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与劳动价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新技术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今天，劳动价值论没有过时。无论从生产力的性质看，还是从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制度看，都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在先进科技广泛用于生产的条件下，劳动资料不创造价值。高度自动化机器、机器人和“无人工厂”创造价值的说法没有根据。知识产品也不能创造价值。要正确认识现代生产中活劳动相对减少而全社会的价值总量却不断增加的现象。以价值量的增加与劳动量的增加不成比例为依据，得出非劳动生产要素创造价值，那就把劳动价值的一元论变成了多元论。正确的态度是，应该在坚持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基础上发展劳动价值论。
一、在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今天，劳动价值论没有过时
起始于本世纪中叶的科学技术革命，推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对于这场革命，国际上有多种说法：有人称之为产业革命；有人称之为科技革命；有人称之为第三次浪潮；有人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有人说人类已进入信息社会；有人说人类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等等。国内学术界则较多地使用第三次技术革命或新技术革命这个词。一般认为，第一次技术革命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产业革命，起始于18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中叶，主要标志是以蒸汽为主要动力，用机器代替手工业劳动；第二次技术革命从19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上半叶，主要标志是以电力为主要动力，冶金、机械、石油、重化工、汽车等第二次产业崛起；第三次技术革命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现正加速发展，估计到下世纪上半叶臻于成熟。
新技术革命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有些什么主要的特点呢？第一，以往的技术革命往往是从几项科学发明和少数产业部门开始，逐渐扩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技术革命一开始就是多学科、跨领域的革命，如电子技术、生物工程、光通讯、新材料、新能源等，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对国民经济起着更大的推动作用。第二，以往的技术革命主要是解放人的体力，而新技术革命则主要是解放人的脑力。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都是人的智力的扩大和延伸，因此，“智能化”在新技术革命中居于突出地位。第三，以往的技术革命从科学发明到应用于生产，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新技术革命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体系，改变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格局，大大缩短了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的时间，加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的推进作用。第四，前两次技术革命使第二次产业在产值和就业的比重上超过了第一次产业。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是电子技术，渗透力最强、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是信息产业。它们带动了整个第三次产业的高速发展，使之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上又超过了第二次产业。
世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多方面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其中如何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西方未来学家托夫勒断言，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浪潮的产物，“不能借助马克思主义去了解高技术世界的现实。今天用马克思主义来诊断高技术社会的内部结构，就像在有了电子显微镜的时代，还是只用放大镜”。他还说：“马克思讲过‘劳动价值说’，我们现在大可搞一套‘信息价值说’。”①奈斯比特提出：“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②国内学术界也有类似观点。有人认为时代的变迁已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了古典经济学；也有人认为，新技术革命大大降低了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比重，许多新现象已无法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
我不同意在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劳动价值论已经失效的说法。
首先，历史上每一位伟大思想家的真知灼见，都是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理论价值经久不衰。马克思在建立劳动价值论时，曾称赞“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③。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
其次，生产力的运动有它自身的规律。其中，生产力发展的延续性就是一条重要规律。前文已谈及第三次技术革命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有什么特点，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讲明第三次技术革命是前两次技术革命的延续。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第一次技术革命已经完成，第二次技术革命正在兴起的时代。马克思不但细致而科学地分析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大工业，而且在1850年7月，见到了一列由电动机牵引的火车模型，并为此而兴奋不已。④到了恩格斯晚年，电力在工业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恩格斯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这是“一次巨大的革命”⑤。在两次技术革命带来的整个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马克思始终把劳动资料的变化放在关键的位置，并以此来说明生产力发展的延续性。他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⑥他还说：“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手工业内部，孕育着工场手工业的萌芽，……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制造也同样是以制造这些机器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在上述时期已有所发展的力学科学等等为基础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⑦机器大工业的兴起是自然科学以及自然力大规模进入生产过程的开始。19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机器的三个组成部分——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的性能不断提高，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单机发展为机器体系，单一的机器体系发展为复合的机器体系。本世纪上半叶，由于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速度加快，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机器体系更加复杂。它的运转速度，相互间的紧密联结和巨大的作用范围，都使人力直接操纵机器越来越困难，从而产生了自动控制的迫切需要。本世纪中叶以后电子技术在生产中的迅速推广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电子技术与机器相结合出现了机电一体化，电子计算机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出现了许多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又在高度自动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智能化。由此可见，新技术革命的进展并没有离开马克思所说的普遍规律。它是以机器大工业和本世纪上半叶的科学技术成就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且迄今为止它所取得的进步总的说还处于生产力局部质变的阶段。
总之，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即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状况。劳动价值论产生于机器大工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资本主义制度已在经济发达国家占居统治地位的时代。从那时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但无论从生产力的性质来看，还是从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制度来看，都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因此，说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是不能成立的。
二、在先进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的条件下，劳动资料不创造价值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已经有人提出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创造价值的观点。马克思在世时曾对这种观点进行过有力的批判。所以，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18世纪中叶，从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第一次把自然科学和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社会分工逐步深化，新产品不断涌现，新产业层出不穷，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迅速扩展，整个社会财富急剧地增长起来。与此同时，机器大工业还使资本有机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机器及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需资本比手工工具要昂贵许多倍；另一方面，机器越是先进，越可以大幅度地节省人力。原来需要由几十、几百个工人干的活，现在可以由一个工人来完成。以上这些变化，从现象上看都明显地呈现出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产品产量和利润量却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一些庸俗经济学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资本、土地、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固定资本产生利润等错误观点的。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系统调查和深入分析，并在这个基础上吸取古典经济学的正确观点，批判庸俗经济学的错误观点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针对前人的不足，创造性地提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并转移旧价值，抽象劳动产生新价值的观点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观点，从而把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劳动二重性的原理，它不但如马克思所说，是理解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且也是正确把握劳动价值论的关键。马克思正是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回答了生产资料、特别是机器是不是创造价值的问题。他说：“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劳动两次：一次由自己的劳动把价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旧价值，或者说，把他所加工的棉花和使用的纱锭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棉纱上。他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虽然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只劳动一次），因此很明显，这种结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⑧又说：“机器的价值并不是由机器的使用价值（它代替人的劳动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而是由生产机器本身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机器在它被使用以前，在它进入生产过程以前具有的这种价值，是它作为机器加进产品的唯一的价值。”⑨马克思在这里阐明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内在联系；非常明确地区分了机器本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特别是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机器如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在生产过程中只能转移原有的价值，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关于这一论断，还可以从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评中得到启示。他说：“罗德戴尔把固定资本说成和劳动时间无关的、独立的价值源泉，是何等荒谬”，“罗德戴尔之流认为资本本身离开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因而也可以创造剩余价值（或利润），对这种观点来说，固定资本，特别是以机器体系为其物质存在或使用价值的资本，是最能使他们的肤浅诡辩貌似有理的形式。”⑩至于马克思对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马克思关于机器及其他劳动资料不能创造新价值的论断，我认为在当代仍然有效。国内外有些人常常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某些表面现象对劳动价值论提出质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把从来没有过的高技术组合到生产体系中，实行生产自动化，创造价值的主要不再是劳动者的劳动，而是由技术自动化决定了。还有人以机器人和“无人工厂”为例，说活劳动创造价值已不符合实际。其实，机器人无非是高度自动化和一定程度的智能化的机器，它不但需要人来操纵，而且需要人来设计和制造。所谓“无人工厂”当然并非真正“无人”。仅从生产单位内部来看，它还需要启动机器体系的人，监督活动仪表的人，排除故障的人，进行维修的人等等，更不要说整个机器体系的设计和制造所投入的活劳动了。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用在不同的机器体系上，其具体形式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都是在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之外，增加了自动控制系统而已。马克思早就预见到，由于使用机器而使活劳动相对减少的情况，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改变而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说：“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1)所谓机器人和“无人工厂”实质上并没有超出马克思预见的范围。所以，我们没有根据说高度自动化的机器就可以创造价值，机器人和“无人工厂”的机器设备就可以创造价值。
三、“知识价值论”不能取代劳动价值论
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知识产品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产品包括的范围很广。就同本文主题关系密切的方面而言，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技术发明、工程设计方案、经过加工的信息等等。国内外都有人说知识创造价值，信息创造价值，诸如此类的说法似是而非，是需要加以梳理的。
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符合实际的认识。自然科学则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的积累、深化和系统化。自然科学应用于劳动过程必须以技术为中介。由于科学与技术相互依存，关系极为密切，所以，我们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考察。至于说到信息，一般说它是指事物存在和变化的状况。自然界的色、声、味是信息，语言、文字、图表等一切有特定含义的信号也是信息，所以，信息是自从有了社会生产以来就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中起作用的因素。人类知识的积累，生产经验代代相传，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科学文化的交流，都包含着信息的储存和传输，否则就无法解释生产力发展的延续性了。所以，信息并不是在新技术革命兴起后才出现的。但是，由于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发生了质的变化，信息技术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现在我们要问，知识、科学、技术、信息，它们本身有没有价值、能不能产生价值？回答是否定的。一者，它们有的还处在形成过程之中，如一项新的科学技术还在试验阶段，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结果。再者，它们有的还未经劳动滤过，如自然存在的、未经处理的信息。三者，它们有的还没有进入劳动过程，没有实现同生产相结合。
那么，知识产品有没有价值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知识产品，如一项发明专利，一份研究报告，一个设计方案和图表，都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物，而且往往是复杂程度很高的活劳动的结晶。它们不同于服务行业，因为它们提供的是有形的商品而不是劳务。它们也不同于文学、艺术创作。艺术品靠的是艺术家个人的文化素养、技巧和经验、天才和灵感。因此，艺术品是不可复制的，也不存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而知识产品，比如电子计算机软件以及类似的高技术的知识产品，是以自然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它们可以重复生产、作为知识产权受到保护，并且在竞争中形成市场价格。所以，知识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它们的价值量归根结底也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现在要问，知识产品能不能创造新价值呢？回答又是否定的。知识产品的使用价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渗透在劳动资料之中，而不是单独地发挥作用。以信息产品为例。由于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融为一体，信息的加工、处理、储存、综合和传输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技术，从而在国民经济中出现了专门生产信息产品和传输信息产品的信息产业。它们的渗透力极强，发展速度很快，但它们的作用，还是要同劳动资料相融合，取得提高功效、增加品种、减少消耗、改善质量等效果。信息产品自身的价值也往往同固定资产的价值结合在一起。比如我们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常常同时购买有关软件和“决窍”。这些都列入引进费用之中。所以，它们也和劳动资料一样，通过具体劳动保存和转移自身的价值，而并不产生新价值。
总起来看，西方未来学家提出“知识价值论”、“信息价值论”，只是说明他们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当然更谈不到取代劳动价值论了。
四、对现代生产中活劳动相对减少而全社会价值总量不断增加现象的认识
有资料表明，从1950-1990年，美、日、西德、英、法五国的总产出相加，从21620亿不变美元增加到93310亿不变美元，后者为前者的4.3倍。而同一时期上述五国的劳动力发展趋势，则从1950年的16777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26669万人，后者为前者的1.6倍。虽然总产出不等于社会总价值量，劳动力发展趋势也不等于实际进入生产过程的总劳动力，但这两组数字的比较仍可近似地反映出，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并未导致总劳动力的减少，但它的增长幅度却大大低于总价值量的增长幅度。这方面的统计资料还有许多，所用数字不完全相同而结果相近。所以应该肯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问题在于如何去分析它、认识它。有些同志以价值量的增加与劳动量的增加不成比例为依据，得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结论，把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变成了多元论；也有些同志仍然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认为上述矛盾只是表面现象，人们可以用进一步理解劳动价值论和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办法来解决。我赞同后一种意见。
第一，先进的劳动资料在生产中的应用尽管代替了大量工人，但是，一方面由于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生产同类商品的工厂大量增加，从一个行业来看，工人人数反而有可能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兴起，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新产品、新行业层出不穷，它们吸引了大量工人。所以，马克思说：“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12)这种趋势在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后并未改变。
第二，形成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劳动并不是任何一种劳动，而是生产社会财富的劳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生产劳动是物化在物质财富中的劳动。”(13)因此，研究社会总价值量的增加，不能不同社会生产劳动的变化联系起来。我国学术界在60年代和80年代曾两度掀起讨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高潮。但迄今为止对于两者的划分原则和划分范围仍然众说纷纭。本文的主题并非正面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我只是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随着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生产社会化的程度逐渐提高，分工和协作越来越发达，劳动的整体性无论在一个生产单位内部还是全社会都极大增强了，各种不同职能的劳动直接、间接并入生产过程，使生产劳动的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这个趋势直到现在还在继续。马克思对生产劳动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说：“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4)他又说：“互相竞争的和构成为一台总生产机器的各种劳动能力，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参加直接的商品形成过程，……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15)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对我们认识今天的生产劳动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不过，结合新技术革命以后的实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需要发展。例如，什么叫物质财富？在一百多年前，人们强调的是用于生产消费的各种物质资料，如机器、钢铁、煤炭、棉花等等。那么，在电子技术、通讯技术、信息技术已有长足进步的今天，知识产品在生产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电子计算机软件、先进设备的“决窍”、发明专利、经过加工处理的信息等等，它们虽然并非物质资料，但却是重要的社会财富。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的内涵有待于丰富和扩大。在当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新技术、新工艺的创造，电子计算机的操作，信息的传输，大型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如CIMS），恐怕都在生产劳动的范围之内。(16)因此，一项高技术的最终产品，尽管在最后这个环节上占用的活劳动可能很少，同转移的物化劳动相比可能不成比例，但是从“总体工人”或“总生产机器”来考察，科学研究、技术设计、资源勘探、原料开采、机器制造、中间产品的生产、所有参加这些劳动的人都是生产劳动的承担者，所有这些活动耗费的活劳动和形成的新价值，都会一步一步地被当作物化劳动保存和转移下来。从一项产品看是这样，从全社会总产品来看更是这样。这是我们在分析社会总价值量增加时必须加以考虑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全社会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逐步提高。这是自第一次技术革命完成后越来越明显的发展趋势。马克思非常重视劳动的复杂程度。他说：“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17)所以，随着生产劳动范围的扩大，并入生产过程的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者。他们在完成社会劳动产品中的贡献不同，他们在形成商品价值中的作用也不同。那么，在不同的生产发展阶段，从全社会来看有没有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呢？这种复杂程度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马克思关于工资的国民差异的论述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他说，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18)。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不同国家。但我们可以把横的比较变成纵的比较，即从一个国家的不同科技发展阶段来看，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劳动中等强度，它们也形成一个阶梯，科技水平较低阶段的高于中等强度的复杂劳动，可能只相当于科技水平较高阶段的低于中等强度的简单劳动。所以，科技较发达的生产阶段全社会形成的总价值量，甚至在劳动力总量绝对减少的情况下，仍有可能高于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生产阶段全社会形成的总价值量。我认为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总价值量增长快于劳动力增长的主要原因。
以上三点综合起来，说明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劳动二重性和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原理，并未因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失效。当然，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真理的终结。它像任何科学原理一样，要结合当代实践不断地加以发展。
注释：
① 托夫勒：《预测与前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0、22页。
② 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6页。
③ 《资本论》第1卷，第75页。
④ 参见于尔根·库钦斯基：《生产力的四次革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文译本，第126-127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5-446页。
⑥ 《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2页。
⑧ 《资本论》第1卷，第22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7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4、21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
(12)(14) 《资本论》第1卷，第492、55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44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00-101页。
(16) 有一种观点，把第三次产业中的劳动都称作生产劳动，因而也都创造价值。我认为第三次产业函盖甚广，且各国说法不一，有不少内容是离生产社会财富的过程相距甚远的，如公务员和军队，说他们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是很难说得通的。所以，我不赞成把从事第三次产业的劳动笼统地列入生产劳动。
(17)(18) 《资本论》第1卷，第223、6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