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向鑫[1]2009年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整体上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各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均得到了显着提高。但由于基础条件、经济流通体制和区域经济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呈现出显着的差异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这不仅不利于国家整体水平的提高,也制约着东部地区的发展,还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地区发展差距。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进一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仍是新世纪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作为宏观调控杠杆之一的财税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对经济不景气及经济波动起到调节和熨平作用,而且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政府投资、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等财税政策的实施,能够为落后地区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财力。然而,我国现行财税政策不完善,如财政体制减弱中西部地区财力、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作用有限、税制设计扩大地区间发展差距和税收优惠偏重于东部沿海地区等。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因此,亟待对现行财税政策进行改革和完善,以发挥其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作用。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西方各个学派围绕政府是否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干预的有效性和如何干预等问题对财税政策与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实践中,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实施的以财税政策为主的区域政策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等国家,通过加大对落后地区财政投资力度、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性税收优惠等政策,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运用比较分析、因果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有翔实的理论分析,又结合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学,提出了具体的对策。首先从区域经济与财税政策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出发,阐释相关理论,分析了财税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数据和实证分析,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现行财税政策进行了概括。同时,分析了财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最后,结合国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先进经验,提出了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即加大对落后地区资金支持力度、逐步改革我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加快推进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的进程和运用协调东中西部发展的税收优惠。
桂林[2]2004年在《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我国中部地区的9省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着增强，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部经济的增长也呈现了很多问题，影响了整个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本文重点是从财政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探讨了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是东部沿海地区，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日益扩大，我国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发展战略，中部地区一直都没有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扶持对象。因此本文首先探讨了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重点介绍了梯度推移理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和中部崛起理论，并简述了各理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具体运用，从理论的角度说明为什么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我国需要促进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还探讨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系，从政策机遇、市场空间、自然环境等方面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中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理论的阐述之后，本文第二章具体分析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从中部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人均产量或产值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及其占GDP的比重、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差距及消费结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等方面分析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紧随其后，第叁章则研究财税政策对中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先说明财税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然后分析我国财税政策的变迁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论述现阶段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的缺陷，如税收优惠政策不合理、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建立等问题。 基于以上从理论基础、经济现状和财税政策的分析，论文的最后一章具体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包括：支持农业结构调整、调整财税政策支持中部产业结构升级、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重要基本建设为突破口，在中部地区培育增长极增长带、加强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及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等。
樊迪[3]2017年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为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所一以贯之的核心战略,"十二五"期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重置,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不断涌现和成长,区域间相对差距呈现明显的缩小态势,但发展不平衡现状仍然严峻,经济带、城市群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但要素跨区域流动、合作跨区域开展仍存在障碍,在此基础上,改革创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将成为"十叁五"期间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作重心,财税机制作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组成部分,对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的市场环境、实现产业优势互补格局、深化跨区域资金技术合作、提高差别化政策的精准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鉴于此,对建立健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机制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的基本理论入手,通过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含义、内容、评价指标与财税机制的含义、内容、规范化标准的界定,结合区域发展的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财税激励理论,阐明财税机制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效应。在阐明和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现行财税机制的基础之上,论述其存在着调控手段作用基础受限、区域协调功能不完善、政策可操作性条件不足、效力与效果实现缺乏保障等问题,以及地方财力来源构成不合理、中央与地方税权界定不清、行政机构及人员配置不合理、财税方面法律体系不健全等成因。运用实践数据及实证分析,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了完善财税机制的具体建议,包括调整地方财力来源,即构建适合区域协调发展的地方税体系、更新税收返还的科目设置及激励渠道、优化转移支付的内部结构和实际运行;明确地方政府税权,即适度转移中央税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实行地区差异化的共享税分享比例、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权;完善行政机构及人员配置,即实现财税监督与评价的独立化展开、加强财税机制反馈指标的科学设置、协调相关部门工作配合及数据共享;健全财税法律法规体系,即强化财税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增进财税监督的法律化效力。
胡小梅[4]2016年在《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正成为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的有效途径。在产业培育发展、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过程中,应着力发挥并优化财政的资源要素配置职能,关注与重视财税政策安排对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结构布局带来的影响,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引导生产要素在产业间流动、优化生产要素在产业间配置中的作用效应。鉴于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对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应无法提供全面的解释,本文基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所显示的空间集群特征、动态演变特征和区域异质特征,试图将财税政策纳入产业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中来,并进一步从财政分权制度背景层面、财政支出“规模-结构-效率”叁维机制层面、财政收入总量与结构层面对财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与效应提供合理的解释。本文主要回答了以下研究问题:首先,在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日益加快和区域一体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空间集群现象?作为产业发展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制度背景,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是否会显着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次,产业结构升级过程是否具备动态调整特征?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效率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再者,财政收入总量与结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区域环境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会存在显着的门槛效应?最后,如何形成“市场-政府-产业-企业”四位一体的财税支持政策新格局来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全面回顾和评述国内外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财税政策的产业调控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揭示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和机理,并对财税政策作用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集群特征、动态演变特征和区域异质特征进行细致考察,接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财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基于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的空间集群特征以及财政分权体制的影响,从空间溢出与空间异质性视角考察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一方面,论文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出发,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反映地区相似性的邻接权重矩阵、地理权重矩阵、经济权重矩阵和混合权重矩阵引入SDM模型,分别考察了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以及由此引致的策略性竞争效应;另一方面,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利用GWR模型进一步考察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交互作用和影响差异,进而采用LISA分析方法对GWR模型估计系数的空间关联模式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财政分权等经济社会因素存在不可忽视的区域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着的异质性特征。(2)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非对称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财政收入分权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着,而支出分权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均产生抑制效应,但较之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3)财政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高-高”和“低-低”型特征并存的空间关联模式,影响作用在地区空间格局中的“高地”效应和“洼地”效应已初步显现。其次,基于政策方向、程度、周期和时滞等方面的考虑,分析财政支出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动态效应。财政支出政策对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要素整合重配、知识累积扩散和技术创新溢出产生影响,使得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一种具有调整惯性的动态系统过程,为了揭示其中的效应程度,本文从动态效应视角入手,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支出“规模-结构-效率”叁维机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在总量层面,财政支出总体规模水平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虽表现为正向促进效应,但并不显着。(2)在结构层面:政府投资性支出与政府民生性支出均显着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政府消费性支出则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向抑制作用。(3)在效率层面:对于全国总体样本而言,财政支出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并不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具体到不同的区域样本,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呈现为负向抑制效应,但并不显着;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率则显着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再者,基于财政收入总量与结构通过影响商品结构、行业结构以及地区结构而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调节作用,本文考察分析了财政收入政策安排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区域环境下呈现出的门槛非线性特征。论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估计方法,分别考察了财政收入总量、财政收入结构、税制结构、具体税类(货物与劳务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在分别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为第叁方外部因素条件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门槛条件下,财政收入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关系,即财政收入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呈现出阀值转换特征,且财政收入总量和结构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呈现出差异明显的门槛效应。最后,基于前述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就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体系进行了综合审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胡潇[5]2016年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源于区域间资源禀赋、地理位置、政策倾向等的差异,普遍存在于广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严重。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优先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在改革初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这种现象至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并部分延续至今。为此,自1999年国家先后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纵览这些战略,财税政策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行文结构共分五个部分:首先是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通过研读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献,结合运用财政学、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区域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学科交叉研究。从区域经济、收敛性、财税政策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说明了收敛性如何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分析了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及财政分权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其次第叁章是实证研究部分,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从收敛性角度考察了我国区域经济收敛性,发现我国省级经济呈现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趋势;东中西部内部收敛情况较好,东北地区内部呈发散状态;我国其他区域与东部区域发展差距直至2014年仍然较为明显。再次第四章是问题分析部分,从我国现行四大区域战略及其财税政策入手,剖析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分税制财政体制有待完善、非税收入拉大财力差距、转移支付制度不尽合理、税收政策逆向调节。然后第五章是经验借鉴部分,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欧盟和日本现行区域经济财税政策的分析,寻找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方,得到叁点启示:建立明确法律依据灵活实施区域政策、运用多种财税手段促进落后地区发展、差异化财税政策培育落后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最后第六章是政策建议部分,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问题分析、经验借鉴,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四点财政政策建议,分别是:大力推进落后地区改革发展、逐步调整优化税收制度、积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深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论题进行了一定的拓展与深化。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分析的探索性,本文综合运用财政学、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交叉研究,用收敛性理论来量化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用财税政策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二是实证分析的延伸性,应用收敛性理论研究考察我国四大经济区的各自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得出省级经济总体呈现先缩小再增大再缩小的趋势,区域经济仍未明显收敛的结论。本文在实证分析研究对象上有所扩展,在我国原有叁大经济区,东部、中部、西部的基础上,加入了东北部地区加以研究。重点考察四大经济区的各自经济增长收敛情况和相应区域财税政策,以期寻找到治愈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良方。
王慧娴[6]2016年在《中国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及空间分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新的旅游需求不断涌现,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问题和矛盾也急剧增加。有些问题和矛盾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解决,而有些问题和矛盾则需要国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或出台新的旅游政策。学术界对于旅游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研究的深度还不够,研究的手段也较单一。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及空间分异研究有助于旅游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旅游政策科学决策,对于优化旅游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改善地区经济结构、促进旅游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研究遵循"现象梳理——问题分析——规律探讨"的研究思路,在国家旅游局项目(KBI14001531)支持下,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旅游政策和政策空间差异的研究,基于生产函数、非均衡发展、政策有效性等理论,对我国旅游政策的有效性及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研究。一方面,扩展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模型,构建旅游政策经济效应评估模型,研究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测量问题。采用"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法分析旅游政策的有效性,以31个省区市的旅游发展统计数据为基础,测算出两类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大小,对该理论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统计方法,探讨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及时空演进规律。借助ESDA-GIS方法直观展示我国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布、空间联系及空间差异特点,综合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两个因素将研究时限划分成两个阶段,分析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旅游政策的配置建议。通过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纳入研究的我国旅游政策对旅游业的发展均产生了正效应。其中,制度性旅游政策比措施性旅游政策更有效。制度性旅游政策从宏观角度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措施性旅游政策从微观层面解决了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两类旅游政策从不同角度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相辅相成地为扩大旅游需求、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平稳增长提供政策支持。(2)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空间差异性。总体而言,两类政策对东部地区的作用最强,而对中部地区作用最弱。31个省区市制度性旅游政策变量弹性系数和措施性旅游政策变量弹性系数均为正,但各省区市两类政策变量的弹性系数大小各异,相同的旅游政策在不同的空间作用效果不同。(3)制度性旅游政策和措施性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均不存在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资源丰富的地区对制度性旅游政策的响应度高,经济发达的地区对措施性旅游政策的响应度高。不同的发展空间需要不同的旅游政策支持,应根据地方旅游业发展实际来制定并推行差异化的旅游发展政策,从而提升旅游发展质量。(4)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阶段性特征。总体上来看第二阶段制度性政策和措施性政策均比第一阶段更有效,应按照市场规律来制定旅游政策。统一的旅游政策作用在不同的空间上产生的效应不同,应正视旅游业发展地域差异的影响,特别是在不同发展阶段更要注重旅游政策与国民旅游需求的良性互动,依据市场变化来制定旅游政策。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对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避免旅游政策经济效应定性评价的单一、片面,使得研究结论更为科学可信,准确呈现旅游政策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独特的研究视角在旅游政策研究中具有新义。(2)构建旅游政策评估模型,使得旅游政策经济效应变得可测量,利用可以收集到的数据信息及相关计量手段加以分析并对计算结果科学阐述,以检测旅游政策的实际效率,使生产函数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与发展,同时弥补了旅游政策理论研究上的不足。(3)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和演进规律,判断全国颁布统一的旅游政策其政策经济效应是否相同,有利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高效率的旅游政策,引导旅游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旅游业产业地位。
金影子[7]2002年在《区域经济发展与财税金融政策》文中研究指明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的一个特点，也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国土繁荣。早在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在着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研究了“内地与沿海”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问题，在以后的实践中，对这一关系的处理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区域经济问题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经过20年的改革和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上了一个大台阶，“第一个大局”已经基本实现，根据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精神，我国已开始向“第二个大局”目标迈进。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对我国实现第叁步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此相对应，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有过几次大的调整：一是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内地与沿海的关系”是这一阶段区域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二是实行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小平同志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论述和梯度推进、非均衡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集中体现；叁是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体现了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标志着我国发展战略重点的西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在东西部差距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彻底解决西部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缩小东西部差距，进而实现小康和走向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可以说，没有西部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全国的现代化就不完整。总而言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各地区经济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亦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二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一个由沿海
杨文生[8]1999年在《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向东部地区倾斜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大了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应改革现行财税政策，变区域性税收优惠为产业性优惠，以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聂秀萍[9]2007年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收入水平却呈现出显着的差异性,并且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作为宏观调控杠杆之一的财税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对经济不景气及经济波动起到调节和熨平作用,而且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GDP、产业结构、人民收入水平的差异进行测度,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现状及原因,特别是对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税收优惠政策等财税政策因素,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阐述。其次,对我国现行财税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协调性进行了分析,主要通过探究我国税制结构及具体税种存在的问题,分析现行的税收制度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利用博弈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剖析我国制度外、制度内的各级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现状;利用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阐释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健全性。最后,在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调整流转税与所得税比重、完善辅助税种,优化我国税制结构;通过改变税收优惠形式、调整税收优惠方向,实现产业导向型税收优惠政策;通过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规范转移支付标准、合理划分各级地方政府事权,规范和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等具体措施,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符太增[10]2006年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6年，按照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七五”计划将我国经济区域明确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叁大经济地带。西部地区是由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9个省、自治区组成。1997年，原四川省分为重庆直辖市和新四川省后，西部地区则由原来的9个省、自治区变为现在的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东、中、西部叁大地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一些省区，如内蒙古、广西、湖南、湖北的全部或部分，地理位置毗邻西部十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与西部省区相仿。因此，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地域范围由西南5省区市(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西北5省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广西12省(市、区)组成，被称为“10+2”。至于像湘西、鄂西这样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而且在今后发展中的确存在着很大困难的地区，国家则采取个案对待的办法，确定湖南的湘西、湖北的恩施和吉林延边叁个自治州比照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本文中，西部大开发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上述12个省、市、自治区。这12个省(市、区)下辖130个地区、913个县，土地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2002年末总人口3.6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8.56％。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0％以上。西部地区土地、水能、矿产、旅游十分丰富资源，但是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比较效益差，总体水平仅相当于全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农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劳动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及商品化率低，生态代价巨大；工业总量小，工业增长滞后；重工业偏重，轻工业偏轻，轻重工业发展相互脱节；服务业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发展水平低；旅游资源粗放经营，旅游业发展滞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将推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在总体上持续稳步增长，欠发达地区也可能找到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同样也会使得欠发达地区处于不利的竞争态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扩散，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而“后来居上”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前提。同时，西部大开发具有良好的国内宏观环境：国家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可以为西部大开发提供较大规模的启动资金和技术基础。应该看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部开发仍然客观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困难。一是国内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西部开发面临发展思维转向和经营模式转轨。二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突破，将加大西部地区大规模筹集和使用各类开发建设资金的难度。叁是加入WTO所带来的权利和义务，使得西部大开发必须尽快地熟悉和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要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这是我们党总揽全局，在千年之交，面向新世纪做出的重大决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叁步走”战略和“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对于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综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就我国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探讨。具体来讲，本文包括五章：第一章，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理论探讨。第一节从自然和社会的限制因素、企业家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发动因素角度以及经济增长的资本和结构变化等一般性因素角度，综述经济区划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讨论包括一般区域的增长阶段、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在内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以及工业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发展、出口导向发展、农业发展在内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第二节不发达地区经济结构的转换，综述包括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的“二元结构”论，以及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形态与机制、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分析、区域产业结构的配置。第叁节中国西部大开发理论意义和战略观。第二章，国外对不发达地区开发的财税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第一节国外对不发达地区开发的财税政策，我们考虑了以色列和埃及对沙漠地区开发的财税政策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和美国的财税政策；第二节国外对不发达地区开发的经验和教训；第叁节考虑国外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第叁章，西部大开发与财税政策。第一节考虑政府在经济开发中的作用，第二节进一步从经济政策的目标、基本内容角度讨论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财税政策。第叁节具体讨论财税政策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作用。第四章，西部大开发中的财政政策。第一节从财政政策的功能与效应、财政政策目标、手段和效果、西部开发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西部大开发财政政策类型等角度考虑西部大开发与财政政策；第二节从建立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节税收返还系数、适当调整中央与西部省区市的共享税分成比例、实行差别税率、设立西部大开发基金、发行西部开发专项国债等角度考虑西部大开发中财政政策的创新。第五章，西部大开发中的税收政策。第一节西部大开发中税收政策的作用和目标，第二节考虑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考虑推进环保产业化、引进外资、发展西部地区重点领域以及调节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税收政策。
参考文献：
[1]. 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 金向鑫.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09
[2]. 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 桂林. 武汉大学. 2004
[3].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机制研究[D]. 樊迪.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7
[4]. 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D]. 胡小梅. 湖南大学. 2016
[5]. 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 胡潇. 贵州财经大学. 2016
[6]. 中国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及空间分异研究[D]. 王慧娴.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7]. 区域经济发展与财税金融政策[D]. 金影子. 东北财经大学. 2002
[8]. 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J]. 杨文生.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9
[9].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 聂秀萍. 长沙理工大学. 2007
[10]. 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财税政策研究[D]. 符太增.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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