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美学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在哲学、文化学、语言学、文艺学等领域蔚然已成大观。① 傍此潮流，“跨文化美学”②(trans-cultural aesthetics)研究亦应运而生。国际国内已有一些学者正致力于此，而近几届国际美学会议也力图以跨文化视野建构一种世界性的“跨文化美学”。“跨文化美学”一时成为学界时尚话语。对此，我们是简单地视其为一种新的“话语游戏”或某种新的“话语权力”而一哂了之，还是以平常心去洞幽烛微，从而发掘某些哪怕是局部的真理？显然，后者比前者更为务实也更为重要。这里，笔者不揣浅陋，抱着建设性的态度从正面略谈一二。
一、跨文化美学研究是一个颇具现代性和前瞻性的话题
如我们所知，当今世界面临着一系列全球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有人口、生态、能源与环境等全球性危机的问题；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有工具理性、社会理性对个体感性的主宰和压抑问题；从人与人的关系看，有人际关系的恶化、人与人的疏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性的，它与每一个民族息息相关，需要各民族通力合作才能解决。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现代科技、现代交通和现代通信等成为推动各国相互接近的全球性力量，使得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世界正在走向“地球村”，全球性文化正在形成，国际间的“可通约性”不断增长，许多局部问题都将成为世界性问题。世界性和人类性，将是我们在新世纪思考美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外审美文化的交流更趋频繁，人们的审美知解力迫切期待着跨文化美学研究的支持、开发和提升。对当代美学来说，全球化意味着美学必须在跨文化的背景下重新考虑自身的意义和合法性。在美学领域进行跨文化研究，这不仅是由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决定的，也是国际审美文化交流的实际需要。反过来说，也只有处于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和异质文化的大规模接触、碰撞过程中，隶属于各自文化圈的美学、艺术的特殊性才会凸显出来，而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美学研究才是可能的。
二、跨文化美学研究有助于消解国际美学领域的殖民主义和等级歧视现象
全球化进程给我们带来了考察事物的全新视野，即不再停留在本位文化立场或中西二元对立的立场，而是从跨国的(transnational)、跨文化(cross-cultural)的视界去考察事物，思考问题，跨文化视域、人类整体性是其立论基点。这种视角和方式的转换将会给旧的美学问题带来新的阐释的可能性。
较长期以来，国内美学(包括比较美学comparative aesthetics)研究，往往是中西美学之间的比较参照研究，而其比较参照的标准自然是体系、概念“完备”的西方美学，西方美学理论始终被作为最基本的话语谱系来言说、来对照，其结果不但是中国“有美无学”，广大的非洲、拉美地区更是“无美无学”了，这样美学上的“失语”也就在所难免。以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为背景，中国当代美学也出现了类于思想文化领域的“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中西会通”等多种立场和声音，也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和意见。但在笔者看来，不管谁为“体”谁为“用”，都难以摆脱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最终仍然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当然这有其诸多的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原因，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和今人。而今，是我们转换视角和方式的时候了。美学作为文化产品本身只有价值，没有真理意义上的正误之分，它们都既有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生态的合理性，也有逸出这种文化后的局限性，故任何一种美学形态都不具备中心和普遍的地位。我们的美学研究要走向深化，既应该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也要摆脱中西二元对立的误区。我们应具备人类整体的眼光，在研究对象上体现出最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美学平等地看待，赋予其同样的价值，它是众声回响，而不是某家某派的私语独白或两家对垒。这种在美学价值形态上的多元取向，并非要实行一种美学相对主义，而是在美学世界主义的理想下对民族特性的强调。因此，在跨文化美学研究语境中，对话各方(不仅是中西)都应是“话语主体”，而没有某一方的“话语权力”，各方应该是平等对话的关系，而不是“权力关系”。“话语权力”和“权力关系”显然是殖民色彩很强的话语，应该从跨文化美学研究语境中清除出去。
在世界各大文化圈中，有中国、欧洲、印度、伊斯兰等古老而各具特色的美学形态，以及其它众多的民族和区域性美学。我们要充分地考虑到美和艺术的各种具体形态及其在不同民族生活背景下的情境性表现。因而，在跨文化美学研究中，除了中西美学研究之外，我们还应以“同情”之心进行中印、中伊、中日、中俄以及其它各文化形态的多向度研究，以促进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提高，促成不同美学体系多元共生的文化图景，这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美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三、跨文化美学研究追求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中国美学与其它各国美学是不同思想文化体系内的美学，它们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各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我们今天在美学的意义上谈论全球化时，一方面充分肯定全球化给人类自身、人类的自我认识所带来的诸多便利和机遇，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全球化终归不是同一化、同质化。跨文化背景下的美学研究也是有国别、有族别的研究，美学的普世性需要各民族美学的特殊规律的支持，否则其意义与合法性是有限度的。因而，我们关注本民族的美学典籍的整理，系统地探讨本民族美学范畴演变的历史，并深入地把握本民族的思维品格和美学精神。在20世纪的中国，也正有这样一批学者，他们面对西方美学的强势话语，在借鉴吸取其合理内核的同时，注意深入探掘华夏审美艺术的有机精神来构建中国现当代美学。从王国维、蔡元培到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李泽厚、蒋孔阳以及海外学者方东美、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等等，都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某些美学研究者重视本土文化又常受制于本位文化立场。本位文化立场决定了主体性思维是以我为主，以本土文化为主。这种本位文化观念本来也并不可少，但强调过分又会导致误解和曲解非本土文化，以至造成新的“中心主义”和等级秩序。如上所说，跨文化美学研究不忽视本土文化，但它同时强调在世界文化视野中，在人类整体的发展脉络中思考美学问题。我们对于美学研究的本土化的重视，不是为了倡导、践行某种美学上的“民族本位主义”或“资源保护策略”，而是为了通过开发、利用和转换本土学术资源，促成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再发现和再认识，真正找到对外进行平等对话、沟通的有效学术依据，使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能够充分体现理论的现代形态，进而形成真正的跨文化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研究我们古典遗产里的特殊贡献，可以有助于人类的美学探讨和理解的进展”[1] 因此，我们讨论美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是以世界性的“他者”为潜在对话者的。只有这样，中外文化才能获得一种内在的沟通，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既维护本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又能扬弃本土文化中陈腐落后的一面，从而克服美学研究中的某些片面性和狭隘性。
四、跨文化美学研究更能应对当代审美文化学、艺术文化学走向
美学在本质上是特定的文化培育出来的一套价值符号系统，是表达关于文化的价值取向、实现文化的价值目标的审美理论建构，因而，许多美学命题甚至可以置换成文化学命题。而对于特定文化语境尤其是文化精神的功能性的阐释，正是跨文化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跨文化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比过去更能体现文化的特质。如在美国著名学者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现代艺术特别是先锋艺术成了当代西方文化的主要表征。而在另一学者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霸权主义》两书中，在最主要的方面，文化也是由审美形式和艺术来指代的。不管是贝尔还是赛义德，都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表现基本信仰的表意符号这一较新趋向。在这些学者看来，如小说、诗歌、电影、美术等，与过去相比，获得了越来越多干预社会的能力，能较集中地体现该文化的个性和特色。而伴随着美学内涵向文化问题的聚焦，美学的跨文化研究也在突破狭隘的就美谈美的框架，深入到对一种文化精神和民族个性的了解与把握上，这在那些践行跨文化美学研究的学术中皆可见出。诚然，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研究中外美学各自的特色，既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去了解每一种审美意识的本质特征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又有助于把握具体问题的文化意蕴，探寻文化精神是怎样暗中制约着美学面貌的。
五、跨文化美学研究寻求一种人类学本体视域和人类性阐释
我们探究人类理智、道德律令和审美判断力，最终都是为了揭示人类自身的奥秘，为人类的生存自由找到某种切实的心灵根基。跨文化美学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正在于这种人类性阐释。对于跨文化美学研究来说，知识性表达是其外在精神，而人类性阐释则是其内在灵魂。步入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的今天，人类却迎来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理性、信仰的失落，精神家园的无归，引发了人类生命深处的焦虑与迷惘。随着科技的发展，也许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解决物资匮乏、吃饱穿暖等问题，但是人类往何处去？人类命运和生存意义何在？如何创造真正美好的人类生态？这些问题将会显得愈来愈重要，亟待哲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作出某种解答。跨文化美学研究正应该将自己发展成为这种关乎全人类命运和终极价值的人文学科。如何在国际文化的复杂背景中，依据相互历史而设定人类的立场，着眼于人类共通的根本经验和基本理念，把握人类文化的审美自由精神和人类生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帮助人类真正实现“诗意地栖居”，这是跨文化美学未来建构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方向。只有在人类性这一终极视域获得一种精神沟通，美学的深度人文时空与本体视界才得以澄明。这要求跨文化美学研究寻求横跨不同范式之间的共同规律，创造出一套既符合人类从古至今的审美实践，又能代表人类审美的发展方向，且能根据未来的发展不断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美学理论，最终走向马克思、康德等思想巨人所遥望的人类学蓝图。
六、跨文化美学研究注重多元综合方法的运用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不仅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而且也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一般把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看作是比较文学、比较美学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论的思考对于文学史或美学史研究也许是适宜的，但对于跨文化美学研究而言，则显得远远不够，它还应借鉴诸如人类学、阐释学等多种方法。
从跨文化视域来看，本身就具有跨文化研究特色的人类学美学和艺术人类学颇能给我们以启发。它在文化认知方面一重要的方法论贡献就是通过田野作业深入文化“他者”的生活。这种“他者”眼光有助于我们在认识上把本土文化“陌生化”，通过反观之效揭示自身文化的弱点与局限，从而消解部族中心主义，超越本土主义的束缚，获得文化反思的认知能力。此外，跨文化美学作为人文价值学科，价值的彰显也许比历史事实的考察更为源初和重要。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是简单的比附所能了事，它更要借助阐释学方法来增进中外美学之间的对话与沟通。我们可以在阐释学上对潜藏着中国传统思想的古典文献予以逼近，对蕴涵当代思想的语言、生活、习俗等具象形态进行现象学的还原，从而在中国美学的阐释背景下与外国美学进行新的对话；也可以通过外国美学对中国美学进行再“阐释”、“释义”和“赋义”，把中国美学在过去的阐释背景中所无法显现出来的那些新质充分凸显出来，使中国美学不断向未来敞开，达到古今中外的“视界融合”，使理性观照下的美学阐释成为可能。
从以上几点可以约略看出，跨文化美学研究较之传统的美学比较和比较美学，视野更为开阔，立论更为高远，取径更为多样，也更具时代精神。就外延来说，它涵盖全球文化并且可从器物、制度、精神等不同层面展开。就内涵来说，它不限于美学理论形态的比较，还应包括诸如审美文化、审美教育等审美实践研究。从终极视域来说，跨文化美学研究是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人类学视域”是其立论基点。如果说美学比较和比较美学的致思方向在于“别异”的话，跨文化美学研究的致思方向则在于“求同”；如果说美学比较和比较美学更侧重于民族性的话，跨文化美学研究则更侧重于世界性；如果说美学比较和比较美学更侧重于知识性表达的话，跨文化美学研究则更侧重于人类本体性阐释；等等。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其实跨文化美学与前者在整体特征、研究方法、具体范畴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甚至是由前者直接发展而来，比较的方法仍然是跨文化美学研究的核心方法。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比较美学以美学比较的历史作为其前提和基础，而跨文化美学研究则是以比较美学的历史作为其前提和基础，由美学比较到比较美学再到跨文化美学研究，这是一条历史的上升之路。诚然，跨文化美学研究还是一门正在酝酿中的学科，较之比较美学，跨文化美学研究目前尚未形成完全独立的学科与流派，其研究对象、范围、功能、方法等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其与比较美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化学等相关学科交叉异同之处尚待进一步厘清。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 如果说，当年马、恩关于文化精神产品的世界性的描述还带有某种预言性质的话，那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这一描述在今天已逐渐变成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我国，跨文化美学的发展亦是全球化带来的必然课题，其研究目的在本质上并不是取消各民族美学的个性特征，而是在充分承认和尊重各民族、各区域美学的特殊性、差异性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对话而使美学具有更多的普世性和人类性。如宗白华先生所说，“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而综合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会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3] 从整个人类的立场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自律自足的，在现代世界，发展民族文化和民族美学的理想策略，即是站在人类整体的立场，通过中外文化和美学的批判，确立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也许不会有一种兼容并包的“世界美学”、“复合美学”，但有一种世界性的终极关怀和美学精神，也许人类的“大同世界”遥遥无期，但共同的审美理想和美学发展不可或缺。未来的世界不能靠政治、军事和宗教来统一，而是靠科学、文化和审美来调衡，跨文化美学研究正可以为这种调衡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跨文化美学研究应该是承传历史、立足当下并眺望未来的。
注释：
①例如：1997年，“跨文化哲学学会”在德国成立；2000年，由乐黛云教授主编、中外学者合作创办了《跨文化对话》杂志；2001年9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跨文化研究所；2001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国际跨文化学术研讨会并成立“跨文化研究中心”，等等。
②关于此概念的有关辨析可参看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学》(中华书局2002年10月版)等著作或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