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负论文,最优论文,水平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6)03-0033-10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收入皆以不低于10％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2009年除外)。尤其是“九五”期间，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连年刷新创历史新高。其中，1999年税收总收入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6年达到3万亿元。此后，税收收入一路快速增长，及至2012年，税收收入突破10万亿元的历史新高。从宏观税负来看，1997开始至今，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率一直高于同期的GDP增长率，差距最大的2007年，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达13.92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的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也是逐年上升，1994年为10.64％，2012年上升近10个百分点，达到19.37％。当前，我国宏观税负上升过快除了税收收入增长外，政府财政职能的转变和税制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 2007年，在《福布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我国列位第三；2009年升位为全球第二，紧随法国之后；2011年《福布斯》杂志再次推出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我国依然排名全球第二。如此“名列前茅”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引起了广大民众对宏观税负水平的关注。宏观税负始终是税收政策的核心，反映了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能够保障政府履行其职能、发挥税收调节经济作用、保障和改善民生。长期以来，我国宏观税负合理与否、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也是理论界的热门话题。 有关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税收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关系，如Grieson(1980)、刘普照(2004)、刘军(2006)。[1-3]也有学者认为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如Tanzi和Zee(2000)、宋效中和赵利民(2005)。[4-5]而郝春虹(2006)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协整关系，即GDP每增长1％，则税收收入将增长1.47％。[6]可见，理论界对两者的相关性研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二是税负的衡量标准选择。如刘秋生(1991)提出了三种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7]安体富和林鲁宁(2002)在此基础上做了简化，分别以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和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来测算小、中、大口径的宏观税负。[8]而对这些衡量指标，也有不少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如安福仁(2005)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不能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比较科学合理的方法是用税收占GDP比重和人均GDP水平这两个指标来衡量。[9]高培勇(2007)、李建军(2013)针对我国税收实际征收率低的具体国情，提出衡量我国当前宏观税负水平必须同时使用“实征税负”和“法定税负”两把尺子。因为这两者事实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实征税负更能体现我国企业及居民的实际税负水平，提升税收征管效率，是降低我国名义税率及“税负痛苦指数”的重要条件和路径选择。[10-11]三是最优宏观税负的测算。如Scully(1991)对新西兰1927-1994年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是15.8％～23.6％。[12]马拴友(2001)引用Niskanen(1997)建立的最优税率计量模型估算出我国最优宏观税负区间为14％～23％。[13]孙玉栋(2006)则以1997-2003年的数据为样本，利用经济增长回归方程测算出我国最优税负水平应该在15％～21％。[14]刘凤良等(2009)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测算出我国目前最优宏观税负为6.47％，低于实际宏观税负水平。[15]王凤英和张莉敏(2013)利用拉弗曲线理论探讨了最优宏观税负问题，最终确定我国最优宏观税负是19.9％。[16] 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是非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剔除非税因素的影响后，探讨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最优宏观税负的测算问题。因此，本文在借鉴Branson和Lovell(2001)研究的基础上，[17]建立包含有非税因素的经济模型，根据其回归系数即弹性来判断我国宏观税负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测算最优经济增长下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 二、模型构建 (一)模型(1)——宏观税负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中，一国(或地区)的产出水平是由该国(或地区)可配置的经济资源及其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的。其真实GDP增长率可由式(1)表示：
其中，
代表真实GDP关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代表真实GDP关于资本的产出弹性，
是劳动要素投入增长率，
是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
代表技术水平增长率，
是真实GDP增长率。同时，一国(或地区)的税收政策会影响式(1)右边的五个变量，进而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由此，可用GDP与直接税的比例(Y/D)、GDP与间接税的比例(Y/I)来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税收政策。这两个变量都可以影响式(1)右侧的所有变量。故可以将式(1)替换为：
式(2)间接地反映了税收负担[B=(D+I)/Y]和税制结构[D/I=(Y/I)/(Y/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税收政策外，还有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因素(崔俊富等，2009)。[18]故此，用一个非税向量来表示所有其他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改进式(2)后，可得到：
其中，
表示第t年间接税对产出的贡献度，
表示第t年直接税对产出的贡献度。其中，
分别为当年间接税收入和直接税收入，
为当年GDP值。而
和
的倒数分别代表间接税和直接税的税收负担。 在式(3)中，准确量化非税向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项很困难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这里采用Branson和Lovell(2001)的研究成果，[17]通过建立一个线性规划模型来量化非税向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线性规划模型设立了一个经济增长的最优边界，由此来判断各地区相对于最优边界的经济表现。非税因素Z在经济表现较好的地区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经济表现不佳的地区则会抑制经济发展。线性规划的目标函数是寻求与经济增长率
相对应的最大或最小的
和
。假定我们观察到的变量有
、
和
，而且在每个年度，非税因素对这几个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可以设定
为非税因素的一个年度代理变量。设
变量为非税因素在第t年以及其他T个年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线性规划的目标函数是最大或最小的
和
可以转换为求解最小或最大的
，因而考虑下面的线性规划问题：
在式(4)中，
表明了第t年在非税环境
的影响下，间接税与直接税对产出的贡献。该线性规划共有T+4个约束条件，可以满足求解要求，对于T年的每一年可以求解一个
值，同时求解出
。对于第o年而言，该规划要寻求一个与观察到的经济增长率
相应的最大的
。其中，前两个限制要求在“o”年增加的宏观税负不超过其他年份宏观税负的线性组合，第三个限制需要在“o”年的经济增长率不超过其他年份经济增长率的线性组合，也就是保证了
值在可行域之内。最后，T+1个约束条件保证了线性组合是非负性和凸函数。 求解出的
提供了在不同年份中非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观察到的宏观税负下经济增长是否达到更高或者在观察到的经济增长下是否会产生更高的宏观税负。
满足
∈(0,1]。如果
=1，则说明该年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并没有超过其他年份宏观税负的线性组合。在宏观税负相对较重的情况下，如果经济仍能实现增长，则表明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对有利的。如果
＜1，则该年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超过了其他年份宏观税负的线性组合。在宏观税负相对较轻的情况下，如果经济能够实现增长，则表明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对不利的。因此，当
趋于0时，在较轻的宏观税负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利的。而当
趋于1时，即在第t年的经济增长率下和较重的宏观税负下，非税因素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贡献。 为此，对式(3)作进一步变换。通过上述的线性规划，可以将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
替代。同时，用宏观税负B和税制结构M代替Y/D和Y/I。这种替代并不会造成信息损失，且可以更直观地突出税制因素。通过这两个修正，我们可以把式(3)写成
，并对其采取一次对数形式处理，可得到：
上述的式(5)反映了第t年真实GDP与税收负担、税制结构及非税因素的关系。 (二)模型(2)——最优经济增长下的最优税负水平测算 纵观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投资是基本因素。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即通过投资需求效应和投资供给效应来实现的。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经济增长又是投资赖以扩大的基础，对投资起着决定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在我国，投资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一般而言，最优经济增长时期也是投资最大化的时期。为此假设，最优经济增长等同于投资最大化。而税收对投资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其表现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一方面，政府向公众征税减少了公众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其投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征税可以增加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使其能更好地集中财力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当然，税收对投资的总效应还要取决于这两方面的作用大小。当宏观税负较低且公共产品服务较缺乏时，政府征税用于公共产品投资的边际收益将大于边际成本。此时，税收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反之，当宏观税负已经很高且公共产品及服务已经处于饱和时，如果政府征税进行投资，那么这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而且会使得投资带来的边际收益小于其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此时，税收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由此可知，税收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单调关系，而是一个非线性关系，即投资和经济增长是税收负担的凹函数。因此，构造以下基本的凹函数：
其中，I代表投资率，即全社会固定投资与GDP的比重；B代表宏观税负；ε为随机误差项。另外，投资与收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投资大小受到收入的影响。同时，也考虑到GDP价格指数和时间因素，反映经济周期变化和时间趋势变化对投资的影响。因此，设定宏观税负与投资率凹函数关系的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人均收入增长量，本文用人均实际GDP的增长量代替；P表示GDP的价格水平，用GDP平减指数表示；时间t表示趋势项，
是待估参数(j=0，1，…，5)。 根据求解极值的原理可知，在极值点的一阶偏导数为零。因此，在投资率最大化时的宏观税负B*可以由公式
当然，以投资代替经济增长来探讨最优经济增长下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结论也可能会有偏差。但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与投资的现实关联性来看，其具有较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在模型(1)中，本文将采用1994-2014年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作为样本，所有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共有21个观测样本，每个观测样本均包含宏观税负水平B、税负结构M和非税变量θ、GDP增长率
。 首先，对无法观测的非税变量
进行量化。基于上述线性规划模型，以1994-2014年的Y/I和Y/D为投入，
为产出，由此可计算出1994-2014年我国的非税变量值
。其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到，
值最低为0.5162，最高为1.0000，分别出现在1999年和2007年。这意味着在1999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不利，宏观税负相应较轻，该年实际宏观税负为11.9123％，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而在2007年，非税因素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更大的贡献，该年实际宏观税负为17.163％，与其他年份相比较高。也就是说，表1中计算出的
值与前面理论分析基本相符，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其次，将我国1994-2014年间GDP换算成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GDP，计算出实际GDP增长率
。税制结构M则用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表示，其中，间接税包含了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资源税、关税、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与出口退税之差，而直接税用总税收减去间接税而得到。 再次，宏观税负B则根据不同的口径有不同的划分。一是小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与GDP之比。该税收收入是指全口径税收，包括税务部门征收的全部入库的税收收入以及海关代征的关税、船舶吨税等。二是中口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与GDP之比。其财政收入既包含了税收收入，也包含了少量其他收入，如国有企业收入、变卖公产收入等。三是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收入与GDP之比。我国政府收入除了包含预算内财政收入以及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外，还包含了预算外收入和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以各种名义收缴的未纳入预算内，以及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这里的政府收入无法直接获得数据，需要自行测算。由于我国政府收入的复杂性和不规范性，其实际数额很难精确统计，我国许多学者都是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为分析基础进行测算，但此方法得到的测算结果不全，样本点较少，会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因此，这里借鉴李忠(2009)采用的测算方法进行估算，[19]实际数值与真实政府收入相较可能偏低。其计算公式如式(8)所示。 政府收入=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社会保障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 (8) 在此，计算出经济增长率、税制结构以及三种口径下的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其结果如表2第2至第6列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1994-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为平稳，最大为1994年的11.8％，最小为1999年的7.1％。在2008年之前，经济增长一直在平稳上升，但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2008年开始经济增长开始下降，其增长趋势维持在7％～12％。而税制结构总体上是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比例不断减少，说明这21年间我国政策上一直偏向于增加直接税比重。至2014年，间接税是直接税的1.34倍左右。而宏观税负无论是小口径、中口径还是大口径都是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三者变化方向基本保持一致性。1994年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0.64％，2014年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8.72％，21年间宏观税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并且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而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逐步增长，21年间其增长的幅度也超过了10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增长快于税收增长。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在这21年间都远远高于中口径和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从1994年的17.58％增长到了2014年的33.56％，这是导致民众普遍认为我国宏观税负高的直接原因。 在模型(2)中，本文采用1994-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所有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共有21个观测样本，每个观测样本包含投资率I、宏观税负水平B、人均GDP增长量Y，GDP平减指数P。其中，GDP平减指数是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GDP指数将1994-2014年的名义GDP换算成实际GDP，GDP平减指数=名义GDP/实际GDP。其计算结果见表2的第7、第8和第9列。从表2中可看出，1994-2014年我国投资率、人均GDP增长量与价格水平均呈现逐步攀升的态势。 四、实证分析 (一)小口径下宏观税负与最优税制结构的弹性分析及最优税负测算 首先，利用模型(1)进行OLS回归，求取小口径宏观税负，其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到，本文分别采用了观察到的实际宏观税负和修正后的宏观税负进行OLS回归。其中，在剔除了非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所得的回归结果更令人满意。各变量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十分显著，并R[2]值为0.972，说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F检验值为308.95，也通过了检验。从其系数来看，修正后的宏观税负系数为-1.069，表明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即每当税收负担增长1％，经济增长率下降1.069％。而税制结构自然对数的系数为0.277，说明税制结构上升时，经济增长同向变化，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277％，影响系数相较于税收负担较小。同时可以看到，观察到的实际税负的回归结果并不十分理想，不仅T检验值不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十分低，仅为0.015。这说明在剔除了非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采用修正后的宏观税负更能准确地描述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上结论表明，经过修正后的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而从非税变量来看，非税变量值逐渐趋于1，说明我国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有利。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变弱，或者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变弱。 其次，测算小口径下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其方法是，将处理好的数据代入模型(2)中，通过OLS回归得到式(9)：
从式(9)可以看出，其拟合优度
=0.978，F=133.34，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十分满意。经计算可得出，在投资率最大化时，小口径最优宏观税负
为14.88％。假定估计误差为±2％，则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小口径最优宏观税负
区间为(10.96％，18.80％)。实际上，1994-2014年我国的小口径宏观税负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其平均值为14.91％，略高于最优税负水平，但相差不大。这说明我国的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在过去一直较低，而大约从2004年起，宏观税负水平就开始逐渐上升，最高年份的2013年税负水平达到了19.43％，高于最优税负区间上限。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知，
的系数为-4.2485，而
的系数为28.5487，表明投资率受到宏观税负的间接影响为负、直接影响为正。但是，两者相比较，
系数绝对值远小于
系数绝对值，表明1994-2014年我国宏观税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即适当提高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可以提高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 (二)中口径下宏观税负与最优税制结构的弹性分析及最优税负测算 利用模型(1)进行OLS回归，求取中口径宏观税负，其结果如表4所示。这里的数值与小口径下的测算结果类似，在剔除了非税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后的回归结果更令人满意。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通过了F检验。从系数来看，修正后的宏观税负系数为-1.025，表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是反向变化的。而税制结构自然对数的系数为0.428，说明税制结构上升时，经济增长同向变化，其影响相较于宏观税负较小，但相较于小口径下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同时，观察到的实际税负的回归结果并不十分理想，不仅T检验值不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十分低，仅为0.023。这说明在剔除非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采用修正后的宏观税负更能准确地描述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根据模型(2)测算的中口径下最优宏观税负，可得回归结果如下：
在式(10)中，其拟合优度
=0.9841，F=185.47，说明模型拟合效果非常好。投资率最大化下的中口径最优宏观税负
为17.37％。假设估计误差为±2％，则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我国中口径最优宏观税负
区间为(13.45％，21.29％)。1994-2014年我国中口径宏观税负的平均水平为16.55％，低于最优水平约1个百分点，但2014年我国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达到了22.05％，比最优税负水平高约3个百分点，且高于最优宏观税负区间上限。根据模型回归结果，
的系数为正，而
的系数为负，说明宏观税负对投资率的直接影响为正，而间接影响为负。 (三)大口径下宏观税负与最优税制结构的弹性分析及最优税负测算 同理，利用模型(1)对大口径宏观税负进行OLS回归计算，其结果与中口径、小口径宏观税负类似，剔除了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后的回归结果更令人满意。从系数来看，修正后的宏观税负系数为-1.143，而税制结构自然对数的系数为0.439，表明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呈负相关性而与税制结构呈正相关性，税制结构的影响相较于宏观税负要小。相比较而言，大口径下的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最大。 根据模型(2)进行测算可知，投资率最大化下的大口径最优宏观税负为24.73％。假设估计误差为±2％，则在95％的置信水平下我国大口径最优宏观税负区间为(20.81％，28.65％)。1994-2014年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的平均水平为25.97％，高于最优水平；2014年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为33.56％，高出最优税负水平约9个百分点。可见，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处于偏高水平。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剔除非税因素的影响，分析了修正后的宏观税负、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了我国在最优经济增长约束下的宏观税负水平。结果表明：一是在大、中、小三种口径下，修正后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都存在着一定的反向关系，但大口径下的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更大些。二是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都是正向关系，说明我国直接税比重的提升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其影响度相对于宏观税负要小些。三是从非税变量来看，非税变量值逐渐趋于1，说明我国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有利。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在逐渐减弱。 (二)政策建议 1.应适当降低当前的税负水平，以避免较高的宏观税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通过有增有减的税制改革，优化税负分布，适当降低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同时，大力度整治制度外收入，推进税费改革，严格控制制度外收入增长，降低大口径的税负水平，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 2.要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居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使我国的税制结构与经济发展更具协调性和适应性。而降低间接税比重，可以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发展后劲。调减间接税比重，可以从增值税改革入手，在全面完成“营改增”的基础上，适当简化并降低增值税税率，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的税负水平。提高直接税比重，可从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着手。一方面，应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从现行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房地产存量环节基本不征税逐步过渡到存量环节普遍征税；另一方面，应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从制度上确保个人所得税收入快速增长。 3.充分发挥非税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事实上，调节经济运行除了税收政策外，还有财政支出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非税因素，它们协同共振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近年来，非税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明显。因此，要进一步发挥这些非税因素与税收政策的协同作用，共同推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收稿日期：201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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