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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3-0017-07 在全球问题不断扩大、日益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当下，作为17、18世纪极力推崇的时代精神与历史追求，现代性已不再是高居学术神坛的精神圣物，而沦为一个备受争议的现实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现代性更是批判的对象。那么，这些争议和批判，是否表明现在已到了和现代性告别的时代？从全球化的当代表现来看，世界仍处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只要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和本质没有改变，市场经济运行的方式和机制没有改变，资本逻辑的现实地位就不会动摇，从而现代性的批判与建构就不会终结。所以说，现在谈论告别现代性还为时尚早。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至今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我们依然生活在现代性的问题域中。不仅如此，在由单一性走向多样化的变革过程中，现代性还展示了它摆脱困境、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新理解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于我们辩证地对待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 要重新认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首先必须探讨一个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为什么用“现代社会”的历史分析取代以往思想家对“一般社会”的理论构架，在这里，马克思的“现代”概念到底是一个什么意义的范畴？ 这一问题最早是由列宁提出来的。19世纪末，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领袖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出了公开的质疑：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呢？米海洛夫斯基断定马克思全部的“逻辑力量”与其“渊博学识”结合起来的“范例”不过是建立一个最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并由此批判了马克思建立这些理论的“方法”，从而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仍停留在过去经济学家原有的经济学范围内。对米海洛夫斯基这一“质疑”的回应与批判是由列宁完成的。列宁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论述，批判了他对马克思著作特别是对《资本论》的误读，认为《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严格地坚持了他的主旨”。正是在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批判中，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著名命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①这可称之为“列宁之问”。“列宁之问”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呈现了马克思对社会分析的方法构思，而且也表达了他对批判对象本身的辩证思考。 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换言之，马克思的“现代”是一个什么意义的范畴？如果说，马克思的“现代”概念仅仅是一个历史编年史意义上的时间概念，那么，它所呈现的历史意义与“前现代”就没有本质区分，也与“一般社会”的“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抽象表达没有原则差别。马克思从来不赞成“词句”革命。如果说“现代”一词能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比“一般社会”的理性的“自由”并没有前进一步。所以，“人”的“解放”不是思想活动，并非形而上学者认为的那样，愈是抽象、愈是远离物体，愈是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所以马克思的“现代”概念当然不是一个历史编纂学或现代语词学意义所能涵盖的。马克思使用“现代”一词，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哲学问题的实践转向。 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来看，马克思是从19世纪德国和欧洲其它工业化“先进国家”的“现实”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的。这表明，马克思没有直接从1500年以来那种编年史的历史概念上观察、批判“现代社会”，而是从现代性原则已基本确立，但又面临着新的社会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认识、批判“现代社会”的。换言之，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期的意义上使用“现代”这一语词的，这也就意味着，现代和前现代之间既有关联、传承，电有断裂、变革，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决不是将资本主义置于历史运动任意一个时间环节或者某一个抽象的历史片段中，而是从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从这个新的时代精神的内核即现代性的高度上进行考察的。这就是马克思赋予“现代”一词的真实意义。马克思以此考察的不是抽象的绝对性的“历史真理”，而是具体的总体性的社会存在。从这一点上来看，马克思并未背离理性主义传统而置身现代社会之外，从而也就没有以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否定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理性主义思考。“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②以自由为核心原则的理性是规制“现代”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区别“现代”与“前现代”的一个内在尺度，从而成为“划分古代和现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③。这也就不难理解，现代性作为一种文明范式，为历来的理性主义者所追崇，是因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理性精神的集中展示，表达了该时代精神及其内在要求，它几乎是以无可置疑的立场与态度彰显了这一时代精神所要达到的历史高度。所以说现代性不仅构成了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宏大的启蒙主题，而且也占据了理性主义的主要视线。 马克思生活在工业化时代，无疑从工业文明中充分吸取了理性主义者关于自由、理性的合理思考与谋划，但最终并未成为古典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关注，源于他对“现代社会”历史前提下的现实的人的理解与判断。所以，马克思虽然不是一个现代性理论的专门学者，但最终他无疑是一位现代性的思想家，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Modernity)概念，也没有直接以“现代性”概念为理论基础构建哲学体系，但他的思想主旨无不是围绕现代性问题而展开的。和以往思想家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坚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的“现代主义者”，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思考从来不是从概念、从“抽象一般”出发。马克思坚持从现实出发、从资本主义社会出发，所以，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中，资本主义不是“一般社会”，而是“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是“一般国家”，而是“现代国家”；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不是“一般经济学”，而是“现代国民经济学”；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不是“一般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由此也就不难看到，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不是抽象的“一般社会”、“一般国家”、“一般经济学”和“一般哲学”，而是以资本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国民经济学”和“现代哲学”。在马克思这里，“现代”本身并非纯粹理性批判对象，马克思所要批判的是以抽象形式表达出来，但实质上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关系和现代意识形态。作为工业化和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现代”本身就是现代性，它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内在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现代”、“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换言之，马克思的“现代”、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马克思以“现代”一词标识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实质上就是从现代性的历史观意义上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性，揭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性。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运动就呈现出历史辩证法的本真样态。一方面，资本主义以它巨大的生产力成就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奇迹”，因为它“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并由此开创了“世界文学”的新局面，使现代欧洲的工业文明以文化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最终以资本的逻辑、制度的规范形塑了现代工业文明，从而缔造了现代性的“神奇”一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以其社会内部完全的市场私有、直接的阶级对立而繁衍出历史上巨大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制造了现代社会中新的阶级剥削和殖民统治，这也是现代性不为人所知的、被历史所遮蔽的“腐朽”一面。这两个方面既分立、又统一，共同构成了“现代”的基本内涵。如果只抓住“现代”某一方面，失去的将是对现代性的整体认识。马克思既不是传统的守护神，也不是现代性的辩护者。马克思对“现代”这一语词的使用，旨在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从“一般社会”中划出“现代社会”，从抽象论证转向现实批判，全面呈现现代性的辩证运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既全面又片面、既有“文明的一面”又有“不文明的一面”、既市场发达又社会对立的矛盾性特征，为发现、批判、建构现代性开辟新的道路。 由此可见，是否从“现代”、从现代社会、从现实出发，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马克思坚持从“现代”、从现代社会、从现实的意义上考察资本主义历史与现实，深入“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中把握现代性的价值，真实再现现代性的辩证运动，并从资本主义的“两重性”、暂时性中看到了现代性的“多面性”、可能性，从而表达了现代性的唯物史观；“一般经济学”家和“一般哲学”家则从“一般社会”的意义上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论证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永恒性和理性精神，片面表达现代性的一般原则，抽象建构现代社会的普遍规范和内在价值，由此形成了现代性的唯心史观。科学把握这两种历史观的分野与对立，对于我们全面批判资本主义、深入认识现代性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否背离了他对现代性的判断？ 为了将对现代性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从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即经济关系，而不是从现代性的概念上把握“现代”、现代社会的本质，这表明马克思找到了一条发现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践进路。黑格尔曾认为：“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④当黑格尔以颠倒的思维形式阐释了他对理论与现实同一性理解的同时，他其实也表达了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真理：只有真正把握了工业化、现代化这一“实在世界的实体”，才能将现代性对现代社会的意义真正呈现出来、才能以理性原则为基础“建成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马克思变革了黑格尔对理性一般的理论建构，将现代性的认识置于经济事实的基础之上，对作为“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⑤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资本的现实批判。 要认识和批判资本，就必须深入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之中，揭示其经济本质。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因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构成了“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但对资本的认识，不能从劳动出发。资本是雇佣劳动存在的前提，而不是相反。所以马克思指出：“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⑥这就是说，以交换价值本身为出发点，而不是像以前以商品为出发点那样，就可以深入到资本的历史关系中把握资本的形成及其本质，这是因为，“作为商品和货币二重地存在”，交换价值就是“社会形式本身”⑦，内在地包含了商品经济中普遍存在着的商品与货币的矛盾。马克思在对交换价值的研究中，深入阐释了货币的独立化及其经济意义。当交换价值发展到商品经济的生产与流通需要通过货币为真正的完全的中介的时候，作为一般价值形式的货币的独立化也就从观念的想象变成现实的经济关系，也从而推动简单商品经济进入发达商品经济阶段。所以说货币不仅是作为一般财富的形式而存在，也是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而存在。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本性是“要经常地越出自己的界限”，实现“交换价值的增长”，所以扬弃作为纯粹意义上的中介存在，实现从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就成为发达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作为最适当的交换价值从流通中产生并独立化，但又重新进入流通，在流通中并且通过流通而使自己永久化和自行增殖(倍增)的货币，就是资本。”由此可见，资本是一种使自己永久化和自行增殖(倍增)的货币。这表明，资本与货币之间存在着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资本是从货币发展而来的，但它又不等于货币。不能以货币的存在遮蔽资本的本质，也不能以资本的存在取消货币的意义。资本没有融化现代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反而使这一矛盾更加对立与尖锐。资本既物化了社会关系，又推动着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但是，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能够看到这一点，更非所有经济学家能够发现二者的分野对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能表征现代经济关系从而切中现代社会本质的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所以马克思认为，一旦资本从货币体系中分离出来并独立化，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不是走向简单，而是趋于复杂。如果说货币的神秘化掩盖了劳动本身的存在意义，那么，货币的神秘化在资本运动中则变得非神秘化。“在资本中，货币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⑧马克思在此明确指出，只有在资本的运动中，作为对象化的一般劳动时间的货币，才得以作为“一个过程”、在现代社会运动中展示其真实样态。当然，货币虽然展示了商品流通中交换价值的现实魅力，但它只是从其纯粹形式上发展了商品经济中的货币关系，而无法完全再现现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关系及受它决定的其它经济关系，更没有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 历史地看，无论是货币主义者还是现代经济学家，都会不断陷入同样的错觉，即在现代生产关系中总是求助于货币形式及其简单的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并由此确立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⑨不可否认，这种从货币关系、从交换关系中产生和发展的平等和自由，正是现代社会彰显主体性、建构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也是理性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要阐释和建构的核心原则。但是，从纯粹的货币关系、交换关系来把握平等和自由，进而表达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这实质是离开现实的经济关系而抽象建构现代性。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经济事实不是货币逻辑作为中介存在实现对象化的交换价值，而是资本逻辑主导全部经济关系。马克思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主张从价值、从交换价值出发来“阐明资本的概念”，实质上就是将货币引向资本、将资本引向劳动、将劳动一般引向现实的人，厘清货币和资本的历史与逻辑关系，阐释资本“抽象统治一切”的存在本质，从而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如何从真正的现实经济关系中全面认识现代性。 所以，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构成了他的理论特色和优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典范。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深度，反映了他对现代性认识的高度。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上。资本是现代社会的内在根据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是以资本逻辑开辟的新时代。资本不是普通的商品和货币，是经济一般，是能产生利息的“本钱”，“天生”具有“获利”的能力，它实质上是全部社会经济关系的“缩写”。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充当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标识和历史符号，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代经济关系的核心权力，资本具有总体性特征，占据经济的中心地位，支配着物化了的全部社会结构，对象化为处于整个社会支配一切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通过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我们不难发现，与一切旧时代相比，从来没有哪一种社会存在物能像资本这样超出历史而抽象存在，也从来没有哪一种社会存在物能像资本这样从人的活动中产生而后主宰人的现实命运。资本赋予了人的创造性、主体性，从而使现代社会呈现出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世界市场的形成、社会的商品化，是以资本的存在为前提的。资本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一新时代的条件。资本这一历史的创造性“魔力”充分彰显了玩耍这一“魔术”的魔术师——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革命的作用。从现代性的层面来看，资本具有二重化的矛盾性特征。一方面，资本以其“文明的一面”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展现了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和历史进步性，从而也表达现代文明的丰富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又以“不文明的一面”制约了社会的发展，暴露了现代社会的根本弊端和历史局限性，从而也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异化、物化特征和拜物教现象。“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⑩在资本作为历史前提的条件下，现代社会简化了现代阶级关系，直接形成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的阶级对立。资本没有也不可能消灭这两大阶级的根本对立，反而构成了这一现实对立的现实基础。所以说，要把握现代社会的全部，就必须首先把握资本逻辑；要认识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就必须深入认识资本的本性。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的全面、深入的批判，实质上就是现代性辩证法的总体性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1)马克思对现代性这一判断，充分表达了他对现代性、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态度、基本认识和批判方法，可以概括为他的“现代性论纲”。在这里，马克思将现代性理解为辩证法，不仅将现代社会和“过去一切时代”区别开来，而且也彻底破除了人们对现代性“神圣性”的崇拜，使现代性回到世俗世界、回到资本逻辑主导社会一切的现实生活。为了深入揭示现代性的真实意义，马克思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既从问题中的思想出发，批判现存理论意识形式对现代性的抽象论证，更是从思想中的问题着手，通过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分析，批判资本逻辑对现代性的划界与宰制。所以说，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开辟了一条从现实的经济关系把握现代性本质的实践进路，从而实现了对现代性认识的“实践转向”，同时意味着他对现代性的认识已深入到现代社会的本质这一根基处，从而达到了历史观批判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不仅没有背离他对现代性的基本判断，即以资本的批判彻底否定现代性的辩证法本性，反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批判，在现代思想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经济学和哲学的现实结合和双重批判，从而从经济哲学的高度重新审视现代性的历史运动，以资本的历史性呈现现代性的辩证法精神。由此观之，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构成了他的现代性思想的核心。 三、马克思是后现代主义者吗？ 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不是他对现代性批判的终点，也不是他的现代性思想的全部。马克思所生活的历史时代，既是一个工业化、现代化所实践的“资本的时代”，也是一个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理性的时代”。现代社会的时空化发展，不仅依赖于资本以现实的经济关系为基础而无限扩张的历史本性，而且也依赖于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的形而上学对以理性为表现形式的“资本”现实性的抽象辩护。从这个视角来看，现代性是以资本和形而上学的“共谋”关系而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性。所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仅表现在对作为现代社会全部经济关系的核心原则的资本逻辑的批判，而且也表现在对作为现代社会的全部思想关系的核心原则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因为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支柱”(12)。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他对资本批判的逻辑必然，是他对现代性批判的认识深化。这是因为，资本来到人世间，全面形塑现代社会，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不断从交换价值的增殖中追求价值、实现资本的增殖，以此主宰整个现代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体系，构建现代市场和全部社会关系的资本运行图。这是资本的本已规定和存在方式。当资本将价值这一抽象物作为终极目标时，资本自身就对象化为最高的抽象存在；当资本这一抽象存在变成全部社会的现实基础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占据了现代社会物化了的全部社会关系的轴心，从而不仅在物质领域取代了人的根本存在而居于统治地位，而且也在观念领域取代了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对象化的神而对象化为意识的内在性。所以资本的抽象化就是资本的同一化。全部社会存在物在资本的同一性前提下不仅呈现出同质化、同一化时空特点，而且也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13)。这就是说，资本的抽象化、同一化的必然结果无疑是资本的主体化、理性的绝对化，即主体性的诞生。为主体性辩护由此构成了主体性经济学和哲学自觉的理论使命，从而表达了现代形而上学与资本的内在“勾连”。“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内心中寻求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这种抽象当作实存的主体，——这就是说，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中去。”(14)从黑格尔这段论述里，我们不难看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的东西成为主体，其他事物反而作为它的客体，成了它所构造的对象，这就是资本的绝对“法则”，也是理性的绝对“法则”，这一“法则”无疑在现代形而上学那里得到了承诺和论证。现代形而上学的确立，其主旨当然是要对现代社会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观念的控制和统治，因为只有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实行控制和统治，才能真正完成资本实现其“自我增值”的目的，承担起它在现实世界的绝对使命——“抽象统治一切”。形而上学和资本这一“同谋”关系隐藏在现代性的本质之中。所以，马克思认为，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我们必须“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15)。 换言之，在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形而上学和对黑格尔的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中，马克思完成了他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全面批判。(1)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主要体现了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批判。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整个哲学，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16)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自以为既发现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这一“规律”，又发现了“贫困不过是贫困”的这一“真理”，从而“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17)。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颠倒经济事实与经济范畴之间的历史关系，揭露了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抽出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的逻辑抽象方法，是以“逻辑范畴”作为“实体”的“绝对方法”，认为“一切存在物”经过这一抽象后必将归结为“逻辑范畴”，从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18)。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这一“绝对方法”出发，现代性的辩证法运动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过程”，那么，“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突然变成了幻想”，辩证法也就没有了，留给绝对理性的只剩下“最纯粹的道德”了，所以，这种“绝对方法”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从而是“应用的形而上学”(19)，即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2)对黑格尔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主要体现了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历史观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进行说明，是“适当的”(20)，这是因为，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个形式的问题，但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因为黑格尔的“现实的存在是抽象”，所以，尽管黑格尔从辩证法的高度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但他犯有“双重错误”：首先，把一切客观看作主观，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抽象思维同感性现实的对立完全理解为“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从而以一种抽象思维的方式把握人的本质；其次，认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从而“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21)。所以，尽管黑格尔以辩证法的原则和思维“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2)，但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仍然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因为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3)。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作是“劳动的本质”(24)，因此，黑格尔的“科学”是绝对的。所以说，黑格尔在把握现代性的时候，表达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颠倒了主体和客体、抽象思维同感性现实的现实关系。马克思认为，只有从实践、从对象性的活动中把握现实关系，才能获得对主体性的真正认识。“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的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25)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表明，无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前驱们，在对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无原则的批判中，将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现存地置放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基地上，这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误读。“形而上学最初是关于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的科学；它只有在意识理论中才能找到等价物，而这种意识理论从先验的角度阐明普遍综合判断的客观性所必需的主观条件。”(26)马克思无疑反对从“先验的角度”把握理性、把握主体性，抽象建构理论高于实践的意识的绝对科学。马克思所要确立的是实践的现实性原则。“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7)所以马克思不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同路人，而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者。那么，这是否也就意味着，马克思是和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换言之，马克思是后现代主义者吗？不可否认，作为现代性理论的反叛，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向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理论是世俗的和人道主义的，关注人类发现真理和重建世界的能力。它假定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存在着理性能够发现的秩序和法则，因此理性能够再现和控制世界”(28)。从上述马克思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双重建构的理性路径和目标来看，马克思无疑对理性现代性是批判的。如果将对理性、对理论优于实践关系颠倒或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看作是后现代转向的标识的话，那么，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于后现代转向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有助于开始现代社会理论传统以及一种关于断裂的话语，该话语将由后现代理论家所发展，他们认为出现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分离，这种分离与马克思所理论化的现代与前现代社会的断裂同样重要”(29)。所以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对“商品的偶像崇拜之世界”现象的批判，即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客体关系的颠倒和客体对主体的支配”(30)现象的批判等，充分揭示了主客体关系的颠倒、抽象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性问题。“主体在现代理论中是统治自然和客体世界的支配力量，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客体却统治人类；商品生产愈益增长，劳动分工愈益精细，主体的具体生命活动愈被一种异己的客体世界之奴役所取代。”(31)这表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认识。 但马克思终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将马克思拉进后现代主义者队伍，不是凸显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性，相反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背叛。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也认识到，作为被商品所界定并受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现代性时代，“现代性已经被类象的后现代时代所取代，它具有信息、符号的特征，受模型、代码和控制论的支配”(32)，但是，后现代“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充分“暴露了他们想使经验科学思想成为绝对思想这样一种含糊的科学主义的企图”(33)。后现代主义背离历史辩证法，试图从后形而上学的立场批判现代性，这无疑是他们对形而上学与现代性批判的现实错位，从而与马克思坚持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是不一致的。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无意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也不构建任何绝对科学，而是旨在揭露“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的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还表达了现代性发展的可能性，即科学建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真实意义。所以，马克思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者，是共产主义的现实者。 注释： ①《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1页。 ③[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6～127页。 ④[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12)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1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26)[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28)[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29)[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30)[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31)[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32)[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33)[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标签：现代性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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