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马华的马华文学研究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期论文,文学论文,马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华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与马华文坛对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在我看来，马华的文学研究实绩在世界华文界是十分突出的，以方修为首的前行代学者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入手，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为近期马华文学研究的深入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八、九十年代，马华的马华文学研究越趋活跃更具朝气，在观念和方法两个层面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试图从一些研究热点入手对近期马华的马华文学研究状况做初步的论述和评价，以期引起华文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探讨。
一、关于马华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文学史的分期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学界对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理解的观念问题，并直接显示出学者的学术旨趣、理论视域乃至文学意识形态诣方面的特征。具有近80年悠久历史的马华文学是一部怎样的历史呢？方修的总结最具代表性并被普遍接受。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方修把战后的马华文学史分为四大阶段：1.战后初期；2.紧急状态时期；3.反黄运动时期；4.罗马独立前后。很明显方修版的文学史采用的是政治历史分期方法，新生代学者黄锦树对前行代的方法进行了反省和批评，他认为此种分期与文学无关，方修的文史观是非文学的狭隘的写实主义。如何评价方修的分期？我们以为文学史与社会政治史既有区别又不能割裂，治文学史当然不能忽略文学发展与社会政治历史相关联这一基本原则，方修从这一原则出发研究马华文学史至今看来仍然具拓荒价值和一定的科学性。当然方修式的分期也确有值得检讨重修的地方，他主要是从文学与政治历史的互动层面上展开文学史论述，虽然清晰地呈现出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动因。但马华文学发展过程，客观地存在着历史文化、美学诸因素的互动关系，文学史的发展具有艺术演变的自身内在规律。因此文学史研究突破单一的价值尺度和纯政治史的认知格局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对方修版的重修就十分自然了。
马华文学拓荒者方北方把马新华文文学发展分为前期、中期、近期和现期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9年至1942年，是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期，此时的写作人侨民思想浓厚，创作深受中国新文学影响，深具反封建精神；第二阶段为1945年至1965年，开始摆脱中国的影响而以新马社会为反映对象；第三阶段为1965—1983年，马华文学进入蓬勃发展；八十年代以降为第四阶段。方北方大致以萌芽、发展、壮大的文学生态史观为认知视角，此种方法简单易操作，优势在于易清晰地把握马华文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形貌。但此方法过于普泛，可运用到诸如香港文学、澳华文学等各种领域。一种通用的模子难以使我们更深入地把握马华文学发展的独特路向和规律。因此这种分期方法只是叙述的权宜之计，并不具文学史意义。
杨松年在《本地意识与新马华文文学》一文把1949年以前的马华文学分为：1.1919至1924年为侨民思想萌芽期；2.1925年—1926年为南洋思想萌芽期；3.1927—1933为南洋色彩提倡期；4.1934—1936年为马来西亚地方性提出期；5. 1937 —1942 年为本地意识挫折期； 6.1946—1949年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期。杨松年在方修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把握马华文学发展规律，这种从马华文学本地意识的生成过程来划分马华文学的历史阶段的方法有明显优于方修的地方，如黄锦树所言，杨氏纯然以文学思潮为分期标准，触及了文学史分期的一个重要侧面。此评价确有道理，但黄锦树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杨的研究完全建立在方修的基础上，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大致上就是以此方法展开论述的。我们赞同黄锦树的看法：方修的分期不以文学为文学史论述的主体，没有从美学的层而为“经典”预留位置。但需进一步检讨的是：完整的文学史绝不仅仅是一种流派史、思潮运动史，它必须展现相对客观的文学发展原生状态，科学的文学史观应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离开“情境逻辑”的任何纯主观建立的文学史构架仅仅是观念史或意识形态演变史，而非文学史本身。
新生代学者黄锦树在《马华文学的酝酿期》中提供了黄锦树版的马华文学分期，他把马华文学的形成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 以外来文学为主体的阶段；2.以本土意识为主导的阶段；3.文学主体性建立阶段；4.独特文学风貌建立时期。黄还认为第一、 第二阶段与美学无关，第三阶段的文学史展开的起点，第四阶段之前的马华文学都只是文学史的酝酿期。黄锦树的研究有三个特点，其一，强调文学史建构要从美学出发；其二，认为文学史由经典性文本构成；其三，马华文学发展是部从他者文学到独立的文学的历史。其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以往文学史观忽视美学问题倾向的反拨，二是追求经典化使文学史更具典范意义。但他的看法也有局限：1.过于强调没有经典就没有文学史， 却忽视了经典化必须建立在对文学史原型的客观认知基础上；2. 把70年代以前的马华文学发展都视作“文学史的酝酿期”的论述只具主观论断意义。
二、关于马华当代文学大系的编纂
马华文坛素有重视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传统，以方修为首的文学研究家辛勤开拓，已形成独特的文学史料学的研究路向。进入九十年代，新成立的大马华文作协又成立编委会，准备编纂《马华当代文学大系》。这套大系将收集自1965年至1996年的马华优秀文学作品。此套大系可视为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的续编工作，亦是世纪末对当代马华文学的回眸和检阅，深具历史意义。就大系的编纂目的、编选原则和操作方式，马华文坛产生了较热烈的反映，这些反映直接透显出马华文学观念的微妙嬗变痕迹。
马华诗人学者温任平在《关于〈马华当代文学大系〉编纂标准的一些问题》中提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文学观点。他首先把大系的编纂视为一项极为严肃重要的文学史研究工程：“30年的文学大系是要为这30年来的马华文学提供一个总的可靠的轮廓；在相当程度上，大系是要为这30年来在马华文学的园圃上耕耘过的园丁‘定位’。在此意义上，大系并非一套简单的作品集成，而是深具文学史意义的文学论述。”温任平以余光中等人编《中国当代文学大系》和自己编《马华当代文学选》的经验为参照，对大马作协的编纂计划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质凝：①1965—1996年前后32年的断代是否合理？②如何处理旅居海外的马华作家作品？③所采取的“投稿”方式是否恰当？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技术性问题，究其实质而言却直接触及文学史观和文学意识形态。温氏曾对方修主编的战前战后两套文学大系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容我坦率的说，在我看到的两套大系里，60年代的好些优秀作家被遗漏了的不在少数，选入的寥寥数也被冠以‘华而不实’‘唯美’的贬词，这种现象反映了大系编辑方针的偏倚。”方修版的大系的最大症结在温任平和黄锦树等学者看来在于其“现实主义”的论述框架和文学史视域，方修的视域忽视了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黄锦树也颇关注新大系的编纂工作，发表了《选集、全集、大系及其他》、《对〈马华当代大系〉的几点建立》等文章。他认为这次工作牵涉的问题很多，讨论的空间也很大。“续编大系”实际上是对方修版文学史的补写和重写，其意义也在于呼吁马华学术界改变以往史料学派“不断在故纸堆中发掘旧资料”的偏向，而转向更多地关注独立后马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
谨慎对待“续编大系”这项既具回顾性及富前瞻性的跨世纪大工程，对马华文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应成为一个具典范性意义的研究个案，为提高马华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和学术含量作出表率。我们认为这项工作的成功完全依赖于编纂者对当代马华文学的总体判断的科学性上。大系的责任在于给作家和作品定位，而定位必须在多维文化视野的马华当代文学史架构中展开。我以为至今有四大流脉构成了马华当代文学史：现实主义的流脉、现代化的走向、本土主义思潮和中国性趋向。这四大流脉或隐或显，互相对峙彼此消长又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互动交错的文学史形构。大系的编纂首先要改变以往那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观和单线条的操作方式。而以视界融合的方式对待不同流派不同思潮的作家作品，如此方能全面地彰显马华当代文学的风貌和特性。
三、关于马华文学的未来发展和困境
世纪之交的马华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做回顾与前瞻性工作。进入九十年代，马华学界就马华文学的未来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亚华作协的《亚洲华文作家》杂志推出了小黑、朵拉等人的“马华文学的回顾与前瞻”专题专辑。吴岸、方北方、张锦忠、黄锦树等大批学者也有或祥或略的论述。小黑的《告别忧患八十，拥抱二零二零》代表了一种乐观的观点，他认为九十年代以后马华作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与以前相比有很大的转变。尤其在首相马哈迪发表了二○二○年宣言即《前进之路》之后，一个开放光明的时代即将到来。在这种开放型的文化经济政治架构中，马华文学所表现的时代意识已不可能象80年代那种单纯以家园为主那么忧患重重，而是变得更复杂，更深沉也更乐观。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吴岸也持此种乐观论调，他认为马华文学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享有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受尊重、更加开放和自由的人文环境。就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言，吴岸仍一如既往地强调马华文学应具备独特的民族性、地方性与社会性，他坚持认为马华作家的创作应以促进马华文学的“马来西亚化独特性”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资深作家学者方北方则发表了《看马华文学生机复活》、《马华文学的起源及其发展方向》等多篇论文阐述对此问题的看法。方北方认为马华作家应具有忧患意识，他指出华社和华族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方面仍然困难重重，马华文学的发展方向应是“扩大视野面对现实”，其调子明显不同于小黑和吴岸的单纯乐观，而是忧乐参半的。
张锦忠和黄锦树则侧重于探讨马华文学发展中依旧存在的困境。张锦忠认为马华作家的生存困境在于既不能感时忧国（否则就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敏感问题），又不能认同母体文化，这样马华文学究竟还能有何作为？马华作家因此只能抒写低调的个人呻吟或创作“轻文学”。他指出华教危机的存在对马华文学深具威胁，“除非教育和语言政策改革，否则华裔作家将面临失声危机，无法再用母语表达自己。”黄锦树也关注马华文学的困境问题，他认为马华文学是一种高度压抑的文学，作家不具备道德勇气，因此所谓的马华现实主义从来无法真实呈现人的存在境遇，而且马华文学在再现现实方面还遭遇语言难题，“华文遇到的基本难题是大马社会的多元语境——除了粤、闽、潮、琼等难以书面化的中国方言之外，还有马来语、英语甚至印度语等等，都渗入了华语中”。黄锦树还援引了中国女作家王安忆的论述来说明马华作家的语言困境：“我们南方的作者，若要表现南方的生活及文化，在北方语为书面阅读语的情况下，便失去了语言。”大马华文作家在黄氏看来也属于王安忆所说的失语的南方作家群。因而马华文学在再现和表现两方面都将遭遇语言的挑战。
综上所述，关于马华文学的发展问题存在生机和危机的双重论述，仔细考辨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一个富有意味的问题：以吴岸为代表的现实论者（有时也可称为独特论者）对马华文学中的“台湾经验”持摒弃态度，一些具有台湾文学经验的现代主义倾向鲜明的年青作家的创作被他称之为马来西亚的台湾文学；而以黄锦树为代表的马华文学困境论述则十分推崇留学中国台湾的马华作家的创作，他们透过语言的再造而突破了语言的牢笼，在马华当代文学中具有美学革命的意义。这两种倾向所隐含的文艺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是可辨明出来的。马华文学的未来发展仍将在本土化和现代化的对峙消长中展开。马华文学的本土化进程经历了“南洋色彩”、“马来西亚地方性”、“马华文学独特性”等历史阶段，至今本土化进程并未完结，因此再本土化将成为马华文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向。同样的马华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也经历了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和八、九十年代的现代后现代思潮等阶段，但此现代化进程也没有完成，因此再现代化也将成为马华文学未来发展的一种路向。当这两种路向从平行、对峙、互动走向交叉融会时，一种真正博大的马华文学就将诞生，而马华文学进入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也就可期待了。
四、关于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问题
“文化属性”或“身份”在当代文化论述中（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十分令人瞩目的论题。在后现代解构思潮的冲击下，文化霸权主义有所松动，为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对话提供了生存土壤。在此背景下，少数话语理论，非裔美国文化（或黑人美学）研究开始进入学院并成为学界关注的显学。受此思潮的影响，华裔马来学者也日益关注马华作家的身份问题和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问题。比较有深度的论述有：张锦忠的《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马华文学：离心与隐匿的书写人》；黄锦树的《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在“世界”之内的华文与“世界”之外的华人》，安焕然的《再掀一页马华文学本土化运动》、《再会了，华社研究中心》等。分别代表马华文学属性建构的三种观念：属性危机论、“内在中国”论和本土倾向。
张锦忠的马华文学论述深受少数话语理论尤其是裴克等学者的非裔美国文学论述的影响。他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失去（或即将失去）传统中国文化的华族，他们（现在／未来）的文化属性为何？其文化特质又为何？其研究涉及语言、文化、教育、政治等问题范畴，这种整合性的学术理路和旨趣已超越了纯文学批评的范围，而且逐渐演化为华裔文化诗学的趋势。张氏以洪泉、傅承得、宋子衡、菊凡、小黑等为例，论述华裔马来亚作家的文化特征，即他们大多把文学视为象征符号，藉此书写来表现“家园、社群、语言及文化面临存在绝续危机的悲剧。”在文化属性认识上，马华作家面临双重边缘化处境：其一，马华文学几十年来一直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主流之外自生自灭，马华作家的身份始终是隐匿的、离心的；其二，作为海外华文文学重镇的马华文学仍然处在远离中心的边缘位置。一部分华裔马来作家为了摆脱此种“他者中的他者”身份，进入华文文学主流和中心，“不惜亦步亦趋地跟随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或紧跟大陆写实路线走。”如此马华作家在追寻自我过程中反而更彻底地丧失了自我。张锦忠对马华文学文化属性危机的论述和对马华作家“失声而导致失身”的焦虑，并非耸人听闻。面对一元化的强势意识形态，华裔作家何为？消声匿迹？重返小我的象牙塔？书写花边文学？成为异议分子？自我流放他乡？张锦忠所概括的马华作家隐匿或丧失文化身份的诸种方式，也并非虚构，张氏本人就是隐身他乡的例证。因而张锦忠的属性危机论真实地反映了华裔文学生态的某些侧面。
黄锦树受人类学者王赓武、李永炽研究成果的启迪，营构出“内在中国”概念，试图以此为核心范畴探讨了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建构问题。华裔作家一旦用华文书写就必然要面对华文背后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博大的文学遗产。“如果他循着中国文学去追溯中国文化传统、去追寻那一整套象征系统，他就必须去而对一个符号构成的中国，它因为文化和历史的积淀而幽深绵远，难以穷尽。”依此逻辑，黄锦树的结论是不言自明的：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建构难以归避“中国性”问题。华文作家透过想象、感觉、情感、知识和哲学的内在整合而形成具有文化心理神话意味的“内在中国”，直接而言，在马华文学世界里，实际的中国演化为神话、想象的神州（如“神州诗社”）成为美学的中国（如潘雨桐的小说）或是汉语言的中国（如李永平的创作）。因而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建构难以规避华人与中国之间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民族的“内在关系”。“内在中国”论隐含的是马华文学的历史／文化意识的生成问题。事实上马来西亚华人已经从古老的文化传统中游离出去，而全新的历史／社会处境也大量稀释了固有的文化成份。因此黄锦树认为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建构某种意义上是重新召唤、重新构造“内在中国”的精神还乡活动，藉具体的文字书写而留下或隐或显的“游迹”。当然黄锦树也不可能是单纯的“内在中国”论者，其论述之所以具有诠释马华文学文化属性的学理价值，乃在于他对“内在中国”与现实政治龃龉冲突状况的深刻认知。马华文学的文化尴尬也在于这种文化乡愁与乡土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
相对于黄锦树对“内在中国”的强调，安焕然、何启良、许文荣等学者则主张马华文化的本土化，在他们看来本土化是马华文学文化属性建构的必由之路。马华文学主体性一直无法形成，很大因素在于它一直受到文化认同的干扰。如何启良所言：“大体而言，马华知识界只有中华文化的体认，却缺乏马华文化的分析。”他提出“文化马华”概念，藉此界定马华性。许文荣更直接地阐明马华文学文化属性建构的方向，不应从属、耦合或强调中华文化的主流地位，亦即不应复归文化中国，他明确反对“再中华文化化”的理念。马华文学在战前有明显的本土化轨迹和特色，但近来却走向没落，安焕然指出本土化受旅台作者和现代派的嘲讽是一种文化变异现象，不利于马华文学主体性的塑造。因此他呼吁“再掀一页马华文化本土化运动”，他把“立足马来西亚本土，走向全球化”的本土观视为“兴革”华人思想塑造“新华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考方向。这种人本主义的本土化信念对解决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危机是十分有益的。
在马华文学文化属性论述方面，显然存在“内在中国”论和人本主义本土论之间的对抗。此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殊如果不能走向对话和整合，我们以为马华文学的属性危机便依然存在。其实“所有的属性都是经由差异建构的”（霍尔Sturt Hall语），而且属性必是由多重文化因子构成的系统，文化属性很大部分是透过自我和他者的辩证关系而建构起来的。在探讨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问题时，这种理念或许更为有益。
本文仅就近期马华的马华文学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了初步的叙述和评析。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如马华当代文学的四种流脉、马华文学的生机和危机以及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建构等值得我们更深入细致的研讨。因篇幅的关系这些问题将另撰文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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