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窖藏”视角下的货币供给与中小企业发展*论文

“金融窖藏”视角下的货币供给与中小企业发展

任行伟

内容提要: 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万众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这一指标自2011年第3季度开始已连续30个季度低于景气临界值,说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尚不牢靠。文章认为已有的研究大都证实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中货币供给变动通过货币路径和信贷路径影响企业发展的论述,但却很少有关于货币供给波动如何影响不同规模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的文献。作者基于“金融窖藏”的视角通过混频数据抽样模型研究,发现广义货币增加并未对中小企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并提出大力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加快推进金融生态文明建设等措施。

关键词: 货币供给 “金融窖藏” 中小企业发展 混频数据抽样模型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中国企业中数量最大、最具发展活力的企业群体,在解决就业、万众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银监会于2011年5月发布的《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明确指出,信贷资源要向中小企业倾斜;但2018年第4季度的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93.0,这一指标自2011年第3季度开始已连续30个季度低于景气临界值100,说明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尚不牢靠(如图1所示)。

图 1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运行图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执行会长张竞强认为,中小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依然是融资难、融资贵。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曾指出,中国的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成果、80%的城镇劳动就业,还有90%的企业数量。即便如此,作为民营企业的主体,广大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始终未得到显著改善。商业银行进行信贷投放在追求收益的同时会严格进行风险评估,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在贷款抵押物价值、融资规模、财务状况披露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这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密集出台了多项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包括3次定向降准和2次合计3 000亿元的支小支农再贷款再贴现政策。

央行向市场投放的大量资金推动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展,但也加剧了我国经济的“脱实向虚”。当决策者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一般会限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力度、加大对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管理,但信贷双轨制致使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可以较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反倒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陈清、张海军,2018)。当投资资金在虚拟市场的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的回报率时,大量资本就会继续流入虚拟市场,形成“金融窖藏”,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脱实向虚”。

二、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传统西方经济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变动影响企业发展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货币渠道,货币政策松紧度通过对市场利率的调节,改变了企业的投资决策;二是信贷渠道,货币供给变化改变了市场上的可贷资金余额,影响企业可获得的市场融资及下一步的投资决策。不管是哪条渠道,无非是直接影响企业融资成本与规模、间接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和投资机会。国内外文献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有的学者直接从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的角度开展研究,Bernanke and Blinder(1988)通过修改IS-LM模型使得货币和信贷在模型中处于平等地位,并通过实例证明货币路径比信贷路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强烈;张西征、刘志远和王静(2012)使用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货币政策通过“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共同影响企业的发展;于博(2014)指出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营运资本投资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Bernanke and Gertler(1995)指出人们往往由于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影响而高估货币供给波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有的学者从融资约束角度对货币供给如何影响企业发展开展研究,黄志忠、谢军(2013)以2002—2010年沪深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扩张投资;欧阳志刚和薛龙(2016)采用中小企业板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开展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宽松货币政策可以显著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是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环境的改善更加明显;钟凯等(2017)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迫使企业依赖内部资金进行创新;杜传文和黄节根(2018)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使得企业只能过多地依赖内部资金,融资约束程度的增强不利于企业价值的积累;全怡、梁上坤和付宇翔(2016)基于沪深A股盈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紧缩货币政策抑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发放,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这种抑制作用会显著增强。有的学者从政府干预、信贷配给的角度阐述这一问题,穆争社(2005)研究认为,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会降低企业的信贷可得性,致使企业的投资规模和盈利额度下降;韩东平和张鹏(2015)选择了2003—2012年312家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在政府对信贷资金配置施加微观干预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会降低外部管理能力相对较强企业的融资约束,加重内部管理能力相对较强企业的融资约束。学术界就这一问题专门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的文献并不多,钱雪松、杜立和马文涛(2015)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存在显著的体制内外差异,处于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民营企业相比,总能享受融资优待,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始终处于高位;连军、吴霞和刘星(2018)基于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市场上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不稳定会抑制民营企业的研发投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对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作用就越大。有学者从其他视角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杜勇、张欢和陈建英(2017)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推动企业的金融化业务,对企业未来主业产生明显的负效应;钟凯、程小可和张伟华(2016)基于“投资—短期贷款”敏感性以及构造的“短贷长投”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对于抵制“短贷长投”的负面效应有显著影响;张超、刘星和田梦可(2015)以我国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开展研究发现,在经济平稳时期,货币供给与企业投资不足以及过度投资正相关,信贷供给与投资不足负相关、与过度投资正相关,在经济增长非平稳时期的信贷渠道作用发生部分反转;钟凯、程小可和张伟华(2016)基于2004—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程度对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负向影响会随着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而逐渐缓解;Lemmon and Roberts(2010)详细阐述了信贷供应的波动是如何影响企业的融资和投资。

2.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大多数高校辅导员的年龄、知识背景、生活阅历等方面和大学生比较接近,较易赢得大学生的信任,也容易凭借角色优势与学生进行沟通,帮助学生进行客观分析,使他们克服困难,走出误区。

已有的研究文献从不同角度证实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中货币政策调整通过货币路径和信贷路径影响企业发展的论述,这些论述丰富了货币供给与企业发展的相关成果,也拓展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视野。但这些研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未明确货币政策的两条传导路径是怎样影响不同规模企业,以及货币供给变化对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否具有相同的影响;第二,因为“金融窖藏”的存在,货币政策调整是否还能如预期一样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正如陈清、张海军(2018)解释“金融窖藏”时所说,央行向市场大量投放货币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提高了经济金融化水平,加剧了经济的“脱实向虚”,当决策者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一般会减少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加强对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管理。中小企业不得不面临同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争夺信贷资源的境地,信贷双轨制使得中小企业在这种竞争中损失惨重;同时,经济金融化水平提高加速了“金融窖藏”,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虚拟市场,中小企业融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基于此,本文从“金融窖藏”的视角分析货币供给变动会对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货币供给与“金融窖藏”关系的理论分析

货币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在家庭部门、企业部门、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形成货币循环流。Binswanger(1997)认为“金融窖藏”是指从实体经济的货币循环流中撤出并暂时不再进入实体经济货币循环流的那部分资金。据此,结合刘鹏(2014)对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激活效应的分析,假设货币资金基于交易动机、储蓄动机和“金融窖藏”动机主要流入三大市场——商品市场、储蓄市场和资产市场,构建货币需求变动的三市场模型如下:

(1)

其中,M S 、M d 、P 、Y 、V 、S 和H 分别代表货币供给、货币需求、物价水平、社会总产出、货币流通速度、储蓄额和“金融窖藏”额。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为1,令物价变动率、产出变动率、储蓄变化率和“金融窖藏”率分别为

(2)

式(2)进一步微分可得: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传统计量经济模型暗含各变量样本数据具有相同频率的假定,对于不同频率的原始数据基本在应用模型前都必须采用统计方法换算成相同频率,这一方面导致部分原始样本信息的损失,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计量回归结果存在偏误和失真。

(3)

当资本在金融市场上获得的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带来的投资回报率时,就会产生“金融窖藏”现象;大量资本涌入金融市场,推升了投资品的价格,提高了投资品的收益率,又会导致更多的资本涌入。如此循环往复,流入“金融窖藏”领域的资金越来越多。“金融窖藏”领域的投资品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实物资产,包括石油、农产品、房地产及珍稀矿产资源;另一类是虚拟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外汇及金融衍生品等。这些投资品的一个共性就是价格波动频繁,需要大量资本托底,具有典型的资本吸附属性。而中小企业因为经营规模小、经营效益一般,很难获得金融机构可贷资金及市场上“热钱”的垂青,加之金融机构普遍实行信贷双轨制措施,使得中小企业融资生态环境更加恶劣。金融机构的信贷双轨制是指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可以较低的利率获取充足贷款,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很困难或者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部分中小企业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融资,比如通过民间借贷、向大企业拆借等方法。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获取大笔贷款之后,一部分投入“金融窖藏”领域,比如投资房地产、买卖金融衍生品等;一部分以较高利率转贷给中小企业,赚取利差;余下的部分才会投入生产领域。这种做法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金融窖藏”占据的大量资金,更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不足。

(4)

对式(4)进一步变形可得:

fh =(π +g )m -(π +g +s )+C (π +g )e -(π+g )t

(5)

由资历高、经验丰富的高级职称人员组成专家组,参照有关管理规定、处方管理条例、单位及科室具体情况等,制定系统的用药规范和细则,印刷后发放给各个科室。同时专家组制定药物处方评估标准,内容应包括药物的使用频率、药物利用指数、药物的耐药性情况、处方的合理性等方面[3] 。

骨外黏液样软骨肉瘤(extraskeletal myxiod chondrosarcoma,EMC)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软组织恶性肿瘤,具有多向分化的潜能,2013版WHO软组织肿瘤分类将其归为分化不确定的软组织肿瘤[1]。其发病率约占软组织肉瘤的2.3%,发病年龄谱系较广,但以35岁以上成年人为主,发病高峰年龄50~70岁,男女比例2:1[2][3]。多数患者表现为缓慢生长的肿块,多发生于深部软组织,可伴有局部疼痛,近关节处肿物可致活动受限,可发生转移[4]。目前国内外关于EMC的影像学资料较少,大部分为个例报道,其CT表现主要为分叶状黏液丰富肿瘤,常不伴有钙化且不侵犯骨组织[4][5]。

(二)“金融窖藏”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对一阶微分方程式(3)求解可得:

表2给出了π 在不同滞后阶数下各种类MIDAS模型的回归评价值。因为篇幅有限,本文有选择地列示了在π 滞后2、4、6和8期时的模型估计的各评价指标值,随着滞后期逐渐延长,各评价指标值相对更优异,说明随着滞后期的延长,模型回归的模拟精度越高。在各种MIDAS类模型的回归评价值中,U-MIDAS模型的回归评价值相比其他权重函数形式的MIDAS模型更优异,经反复试验,在滞后期为8时的U-MIDAS模型回归的模拟精度更高。因此,测度高频自变量π 对低频因变量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的影响时,选择π 的滞后期为8时的模型U-MIDAS是更适宜的。

四、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

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自古悲荀息,于今吊屈平。皂囊百岁恨,青简一朝名。碧血终难化,长号拟堕城。[9]260-261

本文选取各变量的原始数据既有月度数据、也有季度数据,为保证最大化利用原始样本数据信息及回归结果的可信性,拟选取混频数据抽样(MIDAS)模型加以应用。混频数据抽样(MIDAS)模型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通过时期和数据驱动的加权方案把不同频率的数据放入同一模型,其基本形式如下:

(6)

结合AIC和SC准则,判断在模型中加入因变量的滞后1期和滞后2期、低频自变量g 的滞后1期和s 的滞后1期进行回归时的效果更好(模型估计结果汇总如表3)。

(二)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季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指数(SMEDI)通过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中小企业进行调查,利用中小企业对本行业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判断和预期数据编制而成,是反映中国中小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指数,该指数以100为临界值,大于100为景气区间、小于100为不景气区间,越接近0经济景气度越低。拟选取通货膨胀率(π )、经济增长率(g )、储蓄率(s )和广义货币(M2)的同比增速(m 2)作为解释变量,其中通货膨胀率(π )通过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折算得来;经济增长率(g )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季度)折算得来;因权威部门不发布居民的储蓄率(s )数据,本文拟采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减去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季度)的差额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的比值作为储蓄率(s )水平的衡量指标;广义货币(M2)的同比增速(m 2)通过由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广义货币(M 2)的期末同比增速来表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问:确实,作者在投稿时需要遵循一定的文章结构,主要内容包括文献综述、理论框架、分析方法等都需要在文章中有明确的说明.那么您认为为什么出现文章评审过程中通过对文章结构各部分有无决定是否录用的规则呢?

(三)权重函数形式的选择

实证过程中,因为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季度)自2010年第1季度开始发布,因此本文选择2010年第1季度至2018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和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分别使用混频数据类模型的5种权重函数形式来模拟每个高频数据自变量对低频数据因变量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的影响效果。高频变量的滞后阶数由1阶变动到10阶,在进行参数估计时,根据评价指标AIC(Akaike info criterion)、SC(Schwarz criterion)、残差平方和(Sum squared resid)最小,拟合优度R 2及对数似然比(Log likelihood)最小的原则来确定最优估值模型。在实证过程中,分别加入了因变量的各阶自回归项,经反复试验,确定当加入因变量的滞后1期和滞后2期时模型效果最好。

表1给出了m 2在不同滞后阶数下各种MIDAS类模型的回归评价值。基于篇幅的有限性,本文有选择地列示了在m 2滞后2、4、6和8期时的模型估计的各评价指标值,随着滞后期逐渐延长,各评价指标值相对更优异,说明随着滞后期的延长,模型回归的模拟精度越高。在各种MIDAS类模型的回归评价值中,U-MIDAS模型的回归评价值相比其他权重函数形式的MIDAS模型更优异,经反复试验,在滞后期为8时的U-MIDAS模型回归的模拟精度更高。因此,测度高频自变量m 2对低频因变量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的影响时,选择m 2的滞后期为8时的U-MIDAS模型是更适宜的。

式(5)中m 的系数为π +g 显然为正,说明fh 与m 呈正向相关关系,C 为常数。当货币市场均衡时,货币供给M s 等于货币需求M d ,因此当货币供给增加速度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时,“金融窖藏”会增加。

研究假设:快速增加的货币供给提高了“金融窖藏”率。“金融窖藏”在推高资产价格的同时,加剧了实体经济领域的资金供给不足,致使中小企业融资及发展更加困难。

综上所述,测度高频自变量m 2和π 对低频因变量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的影响时,均选择滞后期为8时的U-MIDAS模型。

数码—量子照片恢复了围绕在最初照片周围的某些不确定性。照片并非“从不说谎”,在某种意义上,它一直在说谎。现在,可以把祖母放在孙子旁边了,而且是同样的年纪;火星引力可以运用到里斯本街头;两个爱人恋爱关系的不确定性也能在平行宇宙中得到不确定的解决。

表1m 2的不同滞后阶数下五种混频模型的回归评价值(1)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EViews10.0软件计算;表2、3同表1。

表2 π的不同滞后阶数下五种混频模型的回归评价值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其中,m 是高频数据与低频数据的倍率,w t-j (γ )是高频数据转换成低频数据的权重函数,混频数据抽样(MIDAS)模型提供了几种不同的权重函数计算方式:分布滞后加权混频数据抽样(PDL-MIDAS)模型、指数Almon加权混频抽样(Exp-almon-MIDAS)模型、阶段权重混频数据抽样(Step-MIDAS)模型形式、Beta加权混频抽样(Beta-MIDAS)模型和非限制混频数据抽样(U-MIDAS)模型形式。

表3 多变量U-MIDAS模型估计结果汇总

从表上可以看出,前1季度的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状况对当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是宏观经济发展中常见的惯性现象。滞后2期因变量对本期的中国中小企业经营现状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宏观经济发展中的惯性现象只在相邻两个季度之间存在,原因可能是两个方面:(1)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致使中小企业决策灵活多变,缺乏稳健性的长期经营策略;(2)中小企业资本实力有限,短期投资较多,长期投资有限,所以宏观经济经营中的惯性持续时间较短。g 对中小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中小企业发展总体上还较依赖宏观经济环境和生态。居民储蓄率s 对中小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原因可能是两个方面:(1)居民储蓄越多,预留的用于对中小企业产品的消费部分就会降低,不利于中小企业经营;(2)储蓄资金流入金融系统,一方面,可能停留在金融市场上增加了“金融窖藏”,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能够享受到的金融资源有限,这进一步加剧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

高频变量m 2的滞后项参数有正有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多数均不显著。说明广义货币量的快速增加没有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未对中小企业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1)金融市场的繁荣促使大量资本流入虚拟市场,“金融窖藏”减少了中小企业获取的可贷资金;(2)货币供给增加促进了中小企业投资,但物价水平提高导致的成本增加可能抵消了中小企业原本就不丰厚的投资收益增量;(3)货币供给虽然增加了,但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信贷部门、资本市场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之中小企业信贷额度少、收集信息成本高,导致中小企业可获取的融资额度有限。另外,高频变量π 的滞后项参数也是有正有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多数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物价水平的上涨给中小企业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基本持平。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性思考

(一)研究结论

本文综述已有研究成果证实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中货币供给变动通过货币路径和信贷路径影响企业发展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更深入地研究货币供给变动是如何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后基于2010年第1季度至2018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和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月度数据使用混频数据抽样(MIDAS)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货币供给变化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如下:(1)广义货币增加因为“金融窖藏”的原因,不仅没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2)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不畅,会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可能会诱发宏观经济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3)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依然未得到有效缓解。

(二)政策性思考

基于文章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思考:

根据螺旋CT成像分析和颈动脉内膜狭窄测量标准来确定患者的狭窄或闭塞程度:狭窄在30%之内为轻度狭窄,范围在31~69%之间为中度狭窄,70%~99%为重度狭窄,100%为闭塞。

1.大力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金融生态文明建设。经济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对改善资源配置、提高货币资金使用效率、拓宽实体企业融资渠道、稳定宏观经济及推动金融全球化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如果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长期不相协调,易于滋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泡沫。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货币资金是国民经济的血液,金融发展、货币政策调整都要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交易行为本身是零和博弈的重复叠加。因此,金融发展要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牢牢把握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根据实体经济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和金融创新,意即金融供给侧改革。在“三农”方面,要根据农户需求设计方便、快捷的金融产品,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早日脱贫致富;对那些承担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安置就业的乡镇企业,更要有针对性地降低融资成本,帮助他们做大做强。当前我国部分发达地区已迈入后工业化时代,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高精尖行业及高端制造业上存在的差距,政府和金融机构要通力合作,为那些具有巨大潜力和领先技术的创新企业扫平融资道路上的障碍。全力加快金融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金融行业要和其他行业紧密联系,未来商业的竞争是服务的竞争,金融业也不例外。金融业要主动“走出去”、结合“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平台,了解金融机构的既存客户和潜在客户的日常需求和特殊需求,有效地把金融圈和客户的生活圈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金融生态体系,服务、组织好每一个既存客户和潜在客户,让金融机构的每一个客户都能享受至尊级待遇。监管机构主要起宏观把控和统筹协调作用,力争每一份金融资源都能达到最优化配置,促进整个社会的金融生态文明建设。

2.稳步推进“投贷联动”机制。“投贷联动”机制是指银行采用成立类似风险投资公司或基金的方式,对创新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并建立在严格的风险隔离基础上,以实现银行业的资本性资金早期介入。与此同时,还通过信贷投放等方式给企业提供另一种资金支持。“投贷联动”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因“轻资产、高风险”的原因导致的融资难问题。同时,该机制类似于让商业银行作为投资方之一,商业银行会更加行之有效地对资金的用途进行监督,全程参与也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忍耐力。目前该机制已在少数几个大城市试点,虽然遇到了不少问题,但在摸爬滚打中也收获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因此,下一步要在监管部门指导下稳步推进。

3.成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银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顽疾需要一剂猛药方可得到有效缓解。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类型分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和农信行等几大类,可以从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和农信行中选择一些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银行进行改制,使其专注于为中小企业打造专属产品、实行较低利率的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这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实践形式之一。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由具有无线通信能力的传感器组成的以通信为中心的网络。随着国内外的无线技术的发展,无线传感器网络在军事、智能交通、环境监控、医疗卫生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1]。其中,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定位技术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定位技术成为了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2]。

参考文献

陈清、张海军:《极化理论视角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金融窖藏”说法的新回应》,《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年第5期。

张西征、刘志远、王静:《货币政策影响公司投资的双重效应研究》,《管理科学》2012 年第5期。

于博:《货币政策跨期配置与房地产行业投资效率》,《财经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黄志忠、谢军:《宏观货币政策、区域金融发展和企业融资约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证据》,《会计研究》2013年第1期。

欧阳志刚、薛龙:《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投资效率》,《证券市场导报》2016年第6期。

钟凯、程小可、肖翔、郑立东:《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吗——基于融资约束与融资来源视角的分析》,《南开管理评论》2017年第6期。

杜传文、黄节根:《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财经科学》2018年第4期。

全怡、梁上坤、付宇翔:《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金融研究》2016年第11期。

穆争社:《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研究》2005年第1期。

韩东平、张鹏:《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投资效率——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15年第4期。

钱雪松、杜立、马文涛:《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研究:中介效应和体制内外差异》,《管理世界》2015年第11期。

连军、吴霞、刘星:《货币政策、财务冗余与企业R&D投资》,《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杜勇、张欢、陈建英:《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未来主业发展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2期。

钟凯、程小可、张伟华:《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与企业“短贷长投”之谜》,《管理世界》2016年第3期。

张超、刘星、田梦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宏观经济增长与企业投资效率》,《当代财经》2015年第8期。

钟凯、程小可、 张伟华:《货币政策、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贷期限结构》,《财贸经济》2016年第3期。

刘鹏:《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激活效应》,《财经科学》2014年第6期。

Bernanke B.S.,Blinder A.S.,Credit, Money,and Aggregate Deman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78(2),pp.435-439.

Bernanke B.S.,Gertler M.,Inside the Black Box: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9(4),pp.27-48.

Lemmon M.,Roberts M.R.,The Response of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to Changes in the Supply of Credit,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0,45(3),pp.555-587.

Binswanger,Mathias,The Finance Process on a Macroeconomic Level from a Flow Perspective: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oarding,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1997,6(2),pp.107-131.

中图分类号: F820.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9)02-0031-09

作者简介: 任行伟,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辽宁大连 116025)。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传导与演化机制实证与模拟研究”(71273042)、安徽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融合发展研究”(AHSKY2018D9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慧君

标签:;  ;  ;  ;  ;  

“金融窖藏”视角下的货币供给与中小企业发展*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