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的约束、挑战和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遇论文,经济论文,低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变之际，中国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老路越走越艰难，出口环境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短期内不利因素影响加大。但面对挑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充分利用国际体制的资源，依靠绿色科技和清洁发展技术发展经济的道路。
一、资源环境约束加大
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沿袭了发达国家的过往的路径：通过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实现现代化。但当今中国与发达国家当年进行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的工业化正受到来自资源和环境的两大约束。从短期看，对能源资源需求的刚性增长将使我国成为国际资源市场价格风险最大的承受者。从中长期看，碳排放约束会越来越强，碳排价格将越来越高，传统工业生产和出口的扩张成本会越来越高。
(一)世界资源能源的供求趋紧，价格上涨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规模和强度不断提高，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供应前景却越来越不明朗。在所有这些资源中，石油最具代表性。人类大规模开发使用石油已有150多年的历史。随着石油资源的不断被开采，石油的探明储量日益减少或不确定性增加，国际上不断有人提出石油峰值论，预言世界石油产量2017年将达到峰值，之后将呈下降趋势。最近国际能源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指出，随着世界上多数主要油井已过了产油高峰期，石油枯竭的速度超过之前的预期，石油峰值可能提前到来。即使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地球上石油资源的前景如此悲观，但石油是由部分垄断和不完善的市场所提供的一种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这一事实，以及现实国际社会中把石油当作参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把石油当作投资避险、投机致富的金融工具等用途，也足以使今后石油市场面临极高的价格风险。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廉价石油、廉价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随着需求增长和开采成本加大，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必将经历一个高油价时代。尽管金融危机导致油价一落千丈，但随着经济的企稳，油价反弹的力度和速度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将遭受高油价的打击，但中国很可能是遭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为：其一，中国是世界上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且这种高增长的势头还将维持一个较长的时期。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石油消费将以每年增长1.8％，而中国消费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其两倍。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08年度报告预计，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在2010年超过美国，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量会比美国多25％。其二，中国越来越不能依靠本国资源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对石油的需求。《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指出，到2020年，我国石油供需缺口2.5亿～2.7亿吨，天然气缺口800亿立方米。《2009年中国能源发展报告》指出，到2020年中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程度可能会上升到65％。其三，多年来，在低油价的支持下，世界运输成本不断下降，这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形成。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制成品出口占中国工业产值的1/4，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高油价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担心正在引发供应链的重组，即一些制造商正逐渐放弃全球供应链转向区域供应链。随着能源价格更加昂贵，区域供应链的发展将会有更大的空间。这意味着中国在供应链重组中地位下降。
(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权，中国高碳经济陷入困境
长期无节制地使用化石能源不但导致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加速消耗以至来源日趋衰竭，还导致全球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和气候变化。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提供的报告，工业革命以前，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地保持在280 ppm左右，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比率快速升高，现已超过380ppm，导致过去100年来，地球表面温度平均增加了0.75℃。IPCC预测，如果还不遏止温室气体的排放，到2100年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将会达到工业革命前水平的两倍(550ppm)，全球气温将比现在平均上升约3℃；即使温室气体得到大量遏止，到2100年，大气温度也至少会上升1.5℃。
因此，气候变化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具决定意义的挑战。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正在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国际社会正在准备形成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框架，其核心内容是达成温室气体的总体减排协议，实质上就是限制各国的碳排放权。
中国经济的碳密度居世界前列。三大原因导致中国经济的高碳特征。第一，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能源工业以及大量能源密集型工业构成中国经济的强力支柱。但同时，中国工业技术水平低，能耗高。第二，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长期占70％以上。煤炭是化石燃料中含碳量最高的品种。2006年中国消费石化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83％来自煤炭。第三，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中国每年出口产品中的隐含能源占中国能源消耗的20％以上。上述原因导致中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年至2006年中国消费和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12.5％，是同期世界平均排放增长速度的3.8倍。中国碳排放占世界总排放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12.3％提高到了20.6％，在同期世界的增量排放中占59％。
由于中国经济的碳密度较高(见表1)，且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创新能力在短时间内改变能源结构，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技术水平、产业结构来说，经济发展就意味着碳排放的增加。争取碳排放权就是争取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空间，这似乎已是中国工业化面临的全新课题和挑战。
二、来自低碳经济的挑战
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为本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所需的化石能源，不惜投入巨大的经济、军事、外交资源与美、日等老牌工业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激烈的争夺之时，同样遭受能源匮乏的欧盟，凭借自身在新能源技术方面享有的较大优势，先是在本地区，继而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就是向低碳经济的转变。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社会经济模式。它对解决人类面临的气候变暖危机、能源安全危机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问题提供了一种多赢选择，但短期内它也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对发达国家来说，现阶段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不会导致能源消费的增加，但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能源消费会持续增加，这给减排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从国际贸易角度看，我国存在以下风险：
第一，国际碳价将最终形成，中国难以避免接受被动强制减排义务。
京都议定书首次制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量化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创建了排放交易制度。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创立了温室气体排放的产权并同时创建了这种产权的定价机制。尽管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和碳价格大幅走低，但作为一种将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机制，这种制度必将长期得到坚持和更广泛的采用。中国虽然没有参与京都议定书的量化减排，而是在以一种主动采取节能减排的政策行动呼应全球的减排努力，但随着国际碳价的最终形成，中国几乎无法避免不受其影响。
中国被动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可能性来自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减排制度安排，比如美国2009年清洁能源安全法中的国际储备配额制度和拟议中的欧盟碳平均化体系。早在2007年美国参议院环境与公共事业委员会通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程序法案”就提出了到2050年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并要求“从2020年起，美国的商品进口商在进口商品时必须向美国海关和美国国境警备办公室提交有关进口商品已被国际排放权制度所覆盖的申报单，不具备这一申报的商品将不予通过美国海关”。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年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要求2018年启动国际储备配额制度。该制度要求进口商从没有承担国际减排义务的国家进口相关商品时，购买排放配额。这实际上是对进口产品加征边境调节税，变相要求其贸易伙伴承担强制减排的义务。
欧盟在设计后京都时代的减排制度过程中，拟将在没有达成全球减排协议的情形下，引进碳平均化体系。碳平均体系旨在通过确定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和碳税的课税标准，对进口产品加征碳税，以使高耗能产业在欧盟区域内和区域外处于同等的竞争环境。该制度将延续到能源密集型工业缔结全球部门协定为止。透过这些制度，欧美国家将碳价引入国际贸易，迫使其贸易伙伴支付进口边境调节关税。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以边境调节税是10美元/吨碳当量计，我国八大能源密集部门的税负共计108.5亿美元(以2002年贸易为基准)，占贸易额的1.28％。碳价实际上随时间流失而增长，随长期温室气体的累计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减排成本以及能源使用底线这些变量都影响碳价。从现在大多数认可的研究结果看，碳价在15～60美元/吨之间，也就是说中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碳成本在5％左右。
第二，弱化中国廉价能源基础。
中国是世界煤炭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煤炭是最便宜、最具竞争力的发电燃料，占中国发电燃料的75％，它是维持中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竞争力的因素之一。但煤炭又是最不清洁的化石能源，煤炭的碳含量是天然气的两倍。2000-2006年，中国源自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13.8％，比石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速高一倍。目前，中国源自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的82％。这就是说中国减排的关键是煤炭的清洁化技术。当前欧、美、日都把碳捕获和储藏技术列为重点的技术创新课题，分别给予重金支持。一旦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体制下承诺量化减排义务，这种技术就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就能通过转让技术收回技术研发的成本并获利。这种情况预示着，煤炭的清洁化必然提高煤炭作为世界上最廉价能源的使用成本，并有可能最终抬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
第三，中国大量生产的高碳产品将日益受到市场排挤。
为了开辟低碳产品市场空间，发达国家广泛使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提高高碳产品的竞争成本、市场准入标准，尽力抑制高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除了通过碳定价影响广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促使其投资低碳型商品和服务外，近年在低碳经济领先的发达国家，为引导消费者选用低碳产品，增强低碳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引入了碳足迹、食物运送里程、二氧化碳可视化等制度。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入这些制度，其商业影响力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并成为企业经营战略中可以利用的一种资源。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很可能由于能耗高、碳排放高或没有碳信息标识受到歧视待遇。在中国企业对市场中的这些变化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企业可能遭遇由此带来的困难和被动局面。
第四，被动适应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
低碳经济是源于发达国家理念、机制、政策的引领。它们不但在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制度、引入碳定价机制、碳足迹、二氧化碳可视化等方面走在前面，而且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低碳经济的转型，他们必然要试图引导贸易规则的演化。一方面，为推动、扩大低碳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开绿灯，另一方面，试图阻碍、限制高碳产品和服务的贸易。
当前，气候变化政策引发的贸易影响和与多边贸易规则的潜在冲突已经成为国际论坛中的热门话题。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多边贸易体制下边境调节税的合法性。目前一些OECD国家在国内引入了碳税(或能源税)以及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制度。这些制度将改变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影响国际贸易的条件。不同国家之间国内碳价格水平的差异所引起的关于贸易竞争力的担心，以及在已经建立此类制度的国家和尚未建立这些制度国家间引发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和就业的转移，导致在国际贸易中引入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边境调节税已经从政策辩论阶段走到了立法阶段。相关国际组织并不认为，这与多边规则相冲突。
其二，有关气候变化的财税政策的合理性。为了加快环境友好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开发和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税收和公共支出政策措施予以支持，这些措施包括税收的减免、返还和优惠；允许加速折旧、提供投资支持，甚至直接提供资金补贴等。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这类政策降低了生产者成本，增强了补贴国生产者的价格竞争力，可能导致该国出口的增加，同时还可能减少该国对国外同类产品的进口。与此类显性的补贴相对照，有人认为国际贸易中存在大量隐性的补贴，即认为，那些没有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成本，建立和实施任何内在化制度和政策的国家，实际上是在对本国企业的生产进行补贴。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引进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制度的国家，对能源密集型企业提供的免费排放权，也被认为是一种补贴。
其三，有关气候变化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国际贸易中存在越来越多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技术法规、标准、标签要求和评定程序。WTO对国际贸易中技术法规和标准的使用有专门的规定，但有些规定正在引起争议。比如，在适用非歧视原则时，WTO要求确定和区分“类似产品”，只有当进口产品被认定是本国产品的“类似产品”或是从另一个国家进口的产品是类似产品，才能享受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WTO不允许任何国家对类似产品做出区别对待，不管其对环境影响如何。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根据技术壁垒协议，以不同的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或不同的技术法规制度下)生产的产品是否会被认为不是“类似产品”，而不能享受非歧视待遇。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与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生产工艺、技术上，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区分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面临更多的歧视。GATT/WTO一直是以交易产品的特性来衡量交易的公平性，不允许把产品在生产国生产的方式方法作为可能限制贸易的有效论据。但在塑造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框架的努力中，欧盟等发达国家似乎准备放弃这些原则。
在塑造全球气候变化制度中，国际贸易规则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由于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这种调整的方向和力度会对中国产生难以忽视的影响。但由于一直置身于国际气候变化制度的设计之外，中国只能被动地对国际体制的变化，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和贸易规则的变化做出反应。这种局面将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
三、低碳经济带来的机遇
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未来一个世纪改变商业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经济的持续进步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学会借助这股力量改变高碳经济模式，走绿色发展之路。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全球推动低碳经济的转变，有利于中国借助国际力量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增强贸易的可持续增长。这种机会表现在：
1.从国际竞争关系的变局中受益
中国与美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另一个是正经历实盛极而衰演变中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和美国走向衰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且两国的国家制度也不同，这使两国的商业竞争具有超出经济范畴滑向地缘政治的倾向。过去几十年中，两国关系在相互依存与相互竞争中曲折发展，虽然具有进一步强化和发展的空间，但这种关系又异常敏感和脆弱。近来，能源和气候变化议题把两国的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增强了这种关系的稳固基础。这不仅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煤炭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面临着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美国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发展低碳能源，维持美国经济在21世纪的领导地位。
由于长期沉迷于资本游戏，轻视制造业基础的技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制造业就已经丧失了海外竞争力。在实现低碳经济的转变中，欧盟、日本已经把美国抛在了后面，特别是欧盟，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实际上主导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以及规则的制定。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想要争取全球气候政治和经济议程领导权，却发现力不从心。从自身的困境中，美国发现与中国的在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时，中国广阔的市场、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非常有利于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加快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商业化进程的，是美国解决气候变化难题，推动低碳发展，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多赢选择。美国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与中国开展技术和产业合作。
在这种情势下，尽管在美国国内仍然存在着对中国的戒心，担心与中国合作，分享核心技术，将导致中国廉价的产品很快就会充斥整个美国市场，冲击美国产业，但赞成与中国加强合作的观点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合作处于一种比过去更加开放、更加宽松的环境，更加积极的氛围。
在人类近代三次产业技术革命中，中国都无缘参与。美国主动与中国合作使中国更加接近本次低碳技术创新的前沿，并成为推动这场革命的一种强大的力量。
2.从庞大的碳金融创新中受益
近年来，随着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强，金融市场也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作出了迅速而强有力的反应，各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创新应运而生，比如碳配额交易市场、气候衍生工具、巨灾债券。这些创新不但可以用来锁定、隔离、规避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使对未来预期更为稳定，还可以提高价格机制的效率，使资源配置到更为清洁的生产技术和部门中，同时透过金融市场，形成碳排放指标的透明定价，降低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在设计国际减排制度时，京都议定书纳入了三大基于市场的减排机制。清洁生产机制(CDM)就是其中一种包含了金融创新的市场机制。该机制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碳排放为标的产权的转移、买卖和义务的抵消。京都议定书第12条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或者私人经济实体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并据此获得“经核证的减排量”。工业国家可以用所获得的经核证的减排量来抵消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在CDM下，发达国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减排，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技术。据估计《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缔约方2012年之前的总减排需求量为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海外的减排需求约为2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全球开发的CDM项目预计到2012年可以提供约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如果以平均每吨减排成本10美元计，从清洁生产机制中产生的资金总额约220亿美元。这个资金规模超过了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全球环境基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和世行托管的“气候投资基金”资金规模的总和。
中国是清洁发展机制的主要受益国之一。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统计，截至2009年9月20日，全球已注册的CDM项目1822个，其中中国获得的项目632个，占34.7％，预计中国每年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产生的可核证的排放量(CER)达1.8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的59％。中国为此每年获得的资金支持在10亿美元以上，远远超过中国从各类多边和私人基金中获得的资金支持。CDM不只是资金渠道，更重要的它是基于减排项目的技术转移模式，这十分有利于优化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
3.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迅速扩张的低碳产品市场中受益
在各国政府大力推动和财政支持下，世界对包括清洁煤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技术、提高能效技术的投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2008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首次超过化石能源，达1400亿美元。国际能源署估计，未来30～40年全球每年投资低碳经济至少在5000亿美元以上。如此大力度的技术和产业创新投资，将催生出对低碳产品的极大的需求。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又是低碳产品的大市场，在向低碳基金转变过程中，中国具有吸收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优势，技术低成本化优势。中国独具规模的大市场有利于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中国有可能重演20世纪IT国际贸易领域的历史喜剧。20世纪90年代，为扩大IT产品的广泛应用，降低贸易成本，WTO发起了签署了《信息产品协议》，推动实现全球IT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尽管中国当时并非IT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大国，实际上也不是WTO成员，但中国积极参与了这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实践证明，中国的选择是十分明智和正确的。通过这项协定的实施，中国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世界上IT产品第一出口大国。比起20世纪90年代，现在中国制造业更加成熟，技术创新能力也有很大提高，在低碳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非十分巨大。中国应当抓住机遇，扩大制造业的优势。
4.从资源优势中受益
低碳经济开辟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另一竞技场。虽然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争夺的紧迫性和激烈程度将由于新能源的开放和利用有所缓解，但发展新能源产品所需要的稀有金属的争夺将愈演愈烈。发达国家在全力以赴的发展低碳经济时，面临的一个不确定前景是如何确保在混合动力车、电动车、数字家电、充电电池、节能环保产品等领域需求很大的稀有金属得到稳定供应。美国地质调查确认了11种对美国非常重要但供应的脆弱性也很明显的矿产品，其中5种美国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所有这些矿产品是生产替代能源、电池、通讯产品必不可少的。中国是某些稀有金属储量相对丰富的国家，美国生产太阳能光电板所用的镓99％依赖进口，40％来自中国。美国所忧虑的5种矿产品，中国至少是3种产品的世界主要供应国，特别是稀土元素，中国几乎掌握着全球所有的供给。但中国在利用这些资源方面存在技术不足的问题，使得这些资源大量以初级产品和初加工产品形式出口国外，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中国一直试图加强在稀有金属出口方面的管理，遏制盲目出口的势头，增强本国加工利用的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但中国的这一举动受到欧美国家的指责，美国、欧盟已就中国稀有金属出口政策是否违反多边贸易规则问题向WTO提起上诉。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稀有金属贸易上的主导权之争已经拉开序幕。中国需要做好应对工作，实际上，只有双赢的解决办法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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