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世界和为贵——兼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为贵论文,冲突论文,多极论文,世界论文,兼评亨廷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在展望未来世界走向时，西方学术界兴起一股“文明理论”热，先是弗兰西斯·福山鼓吹“西方文明胜利论”，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文明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明。后又有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强调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西方非西方（主要是儒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文明断裂带上发生的地区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如果说还会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文明间的战争。由于这个理论描绘了“文明冲突”的可怕前景，而且指名道姓地把中国作为与西方文明对立的主要角色，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并深长思之。
一、文明间的差异和通融
亨廷顿热心于“文明冲突”的研究，但“文明”是什么呢？在西方语言中，“文明”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意为人的开化状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人们一般认为，文明是指脱离了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的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是指一定发展阶段上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和精神生活状态。
现在看来，亨廷顿的“文明”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他告诉我们，“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注：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沪），1994.8.2-4）亨廷顿这里界定的“文明”，只是“文明”一词全部内涵的一部分，大体上是人们平常所说“文化”的意思，亨氏自己在行文中也经常用“文化”来代替“文明”。为了说清问题，我们姑且按这样狭义的“文明”概念来展开分析。但是我们要随时记住，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不能分开的，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是不能分开的。
生活在完全相异的地理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下的人们，由于实践活动不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也就不同。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变化的，文明也是这样。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冲突。文明之间的冲突不绝于历史，现实中也经常发生。亨廷顿等人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问题在于，不同的文明既有相异性、独特性，也有相通性、统一性。从根本上说，既是人类的文明，既是和野蛮相对的文明，它们在最高最深之处必定是相通的和统一的。事实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通融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重要，更带根本性。试想，如果文明之间只有冲突，没有通融，那么具有各自独特文明的几百个国家、几千种民族怎样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文明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但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其他文明对立统一、冲突交融中展开的。自我封闭，对其他文明采取排斥对立态度的民族，迟早要葬身在时间的大漠之中。只有那些开放的、善于从其他文明中吸取营养的民族，才有长久旺盛的生命力。亨廷顿认为处于“无限的权力顶峰”的西方文明，就包含着许多东方文明的成分，例如，中国的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伟大发明传入欧洲后，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成为欧洲从长期黑暗的中世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催化剂。再如，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数学文字和十进位法是印度人民的伟大创造，阿拉伯人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辉煌成就对欧洲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一方面，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东方各民族也在虚心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以充实自己，并创造新的东方文明。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和交流出现了全新的情况。地球正在变小，交通和通讯空前便利，所有的人都汇入世界市场之中。亨廷顿对此忧虑有加，“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强化了文明意识，加强了人们对同一文明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的认识，推动了文明间差别和敌意的发展和文明内寻根意识的增强。”（注：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沪），1994.8.2-4）令人奇怪的是，事物本来是有同有异的，是对立统一的，为什么亨廷顿只见异不见同，只见对立不见统一呢？难道这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吗？世界市场上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固然会强化文明差异的认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形成敌意。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不同文明间空前广泛深入的共处和交流，是使以前彼此相外的人们发现了人类文明的共通性和交融性，这本身就是人们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的升华。如果这里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地方，那不是一般文明意识增强的问题，而是某些人逆时代潮流而动，总是想把国家、民族和文明按照自定的标准，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不给别的文明平等的地位，狂妄地要使自己的文明在世界上普遍化，实现“历史的终结”。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作为，造成了现实世界的“文明冲突”。
有一点亨廷顿是看得很准的，即“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已不再是历史的客体”了，而是成为历史前进的发动机和塑造者。20世纪后半期，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它们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比重节节上升。这些国家的人民自信心增强了，希望自己的文明也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这些国家都有几千年文明成果的积累，在现代化进程中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通过自己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创造着新的东方文明。拉丁美洲、非洲也有同样趋势。此时，如果西方文明能够与非西方文明进行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则“文明冲突”能够化解，文明交融会大规模展开，人类将进入新的文明时代。
二、文明差异不是国际冲突的核心
“文明冲突论”并非亨廷顿的发明，汤因比的整整一部《历史研究》，就是从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各大文明地区力量相互消长的关系。尝试用文明因素解释国际的关系也大有人在。例如，著名的政论家白修德(Thlodore Wniee)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说：“我们正陷于文明冲突。这种冲突也许会摧毁世界。其中关系最大的是两种文明，即大西洋—地中海文明与太平洋—亚洲文明，它们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注：Thodor White,A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Who Must Act Now Alumini Bulletin,May 13,1967,P.4）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所著《权力与文化》一书就是从文化角度来透视国际关系的。亨廷顿的“发明”和“贡献”是把文明作为未来世界决定一切的核心因素，把文明冲突作为代替冷战的世界范式。然而正是在这个他自鸣得意之处，脚下的土地非常稀松。
毫无疑问，文化因素能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文明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预测未来，都应当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但把这个主要是精神性的因素同政治、经济、军事等实体性因素割裂开来，把它的作用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是非常偏颇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不是文明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市场和霸权而拼得你死我活。就现实的国际关系分析，虽然有时表现为文明冲突，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冷战之后影响最大的冲突是海湾战争。起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总不能说这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吧。在这次冲突中，西方文明国和伊斯兰文明国结成了“奇怪的联盟”，“文明冲突论”被“沙漠风暴”卷到九霄之外。
面向21世纪，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把增强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点，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国家的经济利益为转移的。由于东亚的发展速度居全球之冠，由于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与欧洲的贸易额，其国家取向正逐步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正式宣称，“西欧不再是世界的最重要区域”，美国过去在处理全球事务时“太欧洲中心化”了（注：The Washington Post,November 17,1993,P.G4）表示要向亚太国家接近。1997年，大国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推动经贸科技交流成为各国首脑会谈的主题。中美正式启动了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并签署了多项大型经贸合同和协议，中日签署了《中日渔业协定》和《中日发展资金合作项目换文》，中俄两国元首决心亲自推动两国在经贸科技等9个领域的合作，日俄决定推进实施经济合作的《桥本—叶利钦计划》。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关系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政治和外交，成为国际关系最基本的因素和力量。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归根到底决定着包括哲学、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的全部上层建筑，也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形式。这是大多数社会政治学家都会承认的。亨廷顿教授对经济冲突的严重性并非没有认识。他在1993年春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将导致政治、经济利益的严重对立”，“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可能在经济方面”。（注：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as,"International Securing 1993,vol.17,No.4,P.71）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认为，日美关系存在“经济冷战”可能，他甚至同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关于“经济冲突是另一种战争的继续”的说法。（注：Daniel Bell."Germany:the EnduringFear,A New Natisinalion or a New Europe?"Dissenl,Fall 1990,Vol.37,No.4,P461-468）这是明智的说法，但和偏颇的“文明冲突论”却是不协调的。
三、当代世界的主题不是“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告诉我们，两极对立的冷战世界已经过去，正在到来的是“文明冲突的世界”。
然而，此言差矣。
当代世界的主题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和平和发展。
即将过去的20世纪给世人许多启示。
启示之一：和平。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战争就没有间断过。到20世纪，战争空前惨烈。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数十个国家几十亿人被卷入战争的火海。正是20世纪空前惨烈的战争使人类良知集中到一点，使东西方文明会聚到一点：埋葬帝国主义，争取永久和平。
启示之二：发展。
20世纪表面看来杂乱无序的演变过程，其实掩藏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条不可遏止的向前延伸的主线，那就是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创造了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人类进行了各种发展道路的探索，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例如：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和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比较；通过侵略战争找出路的资本主义和通过调整改革自身体制找出路的资本主义的比较。这些比较实验互相影响，使世界各国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和平环境中加快发展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点和大成就。
启示之三：全球化。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明之间联系不多。只是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才使分散的区域性发展逐渐转变为具有整体关联性的世界发展。在过去一百年中，两大力量推动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一是机制的力量，二是科技的力量。市场经济国家引进计划机制，计划经济国家引进市场机制，两者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接轨，全球范围的贸易和投资机制逐步形成。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使交通空前便利，信息全球共享。由于经济的网络化、信息化，任何国家的市场都显得过于狭小，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以及跨国生产迅速发展，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已经联为一体。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也是新的伟大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
刚刚过去的1997年告诉我们，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正在展开。
第一，大国关系的调整体现了和平发展的主题。1997年以大国关系调整取得突破而载入史册。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实现了互访，进一步肯定中俄之间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希拉克总统访华，中法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中日两国总理也进行了互访，确定两国建立“迈向未来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俄日两国领导人也在西伯利亚进行了会晤，双方决定争取在2000年前签署和平条约；大国关系的这种调整，反映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面向21世纪，着眼于和平和发展。
第二，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组织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欧元即将启动，联合起来的欧洲各国，内求发展，外求和平；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调解一些国际争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援助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联合国致力于平息非洲的动乱，缓解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亚太经合组织举行了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地球上东西南北不同文明的国家友好相会，共商和平发展大计。
第三，国际关系热点降温，大局缓和。总体上说，今日之世界并不太平，地区冲突时有发生。但是这些冲突基本上处于可控制状态。而且许多热点已经降温，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已成潮流。分布在地球各处的热点降温，表面上互不相干，实际上都是和平和发展的大潮在全球激荡的结果。
第四，加强经济科技合作，共同推进发展的新局面正在形成。美国克林顿政府注重调整和其他大国的关系，推动了本国经济发展；中国全面推进国际经济科技合作，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欧盟、日本和俄罗斯都开展了多边的经济科技合作；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南北合作进一步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倡导的合作方式正在取得成效；东盟和中、日、韩举行首次首脑会议，共商推动地区发展大计；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正在筹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洲金融风暴突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刻矛盾，推动建立防范风险的国际机制，以利于全球共同发展。
总之，国际关系近期变化和长远趋势都表明，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四、多极世界和为贵
亨廷顿不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而且还为西方国家筹划了进行“文明冲突”的大战略。他说：“对西方利益而言，它在短期内显然应推动文明内部，尤其是欧洲与北美成员的大合作、大统一；将在文化上接近西方的东欧与拉美接纳进西方社会；促进、维护与俄国、日本的合作关系；防止地区性的文明内部冲突升级为文明内的大战；限制儒教和伊斯兰国家军事力量的膨胀；减缓西方削减军事能力，维持在东亚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利用儒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间的差异和冲突；支持其他文明中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表示同情的集团；加强能使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得以表达、合法化的国家机构组织并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机构组织。”（注：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沪），1994.8.2-4）我们把这一大段话都摘引下来，是因为这是亨廷顿文章的要害所在。说穿了，这是某个超级大国以维护西方文明之名，行独霸世界之实的计划。
我们已经说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以文明冲突为核心的世界，而是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现在我们要强调，对于新的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办法不是“文明的冲突”，而应是“和为贵”。
世界的多极化，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说它是客观现实，是因为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几大力量中心，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综合力量相对均衡，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说它是一种发展趋势，是因为多极格局还在形成过程之中，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真正多极化的世界，不应该是由几个大国主宰的世界，而是由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在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多极世界。在这种多极世界中，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均应平等相处，大而强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不应谋求任何特权，只应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负更大责任，作更大贡献。这种多极化趋势是不可遏止的。推动这个趋势的是经济和科技力量。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已经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并使全球经济的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美国仍是当今最富强之国，但比重则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迅速超过发达国家一倍左右的状况将继续下去。经过调整和改革，东亚各国将克服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重新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在国际格局的大变动中，中国的崛起最引人注目。此外，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也显著增大。国际上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关系，都在向多极化世界演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多极化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其主要者有：
——美国力图主宰世界和其他大国谋求平等地位的矛盾。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
——经济发展和生态危机的矛盾。
——不同文明的矛盾。
这些矛盾都关乎世界大局，任何一种矛盾处理不好，都会造成全球性的混乱，都会给世界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对待这些矛盾，绝对不能用前面亨廷顿开出的药方，那是新版本的冷战计划。出路何在呢？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奖人集会法国巴黎，他们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注：转摘自马彪：《儒家的历史回顾与21世纪展望——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言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注：《论语·学而》）礼的作用是按“和为贵”的要求调节人际关系，使之圆满和谐。实际上，中华文明“和为贵”的思想是一个真正普遍性的原则，它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崇尚自然的和谐，崇尚人和自然的和谐，崇尚人和社会的和谐。
“和为贵”的思想在东西方文明中，在全人类的精神中都是共通的。巴黎市中心有一个“协和广场”，1795年国民公会通令命名时，就是出于对人间冲突的厌恶，对社会和谐的向往。莱斯特·皮尔顿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注：转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372）亨廷顿的文章中，也包含着“和为贵”的思想，他说，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找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注：转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370）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和为贵”的思想在国际关系中只能发挥很有限的作用，冲突和战争则大行其道，这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当2000年来临的时候，世界情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伟大力量，第一次把全人类卷入和平和发展的潮流之中，跨国界、跨民族、跨文明的生态危机使地球村的所有居民成为命运共同体，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和大量核武器存在的现实，每时每刻都提醒人们要维护和平，多种文明的全球交流不但使人们感受到民族的差异性，而且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文明的共同性。从而把人们从民族狭隘性和文明狭隘性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自觉以“和为贵”的精神去处理我们面对的各种世界难题。请看：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正在相互接近；中英两国和平地解决了鸦片战争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都缓解了；冲突了几十年的北爱尔兰各方签订了和平协议；按照“和为贵”的精神，中国和所有邻国改善了关系，在自己的周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和平环境……。可以肯定地说，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多极世界和为贵，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生物的多样性，是宇宙之宝。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之福。在这丰富多彩的世界中，“文明冲突论”只会误导人们走上罪恶的战争之路，而“和为贵”的精神，将指引人们精心保护自然的和谐，努力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不断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同创造“天下为公”、“万国咸宁”的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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