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的大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大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要塑造一个理想的安全环境，一方面需要国际社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国更清楚地阐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安全环境到底是什么。尽管不能指望我们单方面的努力可以让所有的国家都对我们友好，但应该尽力消除其他国家因不清楚中国的目标而产生的疑问，从而让国际社会更容易接受一个日益强盛的中国的到来。
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讨了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具体应该是什么。（注：唐世平，“理想安全环境与新世纪中国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第42—49页。）在这里， 作者将从一些战略理念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理想安全环境，并最终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国际地位（或者说，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尽管这样的讨论似乎不能立即和我们现实的政策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特别是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无时不在影响中国的安全政策。关于这一点，只须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注：新中国成立后，谋求成为第三世界的领导者的思想，以及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的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安全政策。）
一、责任和地位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关于中国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讨论都在逐步深入。（注：在这里讨论的责任不包括中国力所能及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责任，比如地震灾区救援和重建，饥荒和医疗援助等，而是专指有关各种安全问题的责任。当然，一些责任介于这两者中间，比如维和行动。这方面的讨论见：王逸舟，“三大需求：发展、主权与责任”，《世界知识》2000年第5期，第8～10页；楚树龙，“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第13—18页。）但是， 这些讨论都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的实质，即，中国应该如何去承担责任？是主动去寻求责任，还是等待其它国家要求中国负责任时才去承担责任？目前一种流行的意见是担心如果中国不去主动承担责任，就会被其他国家认为过于“自私”或者“太过现实主义”，因此，中国应该主动的承担责任。
但事实上，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所有的国家归根结底都是“自私”的，“自私”本身在国际关系中并没有善恶之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被认为是“自私”也就归根结底并无损于我们的形象。
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被其他国家认为是“自私”的国家的命运，比那些被其他国家认为是急于要承担责任因而急于要出头当大国的国家的命运要好得多——后者几乎都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因为那些主动要承担责任的国家通常都会为了显示自己要承担责任而去教训人，从而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尤其是当这些国家又并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因而有“不自量力”之嫌时，急于要承担责任更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野心勃勃的表现，很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联合“围堵”。这方面最出名的例子是一战前的德国。（注：A.J.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p.372.）
只有当其它国家要求一个国家承担某些责任时，这个承担责任的国家才会更易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罗斯福告诉丘吉尔美国将在战后两年内就撤出欧洲，将维持欧洲和平的责任交给英国和苏联。（注：Winston 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6,Triumph and Tragedy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3),p.308.）结果是英国和法国都发现他们无法抵御来自苏联的压力，因而只好主动地要求美国重返欧洲。于是乎，在冷战时期，连骄傲的法国人都从未要求美国从欧洲撤回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冷战后的今天，当欧洲不再面临外部威胁因而不再需要美国的保护伞时，欧洲国家就对美国仍然过多的干预欧洲事务（或者说美国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责任）大为不满。欧洲单一货币的诞生和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呼之欲出，事实上都是欧洲国家不再希望美国总是以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傲慢去承担那些不该承担的责任的体现，而美国对欧洲国家这一态度转变的反感其实就是美国太想承担责任了。
因此，在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进程中，中国只应该去承担那些获得其他国家支持和接受的责任，决不应该为了塑造“负责任”的形象，特别是为了面子去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上，只承担那些获得其他国家支持和接受的责任才会造就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今天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那种急于要打肿脸充胖子的心态是极其危险的。这是因为这种心态必定会对国家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带来一系列危险的行为。这些行为甚至都不见得非要是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张，就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觉和反感。
日本在八十年代经济腾飞后的表现提供了那种急于承担责任而付出代价的最新教训。当时已经觉得自己是“世界第一”的日本开始谈论“国际化”，开始教训人。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更使得日本疯狂地购买美国的一些标志性文化遗产。这些举动不仅让美国的国民愤愤不平，更让美国的精英和领导人有了一个“可尊敬的敌人”来制定美国的行动纲领。
于是美国有了各种产业政策和向日本学习的浪潮。美国开始将日本更多地当成是一个对手，而不是盟友（在冷战结束前后不久的美国民意调查都表明，日本已经取代苏联成了美国的第一号敌人）。结果是，十年之后，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尘埃落定时，日本发现“世界第一的日本”从来就是一个梦幻。当日本从经济泡沫中醒来时，日本人是否要反躬自问：我们当时怎么会相信自己能成为世界第一的？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如今已经陷入了同样的陷阱。在世界银行发表其广为传播的《东亚奇迹》报告后，加上当时的中国经济过热带来的泡沫心理，许多国人的心态一下子就膨胀起来。这段时期的中国精英言论和当年日本的言论在心态上和形式上几乎如出一辙：开始谈论霸权的兴衰（即美国的衰落）；谈论中国在多少年就会超过日本、然后超过美国；谈论中国马上就要代替美国如何如何；谈论中国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中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持这些心态的中国精英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极其强烈的国家，当它意识到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哪怕极遥远的将来能赶上美国时，就会尽可能地夸大那一个国家的能力或者潜能，使其成为假想敌而凝聚美国的力量。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精英不停地夸大苏联的实力，抛出了美国导弹少于苏联[即“导弹缺口（Missile Gap ）”]和苏联的GDP已经是美国的70%等神话。 美国对后来的日本也是如此：当年风靡美国的标题是《日本第一》（Japan as No.1）和《日昇》（Rising Sun）。
今天，美国对中国如法炮制。所有关于中国未来趋势的原始发源地都来自美国或西方：“中国未来第一论”（一种变相的“中国威胁论”）、“亚洲大趋势”、“儒家文化优势论”、“相对购买力论”、“美国海军在未来战争中输给中国海军”等等。遗憾的是，这些耸人听闻的神话传到中国时，早就丧失了理论创造能力而对西方的任何垃圾都趋之若鹜的中国精英们如获至宝，他们津津有味地相互传送，大事炒作，满足他们自己和国民因百年屈辱而严重自卑心态后面的虚荣心。他们根本没有发觉他们这些蹩脚的重复炒作已经被美国和日本当成是中国野心的证据，中国也就因此“非常荣幸”地成为了继苏联和日本后美国的新科“可尊敬的敌人”。（注：如今，美国最畅销的未来战争小说中美国的对手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是中国。）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尽管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飞速发展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但中国精英们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行为和心态却显然加深了其他国家对中国意图的疑虑，已经造成了相当的危害。
我们的精英老喜欢用传说中拿破仑评价中国的那句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这句话恐怕对美国更合适，甚至可以加上一句：千万不要让这头狮子醒过来后注意你。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境不是美国不重视中国，而是太重视中国。正如美国的一句流行语所言：没有新闻才是好新闻。
日本、德国、中国、印度等这些有过失败历史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有一种要急于用成就（哪怕是虚幻的）来洗刷或掩盖过去的急迫心理，但这种心理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我们的国民、精英和领导人不能放弃（或至少压抑）那种因为百年屈辱而严重自卑的心态，中国就没有希望超越历史的悲剧循环。
二、融入与塑造
与地位和责任相联系的一个问题，也是过去几年关于中国大战略的讨论中最热门的话题大概是：中国是要融入目前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中去，还是要去挑战这一个体系（或者说塑造）。在这里，作者将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1.融入与塑造的关系
在有关融入与塑造的讨论中，不乏许多学者的真知灼见，但总体上，融入与塑造在这一场讨论中基本上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两个选择。但事实上，任何一个系统新吸收一个个体，该系统本身就发生了变化（尽管一开始可能是难以察觉的微妙变化），而与此同时，当一个个体融入一个系统时，这个个体也就同时具有了改变系统的潜在能力。因此，融入和塑造从来都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融人和塑造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历史见证。中国因为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在短短的二十年间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也就使得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塑造能力大大提高。今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地要远高于改革开放前的影响力。中国在将自己的经济体系通过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和拓展国际贸易等手段一步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国际贸易大国和积累的外汇储备都将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时代的到来将更加显著。（注：Tom Holland,“The Day of the Renminbi,”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Nov.20,2000,pp.76—80.）
最近十年来中国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的积极参与同样印证了融入和塑造之间的联系。（注：对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讨论，见：Margaret M.Pearson,“The Maj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Engage China,”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Robert S.Ross eds.,Engaging China:The mangement of and emerging power (London:Routledge,1999),pp.207—234; Alastair Johnston and
Paul Evans, “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in Ibid,pp.235—272.）比如东盟地区论坛（ARF）在成立之初，
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接触（engage ）来同化（assimilate，incorporate）、围堵（contain）、节制（constrain ）中国。（注：Jose T.Almonte,Ensuring Security the’ASEANWay’“Survival,Vol.39,No.4 (Winter 1997—98),pp. 80 — 92;AllenS.Whiting,”ASEAN eyes China:the securitydimension,“ AsianSurvey,Vol.ⅩⅩⅩⅤ Ⅱ,No.4 (April 1997),pp.299—322;GeraldSegal ,”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ment’ of China,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Vol.20,No.4 (Spring 1996),pp.107—135; Jusuf Wanandi,“ASEAN's China Strategy: Towards Deeper Engagement,”Survival,Vol.38,No.3 (Autumn 1996) ,pp.117—28.）在中国积极地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各项活动后的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心理仍将存在（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相互防范是“理性”的，因此无可厚非），但对中国的信任感大大加强和对“中国威胁论”的态度逐渐改变却是有目共睹的。
2.选择的可能性
如果从其他角度来看融入这一问题，能够得出的结论大概是中国似乎除了继续融入的过程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首先，从中国目前国内的社会构成来看，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的融入已经造就了以大多数国民为主体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尽管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在今天享受到的物质生活显然要比新中国成立后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丰富。大多数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在对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通过不断融入国际社会，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政府。此外，尽管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客观地说，中国的这一所谓“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者（中国的国民总产值和贸易总值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的上升是有目共睹的），政府难以说服国民相信中国今后在这一过程中将不再能享受这一过程带来的利益而需要改变政策。这样一来，任何试图截断这一融入过程的努力都将遇到严重的阻力而变得基本上不可行。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显然也不具备自己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外部环境和能力。首先，历史证明建立于强制性手段基础上的体系不仅难以建立（且不说中国不具备这种强制能力），而且极不稳定，因为其体系内部的离心力将让体系的核心国为维持体系而付出高昂代价，耗尽国力（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体系、苏联控制下的东欧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要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体系，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吸引力，而中国的现代文明显然不具备这种吸引力。此外，要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体系，一个国家必须具备高度的有形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至少应该包括一个足够大的经济规模、一个足够开放的市场、一个硬通货的货币、一个足够巨大的资本储备（用以海外投资）。很显然，这些条件中国都不具备：中国目前的经济更多的是依赖其他国家经济，而不是其他国家依赖中国。在这样的客观国际环境下，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因而也就无法去建立一个自己的体系。
三、海权与陆权
在列强炮舰面前遭受的屈辱一直激励着中国要成为一个海上强国。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发展军力是为了达成国家的战略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海上强国梦。
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目的除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外，就是如何实现统一。而如果我方不得不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话，那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阻吓（deterrence）美国可能的干预。（注：“阻吓”在我国又被称为“威慑”。但从真实含义来看，“阻吓”可能更贴切些。关于“阻吓”理论， 请参阅： Glenn H.Snyder,Deterrence
and Defense:toward a theory of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 Thomas Se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 Thomas 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Patrick M.Morgan,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Beverly Hills,C.A.:Sage Publication,2nd.ed.,1987）。）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均清楚地证明：传统意义上的防御力量已经无法对抗精确制导武器的远程攻击力量。某种意义上，如同核武器的到来一样，精确制导武器的完善意味着阻吓和防守的进一步分离（特别是在常规战争中）。 （注： Glenn H. Snyder ( 1961) ； Thomas Schelling (1966)，pp.78—86。对这些理论的综述，请参阅 Robert Powell,Nuclear Deterrence: 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Chapter 3.对精确制导武器的影响的早期探讨， 参阅 John
J. Mearshemier,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Chapter 7.要注意的是，Mearshemier当时认为精确制导武器更利于防守方，而我认为如今的精确制导武器更利于进攻一方，因此，安全困境将趋于恶化。）在此之前，一国即便不能主动对另一国造成多少伤害，但仍可以通过在战场上的寸土必争（比如芬兰对前苏联的战略就是如此）而阻吓敌人的侵略（或是压力），这种战略是抗拒性的阻吓（deterrence by denial）。在精确制导武器的时代，因为双方并不在战场上真正接触，如果强大的一方并不想占据弱国的领土，抗拒性的阻吓战略将无法阻吓强大的一方只想迫使另一方就范的战略。因此，在精确制导武器的时代，一个国家要想阻吓类似的战争，必须拥有让对手付出足够代价的能力， 即以报复相威胁的阻吓（deterrence bypunishment）能力。
阻吓力量尽管必须是攻击性的力量，但又不是纯粹的攻击力量，而是报复性的打击力量。如同核阻吓一样，常规阻吓力量也应该是不易被摧毁而又可以对敌方进行打击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将使我军对美国的常规阻吓从如今建立在防御上的阻吓迈向真正意义的阻吓，即建立在报复打击力量上的阻吓。阻吓的要点不是我们自己要秋毫无损，而是要保证对方的损失是其无法忍受的就行。
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干涉力量由四个支柱组成：前沿驻军，快速机动的航空母舰作战群，立体战场信息（主要包括卫星、空中预警、侦听），远程打击力量（包括隐形打击力量）。对于其拥有的远程打击力量，在未来的相当时间，我方恐怕不会有有效的反击手段。但要形成对美国的阻吓，我方并不需要对其所有的力量均拥有打击能力，而只需对其四大支柱中的其余三个拥有打击力量就足够了。
对美国的最佳阻吓性武器是隐形攻击力量：隐形攻击机，攻击型核潜艇和远程巡航导弹。隐形攻击机作为良好的阻吓性武器是不言而喻的。而隐敝性好的攻击型核潜艇也是极佳的阻吓性武器。攻击型核潜艇能威胁美军的航空母舰舰队，其本身就已构成强大的阻吓力量。攻击型核潜艇还可以携带远程巡航导弹去攻击美军在远东的地面力量，从而构成对美国前沿驻军的打击力量。这些水下攻击力量即使在美国摧毁了我方相当的地面导弹力量之后仍然可以给美军以重创。同时，攻击型核潜艇又可以成为对台封锁的有效力量。因此，隐敝性核潜艇是加强我方解决台湾问题能力的极佳武器：它既可以用于阻吓美国介入，也可以用于迫使台湾让步。
对美国的阻吓性武器其次应该是信息攻击能力。美军已经十分依赖战场信息优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方拥有阻止或干扰对方获得战场信息优势的能力（比如卫星拦截能力和侦听干扰能力）将大大增加美国在远东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从而有助于阻吓美国的军事介入。
以上的讨论表明，要阻吓美国干预台海危机，中国并不需要发展能和美国争夺制海权的海军，在这一点上，导弹、空军、水下海军和有效的核威慑就足以达成上述目标，这些力量将远比昂贵的水面海军有效。
更重要的是，大家如果仔细审视我国面临的海洋环境就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在广袤的太平洋，中国不控制任何一个可以成为海军补给基地的岛屿。即使台湾回归祖国，乃至说服统一后的朝鲜半岛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仍只是在我国的近海岛链上打开了两个小缺口。而美国即使失去台湾和朝鲜半岛，仍将拥有日本和菲律宾（甚至有可能新加坡以及越南）这两道铁锁，限制中国海军的自由行动空间。进一步看，美国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事存在将形成对我海军的第二道防线，而美国本身控制的关岛等基地将形成对我海军的第三道防线。没有海上补给基地，中国就不可能和美国海军争夺“治海权”。
片面追求远洋海军只会给我们带来包袱乃至灾难，因为美国很有可能会认为我们要挑战他的海上霸主地位。比如，如果我们以拥有航空母舰的骄傲为出发点而去造航空母舰，就有可能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犯的错误：德国建造的庞大舰队本身不可能和英国海军抗衡，却间接导致了德国的失败，因为英国从德国建造庞大舰队的行动中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不满足于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更想挑战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注：Paul 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Atlantic Highlands,N.J.:Ashfield,1987);Taylor,The Stra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pp.446—447 & 459— 462.）我们万不可犯同样的错误。
同样重要的是，亚洲国家都会为中国志在和美国争夺海上霸权而不安。因为一个控制了制海权的中国将可以随时威胁其他亚洲国家，因此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将会选择和遥远的美国来结盟以平衡近邻的中国。（注：即所谓的“威胁平衡”理论。“威胁平衡”是Stephen M.Walt 在“力量平衡”上发展出来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并不一定非要平衡最强大的国家，而是平衡最有威胁性的国家。当然，很多时候，最强大的国家就是最有威胁性的国家。Stephen Walt, The Origin ofAllianc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相比之下，我方重点发展阻吓性的军事力量却能够在不牺牲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缓和中美之间业已紧张的“安全困境”。因为阻吓性的军事力量并不谋求力量延伸，而是旨在阻止美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干预事务。尽管美国对此仍不会持欢迎态度，但会比我方追求以海上强国要好。
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中国始终面临“战略上的两难和安全上的双重易受伤害性”。（注：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符合国家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第10期，第47—52页。）因此，中国始终无法在发展海上力量上倾注太多的资源（海军要比陆军昂贵得多）。不幸的是，一些人对马汉的海权论的崇拜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注：张文木甚至认为“海军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并且强调海外扩张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见张文木，“中国国家安全哲学”，《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 ）这些人士忽视了马汉的海权论事实上是为影响当时美国的安全战略而写的，（注：马汉在书中明确地表明他研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就是为了为美国的战略提供指导：“The practical object of this inquiry is to draw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nferencesapplicable to one's
own country and services.”马汉还指责当时的美国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在是目光短浅的战略。Alfred T.Mahan,The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New York:Hill & Wang,1957),p.72 & 23.）而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以陆权为主的国家。历史上，一些信仰海权论的国家并没有像马汉宣称的那样“决定历史”。古希腊的海上强国雅典并没有赢得和斯巴达的战争；对海权论有着狂热崇拜而自称是马汉的虔诚信徒的威廉皇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给德国带来的只是悲剧；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海权论的狂热在给亚洲带来浩劫的同时，也最终导致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我们的许多学者在对基于地缘政治观念上的海权论大加赞赏时，都忘记了去重温一下历史，铭记那些对地缘政治的盲目崇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给整个欧洲和亚洲，乃至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
最后要强调的是，放弃成为海上军事大国的目标不是要放弃发展海洋，而是要量力而行。军事力量必须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四、势力范围
尽管国际社会的角色多元化使得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左右能力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世界的稳定和安全仍将依赖于大国主导下的权力政治。如果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关系紧张，国际社会的和平就难以维持；而如果各主要大国之间能达成一定的战略默契甚至协议，尊重彼此的利益，将会有利于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对地缘政治学说的怀疑和批判（包括笔者在内）使得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这一概念也变得令人色变。其实， 势力范围本身和地缘政治学说并没有因果关系：地缘政治学说是一种学说，可以是正确或错误的；而势力范围则是指一个国家对地区和周边国家及事务的影响力，它只有大小之分，没有正确或错误之别。一个国家对周边国家和事务的影响力，无论我们喜欢势力范围这一概念与否或使用别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影响力，都将切实存在。势力范围本身，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邪恶的东西，和霸权主义也没有内在的联系。
在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国家都会对周边国家的事务产生大小和范围不同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不完全是武力征服的结果。（注：事实上，建立在暴力上的势力范围往往是最不稳定的，前苏联和越南势力范围的崩溃都是很好的例子。）更多的时候，这种影响力的形成及其大小范围是由一个国家的力量在周围其他国家心目中的份量所决定的。周围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力量的印象会影响这些国家的行为方式，而如果这些国家的行为方式都体现出了对这个国家的利益的尊敬，势力范围也就形成了。因此，势力范围的形成某种意义上并不一定是大国刻意追求的结果。
许多时候，大国的利益都是以势力范围来衡量的，因此，对势力范围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对一个国家力量和地位的尊敬。当大国间能相互尊重各自的势力范围时，战略默契就能达成；而当一个大国挑战另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时，冲突往往就随之而来。在冷战时期，美苏间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而一旦一方挑战另一方的后院时，危机就随之而来：古巴导弹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受到了挑战。
因此，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并不忌讳强调自己的势力范围。比如尽管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否认它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其最早的外交纲领之一“门罗纲领”就是一个圈定势力范围的纲领。之后，其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为所欲为都无可辩驳地证明美国依然在奉行这一纲领。类似的，前苏联和如今的俄罗斯也都强调其势力范围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印度对南亚地区的控制也同样基于对势力范围的理解。
这样一来，摆在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面前的一个主要课题就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尊敬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在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地区（一般是势力范围的交叉地区）建立妥协机制以预防和解决冲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事实上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和安全战略，并且和前面讨论的问题紧密相关。
这一课题的难点还来自于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百年屈辱使得中国在帝国时代的势力范围已经不复存在，而在一个国力日益强盛，民族主义也日益强大的中国，许多人难以接受无法恢复昔日辉煌的事实。因此，在界定势力范围这一问题上，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着既要教育人民又要作出艰难选择的艰巨任务。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通过界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来慢慢地让人民了解各种选择的利弊，同时配合以尊重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的行动来向其他国家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国并不追求扩张或是征服周边国家，中国希望通过各大国之间能达成战略理解来维持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环顾中国周边的四个主要大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印度），会发现中国除了因为台湾问题与美国（也许也包括日本）有极其现实的冲突可能性而一时难以达成战略理解外，和俄罗斯、日本、印度尽管不可避免的有不同利益，但在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地区（一般是势力范围的交叉地区）建立妥协机制以预防和解决冲突是完全可能的。至少，可以将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到极低。（注：详请参阅，唐世平，“理想安全环境与新世纪中国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尤其是第二部分。）
前面提出的中国不发展可以挑战美国海上霸主地位的海军力量的战略事实上也是表明我们尊重美国的势力范围，只不过这里所指的势力范围是广袤的太平洋而已。美国对太平洋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一点并不忌讳。 大多美国学者早就认为太平洋将在相当长时期是一个“AmericanLake（美国的内湖）”。一些美国学者更已经意识到，美国即便让中国统一和朝鲜半岛中立也并不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构成多大威胁。这样一来，中国不谋求在海上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将给中美达成某种战略谅解留下一定的空间：一个划洋而治的中美关系符合中美的利益。
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美两国能否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妥协的试金石仍将是台湾问题：如果美国在中国表示尊重美国的势力范围后依然不愿公开表示支持一个统一、开放、民主、强大的中国的到来，那么，除非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用智慧和耐心来最终达成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中美之间的一战恐怕是在所难免。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大多数精英都没有接受统一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权益（legitimate interest）， 而是认为台湾的统一将是中国挑战美国亚太地位的开始。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中美两国关系不仅难以脱离不停的悬崖勒马（brinkmanship），而且最终可能失去两国领导人的控制。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的日益开放和民主化，大陆的民众会日益感到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台湾统一，而面对如此强大的民意压力，大陆领导人将几乎不可能不满足这种民意的要求。因此，美国的精英必须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化带来的后果将是多重的：而美国的精英必须让美国的民众准备接受中国民主化带来的后果。
如果美国不能尊重中国的利益，美国和统一以后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仍将是动荡不安的。因此，尽管如今的中美关系众多的不确定性需要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和精英以极大的智慧去面对，但从长远来说，两国领导人和精英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说服美国的精英和大众接受一个统一中国的到来。（注：一些美国学者透露，非正式的民意测验表明，假定中国大陆已经是一个西方的民主体制国家，愿意和不愿意接受一个统一中国的美国精英人士基本上各占一半。）
五、什么样的大国
在回答了上述一系列问题后，终于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国际地位（或者说，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首先，可以肯定在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要强大，就必须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力量。因此，中国要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因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战略需求都决定了中国不能成为海上军事强国，因此，中国只应该谋求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军事强国（而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力量）。这样，作为地区安全的支柱之一，中国将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通过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因为政治地位是建立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国家承担政治责任和风险的决心和能力上，因此，中国应该谋求的政治地位应该是“全球性的政治声音，但不是全球性的政治力量”。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利益必将广布于世界各地。对于一个不愿意用军事手段去维护这些经济利益的中国，就必须用它的政治影响来维护其经济利益。 这些政治影响可能来自于中国在各种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IMF）中的地位、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关系， 以及中国需要努力拓展的和世界各地区性强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等等。
归纳起来，中国应谋求的国际地位是：在全球均有其经济利益存在，在地区安全事务上有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事务均有其政治声音。
与前面讨论的责任和地位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在今后50年的发展将经历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将在过去改革开放业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用3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实体。（注：2000年，中国是世界第7大贸易国，其贸易额仅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9%。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力量。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力就更差。）在未来的30年，中国应该通过进一步的体制、思维、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领域的解放思想和创新，培养国家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核心能力：国家作为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组织的不断学习能力。（注：作者将在其他地方更详细的讨论国家的学习能力以及它对国家的命运的影响。国家的学习能力可以定义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组织，从历史、现实和其他组织（包括国家）学习知识，不断完善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从而不断完善自身而影响未来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将日益广泛地参与国际组织和社会，慎重地承担国际社会赋予中国的责任（这些责任必须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将逐渐构筑成一个以足够阻吓能力和防卫能力为基础的国防力量，和其他国家一起维护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在日益广泛参与和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的基础上，在亚太及相邻地区，逐步构筑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在第二个阶段的二十年里，中国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力量，这不仅应该体现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上，更应该体现在中国和其他重要国家一样，在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组织机构中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在这一阶段，中国将通过承担国际社会赋予中国的责任（这当然意味着付出代价）获得世界的认同和尊重，从而获得影响全球事务的政治声音，但中国将始终谨慎地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中国还将完成一个开放的市民社会的建立，中国不仅要完成文明的复兴，而且要在复兴的基础上完成一个新文明的塑造：只有新的文明对世界的其他国家存在一定的吸引力时，中国的政治声言和影响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对全球事务的政治影响将更多的来源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发达国家中，美日德英法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加强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政治影响力只能来源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更全方位的合作。为此，中国应该加强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起着地区性大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至少应该包括：巴西、阿根廷、南非、埃及、伊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尼、印度）的关系。加强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双赢的结局：只有这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全球事务中有共同的声音，这些发展中国家才能够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格局中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利益，并且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谋福利。否则，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将进一步边缘化。
尽管中国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对发达国家依赖过多的状况，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还是未来中国海外投资的去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都会越来越重要。不幸的是，中国目前的外交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地形成一个对发展中国家的长远方针。当然，发展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决不是排斥和发达国家继续维持良好的关系，也不应该有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