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转民、民参军”发展能力评价方法综览与构想
杨东 李光辉 吉高喆 张序言
充分发挥政府在“军转民、民参军”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提高战略规划的融合度和建立顶层协调机制，促进“军转民、民参军”深入发展，首先就要对“军转民、民参军”能力进行评估。对此，需要根据“军转民、民参军”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从广度深度、融合度三个方面构建“军转民、民参军”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才能据此制定切实有效的宏观把控与协调管理政策方针，实现“军转民、民参军”规划建设与管理“国家主导、需求牵引、资源共用、利益共享、市场运行”的良性机制。
一、“军转民、民参军”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
“军转民、民参军”就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刻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转民、民参军”，在更广层次、更高层面、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可持续的发展后劲。应该说，“军转民、民参军”本身就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宏观层面的“军转民、民参军”是指战略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全方位的统一协同发展；中观层面则主要聚焦于经济层面上，军事领域与民用领域的互相促进与发展；微观层面则主要针对于具体的“军转民、民参军”本身的发展问题。
影响母语迁移的因素不仅仅包括语音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母语是否会被迁移也与母语和目的语间的距离有关，还和学生第二语言的掌握水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企业经营领域，发展能力一般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的生产活动扩大规模、壮大实力的潜在能力，又称成长能力，其主要考察包括营收增长率、营利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本积累率、总资产增长率。对此，可以借鉴其作为“军转民、民参军”程度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两种分析思路。一是单纯以价值衡量发展能力的分析思路，核心是企业价值增长率，通常用净收益增长率来近似描述企业价值的增长。与此类似，可以将“军转民、民参军”自身竞争力作为判断国家“军转民、民参军”总体发展程度及发展能力的依据。二是以影响价值变动的各因素来衡量发展能力的思路，主要包括营收、资产、净资产、资产使用率、净收益、股利分配。相应的，就广义的价值分析思路来看，“军转民、民参军”发展能力应当将外部效应，即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贡献水平包含在内。
二、“军转民、民参军”发展水平及能力评价体系设计构想
本文认为，“军转民、民参军”发展能力评价应当能够准确把握融合广度、深度和融合度三个方面，其具体体系指标及评价方法主要对应融合基础、融合深度和融合效果三个部分。
第二，“军转民、民参军”发展深度评价。 深度即“军转民、民参军”发展水平、效益和成果。当前，“军转民、民参军”产业主要分布在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信息、战略物资储备、市政等基础设施领域，特别是有关重点经济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设施和集群、重要物资大型储备仓库和基地建设。而“军转民、民参军”发展深度通常直接由“军转民、民参军”产业的竞争力体现出来。对此，一方面需要对“军转民、民参军”产业发展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包括环境竞争力、知识竞争力以及市场竞争力等基础环境因素。另一方面，需要对“军转民、民参军”各产业及各区域的生产效率进行分析。效率的具体测算需要涉及到企业数、总产值、从业人员数、科技机构数等规模水平指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额、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用于技术改造引进消化吸收的经费支出、R&D经费支出强度（R&D/产业收入）、R&D人员强度（R&D人员/地区产业人数）等投入水平指标，还有产业就业指数（产业就业人数/地区就业总人数）、新产品产值、产业出口额、利税率（产业利税总额/产业总产值）、专利申请数等产出指标。
第一，“军转民、民参军”发 展广度评价。 广度即“军转民、民参军”发展涉及到的领域。由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殊性，不可能要求其所有方面都与经济社会建设融为一体，这就决定了走中国特色“军转民、民参军”发展路子有其特定的实践领域和重点。目前，“军转民、民参军”领域已经扩展到经济、科技、教育、人才和后勤保障。对此，可以从“军转民、民参军”的分布特性进行直观测算与评估，主要通过产业集中度、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和N指数、“军转民、民参军”产业基尼系数、产业关联度等产业集群分布指标来具体反映。
电力调度信息化的主要业务为：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将控制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作为核心，调节流经发电、变电和输电设备的电流和电压，进行数据的监控和采集，编排电力调度计划和运行方式，以信息化和自动化为目标，实现电力调度系统相互联系、资源共享的安全、稳定、优质和经济运行。其中，要实现电力调度中心各系统间数据和信息的横向和纵向共享，就必须对电力调度信息化的措施进行优化并重新组合。
第三，“军转民、民参军”发展融合度评价。 贯彻“军转民、民参军”大战略，需要整合军地资源，提高军地双发发展的融合度。而要大力提高“军转民、民参军”发展的融合度，就必须确保经济效益最大化和满足国防需求的有机结合，在基础设施方面实现军地共享，为军队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有效地支撑和服务。对此，融合度的评价一方面需要根据“军转民、民参军”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协同程度，判断“军转民、民参军”发展的结合水平，包括利用协调耦合分析、复合系统协调分析等方法对产业的投资、生产与创新能力，以及区域内的资金投入、基础建设、消费水平进行发展阶段分析。另一方面，评价体系还要对“军转民、民参军”综合经济效应进行测算，以反映“军转民、民参军”内部的协调发展能力及其对区域内资源的利用能力，主要包括对“军转民、民参军”外溢效应、投资乘数效应等指标的分析。
通过观察图6图7中响应面的变化情况和等高线的稀疏程度可直观地反映山羊发酵乳菌种添加量/%（X 1）、后熟时间（X 2）、发酵时间（X 3）交互作用对水解度的影响，当等高线呈圆形时表示两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而呈椭圆形或马鞍形时则表示两因素交互作用显著。
三、结语
深入推进“军转民、民参军”大战略，需要深刻把握“军转民、民参军”的实际发展水平，并根据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做出有效调整。对此，必须构建并完善“军转民、民参军”发展能力评价体系，从发展广度、发展深度以及发展融合度等多个层面准确把握“军转民、民参军”发展的实际情况，形成“军转民、民参军”产业与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并为国家整体规划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杨东，92538部队保障部；李光辉，中央军委审计署上海审计中心；吉高喆，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信息中心；张序言，92538部队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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