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金融道路的衰落和中国的金融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中国论文,英美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金融”理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态拟合。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待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大国的金融崛起几乎总是与其经济崛起同步实现的。17世纪末，英国依靠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提供资本燃料和动力，成功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19世纪头号强国；但该体系“效率性”不足，无法支撑技术持续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无法适应新经济内在需求，而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使英国逐渐走向衰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继承英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基础上，依靠逐渐成熟的投资银行体系，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20世纪头号强国，120年屹立不倒①；但却又因该体系“稳定性”不足，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和金融泡沫化的风险，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投资银行体系也宣告破产，其经济一蹶不振，霸权地位也逐渐衰落。 英美究竟是如何崛起和衰落的？金融在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在世界经济第六个长周期，中国又应如何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如何构建稳健、高效、统一的大国金融体系，全面服务于大国经济和金融崛起的双重战略需要②？这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 一 英美在两次工业革命中的崛起和金融的作用 (一)英国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 10世纪前后的宋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居于世界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从科学技术上，宋代的中国领先世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印刷术得到了大幅度改良(毕昇的活字印刷)，火药开始用于军事。从经济增长看，10～15世纪，中国GDP平均占到世界30％，位居第一③；从钢铁产量看，1078年(宋神宗元丰元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大致为7.5万～15万吨④，然而1720年工业革命前夕，英国钢铁产量也才1.7万～2万吨⑤。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经济实力，宋代中国几乎具备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宋代，而推迟700余年在英国发生？⑥ 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数在之前早已有之。然而，技术革命既没有引发经济持续增长，也未导致工业革命。这是因为业已存在的技术发明缺乏资本土壤，不能使其从作坊阶段走向规模化的产业阶段⑦。因此，英国诸如钢铁、纺织、铁路等大规模工业的成熟发展必须经历一个等待的过程，当金融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后，工业革命也就随之发生了。这就是“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⑧。 “大金融”理论强调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英国工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正是“大金融”理论一个经典的历史注释：正是工业部门的资本需求和政府借款的需要促成了金融革命的发生；金融革命反过来则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英国的金融革命始于世界上首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建立。1694年，英国“九年战争”激战正酣、耗费巨大，政府大举借债仍入不敷出，于是成立英格兰银行为战争募资，其后发展成为英国中央银行。1720年，为应对“南海泡沫”金融危机，英国政府制定《泡沫法案》以限制股份自由转让、限制英国股票市场发展，促使城市私人银行、地方银行等商业银行蓬勃发展。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构建的银行网络体系，成为英国近代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基础，不断为工业革命注入资本燃料和动力，推动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使英国从一个“蕞尔小国”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 (二)投资银行体系是美国经济腾飞的主推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继承英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基础上，依靠投资银行体系及金融创新，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全球霸主。1933年，为应对经济大萧条，美国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限制商业银行投资业务，促使投资银行体系发展迅速，逐渐由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变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美国以投资银行为主体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具有天然的资本运营能力，实现了资本的市场化流动及有效配置，支撑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投资银行与生俱来的“金融创新”品质，通过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提供了经济快速增长所需要的更高流动性和信用催化，并借此主导五次并购浪潮，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同时，投资银行体系顺利化解高新技术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通过风险投资支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其迅速成长为美国新经济的支柱。因此，投资银行体系及其创新对于美国的崛起具有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从英美崛起的历史中，我们发现工业革命与金融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金融体系已成为大国崛起的基本性战略力量。这也是我们率先提出“大金融理论”(2013)、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态拟合的核心要义。 二 英美的金融道路为什么走向衰落？ (一)英国集中垄断的商业银行体系缺乏“金融效率”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叶，英国商业银行体系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迅速累积资本、发展壮大，走向“托拉斯”式的集中垄断⑨。“托拉斯”式的银行体系“效率性”不足，难以支撑技术持续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无法适应新经济内在需求，导致英国经济逐渐走向衰落。 1826年，英国政府颁布《银行法》，鼓励股份制银行的发展。为追求垄断的高额利润，股份制银行迅速吞并私人银行或合伙银行，同时兼并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从而使得资本高度集中。垄断的银行体系最大限度地占有稀缺资源，也更加注重短期回报、轻视工业创新的长期投资。资本的集中更加强化了其“逐利性”本质，通过特许贸易公司、殖民活动甚至战争⑩，拓展具有更高利润率的国外市场，进而忽视了本国工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调整升级。英国集中垄断的商业银行体系失去效率和活力，不能给英国经济提供长期发展、动力不竭的资本市场，“日不落帝国”逐渐衰落。 (二)美国泡沫化的投资银行体系缺乏“金融稳定” 美国投资银行体系具有极强的创新能力，但该体系“稳定性”不足，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和金融泡沫化的风险，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该体系也宣告破产。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美国投资银行体系曾与实体经济结合紧密，为何后又脱离实体经济？这是由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的。为追求高额利润，资本必须走在实体经济前面，它“先入为主”却又“抢先退出”。美国经历工业化、产业化后的利润率下降，无法满足资本的逐利欲望，资本就放弃介入实际生产，专门从事借贷、投资等非实物资金运作，于是产业资本就变异为金融资本。被金融资本绑架的美国义无反顾地走上“工业化—去工业化—金融化”道路，最终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并泡沫化，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当前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只是对困境的修补，不能改变衰落的大势。因为金融化后的美国资本已经习惯坐享其成，难以再适应并满足于工业制造的利润率；即使金融资本迫于无奈而“寻嫁”实体经济，也会通过全球配置选择低成本、高利润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美国逐渐被金融资本抛弃，缺少了资本动力，美国经济将走向衰落。 走向集中垄断的英国银行体系因缺乏“效率性”，不能给实体经济以资本支撑；走向泡沫化的美国投资银行体系因缺乏“稳定性”，导致金融危机。那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萌芽机遇期，中国应该如何实施“互联网+金融”战略，以实现金融稳定与效率的动态平衡，使其更切合实体经济的内在需求？ 三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灵魂和支柱是信息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革命和电力革命之后又一次重大飞跃，它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创立者、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指出，真正的工业革命一定是包含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11)。我们回顾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通信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即从手工印刷到蒸汽机动力印刷，后者可以实现低成本、大量印制并传播信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集中的电力、电话以及后来的无线电和电视机可以加强通信和联络，进而为城市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可能性。 照此推理，没有信息革命，就不会有第三次工业革命。前两次工业革命产生的机械动力，使人类第一次冲破了体力的限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的信息革命，把人的脑力发挥到极致，冲破脑力的极限。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相互融合，原子是物理世界的基础单位，代表了能量；比特是信息世界的基本单位，描述了熵和信息。信息革命促进原子和比特融通产生新的爆发力，推动资源跨越时空实现新的配置，使生产力有新的飞跃。 在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基础上，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这是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应用于某个传统行业，更加入了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造就了无所不在的创新。“互联网+金融”实际上体现了新常态下金融体系发展的新形态、新业态和新演进。 四 “大金融”框架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内涵 “大金融”理论突出强调了必须将金融和实体经济视为统一的整体，必须将中国和全球的金融发展视为统一的整体，必须将整个金融体系视为统一的整体。在此框架下的“互联网+金融”融合了传统文化中“守正出新”的理念，既包括“互联网改造传统金融”，即金融互联网，也包括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和新演进，也就是将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有机结合，形成同源共生、相互补充、合作共赢的新型金融体系。要把握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新型金融体系，应正确理解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关系。 (一)互联网金融目前无法替代传统金融 一是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建立在传统金融的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之上；二是互联网金融改变的只是跨界的金融服务获取方式，并未创造新的服务功能，也没有创造新的金融市场；三是互联网金融必须以传统金融安全稳定作为保障和支撑。因此互联网金融短期内必须立足于传统金融已有的基础，不可能“另起炉灶”。 (二)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宏观可控 从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看，这是由中国民众和市场自发主导的，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变革过程，具有典型的“渐进性”特征。从美国经验看，1933年美国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投资银行体系发展近60年，直至1992年才超过商业银行成为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因此，中短期内互联网金融不可能取代银行体系成为主导，宏观金融风险将处于可控状态。 (三)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将走向“竞合”和“螺旋发展” 一是互联网金融将倒逼传统金融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加强创新能力、转变发展模式。二是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在服务对象、行业规模、经营渠道等方面具有互补优势，将在充分竞争中互学互鉴。三是我国一直从战略上适度保持着对金融的国家控制力，通过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三位一体”的政策整体框架，有能力协调、统筹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竞争融合和螺旋发展，实现“1+1＞2”的增强效应。 五 中国“互联网+金融”如何促进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发展 “互联网+金融”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整合互联网和金融的双重优势，从根本上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效率，构建统合、高效的中国新型金融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互联网+金融”是支撑中国走向世界金融强国的重要路径(12)。 美国著名金融学家罗伯特·默顿总结了金融体系的六大功能：(1)协助买卖交易；(2)聚集资本；(3)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4)管理风险；(5)提取帮助决定的信息；(6)解决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具有便利性、合作性、虚拟性、开放性、共享性和普惠性，能有效促进金融体系六大功能，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一)“互联网+金融”具有便利性，提升了金融体系清算支付功能，即更有效地提供便利商品、劳务和资产交易的清算支付手段 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其最基本功能是融通资金，即将资金从储蓄者手中转移到融资者手中，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金融交易都需要中介和清算支付。(13)互联网作为新兴中介，将金融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发挥到了极致，并且这种趋势还在成几何级数增长。“互联网+金融”以通信技术对传统支付结算的丰富、以“大数据”应用对传统金融产品的补充，使得交易更便捷、信息更对称、成本更低廉、普及更广泛，并呈现出支付媒介去现钞化、支付终端去PC化、支付机构去银行化、支付环节去时点化的趋势。 支付革命是“互联网+金融”的生存之本和创新之源，将冲击和撼动传统金融和货币理论。支付具有中介和信息双重功能。无论是实物货币、金属货币，还是现钞货币，都是作为一般等价物形式的支付中介。信息作为交易中的数量关系，依附支付中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天然不是货币”，支付的本质是信息，而不是信息的本质是支付。互联网的优势不是创造货币或其他一般等价物，而是传递支付信息。“互联网+金融”回归支付的“本位”，恢复了支付的信息功能，以期低摩擦地实现交易的一对一供求匹配，在更高的信息技术水平上推动货币经济进化到信息经济。 (二)“互联网+金融”具有合作性，提升了融通资金和股权细化功能，即更多渠道地汇聚资金并导向难以分割的投资项目 互联网的出现降低了人们交流信息和寻找合作对象的成本，更便于为分散的社会资源提供聚集功能，从而发挥资源的规模效应。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能更快捷地动员储蓄系统提供流动性服务，有效地解决长期投资的资本来源问题，为长期项目投资和企业股权融资提供可能，为技术进步和风险投资创造出资金供给的渠道；另一方面，互联网易于将无法分割的大型投资项目划分为小额股份，以便中小投资者能够参与这些大型项目进行的投资。 以众筹模式为例，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模式之一，众筹模式是一种依托互联网平台，针对高成长预期的小微企业初创期，独立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新兴投融资形式，本质上是基于“互联网合作社”的“天使投资”。当发起人在互联网平台公布创新项目，会以极快的速度、极广的覆盖面、极大的渗透力进行传播，对项目感兴趣的群体就瞬间在网络上形成一个“合作社”，这样易于将无法分割的大型投资项目划分为小额股份，共同为这个项目进行“天使投资”，共同保障项目的安全性和资金的收益性。这样的互联网合作社具有发布信息快、集合成员投资快、达成合作目标快的特征，同时成员之间沟通成本更低，更有可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实现资源的跨时空组合。 (三)“互联网+金融”具有虚拟性，为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提供多元、便利的渠道，即更丰富了经济资源跨时间、跨地域和跨产业转移的方法和机制 “互联网+金融”继承了互联网最突出特征：虚拟性。虚拟性主要表现为金融业务的虚拟化、服务机构的虚拟化和交易媒介的虚拟化。金融业务的虚拟化即互联网金融的一切交易、服务活动均通过网络完成，所有的文件均为电子化文件；服务机构的虚拟化表现为接触和服务客户的主体主要是网络化机构，传统金融机构物理建筑和实体网点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交易媒介的虚拟化是电子现金、电子钱包等虚拟货币对传统纸币的替代，是货币形态的又一次升级。 “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意味着打破传统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地域限制，金融活动可以突破时空局限。对经营者而言，进入金融领域的门槛较之以往大为降低，互联网企业通过网络和产品创新，就能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广泛的客户资源。对客户而言，无论使用电脑、手机、PAD等任何终端，只要接入网络，就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享受全面的金融服务，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显著增强。 (四)“互联网+金融”具有开放性，强化了风险分担功能，即提供更充足的应付不测和控制风险的手段及途径 互联网的开放性意味着信息向一切方向和一切客体敞开，意味着更大的人群更平等自由地参与。众筹模式就是基于互联网的“开放”的特征，将低成本的信息和庞大数量的人群应用到了股权治理，其最大的创新在于完全打破了传统证券融资的体系和流程，普通民众可以通过众筹平台直接参与初创企业的股权投资，与企业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传统融资模式下，投资者数量少，投资金额高，风险也相对集中。众筹模式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一个“众”字，通过互联网平台的无界性，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数量庞大的参与者；而每位投资人的投资额度可以很低，有利于通过分散化的方式降低融资风险。同时，众筹为普通群众提供了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渠道，有利于实现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的高效对接，缓解资本市场资金紧缺而民间资本投资无门的双重问题。 P2P与众筹有相似之处，搭建了民间资本小额信贷的便利平台。小额信贷的需求者将其信贷需求量、产业和家庭情况等代表其信用的信息公布在网络平台上，巨大数量的投资者以每人小额的投入，共同资助这个信贷需求者。借贷中出现的两种借贷方式：一是“一对多”，即一个贷款人把自己的盈余资金分散配置给若干借款人；二是“多对一”，即多个贷款人以各自零散的盈余资金配置给一个借款人，都比传统的银行信贷模式更容易分散风险，也更易筹集资金。 (五)“互联网+金融”具有共享性，提供了“大数据”和更充分的信息，即通过更完善的价格信号，帮助协调不同经济部门非集中化决策 信息在金融市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金融市场是进行资本配置和监管的一种制度安排，而资本配置及其监管从本质上来说是信息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金融市场就是进行信息的生产、传递、扩散和利用的市场。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信息的传递和扩散更加便捷，信息的生产成本更为低廉，信息的利用渠道和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从而越来越容易实现信息共享。这种共享不仅包含着各类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如保险业和银行业共享信息，银行业和小额贷款公司共享信息)，而且包含着金融机构与其他行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如银行业与电子商务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物流企业与小额贷款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等)、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以及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等。 信息共享并由此形成的“大数据”，降低了单个金融机构获知信息和甄别信息的成本，提高了信息利用的效率，使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充分而顺畅，从而极大降低信息的不完备和不对称程度。“大数据”不仅使投资者可以获取各种投资品种的价格以及影响这些价格的因素的信息，而且筹资者也能获取不同的融资方式的成本的信息，管理部门能够获取金融交易是否在正常进行、各种规则是否得到遵守的信息，从而使金融体系的不同参与者都能做出各自的决策。 (六)“互联网+金融”具有普惠性，能在更大的范围产生更多的利益共同体，有效解决激励问题，即在金融交易双方拥有不对称信息及委托代理行为中形成共同激励 在经济运行中激励问题之所以存在，不仅是因为相互交往的经济个体的目标或利益不一致，而且是因为各经济个体的目标或利益的实现受到其他个体行为或其所掌握的信息的影响。“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门槛较低，大量民间资本以互联网为载体进入金融业，从事信贷、保险、支付、财富管理等传统上由金融机构垄断的业务，大幅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量，加大了金融市场的参与人数。 无论是众筹还是P2P，都是利用互联网传播速度快和参与人数多的特点，最大范围地动员人们参与投资，形成更多的利益共同体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在利益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获取信息成本低，隐蔽信息和垄断信息的成本越来越高，易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另外，众多的投融资个体活动总是受到共同体整体目标和其他个体行为的影响，在投资效益最大化的共同目标下，逐渐形成适宜、统一的行为规范，并通过网络技术外化为激励和约束机制。在网络世界中违反这样的约束机制，可能受到比现实世界更严重的惩罚。比如在P2P中失信的借款者可能再也无法获得网络成员的信任，特别是由于大规模共享型的信用体系形成，他将难以开展网络借贷。在这样的网络世界，信息更透明、欺骗成本更高，就更有利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如前所述，“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能量和金融能量的“核聚变”反应，但同时也意味着互联网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双重叠加”。“互联网+金融”的根本风险在于互联网自身的“虚拟性”，导致互联网金融的投机性、信息不对称性和流动性风险；同时互联网的“复杂性、强传播性”又放大了上述金融风险，导致传导链条更加多元和多变。 虽然众筹模式分担风险机制强于资本市场，但因为互联网的虚拟性增大了其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投机性的根本来源，互联网金融的投机性将大于资本市场。虽然大数据及其分析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数量和精度，但由于虚拟世界中信息大爆炸造成的“信息噪音”，导致交易者身份、交易真实性、信用评价的验证难度更大，反而可能在另一层面更强化信息不对称程度。虽然第三方平台提高了支付快捷便利性，但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风险资产拨备以及酝酿中的存款保险等制度保障相比，第三方平台缺少对短期负债和未预期的资金外流应对缺少经验和保障，因此其流动性风险将大于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具有速度快、范围广的优势，但正是这样的优势导致了风险传导更加迅速、多变和不可控。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不在规则之中，而在互联网和金融双重叠加的对象之中，其最基本的风险边界应是保证投资者的资产安全。 六 “互联网+金融”如何实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效率 前文已经谈到，英美金融道路的终结在于走向集中垄断的英国银行体系缺乏“效率性”，走向泡沫化的美国投资银行体系缺乏“稳定性”。实际上，一国金融业的发展过程就是在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在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和追求利润最大化、提高赢利水平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14)。 正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讲到的：“互联网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它是阿里巴巴的宝库；用不好，它是潘多拉的盒子。”如何用好“互联网+金融”需要有正确的方法论。我们认为，中国“互联网+金融”战略实际上是要基于中国“国家禀赋”，构建效率与稳定动态平衡的新型金融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效率”和“稳定”的动态平衡 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有一个与其国情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合理结构，金融体系内部之间的主次和配比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动态变化，其评判标准是能否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实现“稳定”和“效率”的平衡。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框架下，更应该强调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注重传承以银行体系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的稳定器作用，同时也要鼓励和发挥互联网金融的效率器作用。 在“大金融”框架下，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实际上也是动态拟合的。正是因为在宏观上，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动态拟合，也倒逼了金融体系内部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动态拟合。因此，是稳定多一点还是效率多一点，或者是互联网金融大一点还是传统金融大一点，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平衡和动态拟合。 (二)“互联网+金融”框架下金融产业的统合 银行体系作为一项基本的金融制度安排，一方面，应继续发挥其在间接融资领域的专业优势，通过改进“代理监督”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已有的物理和技术条件，在互联网金融冲击和倒逼下，在原有的组织平台基础上开展新的业务、拓展新的渠道，以适应金融发展一体化的需求。资本市场包括证券业、保险业、基金业等，作为与银行体系互补的直接融资渠道，短期中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应积极调整市场定位、拓展市场渠道、完善服务功能。互联网金融应充分发挥其效率优势，在传统金融基础上，注重自身安全与稳定，呈现与金融中介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状态，共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从长期稳定的均衡趋势来看。合理的金融体系必须是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互补、互动，体现渐进式发展态势的体系。 (三)外部监管与制度建设的统合 从外部监管来看，应该有一个与中央银行紧密协作的监管体系，一方面，促进金融体系的内部元素(如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在效率与稳定之间维持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控机制，促进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协调运行。从制度基础来看，应该有包括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及非正式制度在内的一整套辅助机制，确保金融体系的运行满足“效率”和“稳定”的双重标准。在效率机制的安排上，诸如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透明度要求等方面必须要有完善的传导机制和实现机制；在稳定性机制的安排上，诸如存款保险、风险管理、破产机制等在金融体系内部应该有相应的制度机制，使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抗冲击能力。 七 结语与政策建议 (一)站在国家复兴、大国崛起的大局看待“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和金融是中国迈向一个现代国家的两大核心动力，两者的融合将会产生博大的能量，成为支撑中国金融崛起的重要路径。300年前英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和100年前美国的投资银行体系，都是通过金融创新推动了国家崛起。“互联网+金融”的变革，也将为我们赢得千载难逢的历史新机遇。 (二)实施以“互联网+金融”为主体的国内金融战略和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战略，呈现“国内国际两个战略”“双轮驱动”“三步走”的中国新型金融崛起模式 陈雨露(2012)(15)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在未来的30年中实现两个“三步走”。第一个“三步走”是在人民币使用范围上，第一个10年是“周边化”，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第二个10年是“区域化”，使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成为区域性的国际货币；第三个10年是“国际化”，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第二个“三步走”是在货币职能上，即第一个10年实现“贸易结算化”，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当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二个10年实现“金融投资化”，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第三个10年实现“国际储备化”，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 为配合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的进程，实现国际、国内金融战略的同步，“互联网+金融”也考虑“三步走”战略。第一个10年“适当宽松”，在规范的基础上主要发挥“市场之手”，敢于触动传统金融的既得利益，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大力引导扶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第二个10年“松严结合”，动态优化“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的组合，鼓励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竞争和融合；第三个10年“以严为主”，主要发挥“政府之手”，严格控制规模、防范风险，阻止其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主导，避免金融危机。 (三)充分认识“没有银行稳定就没有中国金融稳定”，继续维护银行体系基础性地位和主导作用 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的数次金融危机，一般都是始于股市危机或者货币危机，然后波及银行体系，银行体系相对处于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第二个层次”，是金融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陆地文明的“国家禀赋”，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也需要其保障中国大国崛起进程。过去30年对依靠银行体系实现金融稳定已形成路径依赖，未来30年中国还需要继续发挥银行体系的“金融稳定器”作用。 (四)动态平衡“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实现“无金融危机的长期增长” 宏观调控当局应在“互联网+金融”框架下，注重统筹协调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发展，两者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互联网+金融”的中国新型金融体系，既能传承以银行体系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的稳定器作用，又能发挥互联网金融的效率器作用，进而大力推动中国金融崛起进程，实现无危机的稳定增长。 注释： ①自1894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越英国至2014年，整120年。 ②陈雨露：《大金融框架下的金融发展》，《中国金融》2014年第19期。 ③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④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Dec.,1982),pp.365-442。作者根据宋代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农具制造等方面的消耗情况估算。 ⑤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1750年至1939年)》，方廷钰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4页。 ⑥这实际也是“李约瑟之谜”，目前还没有金融角度的完整解释。 ⑦经济学家皮特·罗素(Peter L.Rousseau，2001)将此现象定义为“金融引导”，将经济加速成长的原因归于金融体系的大跃进。 ⑧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⑨未形成银行的托拉斯，因此只能是“托拉斯”式的，表现方式为资金优势和强制利率。 ⑩英国资本需要寻找新的出口，更偏好国际投资机会，因为只有全球市场才有更高的利润率：一方面促进商业与航运业的发展，积极推进海外探险，建立特许贸易公司，垄断对外贸易；另一方面，不惜发动商业战争和殖民活动，为本国经济开拓一个世界市场。 (11)杰里米·里夫金：《互联网+新能源：全球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http://www.zdpri.cn/news.asp? id=4440。 (12)陈雨露：《在2014年12月上海浦江金融论坛上的讲话》，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41210/145021042488.shtml。 (13)Mishkin(1998)指出，金融中介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金融中介有规模经济和专门技术，能降低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第二，金融中介有专业的信息处理能力，能缓解储蓄者和融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14)马勇：《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国的金融体系结构》，《财经研究》2012年第1期。 (15)陈雨露：《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2016年或自由兑换》，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2010320/0627779.shtml。标签：金融论文; 互联网金融论文; 传统金融论文; 银行风险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交易银行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互联网银行论文; 互联网经济论文; 配置效率论文; 交易风险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互联网支付论文; 信息革命论文; 实体经济论文; 金融体系论文; 网络支付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