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催生教师新的文化性格
余孟孟
2019年4月2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湖南省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是全面部署湖南省高考综合改革的纲领文件，标志着湖南省高考改革进入“新时代”。该方案主要回答了“考什么”“怎么考”“怎么招”等关键问题。同时，紧扣湖南实际情况，强化系统设计，注重育人价值，保障公平，完善考试评价内容，致力于为每位学生提供合适的升学通道，为不同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成长成才路径。
阵头规定，家乡宗教庙会时，青年必须赶回家乡参加子弟阵头的训练和表演。这一传统相当于“春节”，是人们繁忙之余顺应亲人或族群团聚的精神寄托，在于合家团聚、祭祀祈福；“九天”成立职业阵头团体一方面是满足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是求生存求发展。吴明认为传统体育从文化的功能上来说是一种“文化资源”，一种可支配的资源，是会给人们带来效益的[11]。如果一个传统在生活中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人们也不会遵从，自然就会消亡。
新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和实施，势必引发学校发展、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管理模式等一系列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只有通过教师的领悟、理解和文化转型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教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具有鲜明的“文化性格”。新高考不仅仅是一种考试招生制度的变革，更意味着整个教育甚至是时代的变革。这必然呼唤和催生教师新的文化性格的形成。
首先，从“守成”文化走向“变革”文化。新高考突出了学生的“选择性”，必然会有“选课走班”、生涯指导等新问题带来的新挑战。那么，教师面对的将不再是固定的课程、课表、学生，以往多年积累的各种教育教学经验也不再显得那么坚实和管用，过去奉行的那种稳扎稳打的“守成”文化再也不能适应眼前不断变化的局势。那么，面对复杂情况、捕捉关键信息、准确判断、机智应对等与变革有关的文化素养，就成为教师新的文化性格的重要构成。
规划测算面积来自规划测量结果，没有专门的测绘报告，一般包含在设计文件中，而房产测量面积来自房产测绘结果，具有专门的测绘报告。两者的测量机构、测量依据、测量方法均不一致，出现差异属于正常情况。以测量依据为例，规划测算的现行依据主要是《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13），房产测量的现行依据主要是《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2000）。两者对房屋面积的计算标准和方式本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双方测量结果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如表1所示。
其次，从“教”的文化走向“学”的文化。在新高考中，除了“语数外”三科外，对于其他学科学生都具有一定的选择权。表面上这是在选学科，实际上是在选教师。其结果，必然是有的教师受热捧，而有的教师受冷落。受热捧者会继续维持优势，而受冷落者会努力向前追赶。如此，必然使教师从以往关注甚至沉迷“教”的文化，转向关注“学”的文化，从而关注学生真实的学习需求和兴趣，以及学生对教师的期待和要求。
再次，从“成功”文化走向“成长”文化。“成功”是应试教育的文化特征，它指向考试成功、学业成功、事业成功。为了这种结果的成功，往往会忽略或牺牲过程的合理性、合情性甚至合法性。新高考改革注重育人的科学性与评价的合理性，以“两依据，一参考”为主要内容，强调综合素质评价的教育价值。如此，高校录取便不完全以一次考试成绩的成功与否来决定，而是由学生学业水平、道德品质等多方面的成长发展状况来决定。因此，从关注“片面成功”到关注“全面成长”，就成为教师文化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后，从“经师”文化走向“人师”文化。《礼记》上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长久以来，“做人师”似乎只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教师们实际追求的还是如何做好“经师”，如何让学生获得知识、考出好成绩。然而，新高考赋予了学生更多选择权，如何提升学生的选择能力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便涉及对学生进行生涯指导教育。生涯教育是个繁复的工程，需要所有教师在进行学科教学的同时，能够对学生进行适时的生涯教育。这就倒逼教师去关注并关心学生的长远发展、性格特征、未来职业，以及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真正做好一个“人师”已经不再是渺远的目标，而成为教师文化性格中的一种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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