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海德格尔研究在国内已呈显学之势，而且对海德格尔的热情已超出哲学圈子，波及文学、艺术、美学、宗教等诸多领域。本文拟对当前海德格尔研究的状况做出基本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将海德格尔研究引向深入等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1 从50—60年代对海德格尔著作的零星翻译、介绍到80年代《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的问世，国内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80年代虽然有不少有关海德格尔的论文发表，但由于左的思想的残余影响以及有关资料的匮乏，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往往处于一种并未真正理解其观点基础上的介绍和贴标签式的批判模式之中，而且从总体上看，对海德格尔的理解主要局限在将海德格尔视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维度上，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附属于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研究，随着“存在主义热”的减退，人们对海德格尔的兴趣也逐步减弱。
如果说80年代出现的“存在主义热”，在相当程度上是改革开放不久，人们在经历长期思想禁锢之后急需寻求新的价值观的背景下对现代西方思潮的带有盲目性的一时兴趣，那么80年代末以来的海德格尔研究，则是以其思想的内在魅力重新激起了人们的研究热情。当前国内的海德格尔研究已超越了单纯的价值评判阶段，注重从学理上梳理海德格尔哲学的丰富内涵，把握其思想脉络，将海德格尔哲学放入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特别是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向的大背景中考察，已成为海德格尔研究的基本路向。这种研究大大增强了客观性和深刻性。而在此基础上将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研究，引入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诠释方面，也已做出许多有益的尝试，这对促进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对话起到了良好的开端作用。
当前对海德格尔研究的另一种令人鼓舞的气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形成。当前对海德格尔的研究正在从多层次、多侧面、多维度展开。从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某个基本概念的翻译、理解到对海德格尔前期、后期思想的界说等都有不同的观点出现，如对Dasein这一基本概念，就出现过“亲在”、“本是”、“此在”、“缘在”等不同的理解和翻译。对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有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维度思考，理解为“语言存在论”的；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思考，理解为“反人类中心论”的；也有从与中国哲学的相互阐释角度，理解为“天人合一”境界论的。同时，从现象学、解释学、欧陆语言哲学、中国哲学和美学等不同角度出发，以存在、真理、语言、此在（Dasein）、Ereignis（中译有“大道”、“发生”、“事件”等）为不同侧重点理解和诠释海德格尔已经全方位展开，这无疑为深化海德格尔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曾经有过两种现象，一是研究黑格尔式的研究，即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化背景下将某一哲学家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甚至注脚来研究；一是研究萨特或弗洛伊德式的研究，即出于对某种西方思潮的盲目兴趣甚至崇拜，做“追星族”式的研究，新的思潮一旦出现又趋之若鹜。这两种现象都是不利于提高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水平的。有的老一辈专家嗟叹，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尚未形成与国际对话的能力，而陈康先生等所向往的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要让洋人以不通中文为恨”的境地更是远未达到。而当前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则显示出了一种不同的路数，相信对海德格尔的更加深入的研究，能成为推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契机。
2 尽管如此， 国内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尚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应该承认当前的海德格尔研究仍然是比较稚嫩的，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主要还处在理解、消化阶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往往是“众说纷纭”，甚至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主要是由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十分深奥。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评说海德格尔哲学时只说了一句话，认为海德格尔的东西极其晦涩难懂，让人觉得语言在他那里也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既出于罗素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偏见，也出于海德格尔思想的艰深。所以，将海德格尔的著作翻译成中文都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更不必说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刻理解了。在这种情况下，对海德格尔的理解出现不同观点甚至偏差是正常的，重要的是要避免从一己之见出发，总以为自己的理解是正宗，别人的理解是旁门，因而相互攻讦，这不是哲学研究的正确态度，这样非但不能提高研究水平，反而会产生“盲人摸象”之识。
就当前海德格尔研究的状况来看，尽管已经具备多视角、全方位的态势，但研究的重心仍在对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的理解及其汉语表达上，这对客观地把握、介绍海德格尔思想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基础性的一步，而且这一步的完成还须更艰苦的努力。但不能停留在这一步上，否则，只能跟在西方人后面跑，形成不了自己的、有中国特点的海德格尔研究，也就很难形成与国际对话的能力。
此外，海德格尔研究尚需克服三种倾向：一是急于将海德格尔的思想与某些具体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二是企图将海德格尔的思想建构成某种逻辑体系；三是无限夸大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前两种倾向在西方的海德格尔研究中都有反映，珀格勒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一书中对此有过评说，这对于我国的海德格尔研究具有借鉴意义。针对第一种倾向，珀格勒指出，最好不要太匆忙地把海德格尔置于某些现实的联系中，而是要去认识他的思想在我们的时代和在这个时代的现实中表现得多么陌生。海德格尔的思想与某些现实问题，如现代人的异化状况、人以主体征服客体方式对待自然所带来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等固然有其联系，但如果就此认定海德格尔哲学完全是某种存在主义情绪或认定环境问题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唯一主题就会失之偏颇。针对第二种倾向，珀格勒指出，“转告海德格尔思想的结果，或把海德格尔的工作带到一个平面上，以致于把它拼合成一个自身合逻辑的整体”的企图必须放弃，“因为这类的企图根本上不适合于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只会歪曲它，并只会掩盖海德格尔的心愿中的最具本色的东西。”（珀格勒：《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台湾仰哲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海德格尔评定自己的思想为“道路——而非著作”（Wege——nicht Werke）， 视自己的思想为“林中路”、“路标”，认为自己的思想始终“在途中”，如果硬要用某种逻辑体系去概括它，就必然与第一种倾向一样，只会堵塞研究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第三种倾向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常见的病症，研究某个哲学家的人常常以为自己研究的哲学家是最伟大，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合理的成见在作崇，这种成见只能导致对其它哲学家、其它哲学流派的研究的排斥，只能导致对西方哲学的片面的理解。海德格尔固然是20世纪推动西方哲学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哲学家之一，但其思想的合理性和意义仍需时日的验证，对海德格尔的理解和诠释是否已经具备足够的“时间间距”也不能不预以考虑，更何况发掘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应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大背景结合起来，应与西方文化背景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的理解应是有条件的，不能不顾中国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传统和特点这一事实，对之做一味夸大的理解。
3 针对当前的海德格尔研究热，有人认为研究海德格尔的人太多了，不要再搞海德格尔了，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因为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西方研究海德格尔的论著汗牛充栋，连日本在1988年以前研究海德格尔的专著就已超过40部，论文有1000多篇（详情可参阅隈元忠敬：《德国哲学在日本》，载《德国哲学》第十辑），更因为海德格尔研究在国内已形成良好态势，如果惟恐研究海德格尔的人多了，再研究难出成果便抽身而去，海德格尔研究也就很难形成一种“群体效应”，提高我国的海德格尔研究水平也就无从谈起。
对海德格尔的研究热尚有一种基本的担心，即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是非理性主义的，而中国需要的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因此海德格尔研究不宜提倡，姑且不论海德格尔思想虽在某些方面具有后现代性，启发了后现代主义，却不能归结为后现代主义，海德格尔思想也恰恰不是以非理性来反对理性，而是对理性与非理性分歧的超越，不能归结为非理性主义，单就这种担心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即中国需要的是现代化而论，也是值得做进一步推敲的。一方面，海德格尔思想中确有思考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挖掘和批判人以主体征服客体的方式对待自然的形而上学根据的维度；另一方面，中国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也确实是现代化问题。但海德格尔所思考的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并非不存在或不会存在，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需要主导对自然的征服，也同样需要考虑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因为中国并非仍然停留在那个古老的“天人合一”的东方神话之中，更何况海德格尔所思考的问题远非局限于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问题之中。
因此，笔者认为海德格尔研究应得到进一步加强。实际上海德格尔研究的余地仍然十分广阔，就当前的海德格尔研究而言，在诸多方面均有可为之处，如过去仅把海德格尔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研究，现在却闭口不谈海德格尔与存在主义的关系，这对厘清海德格尔与存在主义以及非理性主义的关系是不利的；过去把海德格尔哲学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代表来批判，现在却一味高扬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忽视对其思想的局限性的研究，这同样不利于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准确把握。这些都是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的。而深入海德格尔研究的突破口最主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当前海德格尔研究的弱点之一是将海德格尔思想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不力。实际上，一方面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是与其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性研究分不开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来阐发的，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克尔凯戈、尼采等西方哲学家与海德格尔有不解之缘，研究海德格尔思想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间的关系对于深化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思想中所蕴含的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研究海德格尔与福柯、德里达等在思想上的转承关系，对于把握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厘清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的基本路数将会大有裨益。
其次，当前海德格尔研究的另一个弱点在于将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的研究，一些人讳言“比较”，认定比较研究是浅薄之举，不屑为之，其实严肃的比较研究是不同哲学、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深刻的对话，这种对话有利于中西哲学的相互阐发，日本人宣称自己从佛学角度对海德格尔的研究赶上甚至超过德国的研究水平，不管此言真实程度如何，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国际海德格尔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而这正是比较研究的成果。所以我国的海德格尔研究要上新台阶，结合本民族丰富的哲学、文化传统走比较研究之路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当然这种研究应建立在对海德格尔哲学和中国哲学有较深入的把握基础之上，而且“比较”不能沦为简单的“比附”或停留于一般的学理层面之上，否则是难以避免穿凿附会之识的。具体来说，这方面已有的从老庄哲学、陆王心学等角度出发进行的与海德格尔哲学的比较研究应更加深入，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发掘东方思想特别是中国哲学如何影响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探明海德格尔思想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具有与中国哲学相互诠释、对话的可能，而在这种比较、对话中，探索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是否能代表或预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一问题将是十分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