体等字眼，就归入空气污染子议题。还有三峡工程虽然涉及清洁能源、水污染与生态保护，但总体而言生态保护议题更加突出。

      分类结果表明14年来三家报纸都将中国回应气候变化(包括全球变暖)视为最重要的子议题，共93篇，占所有中国环境报道的29.1%。其中《华盛顿邮报》20篇，占其全部中国环境报道的42.6%；《纽约时报》33篇，占比34.7%；《华尔街日报》40篇，占比22.5%。基于这一议题的报道量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本文通过折线图与回归曲线拟合来反映2000-2013年间三家美国报纸在报道“中国环境”与“中国回应气候变化”上是否经历了完整的“元周期”与“议题周期”。同时，本文将定位吸引或转移媒体关注、推动报道量与报道焦点变动的“激发事件”，[13]以揭示三张报纸在建构中国环境形象上的驱动力。

      

      三、研究发现

      《纽约时报》的中国环境报道在2000-2013年间并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元周期(图1)，而是处在唐氏周期的第二、三阶段重叠的上升期，即既高密度曝光问题又聚焦问题解决的困难，报道量总体呈递增趋势。报道量比较集中的分别是2007(14篇)与2013年(19篇)。新千年的第一个报道高峰出现在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14篇报道中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议题占了一半，其余4篇讨论环境污染总体恶化背后的矛盾与困境，2篇讨论三峡库区滑坡引发的周边生态问题，还有1篇报道年末北京空气污染，在奥运会前一年没有完成“蓝天”计划。在这4篇讨论环境污染总体状况的文章中，首篇提到了北京PM10与PM2.5状况，揶揄“北京正在寻找天外救兵为2008年奥运会清理天空”，此后的3篇评论都是对这篇报道的回应。可见，推动2007年报道高峰的“激发事件”是2007年底巴厘岛全球气候峰会北京奥运会以及三峡库区滑坡。如果考虑到2006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参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以深入浅出的科学传播形式成功触发全球热议，[14]这一个中国环境报道高峰可能是当下、过去与将来发生的事件联合推动的结果。

      

      图1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议题关注与回归曲线拟合

      ○中国环境报道□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

      中国环境报道的回归方程

      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的回归方程

      《纽约时报》的中国环境报道在2013年达到了新世纪以来的最大峰值。在这19篇报道中，空气污染议题占据了史无前例的11篇，由北京及其周边城市持续的雾霾以及中央政府的回应(2013年6月国务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所激发的。然而议题本身可能并非推动报道量变化的唯一因素，不能忽视媒体与受众的互动对议题关注的影响。2013年2月《纽约时报》网络中文版开启，意味着纸版的报道经过翻译与编辑后可经由网络平台抵达我国的高端读者群。媒介融合战略导致的受众结构变化可能是《纽约时报》放大北方空气污染报道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后还有第二代环境问题进入到它的报道视野，多种环境问题的叠加使它对中国环境的关注还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图2 《华盛顿邮报》中国环境议题关注与回归曲线拟合

      ○中国环境报道□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

      

      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对中国回应气候变化的报道却在2000-2013年间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唐氏周期。本世纪的首次报道出现在2001年，随之是长达4年的沉默，直到2006年出现上升期(5篇)，这与美国媒体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总体关注趋势一致：“学者们确认的早期关注峰值显然仅仅是2006年以来气候变化新闻重大峰值出现以前的初始阶段。”[15]2007年对中国节能减排的困难、《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发布、中国在碳排放交易中的角色以及巴厘岛气候峰会等7篇报道将这一议题的媒体关注推上峰值。2008年聚焦北京奥运期间的空气质量挤压了对中国回应气候变化的关注(0篇)。2009-2012年议题关注衰退，数量维持在4-6篇，2013年进一步下滑至2篇。这种衰退可能在于媒体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矛盾(《京都协议书》地位认定上的分歧)一时难以解决而产生了厌倦，但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不仅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宣布到2020年碳强度(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0-45%，而且在清洁技术投入、产业与能源结构调整、气候变化应对立法等方面切实采取了行动。由于在2017年《京都协议书》到期之前需要有一个新的国际协议达成，美国媒体对中国回应气候变化可能会迈入下一个关注周期。

      《华盛顿邮报》总体对中国的环境报道量较少(年均3.4篇)，2000-2013年间它的中国环境报道与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都经历了完整的关注周期，而且两者相当同步(图2)。中国环境报道在2001-2006年间比较零星，在2007-2008年间出现了一次小高潮：2007年的7篇报道中2篇提到北京奥运的空气质量；2008年的6篇报道中，3篇涉及奥运期间空气与水的质量。显然北京奥运是这波报道高潮的“激发事件”。中国环境报道与中国回应全球气候报道的峰值都出现在2009年，14篇中国环境报道中有11篇与气候变化相关，奥巴马访华与胡锦涛会谈气候变化等事宜、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是“激发事件”。此后对两类议题的关注都急速衰退，进入“后问题阶段”。

      

      图3 《华尔街日报》中国环境议题关注周期与回归曲线拟合

      ○中国环境报道□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

      

      《华尔街日报》在2000-2013年间对中国环境的报道没有呈现完整的关注周期(图3)。它在2007年出现报道峰值(33篇)，其中气候变化8篇，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讨论3篇，三峡库区滑坡引发生态关注8篇，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措施6篇。北京奥运、三峡滑坡与各级政府提出环境治理对策推动了峰值的产生。中国环境报道在2013年出现了第二峰值(24篇)，其中空气污染7篇、水污染2篇、环境运动3篇、政府环境治理4篇，北方持续雾霾、黄浦江死猪事件、民众环境抗争、政府回应环境问题是激发因素。相反，中国回应气候变化议题却在2000-2013年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媒体关注周期。2007年出现报道小高潮(8篇)，激发因素包括碳排放权交易争议与巴厘岛气候峰会。2009年出现最大峰值(10篇)，激发因素包括当年9月第64届联大讨论气候变化应对以及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此后与中国相关的气候变化报道衰减，至2013年为零篇。

      四、讨论与结论

      唐氏强调议题关注周期由议题的属性以及媒体与公众的互动决定，这一观点既有现实主义又有建构主义色彩。从驱动媒体关注达到峰值的事件看，美国主流报纸勾勒了以北京为中国的污染中心，三峡、黄浦江、怒江、松花江等水污染或生态风险流域呈散点分布，细颗粒物经由韩国、日本，最后到美国西海岸呈带状流动的立体图景。这种图景在水平与垂直方向均偏离现实：水平方向表现为不仅报道空气、水与土壤污染比例失衡(18.1% vs.9.0% vs.0.9%)，对城市与农村、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关注也不成比例；垂直方向表现为将地下水污染、重金属污染、地质风险等地表以下的环境问题排除在视野之外。究其原因，首先视觉上不显著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容易被媒体隐形化；[16]从媒介经营层面看，受到新闻生产成本制约，国外主流媒体在中国铺设的“新闻网”相对集中在新闻资源与精英信源充沛的大城市；[17]从新闻生产常规看，媒体不仅追逐令人兴奋的议题，更是将议题建构为令人兴奋的。[18]雾霾本身就比其它污染更加视觉化，更重要的是雾霾发生区域涵盖一国首都，特别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迥异、经济增速令人忌妒的新兴工业国家的首都，污染地点因此具备比污染本身更令媒体兴奋的特质，即它的政治象征意义。通过报道PM2.5的标准之争与雾霾治理的困境，美国报纸质疑了政府权威却无须担负政治冒犯的风险，那么政治中心与污染中心在新闻报道中的人为重合也就成了必然。一些议题本身不具备令人兴奋的属性，而是社会的、机构的、传播的选择将议题以令人兴奋的方式进行建构，这种叙事路径允许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视角共存。[19]

      在美国主流报纸报道中国在国际谈判桌上与美国在减排上的分歧时反复强调的是两个背景：一是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二是中国的煤炭消耗量是美国、日本与欧盟的总和，而燃煤又是温室气体的最大贡献者。由此中国被建构成全球变暖问题的症结，中国政府被视为解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义务争议的关键。因此，每当中央政府做出节能减排、环境治理、能源结构调整等重大战略决策时，总会激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热情(20篇，占比11.2%)，同时它也热衷从经济视角分析中央政府的环境与能源决策为跨国公司的清洁技术输出带来巨大商机(17篇，占比9.6%)。但是正如建构主义所批评的那样，媒介学者过度聚焦于已经成为媒体与公众议程的议题，却很少研究旨在使议题远离公众或媒体视线的议程管理；与议程设置同样体现权力关系的是将议题隐藏起来免于被讨论的权力。[20]在美国报纸的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中，有两个事实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1)中国能源密集型商品大量出口，为进口国承担了碳排放等环境成本，气候谈判不能对全球生产与贸易结构视而不见；(2)根据国际能源署2007年数据，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4.6 vs.18.7立方吨)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新闻最有力的影响就是它们赋予了逍遥视野之外的破坏性条件免于受到注意与批评。[21]对美国民众的高能耗生活方式视而不见，却片面将中国视为气候变化的症结，正如一个媒介研究的制度视角所观察的那样：美国的传播媒介并不天然服务于环境主义目标，它还推动与环境主义相对立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后两者是主导社会范式的组成部分。[22]

      尽管文本显示中国政府的节能减排措施出台与国际气候会议的召开常常触发美国主流报纸对中国回应气候变化的报道，但上述因素不能完全解释美国报纸对这一议题的关注。有少数传播学者借用政治学的“多源流”(Multiple Streams)与“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理论，试图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影响媒体关注气候变化的变量体系。[23]使用不同的术语，这两种理论确定了推动决策者关注公共问题的系统性因素：问题指标的改变、焦点事件与权益相关人反馈。刘(Liu)等学者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与美国历史上的极端天气两个问题指标、联合国气候大会这样的国际焦点事件以及科学家的反馈作为因变量，发现指标的变化对媒体关注没有显著影响，而焦点事件与科学家反馈则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4]谢弗(Schafer)等学者以国内极端天气指标、联合国气候大会、国会讨论与环境NGO行动等作为因变量，发现除德国2002年的“世纪洪水”之外，极端天气对澳大利亚与印度媒体的气候变化关注均无影响，但国际焦点事件以及政治家与社会组织的反馈对三国的媒体关注均有显著影响。[25]本研究同样发现我国的极端天气，如2012年南方高温与华北暴雨均超历史记录，甚少触发美国报纸对中国回应气候变化的报道，但是国际能源署统计数字中的中国碳排放量指标(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却作为重要背景在中国回应气候变化的报道中被频繁提及。这可能因为极端天气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科学证据上的不确定性，同时他国的极端天气未必引起本国受众的恐慌因而未能突破国际新闻报道的阈值。美国媒体对中国回应气候变化的关注也受到媒体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外生性因素的影响。一些研究认为共和党总体上对环境主义与全球变暖议题持公开的敌意，因此可能阻止气候变化议题进入到议程设置过程。[26]三张报纸的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都在2006年步入上升期，到2010年出现衰退，而2006年民主党重新赢得参、众两院多数，2010年共和党人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议题关注周期与美国政治权力转移同步。以上说明激发一国媒体关注他国环境议题的外生性变量是多元的，既可能是来自媒体所在国，也可能来自被报道国，推动报道量上升达到峰值的往往是多个“激发”因素的迭加而非单一因素。

      以上对影响媒体关注因素的研究都聚焦外生性变量，缺乏对媒介组织内生性变量的考察，如编辑资源、政治立场、新闻价值等，或者说缺乏对新闻文化的考察。希尔加特纳与伯斯克(Hilgartner & Bosk)认为一个问题的生命周期更多地与公共论坛如媒体的问题建构有关，而更少与公众关注有关；[27]与其说是关注的自然衰退，不如说是制度性的因素如版面容量、空间竞争以及维持戏剧性的需求影响了关注的走向。报纸运作有多方面的资源限制，如版面、成本、注意力等，因此存在着议题之间的空间竞争。在美国主流报纸的中国环境报道中，北京奥运是竞争力超强的议题。《纽约时报》的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在2007年风生水起(7篇)，在2008年却受到了北京奥运环境质量议题的强势冲击(0篇)，在2007与2009年两个报道高峰之间出现了异常明显的低谷。《华盛顿邮报》同样在2008年排它性地聚焦在北京能否兑现“绿色”奥运的承诺上。《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也在2008年出现了明显回落。这说明在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环境报道上，政治象征意义要优于其它新闻价值要素，其次才是相关性。但在建立受众利益的相关性上，每家报纸的实践各有特点：《华盛顿邮报》注重议题与美国受众的相关性，其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占中国环境报道的比例最高(42.6%)；《纽约时报》重视在叙事框架上引发美国受众的关切，如对中国空气污染的报道总会引用细颗粒物漂移到美国西海岸，影响加州空气质量的研究报告，从而将中国的空气污染纳入到国内环境议程；《华盛顿邮报》的受众相关性体现在它分析中国的环境治理政策对跨国公司业务特别是清洁技术出口的影响，为其核心受众监视并警示商业环境变化。

      唐氏详述了议题关注周期的三个中间阶段：“惊现与欣快的热情”(第二阶段)是公众突然意识到一个特定问题的邪恶，热切期望社会有能力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这种乐观主义倾向源自美国人将社会进步的障碍视为存在于社会结构外部。“认识到重大进展的代价”(第三阶段)意味着公众逐渐明白问题解决需要制度安排的调整，甚至要牺牲自身的某些利益。“公众兴趣的逐步衰退”(第四阶段)是指更多公众感到受挫或厌倦，同时竞争性的议题正在进入第二阶段对公众施加新的刺激。但唐氏模式被用来考察媒体关注则需要某种程度的修正。屈波(Trumbo)认为媒体关注的第三、四阶段之间明显重叠：90年代初解决全球变暖的困难成为新闻，但同时媒体关注也开始退潮，美国滑入持续的经济衰退(被“沙漠风暴”行动所累)并开始热衷预测新的总统选举，“唐氏周期的各个阶段独立运作或者以严格的线性方式运作是不可能的”。[28]因此，他将唐氏的五阶段议题关注周期修正为三阶段媒体关注周期(“前争议”“争议”与“后争议”)。事实上，媒体关注的第二、三阶段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边界，三张报纸的中国环境报道都以新闻分析为主，呈现的是恩特曼(Robert Entman)的框架结构，既定义问题又同步阐释原因并分析问题解决的系统性困局。[29]从2004年报道怒江水电开发起，《纽约时报》就已经在剖析众多环境议题背后中央治理决心与地方GDP导向、东部能源需求与西部生态风险、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结构调整与新生态问题、社会稳定与公民环境诉求等多重困境。2007年它的一篇评论直言“中国难以实现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目标说明这个国家的环境问题至少是部分系统性的”，[30]而正是2007年它的中国环境报道量达到第一个高峰，说明媒体关注的第二、三阶段高度重叠。唐氏的自然史模式被批评为对社会问题演进的线性描述，而现实可能是“许多问题同步存在于几个发展阶段，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演进方式变化多端，足以质疑认为有一个典型的议题生涯存在的观点”。[31]

      总体而言，唐氏模式为理解国际媒体的中国环境建构提供了中观视野。通过历时性考察它不仅帮助勾勒中国环境议题得到国际关注的演进轨迹，而且基于对媒体关注激发因素的偏好分析，它在一定程度可以帮助判断未来中国环境形象建构的向度。然而这种中观的视野应当佐以议程设置、框架分析，甚至话语分析等微观路径，并考察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变量，才能完整解密国际媒体对中国环境的形象建构及其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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